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现如今，说到北京著名的点心店，大家可能会马上想到稻香村，但如果继续往下问，答案可能就会五花八门，很难说出第二家能够得到广泛认可的点心店。如果说到面包和汽水，老北京人会想到义利果子面包和北冰洋汽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义利果子面包还维持着过去的包装，北冰洋则是重整旗鼓，重新上市销售。
“如今北京的点心铺，基本是稻香村的天下。曾经老北京那些赫赫有名且星罗棋布的点心铺，变成今天这样一个格局，实在有些令人吃惊。如此变化，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一点儿不为过。”作家肖复兴在他的《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一书中，专门写下了《京城的点心、面包和汽水》，回忆这些过去的老味道。
义利的果子面包和北冰洋的橘子汽水，已进入北京人的集体记忆之中。提到义利果子面包，肖复兴说：“义利没有辜负当初自己起的名字，‘先义后利’，遵从的是我国古老的生意传统。大概正由于这一点，不少老北京人，愿意选择义利面包。”而对于北冰洋汽水，肖复兴也不免慨叹：“那种熟悉的淡黄色，那种熟悉的橘子味道，其实，就是童年的颜色、童年的味道。”
需要注意的是，在老北京，管点心叫“饽饽”，这是清兵入关之后满族人的称谓。而“点心”一词，是从南方传入北京的，慢慢地，才取代了“饽饽”一词。
以下内容节选自《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肖复兴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生活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7月
撰文丨肖复兴
摘编丨何安安
在京城的点心中正明斋应该最数正宗
十几年前，起码在超市中还可以看见几家老字号点心铺权且栖身的专柜，现而今连这些退而求其次的柜台都很难找到了。稻香村一家独大，城区、郊区的分店四处开花，显尽风流。仅前门地区，就有好多家稻香村，抬头不见低头见，遥相呼应。北京的点心铺变成这样一种单调的格局，其中有竞争的原因，也和相关部门对老字号的政策支持相关。
在老北京，起码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点心铺还并不是这样稻香村一花独放的局面。如果再往前看，就更是另一番情景。仅清末《都门纪略》一书，对当时京城的点心铺就有如下十几家的记载——
致美斋
（和煤市街的致美斋是两家）
：东四牌楼路东。主打油糕、福寿饼、花糕，炸食（俱系奶油）。大来坊：宣武门外路西。主打素点心
（俱系香油）
。滋兰斋：大栅栏东口路北。主打南味点心。
佩兰斋： 臧家桥路南。主打水晶糕和山楂糕。
汇丰斋：西直门外桥头路南。主打山楂蜜糕。
桂馨斋：东四牌楼北路东。主打元宵、月饼、花糕、大八件
（俱系香油）
。三元馆陈家：宣武门外土地庙上斜街。主打月饼。
蕙香斋：观音寺街南朱家胡同北口外路南。主打绍兴香糕。
万兴斋：户部街路东。主打烘糕干。
天馨斋刘家：鲜鱼口天福堂门首。主打红黄蜂糕。
魁宜斋孙家：梯子胡同小桥路南。主打分饼、窝窝
（不懂这是两种什么点心）
。西宝斋：烂面胡同北口内路西。主打排叉、麻花。
天和果局：肉市北口路东。主打奶卷。
这十几家点心铺，大多在前门一带，只是《都门纪略》没有记载当时前门最有名的两家点心铺：正明斋和祥聚公。不过，这不能怪《都门纪略》的作者杨静亭。《都门纪略》一书是同治三年
