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泠
事情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事实上的确就是那样——几乎喜镇所有认识盖亚和听说过盖亚名字，并被她轻微损害过的人，都希望她快点年满十六岁。喜镇又老又穷的老太婆姚金兰说，盖亚赶紧年满十六岁就好了，我盼她以后嫁到白头坡。
白头坡是本地监狱的所在地，离喜镇不远。白庄是喜镇所在地，仿佛是羁绊与非羁绊之间的纽带。喜镇就是白庄，白庄就是喜镇，这俨然是白庄人的集体潜意识。白姓是喜镇的大姓，白姓聚族而居，他们因此而自豪。喜镇的人，有少数参与过盖白头坡监狱，有个别人进过那座监狱，多数人都在那座监狱之外的花开花落里，过着不好不坏的日子，一不小心就是一辈子。喜镇又老又穷的老太婆姚金兰的话有点狠，有点不善，她盼着盖亚以后嫁给一个罪人，真不像是一个即将进棺材的人说的话。
喜镇最见多识广的白状元说，盖亚赶紧年满十六岁就好了，以后到龙王庙与苏二花做个伴。龙王庙在喜镇东边，靠河，与白头坡监狱遥遥相对。苏二花是白金的老婆，管不住自己的蹄蹄爪爪，好赌。多少家当都快被她输光了，长年在外打工、按时按节给苏二花赚钱的白金却不知情。如果白金知道了底细，肯定会把苏二花打个四脚朝天、哭爹喊娘。动手修理老婆，一贯也是白庄或喜镇无伤大雅的一个特色，就像人们普遍种植的赖以谋生的供港蔬菜，声名在外。苏二花说，只要进了龙王庙，闻着香烛的味道，她的心就不疯了，人就变得安静下来，就一点也不挂念赌博的事情，像另一个苏二花了。苏二花已经是第三次去龙王庙吃斋饭，洗心革面去戒赌了。白状元盼着盖亚也去龙王庙，最好就留在庙里，不要像苏二花那样，三进三出，惹人笑话。比起穷老太婆姚金兰，白状元对盖亚的诅咒就慈悲了许多。
喜镇最黑的人白广明最狠，他说，盖亚赶紧年满十六岁就好了，她最好让人贩子贩了去，不拘卖到河南、山东、江苏，随便哪个地方也都行。白广明在更远的白头山上挖了一辈子煤，虽然皮肉并不黑，但喜镇的人们都习惯了叫他黑人，把他说的话叫黑话，带有几分玩笑的意思。白广明的话，乌泱泱地黑，真不愧是挖煤的出身。黑人自有黑人的命运。时隔多年，白广明在广州打工的女儿白素贞，果真就给白广明带回来一个货真价实的非洲女婿。实话说，除了皮肉真的黑，那尊黑人女婿人高马大，浓眉大眼，牙齿有着令人侧目的那种珍珠白，厚实丰满的嘴唇就像熟透了的浆果。真是很帅气的一个黑人。有一阵子，喜镇逢三六九的集市上，四里八乡来跟集的人流变多了很多，据说有一半的人，都是专门来看一眼白广明那个以卖手串、念珠、发卡和头花为生的黑人女婿的。有好事者还从不同视角拍了黑人女婿的视频发朋友圈，人们都知道喜镇有个做小生意的黑人了。人们还说，要是喜镇再招来一个白人女婿，黑加白，那就更有意思了，那喜镇三六九的集市上，看热闹的各色人等就更多，也许各种小生意就更好一些了。当然，还有更多的人来俨然已经有几分网红集市意味的喜镇打卡，据说就是为了排队吃一碗赫赫有名的“厕所刀削面”。据说，有一次盖亚也去吃了“厕所刀削面”，给老板娘的居然是假钞。该死的盖亚，祝你早点年满十六岁！“厕所刀削面”的老板娘这样咆哮着，来来往往的人们都听到了。至于老板娘亲手做的香喷喷的刀削面为什么叫“厕所刀削面”，真的没人细究了。
