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是一个人日常活动的记录。有人说，坚持写日记能体现一个人的毅力和自律。而一个既能自律又有毅力的人，也绝不是一个平常之人。我相信，每个人在脑海中都曾出现过坚持写日记的念头，但这种念头往往在行动之前就不复存在了，或者行动开始后不久就不知所踪了。而难以坚持写日记的人却往往喜欢窥视别人的日记。不可否认，当一个与你朝夕相处的同学与朋友，把他们的日记不经意间暴露在你的眼皮底下时，你会不由地产生想看一看的冲动。人总是这样，喜欢把自己的秘密永远地藏在心里，却急于想窥视别人内心的秘密。而日记在记录一个人的日常活动时，总会把一个人内心的秘密也留了下来。我用三天的时间，读了一位高官三年的私人日记，感觉为官确实不易。
清朝官员
这位高官离世距今已167年了。说他是高官毫不为过，做过清朝的大理寺少卿、副都御史、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响当当的一品大员，毫不逊于现在的副总理。所以说，他绝对是朝廷的高官。此人虽一路青云直上，做到军机大臣，但现在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何汝霖。何汝霖在官场上出道很晚，晚到，他四十五岁才中举人，但令人吃惊的是，他仅用十五年的时间，六十岁坐到了副都御使的位置上，再用五年的时间，六十五岁升到了兵部尚书，位居六部堂官之一。就在他刚刚担任了两年的兵部尚书，六十七岁时，在江苏江宁（南京）的九十多岁的老母亲去世了。作为儿子，不论你爵位再重，官品再高，岁数再大，也要敬孝道，丁母忧，守丧制。
一品大员仙鹤补子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年），六十七岁的何汝霖踏上了回老家江苏江宁（南京）的行程。六十七岁的何汝霖放到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位老人了。那在一百七十三年前，一个六十七岁的人又是什么样呢？我想起了奶奶说过的一句，“过去卖力气干活养家的人，四十岁时就似现在六七十岁的模样儿了，而过去那些六七十岁的人就老得不像样儿了。”我相信，当年六十七岁的何汝霖保养得再好，也绝对没有现在人会保养。何汝霖没有留下真人照片，但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第一张人物照。1844年，也就是在三年前，清朝重臣耆英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无意间拍下了一张人物照，也无意间成了中国第一张人物照。何汝霖没有这样的机会，自然也就没有人物照。但他用自己的笔，通过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日常的点点滴滴，似乎是单纯的照片无法替代的。
耆英照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六十七岁的何汝霖从京师出发，因为大运河相对方便，所以沿途主要走水路。然而，运河虽方便，但并不平静。除了时而风急浪高，舟船难行之外，还有人为因素。那就是劫匪。很难想象一个朝廷的一品大员出行，还真有匪徒不自量力想劫一把。出发一个多月后的九月十五日，何汝霖在日记中写道：“昨夜有匪徒持械明火，绕舟数四，因兵役甚众，不敢上船，然思之殊可畏。”可见，当时的匪徒有多猖獗，连一品大员的船只也敢觊觎，如果不是护从的兵役多，匪徒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此时，何汝霖是在山东境内，因为第二天也就是十六日，他才刚刚到达曲阜夫子庙（孔庙）。
清朝大运河上船只
而就在十天后，九月二十四日，何汝霖停在朱姬庄（现在微山县韩庄镇朱姬庄）时，对岸又来了二三十人的匪徒，时来窥探，后因兵役恐吓而去。清朝山东地区的匪徒肆无忌惮，不仅抢劫客商的钱财，就连朝廷官员也不放过，更为大胆的是他们敢劫南方官员向皇帝上奏折的信差。何汝霖之后在日记中就记载了一件事，他委托两江总督把自己的家信和总督衙门的奏折顺便一起送到京师。没想到的是，后来，送奏折和家信的信差居然在山东德州被劫匪抢了，奏折和家信一度被抢。当地官员自然不敢怠慢迅速查找，匪徒知道家信和奏折无用，即随手丢弃了，后来总算失而复得。一群匪徒敢试图抢劫一位朝廷的兵部尚书和朝廷信差，可见胆子之大，猖狂至极。从这里也可看出，太平军之后，当地出现了捻军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朝正法的匪徒
何汝霖从八月十二日启程，直到十月十七日才到家。作为朝廷的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回乡丁忧，自然当地的官员不敢怠慢。当时的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江宁将军、副都统、江宁织造、道台、太守、知州、县令甚至典史相继来祭奠何汝霖的母亲。这自然让何汝霖及家族人很有面子，但作为高官回乡，一是要应付当地的官场，二是，要应付亲戚朋友。对于贫穷的亲戚朋友，何汝霖愿意慷慨解囊，总会周济他们，但对于那些找他办事又想从他那里获得好处的人，他也会断然拒绝。有亲戚让他帮忙谋求一官半职，养家活口，他训斥了对方，并从别人处听到，这位亲戚挥霍无度，从不知节俭，不仅把祖上的老本吃得一干二净，还把八十岁老母亲的棺材板都卖了，随之挥霍一空。何汝霖没有可怜这位亲戚，而是让家里人帮助这位亲戚的八十岁老母亲每月一两银子。在当时，一两银子能维持一位老人的基本生活。