（1864）
才在京城琉璃厂刻印刊本发行，正明斋那一年刚刚开业，而祥聚公的开张则是后来光绪年间的事了。
尽管这两家不是京城最老的点心铺，但从历史来看，这两家老字号的年头都要比稻香村久。稻香村是民国之后开业的，是南方点心铺开始大量入侵老北京后的新生事物。在老北京，管点心叫饽饽，这是清兵入关之后满族人的称谓。“点心”一词，是从南方传入北京的，慢慢地，才取代了“饽饽”一词。
芒种青梅果（稻香村）
我小时候听这两个词，总觉得“点心”比“饽饽”要好听得多，也高级得多呢
（有人说“点心”是由死刑犯临刑之前吃的东西演化而来，我是体味不出这个词的腾腾杀气的）
。“饽饽”这个词，总让我想起夜半时分胡同里传来的卖硬面饽饽的吆喝声，那不过只是一些比烧饼还要低一级的食物，离点心差着好几个节气。那时候的心理和浅陋的见识作怪，觉得饽饽不过是村姑，而点心可是阳春白雪的美人呢。
别的老点心铺，据说在京城还有很多，如地安门的桂英斋、东四牌楼的瑞芳斋、西单牌楼的桂香村、王府井的宝兰斋等等，但我不大熟悉；正明斋和祥聚公两家，我很熟，因为离我小时候住的地方不远。
正明斋比稻香村的历史悠久多了，它最早于清同治三年在煤市街开业，生意做得不错，于同治九年
（1870）
在北桥湾开了第一家分号，光绪八年
（1882）
在前门大街鲜鱼口西口南边路东，又开了第二家分号。据说，生意红火的时候，正明斋开过七家分号。清末民初，正明斋几乎成了京城饽饽铺的龙头。清末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瑞芳、正明、聚庆诸斋，此三处北平有名者。”这三处，瑞芳在东四，正明和聚庆均在前门外，后来，瑞芳和聚庆两家消失，而正明斋一直延续到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很多年。
正明斋生产的是满汉点心，是清人入主京城后的产物。在京城的点心中，它应该最数正宗。也就是说，如果想吃老北京味儿的点心，起码到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正明斋是首选。它的蜜供在清末时分最为出名，直到后来，蜜供也一直是它的传统产品。和萨其马一样，这是典型的满族人的点心。两者做法有相似之处，都是类似江米条一样粗细大小的长方条，油炸之后，用蜜缠裹一起。
如今的萨其马比蜜供显得更精致一些，也更整齐一些，是方方正正的小方块，而蜜供则是拥挤成一团、一坨，不成形。清时最初的蜜供可不是这般一堆坍塌的乱砖墙的样子。要知道，它可是满族人年节时的供品。一直到清末，这种点心都显得要比一般的点心重要，《顺天府志》专门记载说：“蜜供，用面切细方条，长寸许，以蜜煎之，每岁暮祀神敬祖，用充供果。”一般会把蜜供摆成宝塔形
（也可以专门订购这样宝塔形的蜜供）
，一左一右，供奉在神像和祖先牌位的两边。
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正明斋的蜜供，成为人们的首选。它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可以做得小如棋子
（便于吃）
，大如小山
（为了供）
，更在于它在蜂蜜中掺有上好的冰糖，这样的蜜供不仅色泽光亮、松软爽脆不粘牙，还耐嚼，天再热也不会往下淌蜜。据说，当年老佛爷爱吃这口，正明斋的蜜供便成为清御膳房采购的点心。现在，稻香村也卖蜜供，却是硬得掰都掰不动，得用刀背砸，然后，就是我说的一堆乱砖墙坍塌一片的样子。买过几回，未见有任何改观，便不再买了。
大暑金谷酥（稻香村）
