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因
一、前因
2010年底，四川金堂籍国军老兵杨耀辉来到成都建川博物馆，称自己其实是四行仓库“八百壮士”最后一位在世老兵杨根奎。杨耀辉系其1949年后改的名字。消息发布后，在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迅速发酵。成都《看历史》杂志收到来稿，刊发了杨耀辉之事。
嗣后，即有网友指出杨耀辉自述中的诸多疑点。比如，杨耀辉恰好是在媒体公开报道过的最后一位“八佰壮士”、重庆籍老兵杨养正去世后公开其身份，另外还有诸多细节令人疑惑。
不久，有网友在新浪微博上晒出了从上海市档案馆查到的文件，该文件明确记录杨根奎籍贯为浙江，这让网友更加怀疑杨耀辉自称是杨根奎改名的说法。
如果杨耀辉并非杨根奎，那么真的杨根奎在哪里？
为此，《看历史》杂志派我重新调查此事。
二、上海档案馆的信息检索
调查从网友晒出的这份文件入手。先是在上海档案馆检索到了这份文件。
但是仅靠“籍贯浙江”这个信息，远不足以确定真正的杨根奎下落。于是我试图在上海档案馆档案检索系统（全电子化）中查询“八佰壮士”有关档案卷宗，虽然没有找到杨根奎的更多信息，但还是找到了有用的线索。
有一份档案文件提到，抗战结束后，流落上海的老兵们因为衣食无着，生活困顿，曾经成立过一互助组织叫”孤军合作社”。而根据杨耀辉所述，杨根奎在1945年以后曾在上海生活过。
于是，按照成立民间组织须向民政局报备、并附上成员名单的常识，我搜索了民国上海市民政局档案，果然找到了孤军合作社，内附有成员名单，杨根奎名字赫然在列：浙江开化。
之后，在上海档案馆再没能找到更多有效信息，后续工作就是到开化进行了。
三、在开化的调查
到开化后，按照常规路径，先是拜访了开化党史办、政协文史委等机构，均表示不知本地有此人。于是再转向档案。
预想的常规档案检索思路，是先找开化县1938年以前的征兵名册。但是很遗憾从1920年代翻到1937年，都没有杨根奎的名字在册。
这说明，杨根奎或是很早就离开家乡讨生活了，不是在开化参的军，又或者是很早就参军了。（后来其老家族人的说法证实他16岁就参加了军阀孙传芳的部队，但后来怎么到88师去的，其间辗转过程并不清楚）。
三天时间翻阅开化县档案馆档案，并无任何收获。
这时，考虑到杨姓并非大姓，以及开化县地处浙西偏远，乡村大体仍保留着宗族聚居状态的地理文化特点，在地图上圈出几个杨姓聚居村落后，决定去一个个走访。
第四天上午，在离县城最近的音坑乡杨家村，一到村口，向村民一打听，马上便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村民们能很确定地说出其“孤军”、“去年刚做过百岁冥寿（杨根奎生于1910年）”等信息，且告知其独子一家仍在村中生活。
嗣后，我见到了杨根奎的儿子杨复平，以及其他直系家庭成员，还有村中其他对杨根奎有印象的老人们，并从音坑乡派出所获取了杨根奎已死亡注销的户口登记存档页。至此已可确证，真正的八佰壮士杨根奎为浙江省开化县人，已于1982年去世。（以上采访详情均已录入正文）
四、为什么当时没有及时公布信息
真相已然明了，但当时我们当时没有选择立即公布信息。
此事另一当事人杨耀辉，毕竟也是一位91岁的老人，考虑到真相公布后，舆论可能对其带来困扰，我们决定暂时沉默，等待合适的时机再行公布调查情况。
如今，正逢电影《八佰》上映，而杨耀辉也已于2017年谢世。我想，我们还是有必要把老兵杨根奎的故事公之于众，不能让他和那段为国征战的铁血往事继续埋于荒烟蔓草之间。这是对杨根奎及其家人，也是对1938年那场惨烈国战的一个交代。
此记
毛剑杰
