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在曾国藩身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咸丰帝下达了一道圣谕，命曾国藩为江西主考官，在古代主考官是一个肥差，除了会得到一笔丰厚的“贽金”（别人孝敬的见面礼），还有公家的出差费。这些灰色收入都是默许的，所以翰林院的官员为了争得朝廷“主考官”一职，往往也会煞费苦心。
江西主考官，是曾国藩离家14年后第一份肥差，有了这份差事，他也可以缓解在京的生活压力，可以更好的结交亲友。可惜，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曾国藩尚且不知，在他接到圣旨的同一天，远在湖南老家的母亲去世了。
在去往江西的途中，曾国藩望着眼前的大清江山，碧水蓝天，心情极佳。原本打算一路南下，领略山川景色，办完朝廷公务之后再回老家探望亲人。可谁料，晚上老家突然来人，神色慌乱的见到曾国藩，告诉了他老母去世的噩耗，如一记闷雷，轰然在耳边炸响。
作为儒家思想的忠实粉丝，曾国藩对忠孝节义看的极重，老母新丧，他断然不愿背上不孝之骂名，可如果回老家奔丧，江西主考官一职势必要放弃。人这一生总要面临各种取舍和抉择，而这种选择的意义不在于哪一种正确，而在于选择了就要有所成长，就要敢于直面选择所带来的影响。
权衡之下，曾国藩在忠孝之间做出了选择，他放弃了主考官一职，回家为母丁忧。我想这也是曾国藩伟大之处，作为一个有抱负的男人，他能够毅然将近在咫尺的前程抛之一旁，为母守孝三年，这是极为不容易的。当时，太平军已经在湖南蔓延开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曾国藩选择绕道而行，避开长沙，走湘阴、宁乡，历时十一天，终于踏进了家门，见到了已然长辞的母亲。
抚摸着母亲冰凉的脸庞，想着再也无法膝下受教，曾国藩悲恸欲绝，哀悯非常。出殡当天，前来吊唁参加丧礼的亲族乡里足有两千之多，曾国藩提倡丧礼一切从简，除了亲戚族人的“施礼”之外，官场朋友的“礼钱”一概不收。
在曾国藩丁忧期间，太平军西王萧朝贵在攻打长沙之战中，不幸身亡。洪秀全、杨秀清以为萧朝贵报仇之名，指挥太平军猛攻长沙。湖南巡抚张亮基以酒肉犒劳三军，鼓舞士气，要求军民一心，共抗大敌。连攻两个月，太平军认为长沙工事坚固，防御力强，没有必要在此城继续消耗，于是洪秀全缓缓从长沙退出，转而北上。长沙终于保下来了，曾国藩也将这几个月的战况尽数看在眼里，并对太平军做了详细的分析，为他日后团练乡民，剿灭太平军奠定了基础。
咸丰二年十二月，咸丰帝特命湖南巡抚张亮基传下谕旨:“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于湖南地方人情必自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责委任。”
很明显，太平军日益猖獗，清朝八旗兵及绿营兵腐败不堪，不足以剿灭太平军，咸丰帝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启用尚在丁忧的曾国藩，让他全权组织团练。为什么让曾国藩担任呢？因为此时清廷腐朽，官员无能，江西三个月换了四十多名团练大臣，无一可当大用。也就是说，曾国藩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可是曾国藩也有自己的难处，在他的人生哲学中，最讲究的就是一个“礼”字，他的无数人生信条最终也都能归结到“礼”字之上。“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大于礼”，所谓“内圣而外王”，就是这个道理。而此时，曾国藩正处于守礼丁忧的紧要关头，他盯着眼前的圣旨，再一次陷入了“忠孝两难全”的抉择之中，倘若组织团练，自己必将失孝。
思来想去，曾国藩决定上书奏请皇上，允许自己百日以后开展团练，他认为这样可以“忠孝得以两全”。关键时刻，曾国藩一位莫逆之交出现在他面前，改变了他的决定，此人名叫郭嵩焘。他告诉曾国藩说，老曾你是理学宗师，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责任，现在不趁机会复出，上报国家，下报黎民，如此拘泥于古之礼法，对你自己对你家族有什么益处？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曾国藩与郭嵩焘畅谈一夜，如醍醐灌顶，刹那清醒，倘若不是郭嵩焘，曾国藩的命运或将改写也未可知。
加上父亲曾麟书也要求他以国家大事为重，曾国藩当即将之前写的那份奏折烧掉，重新上疏咸丰帝，表示将会尽职尽责，组织团练，至此，曾国藩方才真正意义上走上了“平天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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