正明斋的杏仁干粮、盐水火烧、槽子糕、大杠炉、红白月饼，也都是颇受富贵人家和寻常百姓欢迎的点心。民国时期，袁世凯、曹锟诸路军阀，都是正明斋的常客。张学良最爱吃正明斋的杏仁干粮。名人的效应，带动那时候正明斋的生意经久不衰。
马连良成了桂花板糕和姜丝排叉的代言人
祥聚公比正明斋的年头要晚，它于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在石头胡同开业，取名裕盛斋。石头胡同在八大胡同地界内，客源有限。1912年，它移师繁华的前门大街路西，更名为祥聚公，牌匾由晚清名宿戴恩溥题写；几乎和前门大街路东南的正明斋面对面，没有自家的一点儿绝活，不敢这样唱对台戏。
祥聚公开业之初，以“三个五”先声夺人叫响京城，即“五斤白面，五斤香油，五斤白糖”，做出的点心自然讲究货真价实。此外，它是家清真铺，在当时的京城，清真点心铺很少，这便和正明斋又拉开了距离。它生产的桂花板糕、姜丝排叉，是典型的清真点心，回民自然常到它那里。
据说，马连良先生最爱吃这两样，有一年到上海演出，春节回不来，馋这一口，便给祥聚公写信，店家赶紧把这两样点心给他寄去。这样的逸闻，坊间流传得特别快，马连良先生无疑给祥聚公做了广告，成了桂花板糕和姜丝排叉的代言人。
它的应季点心也很出名，春季的鲜花玫瑰饼和鲜花藤萝饼，曾经风靡一时。它的玫瑰是每年4月到妙峰山采摘的，它的藤萝花是从京郊各大寺庙里采集的。这时候，京城很多家点心铺都会卖鲜花玫瑰饼和鲜花藤萝饼，祥聚公对门的正明斋卖、煤市街的致美斋卖、大栅栏的滋兰斋也卖，卖得好的，还得数这几家。人们还是信奉老字号。口碑，总是从点心的质量中来，是人们用自己的口尝过之后的发言。
读《北平风俗类征》，看它引民国时期的《旧都百话》说：“旧都的点心铺、饽饽铺，却又喜欢标南糖、南果、南式、南味。明明是老北京的登州馆，也要挂姑苏二字。近年来……又自稻香村式的真正南味，向华北发展以来，当地的点心铺，受其压迫，消失了大半江山。现在，除了老北京逢年过节还忘不了几家老店的大八件、小八件、自来红、自来白以外，凡是场面上往来的礼物，谁不奔向稻香村、稻香春、桂香春、真稻香村、老稻香村乎？”
《北平风俗类征》，李家瑞编，李诚、董洁整理，北京出版社，2010年9月
读到这里，不觉哑然失笑。历史似乎走了一个轮回。如今，北京的点心铺可不是仅仅像当年那样失去了大半江山，而是几乎失去了全部江山。除了中秋节前还有几家老饭店出来卖月饼，可以和稻香村做短暂的抗衡外，一年四季的点心，几乎都被稻香村包圆儿了。即使是京味老点心铺全部沦落，南味点心铺，当年还有那么多家彼此竞争，二十多年前在西单商场还曾有桂香春的点心卖，如今，却只剩下稻香村一统天下了。
想想，大小八件、蜜供、萨其马、自来红、自来白，这些可是典型的老北京点心，曾经是正明斋和祥聚公卖得红火的看家点心呀，而如今已经几乎都囊括在稻香村这个南味店里，南北两味，一勺烩了。马连良爱吃的祥聚公的桂花板糕，我未曾尝过，但张学良爱吃的正明斋的杏仁干粮，我有幸还是吃过的。可如今，桂花板糕、杏仁干粮，包括很多品种的美味点心，我们都已经吃不到了。
枣花酥和山楂锅盔（稻香村）。
不仅是桂花板糕、杏仁干粮我们吃不到了，好多老北京的点心，我们都已经吃不到了。
当年佩兰斋和滋兰斋，还有花市大街的庆福斋卖的水晶糕，都很出名，我们现在还能吃到吗？那是一种南味小点心，当初有诗专门写它：“绍兴品味制来高，江米桃仁软若膏。甘淡养脾疗胃弱，进场宜买水晶糕。”那可不是如今我们能吃到的如马蹄糕一样的东西，掺上点儿琼脂，只要凝结成略透明状就万事大吉的。我们现在连它的做法都不知道了。
《京师偶记》一书记载：“各色环饼，用牛羊酥为之，不下二十余种，凡做全料环饼，价值三十余金。”这种气派的环饼，还能见到吗？我是连这二十余种环饼的名字都没有听过。3月开春时节，老北京人要去妙峰山庙前迎“净心雨”，下山摘得榆树上刚刚生出的榆钱嫩芽，回家做得榆钱饼，不会做者，则去点心铺买这种应季的时令点心，如今在点心铺里还买得到它吗？