2020.8.19
（以下为2011年初采写的稿件）
寻找杨根奎：没有墓碑的壮士
一、他去年过了百年冥寿
对近来持续热议的“真假杨根奎”风波，杨复平完全不知情，直至他被《看历史》记者找到。杨复平正是杨根奎的儿子，今年56岁，一直住在开化县音坑乡杨家村，浙江最西端钱塘江源头处的一个偏僻小山村。
此前，《看历史》记者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档案馆等处多方查寻，仅得两份相关档案，一份是1947年3月上海冬令救济委员会的“四行孤军留沪官兵慰劳金证明册”，名册记载，杨根奎时年37岁，籍贯浙江，领取了500万法币慰劳金，并盖有私章“杨根奎印”；另一份则是“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码头职工”名册，该服务社系1947年成立的孤军士兵自助组织，成员共128人，在上海黄浦江大达码头从事码头货物搬运工作。名册显示，杨根奎时年37岁，籍贯浙江开化。此前，《看历史》记者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档案馆等处多方查寻，仅得两份相关档案，一份是1947年3月上海冬令救济委员会的“四行孤军留沪官兵慰劳金证明册”，名册记载，杨根奎时年37岁，籍贯浙江，领取了500万法币慰劳金，并盖有私章“杨根奎印”；另一份则是“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码头职工”名册，该服务社系1947年成立的孤军士兵自助组织，成员共128人，在上海黄浦江大达码头从事码头货物搬运工作。名册显示，杨根奎时年37岁，籍贯浙江开化。
然而，仅有的这些资料仍远不足以精确查找杨根奎，而本刊记者在开化遍查县档案馆藏民国档案也没有新发现。音坑乡杨家村，作为开化杨姓族人最大的聚居地，几乎已是在开化查找杨根奎的最后希望。
一到村口打听，村民们不假思索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并知晓此杨根奎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和日本人打过仗，“活到去年的话刚100岁整”，因为这个杨根奎的子女，去年刚给父亲操办了百岁冥寿。村里86岁的老人杨光松，未等记者发问就脱口而出：他是孤军部队的。
音坑乡派出所存档的1981年度人口户籍资料则显示，杨根奎出生于1911年8月26日，籍贯为本乡杨家村。这不仅佐证了村民们的简略叙述，更吻合所有已掌握档案的记载。
二、积年老兵
四行仓库遗址（资料图）
村民们随即喊来了杨复平。得知来意后，杨复平深感意外。他说，由于回乡后父亲一直是“历史反革命“，因此，即便大家都知道父亲当过兵打过鬼子，但父亲“四行孤军八百壮士”的身份，仅自家兄弟姐妹和极少数高龄老人知晓，至于父亲早年的详细事迹，连他也是几近一无所知。
杨复平对父亲的整体印象是，身高180左右，肩宽脸方，外形甚是魁梧，虽然性格内向到基本上不说话，但是“随便往那一坐就有威”。他说，村里有老人曾和他聊起父亲，说在1945年前后，杨根奎曾回过一趟家，当时常有地方警察以抓赌为名来村里讹诈，正巧杨根奎穿着一件“有肩章的军呢大衣”，坐在村祠堂里聊天，看到警察随即拉下脸，挺直身板瞪了一眼，几个警察没说什么就悄悄走开了。或许是铁血老兵确能不怒自威，那位老人称，当时他和在场的其他村民一样，瞬间都有一种“压迫感”。
“呢质军服”，正是88师作为精锐部队，与其他部队在装备上的区别之一。成都籍孤军万方澄生前的回忆中，也提到了“88师制式装备中有呢质军服、军呢大衣”，还有德式钢盔、皮鞋等，这是当时绝大部分国军部队所没有的。