通过见多识广的白状元，喜镇的人都知道，只要盖亚年满十六岁，她就可以不止一次戴上手铐，去吃牢饭了，大家被她惊扰的日子就能像无风的水面，消停下来了。但是盖亚才十二岁半，距离十六岁还有三年多。病秧子老太婆姚金兰估计都等不到盖亚的十六岁了。每年清明前后，喜镇都会死掉一两个老头老太婆，但每次都不是大家意料中的又穷又病的姚金兰，而是那些不缺吃不缺喝的殷实人家的好端端的老头老太太。穷人命大。喜镇的人多半都会这么说，姚金兰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姚金兰七十三了，已经到了阎王不请自己去的年纪。
似乎在暗处，喜镇的人都盼着姚金兰能活到盖亚年满十六岁，能亲眼见证盖亚被公安用手铐铐上，从喜镇飘着三角彩旗的文化站和那家叫“顶上”的理发店，以及与之毗邻的那间闹过鬼的空屋走过，坐上警车，然后去吃她早就该吃的牢饭。否则，人们总觉得，姚金兰穷愁潦倒的日子失去了盼头，多少有几分枉然。就连姚金兰自己也觉得，除了等死和盼着盖亚赶紧年满十六岁，老无所依的她似乎别无所求。
似乎在暗处，喜镇大多数人对姚金兰都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同情。虽然她有三个儿子，可三个儿子绑在一起，都抵不上白状元的一个女儿强。白状元的女儿女婿在喜镇之外的什么地方捣鼓二手车，每次回喜镇，屁股下面都压着不同颜色、不同牌子的车，让白广明过足了坐车的瘾。姚金兰的三个儿子，老大耍赌耍得家徒四壁；老二离了婚，在外面混世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音信全无；老三还算务正，凭出苦力讨生活。因为一条腿有点瘸，只能干些候补的、边边角角的活，也是一个落魄的人。姚金兰每月有四百多块的生活费，将就着日子也就过了。虽然姚金兰又老又病，但没有人知道她究竟有什么病，因为她从来没去过正儿八经的医院看过，顶多在喜镇马大夫的“康寿堂”小诊所里打过针，量过血压，吃过几片去疼片之类。老年病啊。人们都那么说。倘若姚金兰像娇贵的城里人那样，稍有不适就去附属医院、区医院那些地方做检查，肯定能查出十种以上的病。人们都说，如果姚金兰没有那三个不成器的儿子就好了，那她就可以享受五保户的待遇，就能过上好一点的安老生活了。有时候，就连姚金兰自己也难免会有这样的念头冒出来。每当这时候，她就觉得自己的死期快到了，她就将稍微新一些的衣裳穿在身上，以防不测。但一觉醒来，她还活着。盖亚还没满十六岁呢，她会用漏风的唇齿这么碎碎念念地说。
姚金兰的家在喜镇西面入口处的正前方，门口就是那条已经老化的柏油路。她那面五米长的L形围墙永远都是崭新的，时光无法阻止姚金兰变得又老又旧，喜镇却可以让她的围墙永远都有新鲜感。半人高的墙头上贴的红瓦、青瓦，都是镇上出钱给修的。倘若有一块瓦破了碎了，都会有人及时给她修补、更换。她的围墙门脸，总是被刷得雪白雪白，墙上的图画和字，也按照不同年代和不同主题变换着内容。有些时候是“只生一个好”，有些时候是“建设新农村，全面奔小康”，有些时候则是“扫黑除恶，利国利民”等等。那些红彤彤的喜气洋洋的大字，配着那些独生子的面孔、那些盛开的鲜花或一只有力的铁拳，使姚金兰的围墙充满了时代感。可围墙之内她的日子，几乎永远都是老样子，穷愁潦倒，散发着霉味。姚金兰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她就没穿过新衣服了。她的衣服都是城里比她的日子好许多的亲戚们给捎来的。颜色、式样、薄厚，都是别人的，她照单全收，差不多能上身就算数。她的床单、锅碗瓢盆，也都是二手或三手的。她的电视像城里人切菜的菜板那么大，不知是城里哪个亲戚哪个年代淘汰下来的老物件——总之，白墙青瓦之内的姚金兰的日子，总是有着二手生活的落魄意思。即便如此，靠着两个没有一点发达迹象的儿子的一星半点的孝顺和亲戚们逢年过节的零星接济，有着节俭美德的姚金兰，硬是攒下一笔钱，给自己和英年早逝的白克勤买了一块墓地。似乎她这辈子唯一和最终的目的，就是能为自己赚上一块葬身之地。死无葬身之地对姚金兰那样年纪的女人而言，实在是一桩极可怕的事情。