4月玫瑰和藤萝花开的时候，京城很多点心铺都会卖鲜花玫瑰饼和鲜花藤萝饼。鲜花玫瑰饼，稻香村一年四季都卖，但味道却不比以前的正明斋和祥聚公的，就是和现在东便门云腾饭店里从昆明空运来的云南鲜花玫瑰饼比，鲜花的味道也实在是差得太多了。
更不要说早好多年就已经没有了的藤萝饼了。这是最让人惋惜的事情了。邓云乡先生是藤萝饼的爱好者，他曾经为之写过诗：“偶惹乡情忆饼家，藤萝时节味堪夸。自怜食指防人笑，羞解青囊拾落花。”说的是老先生离开北京思念这一口，很想拾取落在地上的藤萝花回家自己做藤萝饼呢。
藤萝饼，再也吃不到了，的确难做，如今的店家顾不上和它较劲，像正明斋或祥聚公那样，非要在藤萝花开的季节到京城各大寺庙去采集，再如此麻烦地制作。光是做馅儿，按照邓云乡先生的说法：“藤萝饼的馅子，是以鲜藤萝花为主，和以熬稀的好白糖、蜂蜜，再加以果料松子仁、青丝、红丝等制成。因以藤萝花为主，吃到嘴里，全是藤萝花香味，与一般的玫瑰、山楂、桂花等是迥然不同的。”看看，仅是这材料、这工序，就够麻烦的了。
而且，藤萝饼的皮子必须是翻毛的，过去有词专门说翻毛“京都好，佳点贵翻毛”，所以为贵，是得要上好的面粉过罗筛细，用酥油和面，反复揉搓。前辈学人金云臻先生在《饾饤琐忆》一书中有对藤萝饼这种翻毛皮子的专门描述：“层层起酥，皮色洁白如雪，薄如蝉翼，稍一翻动，则层层白皮，联翩而起，有如片片鹅毛，故称翻毛。”如此绝顶的翻毛，听听就让人充满想象，馋涎欲滴。可惜，这种手艺，已经没有了。更关键的是，藤萝花水分大，不好保存，又无法如玫瑰一样做成蜜饯，可以长期备用。因此，如今稻香村可以卖玫瑰饼，却没有卖藤萝饼的。
藤萝饼
邓云乡先生说：“藤萝饼是地道的北京佳点，是一种又甜、又腻、又清香的饼。而且看上去雪白，皮子一碰就碎，鲜红的印子，红白相映，看上去也是极美的。这么好的饼。多么值得人思念呢？”多么值得人思念的老北京的点心，不仅仅是藤萝饼一种，如今都已经吃不到了呀！
北京第一家面包房比西餐厅稍晚一些出现
比起上海，甚至天津，西餐在北京兴起的时候要晚一些。那应该是庚子年后的事，那时候的六国饭店，和其后建的北京饭店等几家有限的饭店，内设西餐厅，主要面向的是入侵北京的外国人，他们就住在东交民巷一带，抬脚就到。此外，便是清政府的达官贵人到那里尝鲜。那时有竹枝词：“海外珍奇费客猜，西洋风味一家开。外朋座上无多少，红顶花翎日日来。”说的就是六国饭店的情景，红顶花翎，正是那些朝廷里的官员领风气之先。
北京第一家面包房，是比西餐厅稍晚一些出现的。1903年，法国人开的得利面包房，应该是北京第一家面包房。随后，又有了希腊人开的正昌面包房，俄国人开的石根牛奶厂，也兼卖面包。这几家面包房，和西餐厅一样，基本也都是面向住在附近外国兵营里的洋人的。从时间上看，京城这些面包房的出现，和1858 年上海老德记大药房开始卖面包相比，几乎相差了半个世纪。至于后来在崇文门内大街船板胡同西口更大众化、绵延的时间更长一些的法国面包房，就应该是更晚一些的事了。
在老北京的历史上，崇文门内大街是一条面包店比较集中的街。民国期间，除了洋人开的法国面包房之外，也有中国人自己开的店。祥泰义，就是其中一家。它是从天津移师北京的，不仅卖面包，也卖洋酒和罐头等其他食品，其店员会用英语接待洋人，这在那时候的北京城，也算是一种时髦之举。这家祥泰义，一直到上个世纪80 年代，还在这条老街上，我曾经到那里买过面包。