杨光松曾于1946年前后到上海找杨根奎帮忙“找个饭碗”，由此比同村人多了解些杨根奎的早年经历。他说，杨根奎家早年赤贫，又人丁单薄，只得杨根奎一个后代男丁，所以在村里总是被人欺负，后来呆不下去就出村投军了。
杨光松很确定，杨根奎曾自述“最早参加的是孙传芳的部队”。此前有网友推测，从淞沪会战中谢晋元524团曾五次补充、其间浙籍孤军如兰溪章渭源、宁波陈树德等人均系补充兵这一点来判断，杨根奎很可能也是补充自浙江保安团。网友作此推测的另一个理由是，杨根奎事迹不见于目前所有已公开的四行血战回忆史料，或可证明其不是作用很大的老兵，更不可能是军官。
然而事实似与此推断相左，根据孙传芳部队在浙西一带的活动历史，杨根奎参军时间至迟不会晚于1927年。尽管杨复平及杨光松，还有村里在世的其他同辈老人，都不清楚杨根奎1927年参军后的详细经历，但从两人转述的零星片段看，当杨根奎作为国军“精锐之精锐”的德械师88师一员参加淞沪抗战时，已是身经百战的积年老兵，战斗经验极为丰富。
杨复平说，父亲生前几乎从不和他说自己的经历，但为数不多的几次，都提到了淞沪抗战场上中日军队互相反复绞杀中“全排阵亡只剩我一人”。事实是，88师从闸北八字桥转战闸北轴心阵地后观音堂、彭浦一线，总共坚守了74天，“终使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乃称我军为可恨之敌。”但老兵也几乎损失殆尽。
万方澄回忆当时“连队老兵所剩无几，上级不断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保安团调兵支援，有的战士未经训练即上战场。许多负伤者连部队番号都说不出，牺牲者连姓名都没留下”。
谢晋元之子谢继民，及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写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也都提到，当孤军营退入四行仓库时，至少已经了补充了4-5次。当88师524团一营奉令退入四行仓库阻击日军时，几乎已经是湖北保安5团的翻版。
杨复平记得很清楚，小时候父亲曾带他一起到村口的小河里游泳，脱下外衣后能看到满身枪伤，尤其是大腿处有一个碗大的枪疤。“父亲说那是枪洞愈合后肌肉扭曲拧结在一起了。”杨复平由此深信，父亲确实是名百战老兵。
三、脱逃时险遭枪杀
从租界远眺激战中的四行仓库（资料图）
杨根奎退入四行仓库期间的经历，如今在杨家村中已经无人知晓。杨光松老人转述的杨根奎生平，下一个时间节点是“从日本人的监狱里逃出来”：日本兵在后面走，押着杨根奎等人去枪毙，在一个转弯处杨根奎趁日本兵视线阻挡，从山坡上滚下去，就此逃了出来。
杨光松的转述并不完整。因为杨根奎没有告诉他日军为何要押他去枪毙，也没有告诉他脱逃之后辗转何处。唯一确定的是，大约在1944年底、抗战还没结束时，杨根奎回过一趟老家，不久又因生活困难，离家前往上海谋生。
史载，日军占领上海后，曾几度诱降四行孤军不成，遂于1942年5月起，强制将孤军分批先后派到各处作苦工。
第1批官兵100人，包括连长陈日升上尉。这批官兵被运到杭州西兴镇养马，其中15名士兵又被调到上饶。上饶属于日军前线，这１５名士兵在通信班班长刘益林指挥下顺利脱逃。日军于是又将剩下的80余员官兵调回南京监禁。
第2批官兵为36员，被海运到新不列颠岛的腊保尔港，在极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当苦工。直到1945年底才剩10余人回到祖国。杨根奎显然不在其中。