似乎在暗处，姚金兰希望上面来喜镇参观的大官小官来检查、验收、考察、路过她那面永远崭新的围墙时，能顺便推开她那扇明显简陋的银灰色铁门看一看她，她觉得她有攒了一箩筐的话想要说出来。但这样想象中的好事永远都没有发生。好像那些穿戴整齐的吃官饭的体面人，知道墙里和墙外肯定不一样，也知道她有一箩筐的话想要说出来。他们都是很精明的人，他们都很懂界限与尺度。他们小心翼翼，什么都懂。姚金兰记得，除了喜镇那个戴眼镜的胡子画匠，最后一次有闲杂人等进她的院子，已经是三十几年前白克勤去世的那场葬礼了。那是一场多么风光的葬礼啊。人们都说，如果白克勤没有病死，就凭他牲口般地任劳任怨，姚金兰一定能过上吃喝不愁的好日子。
那个戴眼镜的胡子画匠，每年都按照上面的意思，给姚金兰那面L形围墙上画图画，画花画草，画树画人，给那些诸如“人人学法，户户平安”的大字配上图。听说喜镇周围所有墙上的宣传画，都出自他的妙手，每年他都能赚一些不错的烟酒茶水钱。有一个夏天，胡子画匠出门忘了带水，才在姚金兰的墙上画了几笔，就进门向姚金兰讨水喝。据说，胡子画匠有饥渴症，似乎每时每刻，他都有那种常人没有的饥渴感，他随身的军绿色背包里，随时都备着面包和水之类果腹的东西。
戴眼镜的胡子画匠推开银灰色的铁门时，姚金兰惊了一下，好像稍稍有些驼背的蓄着络腮胡子的画匠是天外来客。当她明白画匠的意思时，姚金兰有些不安。我没有新杯子。姚金兰嘴里漏着风说，你要是不嫌弃，就用这个旧的喝。姚金兰铁炉子上有只给人模糊感的茶杯。画匠看了看那只渍满了茶迹的旧玻璃杯，又看了看陈旧不堪的一应物件和陈旧不堪的姚金兰，摇摇头。胡子画匠虽然就是个小手艺人，却有着几分莫名的洁癖。
胡子画匠问，就你一个人过活？姚金兰说，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三个儿子都不成器，各顾各都来不及——我是托老天爷的福活命的人，想死阎王爷还不收留……姚金兰攒了一箩筐的车轱辘话，总算有人听上几句了。她啰哩啰唆地说起三个不成器的儿子，言语中全是抱怨，似乎老天爷就是为了叫她受苦，才让她转到尘世上来走一遭。画匠画久了那些欣欣向荣、万物生长的美好事物，并听不进去这个老太婆的泄气话，就匆匆出去了。胡子画匠觉得，一定要离那些又老又穷的棺材板子远一些，他们很少能说出几句中听的话。那天画匠没有在姚金兰的围墙上画画，他开着他破旧的长城皮卡回去拿水壶和面包去了。画匠的饥渴症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他随时随地都要与食物与水同在，喜镇的人都说他是饿死鬼转世的。后来，姚金兰家多了一只阔口的蓝色玻璃杯，就是那个好心的画匠送给她的。而这样一件堪称暖心的芥菜籽般的好事，在喜镇并没有人知道，姚金兰也没有机会说给旁人听。穷人、病人和老人是孤独的动物，姚金兰把这三样都占全了，她俨然就是那样一尊人形动物和孤独那个词语本身。她把她命里所有的悲喜，都装进她那尊四下漏风的旧皮囊里了。
