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是北宋第八任皇帝,在他主政的二十多年间,骄奢淫逸、不恤国事,朝堂间贿赂公行,各地民变蜂起,直接导致了北宋的覆亡。
可是,虽然赵佶做皇帝不合格,但他在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精通书法、绘画,尤其工于花鸟画。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芙蓉锦鸡图》,既是赵佶的得意之作,也是我国工笔绘画登峰造极的名作。此画为明、清两代皇室珍爱之物,上面有“万历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等收藏印。
历代皇帝如此钟爱此画,想必与画作质量与画作寓意有很大关系。否则,徽宗这样的亡国之君,他的东西后世君王生怕沾上晦气,避之惟恐不及,怎么会珍视收藏呢?
说来有趣,这只神采奕奕的鸡,能被赵佶描画出来,可是大有讲究的。
要知道,身为九五至尊、日理万机的赵佶,本来就少有时间琴棋书画,既然画了,按照我们的常理,应画些“高大上”的东西,怎么就单单画了一只“鸡”呢?
其中缘由,会令一些人百思不得其解。要揭开这个谜,首先,还得从赵佶画中的题诗分析。
许多人认为,这幅《芙蓉锦鸡图》并非是赵佶作品,而是画院学生的命题画,只是这个作品形神俱佳,主试官赵佶一见之下叹为观止,于是欣然命笔,接着就有了流传后世的这幅画作。
这个说法,固然有它的道理所在,但根据赵佶的心性,仔细推敲,这个推测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原因如下——在画的右下角,有款为“宣和殿御制并书”,下有徽宗皇帝草押书“天下一人”,可谓是言之凿凿的明证。
其次,北宋的翰林画院,虽然有别于前代翰林院,但从根本上讲,它仍是为宫廷帝王、达官显贵专门服务的,翰林画院的艺术创作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秩序,发挥图画辨识“忠奸善恶”的教化作用。
作为翰林画院的最高服务对象,赵佶自然有权利对画院学子进行考察。可是,与以往帝王不同的是,赵佶是艺术家,所以,他考翰林画院学子的方法也与众不同。
赵佶考察方式的独特性在于:他往往以古人诗句为题,对画院学生进行命题考试。
据史料记载,考题多数如下: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乱山藏古寺”
“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踏花归去马蹄香”
“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而在赵佶出的这么多题目中,从未见有关于“锦鸡”的自题诗于翰林画院学生画上的情形。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测,以一国之尊,诗书画三绝的人,去抢一个名不见经传学生的署名权,赵佶还是不屑于做的。
更有力的证据在于,据史料记载,赵佶对艺术创作精益求精,对翰林院画家的要求也非常严格,甚至到了“上时时临幸,少不如意,即加漫垩,别令命思”这一地步。
意思是说,只要是看到不入眼的绘画作品,赵佶立即用笔涂抹了要求重新画。对艺术的要求严苛如此,不得不说,《芙蓉锦鸡图》中汇集了赵佶的诗、书、画三艺,应该是应试画的范例之作。
另外,当然,赵佶这样做,也并非完全出于个人爱好,而是他注意到了绘画也有着重要的教化作用。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家禽中,“鸡”向来有“德禽”之称,拥有“五德”头衔。据《韩诗外传》载:
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
所以说,“鸡”有幸被人格化,成为赵佶笔下的灵禽,与“五德”有关。
而赵佶画的《芙蓉锦鸡图》,正是意在宣扬“文武勇仁信”的道德品质,要求臣下具备鸡的五种品德,对政权绝对忠诚。
宋徽宗赵佶的这一良苦用心,自然躲不过有心人的目光,后世许多画评家对此心领神会——谢赫《古画品录》云“图绘着,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张彥远《历代名画记》认为“夫画着,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
文人士大夫意识到,可以通过绘画而实施教化,得以共同构建和谐社会。醉心书画的赵佶,自然明白书画的教化作用,以身垂范自然是应有之义了。
说到这里,不禁令人想到,与赵佶相较,明太祖朱元璋算得上是个文盲,但一样喜欢卖弄诗词。他也曾写过一首《金鸡报晓》诗: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三声唤出扶桑日,扫败残星与晓月。
无独有偶,相传,乾隆皇帝也曾作《百鸡图》诗一首曰:飞来一只又一只,三四五六七八只。凤凰何少尔何多,啄尽人间千万石。
传言,当时,文武百官听得莫名其妙,纪晓岚立即上前捧场道:“皇上这首诗,还是一首绝妙的数字谜语——一只又一只是两只,三四只是十二只,五六只是三十只,七八只是五十六只,前后相加正好是一百只。皇上可谓天纵英才,聪慧过人!”
这一席话,说得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众臣工无不为纪晓岚的急智暗挑大指。
虽然朱元璋与乾隆的诗句,其艺术性与赵佶相较,高低立下,但读来也不失为趣事两则。总之,“鸡”谐音“吉”,也借此,祝读者朋友鸡年吉祥,福泰安康,生活中永远都有晨光样的希望。
作者:独孤慕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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