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那年，隆裕太后为我选好了教书的师傅，钦天监为我选好了开学的吉日良辰，宣统三年七月十八日辰刻，我开始读书了。
读书的书房在前星门里的毓庆宫。这里也是光绪小时念书的地方，再早这里是乾隆的皇子颙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的寝宫。毓庆宫的院子很小，房子也不大，是一座工字形的宫殿，紧紧地夹在两排又矮又小的配房之间。里面隔成许多小房间，只有西边较大的两敞间用作书房，其余的都空闲着。
这两间书房，和宫里其他的屋子比起来，比较矮些，布置也简单些：南窗下是一张长条几，上面陈设着帽筒之类的东西；靠西墙是一溜炕，起初念书就是在炕上，炕桌就是书桌，后来移到地上，八仙桌代替了炕桌。靠北板壁摆着两张桌子，是放书籍文具的地方；靠东板壁是一溜椅子茶几之类的家具。东西两壁上挂着醇贤亲王亲笔给光绪写的格言之类的条幅。比较醒目的是北板壁上有个大钟，说得准确些，是个钟的盘面，直径约有二米，指针比我的胳臂还长，钟的机件在板壁后面，上发条的时候，要到壁后摇动一个像汽车摇把似的东西。这个奇怪的庞然大物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安装在这里，我都不记得了，甚至它走动起来是什么声音，报时的时候有多大响声，我也没有印象了。
尽管毓庆宫的时钟大得惊人，毓庆宫的人却是最没有时间观念的。看看我读的什么书，就可以知道。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孝经》，最末一本是《尔雅》，基本课本就是十三经，另外加上辅助教材《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圣武记》《大清开国方略》《全唐诗》《乾隆御制诗》等等。十四岁起添了英文课，只念了两本书，一本是《爱丽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the Wonderful Land），另一本还是中国的“四书”，不过是译成了英文而已。满文也是基本课，连字母也没学会就随老师伊克坦的去世而结束。总之，我从宣统三年学到民国十一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关于自己的祖国的现况，从书上只看到“同光中兴”。关于外国，我只随着爱丽思游了一次奇境，什么华盛顿、拿破仑、瓦特发明蒸汽机、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全不知道。关于宇宙，超不出“阴阳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之类的玄之又玄。如果不是有的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还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但是，如果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去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下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也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由于读书和生活两方面的限制，我到中年以后的常识之不足，常常引起别人的惊奇，我对这情况还是在进了战犯管理所才发现的。有一次，一位同犯问我宫里有多少太监，我说：“那很多了，叫我遣散以后还不少，以前更多了。”“西太后的时候有三千吧？”“大概有三千。”“后来呢？”“太妃各宫都还有，重华宫有，长寿宫有……”“就说你那里有多少吧。”“我那儿光御前小太监就有好些。”“多少呢？”“有两拨儿，东夹道一拨，西夹道一拨。”“什么叫小太监呢？年岁有多大？”“年岁比较小些。”听的人不耐烦了，说：“你怎么老不说数目字呢？年岁小是多小呢？是十岁到二十岁，还是二十到三十，三十到四十？”“对啦，二十到四十。”他们都乐起来。有人说：“难道你小时候就没学过计数吗？”我说：“我就没学过嘛！”后来管理所所长发现了这个问题，指定了溥杰教给我算术。五十岁的人学算术，那一份艰难就不用说了。我的英国老师有一段话说得不错，中国的贵族们都是用不着算术的，一切都有人替他们办了。中国人的珠算是令外国人非常惊异的技能，但是擅长这门技能的，全是伺候人的人，一切有技术的人在那时是被贵族看作卑贱的等级的。
我读的古书不少，时间也不短，按理说对古文总该有一定的造诣才是，其实并不然。首先，我念书极不用功。除了经常生些小病借题不去以外，实在没题目又不高兴去念书，就叫太监传谕老师，放一天假。在十几岁以前，我对毓庆宫的书本，并不如毓庆宫外面那棵松柏树的兴趣高。在毓庆宫东跨院里，有棵松柏树，夏天那上面总有蚂蚁，成天上上下下，忙个不停。我对它们发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时常蹲在那里观察它们的生活，用点心渣子喂它们，帮助它们搬运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饭。我对蚂蚁的兴趣维持到十三四岁，后来用大瓷花盆专门喂养过它们。在屋里念书，兴趣就没这么大了，念到最枯燥无味的时候，只想跑出来看看我这些朋友。