第3批共官兵87员，包括雷雄团长与连长陈日升、排长杨德欤（杨养正）、陈岂凡。这批官兵被分配到芜湖裕溪口装卸煤炭。到达后立即组织了逃亡。此外，另有70余名孤军被囚禁在孝陵卫的日本军官教导队，其中9人发现电网不通后立即逃脱，陈岂凡在文中清楚了回忆起了这9名士兵的名字；还有一批孤军一直在老虎桥、莫愁湖等地做工。最后日军将仍在中国境内孝陵卫等地的官兵集中，于1944年总共200名孤军战俘迁到上海，编入各兵营做苦役。
而陈岂凡在《纵横杂志》所发文章中提及的裕溪口煤矿脱逃细节，似与杨光松之转述有暗合之处：“我们从称煤的司称口中打听到，裕溪口对面山上就是游击区，于是就暗中组织以3人为单位的行动小组，任务是商定各自瞅准一个目标，或打死，或抢夺其枪枝……当天，我们三个组长分别脱下袖章，示意各行动小组先有准备。下午收工时，在走向集中营方向某路转弯处，突然一声哨音，走在前面的几个行动组当即行动，从后面夺取了走在前面敌人的一挺机枪和一支步枪，其余的行动组要夺取走在道路两旁敌兵的武器，因有段距离，旋被敌兵发现，大家知事不谐，便都向路坡滚下去，往山里方向逃奔。”
“敌人随即调动大批人马追捕，他们在铁路上用巡道车，公路上用汽车追赶扫射，幷派步兵跟踪追击。我们逃到游击区时，87人只剩下29人了，其余的多数在脱逃途中遇难，也有少数逃散的，不知下落。陈日升连长等官兵则被日军俘回。日军随后将这批俘虏再送回南京原驻地。”
应孤军们的要求，新四军安排他们转移到了皖西大别山区的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立煌县，在立煌孤军受到热情接待，又由陆路潜往重庆。
到达立煌县的经历，也是杨耀辉在以杨根奎身份叙述时明确提及的。在设法向重庆卫戍总部证明身份之后，他们被安排到军人招待所，并获蒋介石召见。
至1945年10月，重庆卫戍总部第１警备司令李根固将军代表蒋介石在重庆的俄罗斯大酒店设宴招待先后抵达重庆的孤军官兵，宴上出席官兵合计70余员。在国府还都之前，军委会对所能找到的所有孤军官兵均颁给了一座忠贞奖章。
四、上海岁月：艰辛与流离
谢晋元及其属下
尚不能确定杨根奎此时是否到过重庆。按照杨光松所述，他与1945年8月在南京中华门以21军士兵身份参加受降仪式后，旋即因该部队待遇太差而离队回家，在家呆一个月后又因生活无着，通过村里与杨根奎一起出去当过兵的杨福清老人，去上海找到了当铁路警察的杨根奎。
杨福清老人也早已去世，但村里多位老人均能肯定的是，杨根奎在抗战胜利前夕还曾回过一次家。而杨光松到上海时，杨根奎住在吴淞路一带的一间小木屋里。
仍然嫁在本村的杨根奎养女，68岁的朱小妹说，她的母亲黄钱争，是当时从无锡逃难来上海的。逃难途中亲生父亲失踪，就此音信永隔。孤苦无依的黄氏，带着幼女嫁给了杨根奎。朱小妹不记得父母成婚的具体时间，杨光松则说， 1945-1946年间他寄居上海杨根奎处时，杨根奎已经成家。
军旅作家陈立华在其《孤独八百士——中国孤军营上海抗战纪实》一书中记载，抗战胜利后，团副上官志标眷念孤军弟兄感情日迫，急急赶回上海，在报上刊登宿事，召集旧部，并在华勋路79号（今汾阳路）挂出了八百壮士接待待处的牌子。上海档案馆藏上海市社会局文书中，保存了一份由上官志标具名的“成立四行孤军同志会”申请报告。
1946年，谢晋元团长遗孀凌维诚携子女也从广东乡下回到了上海。随后，“散落在各地的孤军官兵，共有100余人陆陆续续回到上海，主要军官中，继上官志标之后，唐棣连长回来了，邓英连长也回来了。排长李春林、江顺治、杨得余、陶杏春、尹求成等人也都后回至到了自己的队伍。”但代理团长雷雄没能回来，他从裕溪口率众逃脱后，千里跋涉，寻找部队，患猩红热病死在了去第五战区所在地老河口的路上。老营长杨瑞符也没能回来。1938年初，他伤愈离开上海后，来到重庆，不幸染上肺病，在重庆宽仁医院病逝，遗体葬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仙观。
