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桑德尔系统一开始，我们讲了一个孔子《论语》中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亲亲相隐”是否具有道德正当性的问题，父亲或者儿子犯错了，作为亲人是否应该检举和揭发他们呢？这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涉及法律公平公正的问题。包括我们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法律中，都对“亲亲相隐”在法律层面予以了支持，亲人可以拒绝出庭佐证，拒绝指证自己的亲人。就像上一期内容中，就像那位拒绝轰炸自己家乡的法国飞行员一样，对自己亲人的爱和对自己同胞的爱，是值得被尊重。
可能很多人会说，对家庭的忠诚，对家乡同胞的忠诚，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一种偏袒呢？或者说是一种集体层面的自私呢？桑德尔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位南方的将领罗伯特·李，被林肯总统任命指挥北方军队，而这位将领拒绝了。
虽然他反对南方的奴隶制，但是他认为，自己对家乡的义务要高于对美国联邦的义务，他在对儿子的一封信中解释说：我不能下定决心举起我的双手，来攻打我的亲戚、我的孩子、我的家乡，只有在需要保护家乡的时候，我才会拔出我的利剑。
罗伯特·李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冲突，更是一种道德两难。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奴隶制，一方面他又坚决维护自己的同胞，是做一个旁观者看起来正确的事，还是做一个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桑德尔说，如果我们仅仅对罗伯特·李的困境进行心理学的解读，那么我们就丢失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仅同情像罗伯特·李这样的人，而且我们还敬佩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所做出的选择，而是因为，他们选择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人格品质。
对家庭的热爱、对同胞的维护，对国家的忠诚，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偏好，还具有重要的道德分量和道德价值。情感会产生同情、怜悯和悲愤之情，而道德品质才可以激发我们产生由衷的敬佩。在我们历史也有岳飞精忠报国，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感人故事，这些故事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力量，展现的更多是一种伟大的人格品质。
桑德尔说，我们所敬佩的是一种性情，这种性情将自己的生活环境看成是一种反思性的、情景的存在，并且能够接受这种环境。我们能意识到它的特殊性，因此能注意到各种不同的主张和更开阔的视野。要具有性格，就要接受自己的各种束缚而生活。这种束缚包括对家人、同胞和国家等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当我们承认忠诚和团结，和其他道德主张一样具有同等分量的，我们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才能被理解为道德困境。
如果康德和罗尔斯道德观所关注的是个人选择本身的自由和独立，那么桑德尔认为，我们也要关注，在选择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品质，这种精神和品质同样具有道德价值。我们不能仅仅把“选择”看成一种权利和自由，不能只关注“选择”本身。我们还要看到，做出选择时所面临的真实情景，我们不能脱离于真实场景去评价一个选择的道德价值。
桑德尔指出，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我们不受任何未加选择的道德纽带的束缚，要获得自由，就要成为那个唯一能约束我的义务的创立者，这种道德观是有缺陷的，因为，身处共同体之中的我们，在任何场景中，都不是一个绝对自由的人。
在康德和罗尔斯看来，权利优先于善，那些界定我们各种义务和权利的公正原则，应该中立于各种良善的生活观念。康德认为，为了获得这种道德原则，我们必须抽离与自己各种偶然性的利益和目的。罗尔斯也认为，为了获得这种道德原则，我们应该搁置各种特殊的目的、情感和各种善的观念。
但桑德尔认为，这种思考公正的方式和亚里士多德思考公正的方式是冲突的，简单来说，康德和罗尔斯认为，应该有一个绝对的道德原则，是优先于其他任何道德原则的，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论”所描述的一样，理念是高于现实的，是绝对本质和完美的。但是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秉持的道德观却完全相反，公正原则不能，也不应该中立于良善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本身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于养成好公民、培育好品质。道德原则本身不应该是绝对中立的，也不应该是完全无目的的。道德原则本身应该是和我们的良善生活紧密相关的，是在生活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品质，这种品质能引导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正如桑德尔说，不关注良善的生活，而只关注绝对的公正，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值得我们欲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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