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老太婆，盖亚都没有放过她，都要把她的门锁给撬坏，扔到她的眼皮子底下气她。后来老太婆索性就不上锁了，反正她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要上锁。反正就算一年四季大门永远敞开着，也没有哪个体面人走进她的家门，听她说一说她积攒了一辈子的车轱辘话。往后余生，姚金兰的口头禅就是，我盼着盖亚赶紧满了十六岁，以后嫁到白头坡。这几乎成了她每天的经文。喜镇的人都觉得老太婆太可怜了，但又毫无办法。他们眷顾和怜悯姚金兰的唯一法子，就是顺着她被风吹到耳边的口头禅，诅咒盖亚早点年满十六岁。
盖亚是外来户“盖村长”的孙女，盖哑巴的女儿，今年十二岁半。在喜镇，唯有人们的年龄从来都不是秘密。如果某个人还没死，见多识广的白状元就会说，八十的人了，禄粮还没吃够啊。如果某个人还没生孩子，黑人白广明就会说，马上三十过半的人了，还不下崽，什么年纪做什么事，错过了节气就不一样了。如果某个人远走他乡不见踪影，白金的赌王老婆就会说，眼看黄土淹到脖子上了，还不回家，是想做孤魂野鬼啊……托手机的福，喜镇的人们的见识越来越高，越来越广，他们说出来的话也越来越有含金量，就像他们都知道，只要盖亚年满十六岁，按照法律规定，盖亚就可以去她该去的地方了。盖亚的年龄是喜镇人们口中公开的秘密，姚金兰甚至知道盖亚不是十二岁半，而是十二岁零七个月了。
在喜镇，盖亚就像一个影子，就像一阵风，没有谁真正能说清她究竟是什么样子。她无声无息，自来自去，像老人们说的那种有“砝码”的人。盖亚的家人也不知道她的行踪，她是在喜镇附近，还是在喜镇之外那些遥远的地方。细细思量，盖亚果真算是一个命大的有“砝码”的人，似乎老天在顾念、照料着她似的。有人说她脸上有块圆形红色胎记，就像脸上刻了一枚印章。有人说她身材矮小，像六七岁的身高。就算她满了十六岁，看上去也是十一二岁的样子。更多人则说她的脑子一生下来就坏了，分不出好歹，是天生的一个二货……总之，十二岁半——或十二岁零七个月的盖亚，几乎偷遍了喜镇所有的人家。派出所的警察从她爷爷“盖村长”家里的杂物间里，找到一堆一堆的衣裳，新的、旧的、男的、女的、大人的、小孩的……她似乎最喜欢偷衣服这样轻飘飘的东西，她只偷夏天的衣服，好像夏天就是她最喜欢的季节。偷来的衣服，她不穿，也不卖，就那么老鼠攒仓一样攒着。她似乎最喜欢将别人家的门锁弄坏——将锁眼里塞上纸屑、木屑、土屑什么的，让钥匙打不开锁。她似乎与钥匙和锁，有着天生的仇怨，不将它们弄得七零八落，她就被束缚其中，不自由似的。做这些坏事的时候，她就像一个技术娴熟的技工。因为不满十六岁，脑子又不太正常，也没有人能把盖亚怎么样。偶尔被主家逮个正着，打上一顿，也许下次她就会砸碎主家的玻璃，还要拿劣质口红在主家墙上打个叉叉，好像反倒给主家判了个死刑似的。警察问她为啥只偷衣服，盖亚说衣服轻巧好拿，不费力气。警察问她为啥把锁子弄坏，盖亚说当钥匙打不开锁的时候，那简直太好玩了。每当盖亚这么说的时候，就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牙齿来。盖亚有漏洞的笑容，实在是不大好看的。何况，她一只眼睛大，另一只眼睛小，这让她的笑容有一种荒诞、诡异和荒芜感，让她的笑容更接近嘲笑，就连警察也被她自然而然的嘲弄的笑容激怒了。每当听到镇上谁家的门锁又坏了，大家就知道盖亚又回来了。盖亚顺手牵羊偷来的衣服，多半都是人们从淘宝上九块九包邮或三十九块九两件买的那种。而她恶作剧般损坏的那些门锁，都是牛头牌或水手牌的老式弹簧锁或挂锁，城里早都不时兴了。据说，有一次盖亚居然把派出所旁边一个杂货店的门锁也弄坏了。并且还用她的劣质口红在门上画了两只眼睛，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大眼睛睁着，小眼睛闭着。据说，就连派出所刚上岗不久的新警察，也盼着盖亚早点年满十六岁。
