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伊始，日本学者与蒙古国学者合作，试图通过对蒙古人与日本人的基因相关程度，来找出日本人源于蒙古人的基因证据。在此之前，日本学者曾花了许多努力，试图从中国云南省的少数民族以及藏族那里，找出日本人基因来源的线索。
为什么日本人不从“一衣带水”的中国去追寻自己的基因渊源？
因为日本人有一个难言之隐，他们的第一代天皇，被学者证明与中国有些牵扯。
日本天皇，在日本国至高无上，受人崇敬。他与中国有啥牵扯？
原来，在日本史书之中，日本国的第一任天皇是“神武天皇”，他是日本“天照大神”的后裔，其事迹最早被记录在《古事记》中，名字记为：神倭伊波礼毘古命。较晚成书的《日本书纪》中的汉字译为神日本磐余彦尊。传说他建立最早的大和王权，为日本开国之祖与天皇之起源。这在当今的日本国，就像中国人知道秦始皇一样，是个人人都知的历史常识。
由于神武天皇年代久远，加上大量神话色彩，史书比较模糊，因而难以断定其准确性。
无独有偶。在一衣带水的中国的史书之中，有着这样的一个记载：“齐人徐市（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秦始皇本纪》）
徐福故事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太史公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徐福一去如同石沉大海。事实上，徐福将秦始皇给欺骗了，他假称寻找仙药，除了把人带走之外，还带上种子、药方、器械和各种书籍，走的时候就没想再回来。他避免了杀身之祸。这相当于秦始皇被徐福卖了还帮徐福数钱，而另外一名同样是为秦始皇求仙药的儒生卢生，却因为没完成寻找仙药和神仙的任务，最后被秦始皇所杀……
如果将两国的这两段历史记载联系起来，徐福与神武天皇就有了牵扯。
他二人不是两个人，疑似同一个人。
除了文字记载他们疑似一人之外，还有实物证据。比如，日本皇室的传国重宝，一镜（秦代白铜镜）、一玺，两样东西都是秦时制品，另外有一刀，是汉代环头大刀。这样贵重的传国重器，不是后世能够造得了假的。它们有来自秦汉的实实在在的文物份量。徐福虽然欺骗的是秦始皇，但他的寿命活到了汉朝，如果是他将东西带到了日本岛国，这样的推测不应该是空穴来风。
还有就是史书有地理环境相吻合的记载。
首先，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这是中国古籍中。另外，日本典籍记载：神武天皇在日本开国的地方檀原，其附近有琵琶湖、远淡海二大泽，以二泽为中心周围有九处平原。在东海诸岛中，只有日本本州岛有此地理特征，而在其他各岛均不存在，中国土地上也没有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如果将中国古籍对于徐福的记载和日本古籍对于神武天皇的开国记载，两种记载所描述的地形地貌高度一致。也就是说，两国史书记载的地理特征惊人的“相吻合”。根据史书记载，后世已经知道徐福到达的地方之后，知道他在那儿称王，不会再回中国。那个地方就是后世所说的本州岛的地形地貌。
其实，对于徐福到达日本国，最早并不是中国人说的，中国人先是不知道的；最早是日本人自己说的。在五代的时候，日本和尚弘顺大师来到中国。他在布道时多次指出：“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于此国。”他还说：“日本有一座富士山，也叫蓬莱山，徐福在那里定居，至今其子孙称秦氏。”从此，这一说法才在中国广为流传。
这个说明中国有关徐福到达日本的传闻，始于五代时期。另外有文献记载说：宋欧阳修有诗《日本刀歌》为证：“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肥沃风俗好。起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卯（雏）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玩器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准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还有一则记载称：明朝朱元璋因出家当过和尚，崇信佛教。一次，他接见日本和尚绝海时，绝海对他说：日本有“徐福祠”的事，朱皇帝大悦，因而绝海和尚兴致勃勃诵起诗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至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
日本有关徐福的传说，几乎妇孺皆知。“徐福墓”、“徐福祠”、“徐福宫”、“徐福登陆处”等，并不是近年的产物，而是修建已有上千年之久的古代遗迹了。徐福纪念馆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纪念活动愈更频繁。如：新宫市“徐福会”，每年都要举行“徐福墓前祭”。徐福的故事在日本，差不多快赶上中国人对西游记的广泛了。日本自称神国，崇神重祭，有罪就诵禊词以自洗濯，这些经过考证之后，其实都是方士之术。而方术不正好是徐福的本行么？这说明，在立教中与徐福具有的个人知识点也是相吻合的。