十几岁以后，我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怎么做一个“好皇帝”以及一个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都有什么天经地义。我有了兴趣了，但这兴趣只在“道”而不在“文”，何况学的“道”大多是皇帝的权利，很少是皇帝的义务。虽然圣人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和“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但圣人更多的话却是为臣工百姓说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第一本教科书《孝经》里就规定下“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的道理，说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些顺耳的道理，在开讲以前就从师傅课外闲谈里听到，开讲以后，也是师傅讲得比书上的多。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师傅的古话给我的印象更深。
我的与众不同的念书方法，也让我得不到别人能得到的东西。许多旧学塾出身的人都背过书，据说这是件苦事，但也确实给了他们好处。这种好处我就没享受到。师傅从来没叫我背过书，只是在书房里念几遍而已。也许他们也考虑到念书是应该记住的，所以规定了这样两条办法：一条是我到太后面前请安的时候，要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给她听；另一条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由总管太监站在我卧室外面大声地把我昨天学的功课念几遍给我听。至于我能记住多少，我想记不想记，就没有人管了。没有任何测验和督促，我从来没有作过文。记得只作过几次对子，作过一两首古体诗，这也是极偶然的事。我的任何作品，老师向例不加评论。我的满文（宫内叫作“清文”）学了不少年，但是我只学会说一句话，这就是当满族大臣向我请安照例说了“阿哈某某，恩都尔林额，额直呢，显勒赫，博，拜密（奴才某某跪请主子的圣安）”之后，我须照例说的那句：“伊立（起来）！”
我九岁的时候，他们又想出一条促进我学业的办法，给我配上伴读的学生。伴读者每人每月可以拿到按八十两银子折合的酬赏，合大洋一百一十一元一分一厘，另外被“赏紫禁城骑马”。虽然那时已进入民国时代，这在皇族子弟中仍然被看作巨大的荣誉。得到这项荣誉的是溥杰和一个叔伯侄子，溥伦的儿子毓崇（伴读汉文），一个叔伯兄弟，载涛的儿子溥佳（伴读英文，是十四岁时才有的）。伴读者另有一种荣誉，是代书房里的皇帝受过。“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既有此古例，因此在我念书不好的时候，老师便要教训伴读的人。实际上，皇弟溥杰是受不到这个的，倒霉的就是毓崇。毓庆宫里这三个汉文学生，溥杰的功课最好，因为他在家里另有一位教师很认真地教他，他每天到毓庆宫来，不过是白赔半天工夫，真正的学业是从家塾里得到的。念书成绩最坏的是毓崇，原因倒不是他在家里没另请师傅，而是他由于念得好也挨说，念不好也挨说，自然使他念得没有兴趣，所以，他的低劣成绩可以说是职业原因造成的。我后来看了马克·吐温的小说《王子与贫儿》，发现英国古代王子的书屋里，设有世袭罔替的“鞭童”，在王子念书不好时专供老师打屁股之用，这真是古今中外无独有偶了。
我在没有伴读同学的时候，确实是够淘气的。我念书的时候，有时会把鞋袜全脱掉，一高兴，还把袜子扔到桌子上，老师只得给我收拾好，给我穿上。有一次，我看见徐坊老师的长眉毛好玩，要他过来给我摸摸，他不得不俯过头来，叫我冷不防给拔下一根来。徐坊后来去世，太监们都说这是给“万岁爷”拔掉寿眉的缘故。有一次，我的陆润庠师傅给我竟闹得把“君臣”都忘了。记得我那次无论如何念不下书，只想到院子里看蚂蚁倒窝去，陆老师先用了不少婉转的话劝我，什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听也听不懂，只是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身子扭来扭去。陆师傅看我还是不安心，又说了什么“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我反倒索性站起来要下地了，这时他着了急，忽然大喝一声：“不许动！”把我吓了一跳，居然变得老实一些。可是过了不久，我又想起了蚂蚁，在座位上魂不守舍地扭起来。
伴读的来了之后，果然好了一些，在书房里也坐得住了。我有了什么过失，师傅们也有了规劝和警戒的方法。记得有一次我蹦蹦跳跳地走路，慌慌张张走进书房，听见陈老师对坐得好好的毓崇说：“君子不重则不威……看你走路何其轻佻！”
我每天念书时间是早八时至十一时，后来添了英文课，在下午一至三时。每天早晨八时前，我乘坐八人抬的金顶黄轿到毓庆宫，我说了一声：“叫！”太监即应声出去，把坐在矮小的配房里的老师和伴读者叫了来。他们进殿有一定程序：前面是捧书的太监，后随着第一堂课的老师傅，再后面是伴读的学生。老师进门后，先站在那里向我注目一下，这算见面礼，我也无须回礼，因为“虽师，臣也，虽徒，君也”，这是礼法有规定的。然后溥杰和毓崇向我请跪安。礼毕，大家就座，桌子北边朝南的独座是我的，师傅坐在我左手边面西的位子上，顺他身边的是伴读者的座位。这时太监们把他们的帽子在帽筒上放好，鱼贯而退，我们的功课就开始了。
本文选自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
作家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