作为西式点心重头戏的面包，进入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卖给外国人，和中式点心打擂，则没有什么气氛，拉不开阵势。一般老百姓，对面包敬而远之，是不会买的，只管它叫洋馒头。由于缺少传统的积淀，也由于北京本土点心强悍的势力，北京卖的面包，总体不如上海。西风东渐之后，清末，西餐便已纷纷在北京粉墨登场。民国时期，更多的面包房出现，东安市场、大栅栏、八大胡同，都有卖面包的地方。崇文门内大街东侧，更是相继出现华记等好几家面包房，但是，都没有形成气候。
这样的传统，倒是一直延续到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甚至到上个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这一带还出现了阿里山面包房，专卖台湾风味的新式面包，把着东单路口东侧的春明食品店，有专卖莫斯科餐厅的面包的专柜，一时都很火热。那时候，我常去这两家买面包，得跑老远的路。总体来说，北京的面包房没有上海那样多，买面包也不如上海那样方便。
对于老北京人而言，面包真正走进普罗大众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始自义利面包店。老北京人可能对曾经卖过面包的其他店铺没有任何印象，但对于义利从来都是记忆深刻的。这当然不能说明义利面包的质量就是最好的，但可以说明它的普及程度是最高的。
义利面包和北冰洋汽水，
已进入北京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义利面包店号称开业于1906 年，但那是在上海，并非北京，是来中国的英国海轮上一个叫詹姆斯·尼尔的苏格兰厨师，到了上海之后，开的这家面包小店。义利移师北京，是1951年的事了。经历过20 世纪50 年代的北京人，很多都吃过义利的面包，尤其是义利的果子面包，几乎象征着那个时代北京人对面包的认知。即使那时候义利的面包远远不可能像馒头烙饼一样成为北京人的主食，而不过只是一种点缀，但仍然可以说，义利的果子面包和北冰洋的橘子汽水，已进入北京人的集体记忆之中，成为最富有民俗特点、形象化、有滋有味的历史插图，至今依然色彩明丽，抹杀不掉。
义利果子面包
进入北京的西点有很多，比如蛋糕、布丁、饼干、气鼓
（又称泡芙）
、起酥、拿破仑等等，却没有一种可以胜过义利的果子面包。尽管经过半个世纪之后，义利面包已经因地制宜改造成了适合北京人的口味，早不是英国厨子最初制作的英格兰风味了，但是，这种面包，多年来几乎一统了老北京人的口味。那时候，我读小学，学校组织春游，能买一个果子面包带去野餐，成了如今甜蜜的回忆。最有意思的是，中午野餐时，一班四十多个同学有一半带的是果子面包，面包中略带酸酸的香味，飘散在春天的田野里，是记忆中那个时代里最芬芳的气味。
那时候的果子面包，每个一角五分钱；如今超市里，最便宜的已经涨到五六元钱一个。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义利果子面包的包装一点儿没变，满足了老北京人的怀旧情结。面包的内容基本也保持着原来的水准，只是里面的果料，尤其核桃仁，稍微少了点儿，颜色便较原来淡，大概是考虑成本吧。义利的面包有好几个品种，如果买，我还是会买果子面包。义利也出鲜果料面包，口感总觉得不如果子面包，或许是记忆中的味道过于牢固吧。
不过，想想，几十年过去了，牢固地进入北京人脑子里的义利面包，只有这种果子面包。面包无法作为北京人的主食，作为点心，又无法和老北京花样繁多的南北点心相比，也实在是够单调的。
义利维生素面包
那天，偶然间听到一张老唱片，里面有一首太平歌词，是1942 年一位艺名叫“荷花女”的女孩子十六岁时的录音
（她十八岁就不幸早逝）