因为盖亚的破坏，见多识广的白状元在做好普法宣传员的同时，也开始给村民们聊起密码锁来。密码这样的词对大家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可一听价格，大家纷纷咋舌，都沉默了。除了令人咋舌的价格，多数人还没做好接受密码锁的准备，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自己身边带上一串钥匙出门。没有了钥匙，他们好像就没有了家的感觉，好像把家给丢了似的。他们也担心密码锁有时候会失灵，担心像盖亚那么有砝码的人，也许会猜出来密码的数字，一点就开。对盖亚，他们一直都心有余悸。
每当盖亚闯下这样那样的乱子，盖亚的爷爷“盖村长”就拿他的钱去给主家了乱子，似乎将那些廉价的衣服或老旧的门锁赔补上，就能抵消盖亚的罪过似的。盖亚的爷爷不是真的村长，只是很久以前很想当却没有当上村长的一个人。但喜镇的人们不论谁见了他，都觉得鼻直口方、相貌堂堂的他比那个尖嘴猴腮的白村长更像一个村长。“盖村长”在他想当村长的那些年里，做了一件堪称轰轰烈烈的事情——他带人将村口那座白雀寺给拆了，当时它阻挡了修那条通往河边的柏油路的进度。宁拆十个篱笆，不拆一座庙。但是当初当村长心切的年轻气盛的“盖村长”，居然不顾老话的厉害，带人将白雀寺给拆了。白雀寺离姚金兰家不远，是那些大日子上姚金兰磕头烧香的地方。别的富贵人家的门槛她进不去，白雀寺她却随时随地都能抬腿迈进去。就算不上香，没有带供品，她也可以在那只挂着锁的功德箱和锈迹斑斑的香炉前磕几个头，说一说她积攒了一肚子的车轱辘话。她磕头祷告的时候心安理得，因为她觉得神仙是不会嫌弃她的。姚金兰亲眼看着那座似乎自古就有的小小的白雀寺变成了废墟。比起柏油路，她还是喜欢那座寂寥无人的白雀寺。通天大路修得再好，与困守一室的她也没有一文钱的关系，她这辈子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近在眼前、不喜不悲的喜镇。虽然白雀寺消失了，变成了那条通往河边的柏油路的一部分，但姚金兰的生活依然一成不变。顺着柏油路望去，她似乎还能辨认出白雀寺原先的位置，似乎还记得小小的寺院里那棵白桑葚树的位置。每当她念念叨叨地自言自语，说白雀寺的白桑葚有多甜时，旁人都觉得她的脑子和盖亚一样，多少有点二了。
在“盖村长”的助力下，柏油路很快就修好了，很多从省城来的车，都从这里走捷径去河那边的度假村玩。来来往往，人们都是皆大欢喜的样子。然而，立了大功的“盖村长”在接下来选村长的时候，还是落选了。据说落选的原因，与他的名字有关。“盖村长”叫盖虓彪，另一个候选人叫白仁青。喜镇的人素来脑路直板，行事简单，对仁、青这样的字眼比较容易接纳，而对虓、彪这样极具陌生感的字眼，完全没有感觉或者说好感，那两个字一眼看上去黑森森的，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凶猛不祥之感。何况，“盖村长”还带头拆了一座庙，庙都敢拆，还有什么不敢拆的——听说在他们喜镇之外别的镇上，连鸡棚鸭棚都开始拆了，弄得到处鸡飞狗跳的，他们对“拆”这个字眼，是有着心理阴影的。更何况，白仁青好歹姓白，他们的村庄毕竟叫白庄。在这两个名字之间做最简单的选择题的时候，旁人大约是有着这样旁逸斜出、弯弯曲曲的心思的。