然后随着国共战事渐起，四行孤军开始被政府遗忘。滞留上海的孤军们用完救济金后，生存成了大问题。这时凌维诚四处奔走，牵头组织起了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由她具名报上海市警察局、公用局的文书中称，“兹定三月七日起在大达四五六七八号码头服务，对于该码头原有工友，仍予登记留用，并改善其生活，整肃其风纪。”大达码头在今上海十六铺。
1947年3月，上海市政府正式同意将大达码头交给孤军管理，让孤军们从事搬运工作，同时，“孤军工业服务社分总务、码头、运输、生产、福利五组，开始自食其力，还有的孤军找到了当门卫、车夫、街头清洁工、铁路警察等工作。”
孤军官兵们的生活，始终维持在仅够温饱、艰辛度日。随着1040年代末物价飞涨，日子更趋艰难。
有文史专家称，当时“政府对孤军也无适当处理，致使他们流落街头，到了冬天身无棉衣、棉裤，每日两顿粥，也无钱看病。1946年《文汇报》报载在镇江有一壮士在街头流浪乞讨为生，陶杏春连长在四川巴县冷水场衣食靠当地人捐助，生活艰苦。 ”
极个别心灰意冷的士兵开始铤而走险。1947年上半年，在上海吴淞路一带发生了几起杀人、抢劫案，被查获的案犯，正是在抗战中英勇杀敌、大名鼎鼎的孤军士兵朱胜忠。之后，又有石洪模、沈胜忠、田光前等3名孤军士兵因抢劫罪被捕。经法庭审判，朱胜忠等4人被处死刑。“行刑那天，很多市民来到刑场，他们中不少人过去曾与孤军官兵亲密相处过，有的甚至还曾听取过朱胜忠等人的讲演。”
五、没有墓碑的壮士
开化县音坑乡杨家村（资料图）
陈立华先生的书中还记载，当时驻守上海的汤恩伯，曾邀请孤军官兵参加他所辖的部队，但孤军们并不愿意再打仗，于是最终在解放前夕各奔东西。
朱小妹记得，父亲带着一家人回到开化老家的时间是1949年4月，当时她还有了一个一岁的妹妹杨桂妹，同行者还有同村的杨福清，从上海黄浦江码头搭了一艘货船，经钱塘江入海口溯江而上，直到钱塘江最上游的开化。
在桐庐七里泷一带，船只遭遇了劫匪。“就两三个人，不过手里有枪。”回想当初，朱小妹觉得，那会“如果父亲手里有枪肯定不会怕他们”。由于船上仅杨根奎一家人和几个船员，身无长物，劫匪搜索一通后一无所获，就掉头走了。
朱小妹还记得，回到杨家村时，看到父亲的老屋已是四面漏风、顶上漏水，屋里只剩杨根奎瞎了眼的大伯和大娘形影相吊。
见房子已经摇摇欲坠没法再住，一家人只得向同村人暂租了一间房。一年后，暂租的房子也破旧到不能容身，于是又租了一间房，直到四年后被主人收回，才开始翻修自家的破房。
这之前，杨根奎一家始终没能翻修破房，原因是杨根奎到家后不久就开始发病，“忽冷忽热三年，一直下不了床。”朱小妹回忆，家人那时都觉得父亲到了死亡边缘，最后是村里人介绍了一个过路郎中，给了几贴药后奇迹般的痊愈了。然而杨家没有钱付诊费、药费，只好约定让郎中在当年秋天再来，以自家田里收获的稻谷作抵。
杨复平是杨家三姐弟中排行最小，出生于1956年。这前后，正当杨根奎一家人生活渐趋安定时。然而杨根奎前国民党军人的身份，又给这个艰辛度日的一家人带来了麻烦。很快，杨根奎这名字前也多了一个称谓“历史反革命”，时常被叫到乡里去陪斗。目睹“打到反革命、打倒坏分子”口号喊得震天响，受了刺激的黄钱争，竟于1958年在村口投河自尽。
朱小妹回忆，这之后，原本就内向木讷的父亲更加沉默。也因此，子女几乎完全不了解父亲的从军经历。杨复平对父亲的记忆，则开始于更晚些的上世纪60年代。