。其中一段专门唱老北京的点心，唱得情趣盎然，别开生面：“那花糕蜂糕天色冷，他勾来了大八件的饽饽动刀兵。那核桃酥到口酥亲哥儿俩，薄松饼厚松饼是二位英雄。那鸡油饼枣花儿亲姐妹，那发了饼子油糕二位弟兄。那三角弯毛二五眼，芙蓉糕粉面是自来的红。那槽子糕坐骑着一匹萨其的马，黄杠子饽饽拿在了手中。那鼓盖儿打得是如同爆豆，那有缸炉重锁是响连声。我说前边的有，推糖麻花是四尊大炮……那玫瑰饼坐上了传将令……”
这位小姑娘把这些老北京点心的名字串烧在一起，在一场战斗中，把它们纷纷拟人化，使之成为披挂上阵的各路兵马，体现了民间艺术独特的智慧和魅力。特别是她唱的“芙蓉糕粉面是自来的红”“槽子糕坐骑着一匹萨其的马”，把芙蓉糕表面的那一层粉红说成是北京的月饼“自来红”，让槽子糕骑的是北京的点心代表之一“萨其马”，巧妙地运用了转喻和谐音，让老北京人听了会心一笑。由此，我忽然想到了义利的面包，只有一员大将果子面包可以冲锋陷阵，如果也唱成一首太平歌词，如此的单枪匹马，可怎么个唱法？
如今，在北京，面包再也不是义利一枝独秀，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这十多年以来，新开的面包店有很多，而且是连锁店，遍布京城，甚至深入社区的楼群之中。年青的一代，比吃惯了点心这一口的老北京人更能接受新事物，他们会觉得点心比面包更甜、更油腻，而面包则比点心更松软、更合口。逢年过节，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会去稻香村买成盒的点心，带回家给老人吃，他们自己则更喜欢吃面包或西点。
作为老北京人，我是喜新不厌旧，既喜欢吃老北京的点心，也喜欢吃面包。但是，坦率地讲，北京的面包赶不上上海，一是不如人家做得精致，二是不如人家做得好吃。记得十多年前，孙道临先生邀我到上海写一个电影剧本，我到上海时是黄昏，正赶上安徽闹水灾，孙道临先生当天下午去安徽进行慰问演出，他想得周到，怕我下飞机没有饭辙，临行前，特意买了一些面包，托人到招待所带给我。那面包虽然只是在他家旁边淮海路上普通的面包房里买的，但确实做得好吃，做得精致，虽然是装在一个盒子里，但每一个面包的包装如同艺术品，摆放在盒子里有艺术感，让人不忍下口。便想，三宝乐做得虽好吃，但实在有些粗糙，同样一种面包，大小参差，模样各异，十几个面包装进一个塑料袋里，像是在菜市场里买菜，顾不上头脚相撞，拥挤成一堆儿；义利的面包，几十年一贯制，枕头式包装，即使是为了满足人们怀旧的情感，如此以不变应万变，也实在显得有些老气横秋。
当然，你可以说这就是北京“满不吝”的豪爽性格。不过，这也让人感叹北京人不如上海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心与精致。我们北京人愿意并能够在牙雕微雕上下功夫，对于面包，大概觉得不过就是一种食品而已，毕竟不是艺术品。对于老北京的点心，其实也是一样，过去讲究的是货卖一张皮，如今则有些萝卜快了不洗泥。想起我喜欢的北京的点心和面包，心里还真有些更上一层楼的期待。
老北京人，夏天更习惯喝酸梅汤
在老北京，汽水和面包一样，都是舶来品，是在西餐和咖啡之后渐渐流行起来的。民国期间，随着好莱坞电影在京城的放映，汽水才真正走进大众的视野——是视野，一般大众是喝不起的，只能看看而已。老北京人，夏天的冷饮，更习惯喝酸梅汤，街头巷尾，到处是打着冰盏吆喝的小贩，卖着便宜的酸梅汤。
那个时候，大栅栏靠近瑞蚨祥的位置，有一家二庙堂咖啡馆（开业于1898 年），是老北京最早的咖啡馆之一。二庙堂是座二层小楼，楼上是咖啡座，楼下卖冰激凌、西式小点心等零点，其中的沙氏水、柠檬水，便是最早出现在北京的汽水。