在选票上照猫画虎地写这三个字的时候，更多庄户人自然而然地选了白仁青这个名字，而放弃了盖虓彪这个名字。事实上，白仁青是个尖嘴猴腮的人，人品也不咋栓整，单从相貌上选，远远不是鼻直口方、相貌堂堂的“盖村长”的对手。似乎从那次选举之后，人们才知道“盖村长”的官名。“盖村长”落选了，但“盖村长”这个无伤大雅的绰号，从此在喜镇流传开了。见多识广的白状元说，一个人的名字很重要，名字是不能乱起的。大道至简，宁简勿繁，白状元这么总结道。黑人白广明则说，十只老虎跑得快，十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盖村长”的名字里有十只老虎，黑人的黑话像一串省略号，意味深长，让喜镇的人们琢磨了好久。
大约就是从“盖村长”落选的第二年起，他唯一的儿子——盖亚的爸爸出了车祸，坐上了轮椅。盖亚虽说并不哑，却跟哑巴差不多，顺手牵羊小偷小摸，挨家挨户弄坏门锁搞破坏，成为喜镇人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然后呢，“盖村长”忽然间就变得衰老起来，变得不像从前英姿勃发闯世界的那个有钱人了。人们都觉得，不是黑人白广明的黑话黑，而是“盖村长”拆庙的报应到了。庙果然是不能拆的。人们还说，“盖村长”姓盖，就是应当多盖楼、盖房子、盖大棚、盖牛圈羊圈、盖厕所……就是不能拆，那就是跟他的姓，也跟他的性命造反着呢，肯定会走背时运的啊……白状元啧啧叹息着做着总结，把埋在旁人心里的话挑出来，就像将一件洗好的旧衣裳晾在大太阳下面的铁丝绳上。还有三年零五个月，盖亚就满十六岁了，爷爷盖好监狱，等着孙女进去，咳咳。人们都没有忘记，喜镇西边白头坡那座监狱，“盖村长”当年就出过力。他干了差不多一半的活，曾经赚了很多钱。
时间像大河里的水，匆忙又安详地向前流去，带着人们习以为常的浮沉之势，浪奔浪涌。似乎是，除了盖亚的爷爷“盖村长”，喜镇的人都暗中盼着行踪不定的盖亚快快长大，因为围墙上写着“同心战疫，共待花开”的姚金兰不知不觉又添了一岁，她看上去离死亡更近了，而饱受诅咒的盖亚也离监狱更近了。似乎在暗处，人们都希望又老又穷又病的姚金兰能活到盖亚年满十六岁，否则她就活得有些枉然了。似乎是，只有盖亚的爷爷“盖村长”盼着盖亚不要长大，永远停留在十二岁，也不再热衷于那些顽劣的讨人嫌的恶作剧。年轻的时候，“盖村长”是信自己的一个人，是很自信的一个人，老了以后，他才觉得自己并不可信，才觉得自己是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每当这时候，“盖村长”很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跪下来，祈祷一番，祈祷他的盖亚不要长大，或者祈祷他的盖亚改邪归正。在盖亚的小镇，多数人的心愿与少数人的心愿并不相同，而来无影去无踪的盖亚，似乎对这一切并不知情，又仿佛对此洞若观火。也许只有盖亚自己知道她在哪里。戴眼镜的胡子画匠的破旧的长城皮卡颠簸的车厢，老太婆姚金兰的家，以及喜镇那间闹过鬼的空屋，甚至是香火冷落的龙王庙，都是她的藏身之所。胡子画匠的老爷车带着她东游西逛，老太婆的家从来不会有人来访，而盖亚并不像那些正常人那么怕鬼。在人们的诅咒声和爷爷的祈祷声中，她只知道她还未满十六岁。她在暗处偷窥着喜镇，不能自已地失声而笑。盖亚觉得，她注定会让那些盼着她快快年满十六岁的人们失望了，人们的诅咒让她俨然明白，年满十六岁之后，她就是另一个盖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