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是怎样的存在（当我们谈论恶魔时）

利维坦按：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普朗西不算是位专业的恶魔学家。不过，得益于16世纪荷兰医师、神秘学家约翰·维耶（Johann Weyer）的影响，其《地狱辞典》也继承了维耶的某些理论，为地狱描述出和人间相似的行政结构，恶魔们各司其职，形象也千变万化。不过，和所罗门七十二柱魔神不同，这部辞典只列举了65种不同的恶魔，当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书中有多少个恶魔并非重点，而辞典的权威性与启蒙运动以及理性主义者的结合才是核心所在。

文/Ed Simon

译/郑真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2017/10/25/defining-the-demonic/

本文基于创作共用协议（BY-NC），由郑真在利维坦发布

恶魔是怎样的存在（当我们谈论恶魔时）(1)

阿斯塔罗斯（Astaroth），出自普朗西1863年版《地狱辞典》。

在英国圣公会一位叫阿什顿（Assheton）的神学研究者和黎凡特的阿施塔特女神（Levantine goddess Astart）的条目之间，是恶魔阿斯特罗斯（Astaroth）。法国艺术家路易·布雷顿（Louis le Breton）为他的老乡，雅克-阿尔宾-西蒙·科兰·德·普朗西（Jacques-Albin-Simon Collin de Plancy）的《地狱辞典》（Dictionnaire infernal）中描绘的阿斯塔罗斯，是一个瘦小的男子形象，有着爬行动物的爪子，长手长脚，他夹坐在一只像狼一样、长着一对巨大的蝙蝠翅膀和蛇尾的魔鬼身上。他的脸被普朗西称为“其丑无比的天使才有的脸”，在布雷顿的笔下弱不禁风，跟马脸差不多，神情轻蔑冷漠，对于无情的要求流露出一丝讥讽。忽略掉阿斯塔罗斯的爪子和他骑着的恶魔，他的形象仿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和那些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联系到一起，他们否认巴黎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而这正值普朗西的青年时期。

对于恶魔研究者塞巴斯蒂安·米卡利斯（Sebastian Michaelis）而言，将阿斯塔罗斯和法国新生的新理性主义哲学家联系到一起，并非完全不妥。17世纪，他曾在卢丹地区一个不知名的修道院做驱魔人，将他遇到的恶魔逐一分类。米卡利斯眼中的阿斯塔罗斯，好比不招人待见的笛卡尔，画着卢丹的修女和神父，跑偏在享乐主义的瞎承诺和叫喊着“按你的意愿行事”的路上一去不复返。普朗西几乎在“革命一声炮响”的文艺复兴运动结束两百年之后才出生，或许对于他来说，瘦小、爬行动物一样却有着贵族气质的恶魔，仍然象征着新知的危险，因为阿斯塔罗斯“乐于回答那些最隐秘的事情，而且他很轻易就开口谈创造力”。

阿斯特罗斯是普氏辞典中“奇人异事”的典型代表，因为恶魔象征着文化权力的混沌：理性主义和迷信，系统的科学和神秘学，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运动。1818年词典首次出版，普朗西仿若新理性主义孜孜不倦的学徒，着手将他称之为“反常和酿成错误的起因”分门别类。然而当他耕耘于接下来的著作时，这位专一的民俗学家却发现他自己越发被恶魔所吸引，到19世纪30年代，一腔热忱终于引导着他皈依了天主教。等到1863年的最终版发行，出版商使得读者相信，原先被放大的“错误”如今已不复踪影，辞典类目变得完全与天主教教义一致。序言专横地声称，普氏“已经重构了作品，承认那些迷信、愚蠢的信仰、神秘学派别和实践活动……只不过来自于失败的逃兵”。