清朝穷妇人
随后，又有三四十个亲朋好友来向何汝霖寻求经济上的帮助， 不知不觉二百两银子就没了。就这时，何汝霖想到，他有两个朋友家里虽然困难，但并没有向他开口寻求帮助。于是，他主动帮助了两位朋友十五两银子。何汝霖在回家两个月后的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各处帮项已付三四十处，约二百余，而来者仍众，奈何奈何。又知朱、况二生窘而未启齿，赠以十五金。”对于这种情况，副国级的何汝霖也是无可奈何而已。那些八竿子打不着、没见过甚至没听过的所谓的亲戚好友都出现了。像这样的亲戚朋友，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要求的钱也并不多，生活也确实困难，这就让何汝霖不知所措，最终只能用钱把他们打发走。但随之，一波一波的亲朋好友打着心中的小算盘，就像夏天的苍蝇不停登门拜访。
清朝碎银子
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读书人，他们往往会拿着自己所作的诗集稿，来拜访何汝霖。简单地寒暄之后，他们激动地拿出诗集稿让何汝霖欣赏，然后，以印诗集稿缺少银两，希望何汝霖能慷慨解囊。这样的事情何汝霖也不好拒绝，毕竟都是读书人。虽然，他知道那些所谓的诗写得酸腐，但为了不打击读书人的信心，他勉强资助。这也就引来了很多读书人登门拜访。何汝霖只好让仆人婉言拒绝相见，但很多人被拒绝后，会很不爽，甚至有的大骂仆人一通，而有的锲而不舍，一次不见就会来第二次。总之，何汝霖见了多少所谓的读书人，他也记不清了，到底资助了多少银子，也很难统计了。回到老家不到一年，何汝霖差不多花去了从京师所带银两的一半。
清朝读书人
然而，家里也不太平，有一个姓徐的老仆妇，多嘴多舌，经常把家里的事向外面传，又喜欢把从外面听听到事，在家里宣扬。性格直爽，却毫不避讳，倚老卖老，经常和何汝霖的儿子定保吵架拌嘴。何汝霖虽然不喜欢这位老仆妇，但也无可奈何，不忍心把她驱赶走。看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一个一品大员开除一个仆人，也要有所顾忌，思量再三。不是现在人认为的那样，大权在手，天下我有，想开除谁就开除谁。高官在家在外都有苦衷。
清朝仆妇
何汝霖在家乡确实遇到了“硬茬”，一个线铺的买卖人，姓谢。何汝霖因为母亲去世，需要买一块墓地，不久就在一位姓赵的人手里买到了。而这块墓地正巧与姓谢的这家人的墓地相邻。姓谢的这人就跳了出来，说何汝霖买的这块墓地是他家的。何汝霖当然不认同。于是，姓谢的生意人就找了一位诉讼师要与何汝霖打官司。何汝霖知道此事闹大，并不好。毕竟自己是丁忧在家的朝廷大员。打官司不论输赢，都会被认为欺负乡里乡亲。于是，何汝霖就让姓谢的拿出证据，如果有证据，自然没话说。姓谢的生意人果然拿出了证据，一张山契。没想到，这张山契是明朝崇祯二年的，而上面盖的是前朝应天府的大印。何汝霖让家人拿出买坟地的坟契，上面盖的是大清的大印。何汝霖知道打官司，姓谢的生意人必输。
清朝地契
为了缓和矛盾，何汝霖派仆人和姓谢的去了一趟坟地，丈量之后，发现坟地并不在谢某的山契规定的范围之内。最终，谢某说出了实情，原来有人怂恿他要和何汝霖家打官司。何汝霖知道此人是谁，但最终没有深究此事，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难想象，当时一个普通的百姓能有与朝廷一品大员打官司的勇气，这是很难得的。而何汝霖也没有报复此人，依然相处如故。以何汝霖的地位，只要和当时的县令或者知府打个招呼，一切都会摆平，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清朝模拟打官司
后来，何汝霖的亲戚朋友也有人假借他的名义在外面为非作歹。但他很快通知当地的县令与知府，如遇到这样的人，可毫不留情，当场拘捕，不要留任何情面。何汝霖知道，自己虽为一品大员，但绝不能放纵亲戚朋友胡来。他想到安徽桐城张廷玉的家族，当年多么的辉煌，家中子弟有一半在朝廷为官。但随着张廷玉被刘统勋弹劾，后来被乾隆皇帝历次训斥，到张廷玉退休，家族一天不如一天，开始由盛转衰。何汝霖出道很晚，这也让他比其他的人更加的老练、沉稳，更懂得人情世故，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对于为官之界的那条“红线”，何汝霖自己不触犯，也绝不能让亲戚朋友染指。他感慨为官不易，做个自律的官不易，做个问心无愧的官更不易，而做个人人口中的好官更是难上加难。但既然选择为官，就要朝着人人口中的好官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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