“现在看来可能很光荣的身份，那时简直是全家人的灾难。”杨复平说，乡里来人称呼父亲都是‘反革命分子杨根奎’，大多数时候那些人都是来叫父亲去干活的，“现在命令反革命分子杨根奎去送信”，或是“去挑柴火”，或是“去扫马路”。
不过家人回忆，杨根奎对此没有表露任何牢骚，就是“默默地低头干活”，“他可以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傍晚6点。”由于多年的军人生涯，沉默之外，杨根奎也有耿直的一面，“一看到有人偷懒不干活，就忍不住要高声斥责，不管是家人还是村里其他人”
健壮魁梧的杨根奎，在1982年死于连续1个月的腹泻。“分单干的第二年去的。”朱小妹觉得“他这辈子就没享过福”。杨根奎之死，或许与他早年战场搏杀形成的饮食习惯有关，据杨复平回忆，杨根奎早年苦惯了，什么都能吃，家里放了三四天的冷饭也能吃下，并且可以没有任何菜。”
杨根奎被葬在村外好几里远的一个山坡上。这个参军于北伐之际，从“八一三”淞沪抗战的血肉磨坊中杀出来的百战老兵，下葬时没有荣誉，没有追思，甚至连墓碑也没有，仅儿女族人几把纸钱相送，就此简单、平静地作别了人世。
去世后不久，子女按照开化当地习俗，处理了他的所有遗物：履历文件及穿到祠堂里显露过军威的带肩章军呢大衣等，均被焚烧。不能焚烧的军功章、勋章及其他杂物则被遗弃。 连装文件材料的青瓷大瓶，也被家人以五元钱的价格匆匆转卖。杨复平坦言，当时处理得如此彻底，也有害怕再遭清算的想法。
于是，最终杨根奎在杨家村老家连一张大头照都没有留下。
六、杨根奎简历
（资料图：壮士没有墓碑，但那段铁血岁月不能随之没入荒草）
杨根奎生平
姓名：杨根奎
别名：无
曾用名：无
籍贯：浙江省开化县音坑乡杨家村
出生年月：1911年8月26日生
家庭背景：赤贫农民
有无兄弟姐妹：无
受教育程度：文盲
生平经历：
1927年前后，不堪村人欺凌，离村投军，入孙传芳部。
？—1937年，国民革命军第九集团军第88师524团一营士兵
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一度战至全排只剩其一人。后在团长谢晋元指挥下退入闸北四行仓库，与近400名袍泽一道，与日军血战4天4夜。
1937年-1941年12月 与团长谢晋元等困守孤军营
1941年12月-1942年5月 被日军辗转关押。
1942年5月-？被日军强行发配劳役。
？成功逃离关押，逃离时险被日军枪杀。
？- 1947年3月 辗转逃亡、返乡探亲及在上海独自打工谋生 其间与无锡籍女子黄钱争成婚，黄与前夫之女朱小妹亦在一起生活，朱小妹生于1942年。
1947年3月—1949年4月，以“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码头职工”身份在上海大达码头做搬运工，其后或还从事过其他工作以谋生。
1948年 次女杨桂妹出生。
1949年4月 自上海坐船返回开化老家，途中在桐庐七里泷江面遭遇小股劫匪，有惊无险。
返乡后不久—1952年 患忽冷忽热症卧床三年，幸得过路郎中救治痊愈
1956年 幼子杨复平出生。
1958年 妻子黄钱争因疑惧政府清算丈夫之旧军队经历，在杨家村村口河中投水自尽。
文革期间被当成“历史反革命”，从事挑柴火、送信、扫马路等惩罚性劳动。
1979年 长孙杨祖宿出生
1982年 连续腹泻1月余，不治去世。葬于村外远处一无名山坡，没有墓碑。不久后，家人据开化地方风俗，焚烧其生前一切遗物，计履历文件等若干、带肩章军呢大衣一件，其他杂物无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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