普朗西在将近600页的巨著中，总共列出65种不同恶魔的条目，其中有但丁、弥尔顿笔下倍受欢迎的形象，也有其他的，比如恶魔之王阿斯莫德（Asmodeus），恶天使阿撒兹勒（Azazel），地狱七子之一的巴力（Bael），贝希摩斯（Behemoth，比蒙巨兽），幽灵贝尔斐戈（Belphégor），别卜西（Belzebuth），财富邪神玛门（Mammon），以及炎魔摩洛克（Moloch）。这本书最好玩的要数1863年的终版，由布雷顿绘制了诡异的插图，这种颇得古斯塔夫·多雷真传的华丽版画让终版的逼格提高，狂甩相对古板的前几个版本好几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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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德米洛（Adramelech），出自普朗西1863年版《地狱辞典》。

这些插图中的某些内容之华美，令人细思极恐。举例来说，在那些相对较小的恶魔之中，有个叫“亚德米洛”（Adramelech）的堕落天使，他是“地狱伟大的主管，恶魔王国的橱衣柜管家，恶灵高级委员会统领”，“形象是一头驴，有时又是孔雀”。布雷顿的绘画将它描绘成长着驴头的、雅兹迪（Yazidi）教派信奉的堕落大天使“孔雀天使”（Peacock Angel）的版本，沉浸在十足自大的光环里。还有安度西亚斯（Amduscias），有着独角兽的外形，叫喊着“俯首吧树木”，“统领二十九大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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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度西亚斯（Amduscias），出自普朗西1863年版《地狱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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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蒙（Amon），出自普朗西1863年版《地狱辞典》。

往后翻几页是阿蒙神（Amon），一种可怕的地狱猛兽，长着圆溜溜的黑眼珠，是“恶魔帝国的世袭贵族，伟大而富有权力”，形象为“蛇尾狼身，长着猫头鹰的头，一口獠牙”。布雷顿对猛兽的演绎似乎不够骇人，于是普朗西提醒世人，这种噩梦般的生物不仅贯古，而且未卜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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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菲阿尔特（Ephialtes），出自普朗西1863年版《地狱辞典》。

还有厄菲阿尔特（Ephialtes）——巴哥脸、鸟翼、巨眼的小妖怪，坐在一个男人的胸膛上，像极了瑞士画家福赛利（Fuseli）的作品《噩梦》——普朗西仅用这么一句话描述它，并解释，它的形象来自于“噩梦的希腊名——一种让人在梦中窒息的梦淫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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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律诺墨（Eurynome），出自普朗西1863年版《地狱辞典》。

欧律诺墨（Eurynome），“长牙，吓人的身体千疮百孔，以狐皮为衣”。布雷顿将它绘成公羊外形，长着锯齿一般的牙齿，单膝跪地，冲着我们看不见的死者们做鬼脸，“如饿狼一样龇牙咧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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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斐戈（Belphégor），出自普朗西1863年版《地狱辞典》。

我最爱的是贝尔斐戈（Belphégor），常常与“七宗罪”之一的懒惰联系在一起，形象是弓着背，眉头紧锁地坐在马桶上，以一种有害的方式拽着它的尾巴，正在努力排便。

诚然，普朗西在本书中的关注点并非仅停留在对小恶魔的描绘上，他也致力于对撒旦的使徒中那些更重要的恶灵作以历史和实际作用的说明。阿斯蒙蒂斯（Asmodeus），“塔木德”羊皮卷曾称之为“生来为女妖，与大卫王同眠”，但普朗西却说它是“引诱了夏娃的蛇”，与“欲望”之罪有关。阿斯蒙蒂斯呈现为骇人的三头庞然怪物，尽管它们仨都没为所罗门王（被认为是种神秘学传统，具有掌控恶魔的特殊能力）卖命，后者曾“背着铁块，逼着自己参与建造耶路撒冷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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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蒙蒂斯（Asmodeus），出自普朗西1863年版《地狱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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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希摩斯（Behemoth），出自普朗西1863年版《地狱辞典》。