北京一般大众真正喝得起汽水，应该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具体来说，是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北冰洋”汽水的时候。对于北京人，“北冰洋”是一个专有名词，它指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指的是汽水。特别是夏天，只要你说“北冰洋”，人们都明白你说的是汽水，到小卖部，人们都是说买“北冰洋”，没有人会累赘地加上“汽水”两个字。当然，这得最起码是50 年代出生的人，才能领会到的一种意味所在；再晚出生的人，可能也知道它，但不会像我们这代人对它那般富于情感了。
“北冰洋”汽水
那是一种玻璃瓶，瓶上没有纸贴的商标，瓶脖子位置上印有突兀的“北冰洋”字样，绝不可以假乱真。瓶里面装的是鲜橘子一样淡黄色的、色泽又不那么鲜艳张扬的汽水。奇怪的是，这种颜色，总在我的记忆里不褪色。我一直挺奇怪，为什么这种颜色让我总也忘不掉呢？后来，我明白了，虽然我喝过许多种颜色的汽水或别的饮料，其中也有黄颜色的，但都黄得太艳、太扎眼，便也黄得有些发假，让人觉得人工色素太多。“北冰洋”的黄，让你信任，让你觉得就像从刚刚摘下的橘子里挤出的汁水的颜色。
如果说那些黄得发假的汽水有些像现在浓妆艳抹的女郎，“北冰洋”则纯朴得像邻家小妹，让你感到亲近也亲切。在北京，“北冰洋”是本土生产历史最久的汽水了。1951年，它就有了雪山白熊图案的标志，为它起名字的人，我觉得是和翻译“可口可乐”的人一样的高手，因为那时喝汽水都是在炎热的夏天，北冰洋和夏天呈鲜明的对比，凉爽的感觉，从名字上先传递给了你。相比较而言，“可口可乐”显得更直观而实际，“北冰洋”则传递了一种意象，带来想象的空间。所以，我一直以为，如果说“可口可乐”的名字属于现实主义，“北冰洋”则属于浪漫主义。
北冰洋食品厂的历史，比“北冰洋”要长，它的前身，是北平制冰厂，位置在天桥的禄长街，这是民国以后为建新北平而修的街道，相应地，还有福长街和寿长街，取传统“福”“禄”“寿”的吉祥之意。厂子是国民党湖北督军王占元的侄子王雨生开的，应该属于官商。别看它最初只有十一个人马，却是当年北平市第一家有冷藏业务和制售人造冰的厂子。是它结束了清末民初以来靠冰窖厂储存天然冰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北平制冰厂更名为北京市新建制冰厂；1954 年，厂子迁到永定门外的沙子口，往安乐林路东拐一点儿就是，大门朝北；1956 年，又扩建成为北京食品厂，一步一个脚印，和新中国、新北京一起成长。
“北冰洋”最辉煌的时候，是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前期，伴随我度过整个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最初时光。一角五分钱一瓶，押金五分钱，抱回家喝完后退瓶，或者，根本等不到回家，抱着瓶子，对着瓶口，咕咚咕咚地跟饮牛一样痛痛快快地一下子喝光——这是夏天里最惬意的享受。
那时，除了传统的酸梅汤，北京几乎没有别的什么饮料，作为汽水，“北冰洋”独步天下，到处都可以见到它那雪山白熊的图案和小瓶子里装满的诱人的黄颜色汽水。在五六十年代，“北冰洋”的橘子汽水和义利的果子面包是绝配，成为老北京人抹不去的一种集体记忆。
本文节选自《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方授权刊发。
撰文 肖复兴
摘编 何安安
编辑 徐伟
编者按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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