书中也对“又笨又蠢的魔鬼”贝希摩斯（Behemoth）有所反思。想到它出现在《约伯记》中，普朗西写道，“一些评论家认为它是鲸，还有人觉得它是大象”。布雷顿则选择将它画成了下面这样的两脚怪，摸着它多毛、鼓鼓囊囊的肚子，好似某种幸灾乐祸的象头神。

巴力（Bael），“地狱初代之王”，“长着三个头，其中一个是蟾蜍，一个是人，一个是猫”，对此布雷顿作出有益补充，添加了多条长毛的蜘蛛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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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力（Bael），出自普朗西1863年版《地狱辞典》。

腓尼基人信奉的魔神巴尔（Ba’al），普氏谈到的巴力之名即源于他，大搞特搞神祗崇拜又对上帝大放厥词，也是地狱的另一位将领灵魂领袖别卜西（Belzebuth，或Beelzebub）的灵感来源。他是大天使路西法（Lucifer）信赖的军师，后者的名字常见于卢丹到塞勒姆的各种驱魔者笔记中。因着别卜西的字义是“蝇王”，布雷顿才出人意料地将之处理成生理构造相当准确的昆虫形式，长着寒酸的长下颚夹，不协调的人眼，单薄如纸的翅膀上有骷髅头和十字骨。总而言之，突兀的逼真却令布雷顿笔下这只像昆虫一样的东西更加可怖。它胸腔分布的节片和纤细的四肢，令人联想到17世纪时物理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显微镜下被放大的跳蚤，可以说，这位英国博学者眼中的启蒙巨怪证实了一件事，那就是理性的梦魇和迷信或许并非我们理解的那般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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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卜西（Belzebuth），出自普朗西1863年版《地狱辞典》。

启蒙运动的观念和充满魔幻和迷信的旧世界之间的联结创造了这些恶魔，而在很多意义上，是普朗西本人使得它们活灵活现。普朗西生于1793年，仅晚于法国大革命——奠定启蒙运动历史地位的事件——四年。兴许是对历史的回应，普朗西在他的原本平庸的名字中加了“普朗西”这个贵族意味的元素，作为他的笔名。其实普氏并非平民，他的舅舅正是大名鼎鼎的乔治·丹顿（George Danton），国民安全委员会激进的会长，像雅各宾派的多数同僚一样，最终在4月的一个早上被送上了断头台。

和舅舅一样，普朗西原本是自由、平等、兄弟会的拥簇者，伏尔泰的狂热读者，一腔热血的理性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也和舅舅如出一辙，他最终还是和他曾拒绝的教会和解了，尽管是另辟了这条研究恶魔的蹊径。正如那些让他的著作声名大噪的邪恶幻象，普朗西也是不同个体的混合。他将伏尔泰和狄德罗等人的线性逻辑，和一个世纪以后符号学家和颓废派诗人的地府视角融合在一起，比如兰波、波德莱尔、瓦尔伦，醉意阑珊地拖着步子走在巴黎落雨的街道，捕捉他们心中的恶之花。普朗西并不只是说服自己恶魔真的存在，也确实演绎出了一种想要借由语言掌管恶魔的愿望，一如他受影响的启蒙主义先驱们急于在词典和百科全书中咬文嚼字的渴望。这位恶魔学者，桎梏于逻辑和现实，沙龙和地狱火俱乐部之中，当他以自然主义者的客观笔法书写时，他听到了骇人怪物的嚎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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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朗西1863年版《地狱辞典》卷首插画，画中的作者在夜间与恶魔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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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耶尔（Buer），一个像轮子一样的恶魔，它可以帮助巫师增强逻辑和思维能力，也可以帮助巫师在事业上获得更大发展，甚至有时候它也会被召唤来帮助人们治愈疾病。出自普朗西1863年版《地狱辞典》。

和创作者一样，《恶魔辞典》囊括了两个时代的趣味。它让人想到诸如16世纪约翰·维耶（Johann Weyer）的魔法书（不如说是魔法实践指南），或是17世纪的《所罗门之匙》，这些作品和启蒙运动时期对知识分条缕析的摘要一样多，比如狄更斯的《百科全书》。这本书的大纲本身有些含糊，因为它本可以比一本辞典的意义更具现代性，然而还有什么能比这种将知识编为辞典的方式更为老套？

虽然有跨越了多文化的古典和中世纪的先例（可以想到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早于基督两个世纪就已编纂了名为Lexeis 的小册子），辞典，尤其是百科全书却是18到19世纪的产物。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和他的《英语大辞典》，或詹姆斯·墨里（James Murray），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藏经楼，一直编纂到去世，以人性的光辉成就了《牛津英语辞典》，在这个编写与衡量的过程中，处处可见对实证主义的理解。辞典客观、理性，有实用价值。词源学好比启蒙运动的又一大产物，解剖，而辞典正如解剖现场。对于约翰逊来说，辞典是对“语无伦次”的反应，它有助于驯服词汇，因其构成语言的方式是“还原为方法”。

那么，普朗西的恶魔辞典还有什么呢？它仅仅是徒有其名的“辞典”，还是说这些鞭辟入里的钻研能触及到恶魔的本质？历史学家欧文·戴维斯（Owen Davies）在他的《魔法书：一部魔法书籍史》中写了关于魔法书是如何以“想要了解并持续想要掌控魔法的冲动”为看点的，这话同样适用于约翰逊和墨里的辞典大工程。他写道，“魔法因人们想要创造关于魔力知识的现实记录的欲望而生，反映出人们关心他们所害怕的知识不可控又瞬变的本质。”启蒙运动的宏大尝试应该是一道照亮迷信阴霾的理性之光，这诚然没错，但想要坐拥天下之知识，却是魔法书和辞典的共同奢望。这种对力图包罗万象的大而全的渴望，并非仅为一知半解的雷同，就凭魔法书和辞典对词语和语言的着迷，它们就拥有了同样的信念——仅有少数表达方能重写历史。这两类书籍都是柏拉图哲学的追随者，将词语的魔力视为得以在现实生活中制定转换的能力。对理性主义辞典编纂者而言，这意味着对修辞和句法的掌控可以通过阐释和说服影响我们的生活；而对巫师来说，这意味着词语的魔力可以借施咒实现改变。无论怎样，只要合理编排，语言都有力量让世界变好或变糟。

这种共同目标的核心，都指向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魔力和理性对于对现实固有的可解性有种持续不竭的信念：这个世界有与生俱来的秩序，而且人类的意志可以理解并掌控之。无论这种秩序是超自然的还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却都是偶然的；对秩序系统的建构才是重要的。普朗西的辞典也许胜似魔法书，或者说他本来写了魔法书，却胜似辞典，但最终二者间的差异不如人们假定的那么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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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朗西1863年版《地狱辞典》卷首插画细节。

安默斯特学院的依兰·斯塔文斯（Ilan Stavans）写道，“辞典好比镜子，他们是编者的投射”。若真如此，那么《地狱辞典》并不只是作者普朗西的投射，他曾与鬼魅为伴，却仍渴望点亮启迪之光。这本书也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反映。辞典中的语词建构了恶魔，得当的排序和语法，让这些著作可被看作是现代性与世俗性兼具的魔法书。《地狱辞典》并不只是老古董，它提醒着世人，古代和现代之间的鸿大分野最终微不足道。但在此要给克莱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C. S. Lewis，威尔士裔英国知名作家，代表作《太空三部曲》，《纳尼亚传奇》）说声对不住，这本辞典不仅证明恶魔的存在，还说明它们能够被驯服。非要说什么安慰的话，那就是如果我们能命名恶魔，就能够控制它们，不管它们属于迷信还是理性那一卦的，在这两种情况中，这本书都是我们需要的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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