徐福与第一代天皇的考证，还有其他的证据，那就是徐福父亲的名字与第一代日本天皇父亲的名字，有着很意外的吻合。徐福的父亲叫徐猛。而神武天皇的父亲叫“彦波潋武”。在日语中，“彦”是酋长，“彦波潋”即海上君主的意思；关键是最后一个“武”字，才是其父本名，因为“武”和“猛”在日语训读中发音完全一致。
而且，在日本天皇的神话传说中，有齐国社稷五行七神之六；有齐国特有的八神之七；在齐国琅琊地区所祭的四时之神，全都能够在日本找到（徐福是齐地琅琊人）。日本神武天皇建国后，实行的是分封制，这与先秦时期实行的分封制雷同。而这项制度，正是徐福建国思想的体现。甚至连称谓也是相似的，“国造”是先秦时的“诸侯”。“县主”是秦代的“县令”。当时的日本还属于石器时代，不可能一步进入分封制。在政制的理念上，神武天皇信奉的是“君曰尊，臣曰命，曰大夫，曰将军”，这些都是周秦时代的观念。也就是说，天皇建国，沿用了周秦时的政治术语和制度，这不得不让后人把神武天皇与徐福联系起来认知。
日本的神武天皇在日本古籍记录之中，进行了大规模的东征。在这段历史的记录中，据《日本书纪》载，神武天皇东征时的船队，有这样几个特点：1、兵士男女各半；2、打仗的时候，男军女军齐头并进；3、在与敌方对战的时候，女军正面出击，男军迂回作战。男女兵士同作战，这在古代作战史上极为罕见。于是，让人不由得记起中国史书记载徐福的船队拥有三千童男童女、刚好的各一半的史料来。如果不是徐福带来的童男童女的骨干力量组成的军队，还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神武天皇在东征途中，曾屯兵数年，制造兵器，拓荒种粮，增制舟船，积蓄力量，完全是春秋战国屯田兵的做法。这些行为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于处在石器时代的并不发达的日本而言，一是做不到屯田种粮食，二是绝无可能具有建造如此浩大船队的能力。只有凭借徐福带有的五谷种子，带有的各种工具器械、能工巧匠，才有可能做到传说中所描绘的一切。
神武天皇东征胜利后，在大和的“橿原宫”即位，立年号神武元年。即便是这个即位的宫殿，其名称也与周朝的历史起源有着联系。因为“橿原宫”的“橿”，与“姜”同音；在中国早期文字中，同音字有共同原初含义，因此，“橿”与“姜”字可互代。“橿原宫”，可以写成“姜原宫”。“姜原”，懂得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她是周王朝第一个君主“后稷”（契）的母亲，是周王朝最早的女祖宗，这在先秦古籍之中是有记载的。对于周王朝的女先祖，徐福应该非常清楚。神武天皇的宫殿，用了中国周朝老祖宗的名字，如果神武天皇不是徐福，那还真是无法解释如此之类的谜团了。
据考古证明，日本古文化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日本固有的“绳纹式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二是外部传来的“弥生式文化”（文物在东京弥生厂发现居多而得名），发展水平较高。神武时期出土的铜器、铁器，以及瓮棺等文物的发掘，它与战国时期燕、齐文化有诸多相同之处。这两种文化之间，后一种文化完全不是前一种文化的延伸，它要比前一种文化先进数千年，两种文化之间无法承继。只能够有一种解释，这些文物是徐福东渡带入日本的，带来了先进的工具和稻作技巧，带来了日本社会发展状况的飞跃；不然，日本古文化便会出现断代，也就无法解释清楚两种文化同时存在的原因了。
神武天皇是日本的开国天皇，也是日本天皇制度的创始人。但是，神武天皇的身世，在日本也是一大谜案，日本史书说他是天上飞来的“天孙”，猛一听觉得荒谬，但是，如果了解了上述的情况，再来品味“天上飞来的‘天孙’”那就不觉得荒谬了。中国皇帝自称“天子”，日本天皇自称“天孙”，似乎在“天孙”与“天子”之间是有某种历史联系。神武天皇即徐福的推测，听上去证据似乎也就更充分了，与历史状况和记录也更加吻合了。
日本的古代史其实是一本糊涂账，有一半是无稽的神话，另外一半是捏造的伪史。捏造史实并不稀奇，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行为，自称是某神的直系后代，只不过是向世界夸耀自己有多了不起，不过是人性的弱点。日本人想要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数千年之前，结果却是很囧的。
最先将徐福与神武天皇联系在一起的是清代诗人、学者黄遵宪。近现代中国学者卫挺生在香港出版了《徐福入日本建国考》，全面论证了徐福与神武天皇的某种神秘联系。
当然，这些只是学术上的一些探讨。
有一些证据也证明徐福与神武天皇对不上号，主要说的是年代对不上。
同时，也有年代对得上的说法。各自说法不过就是讨论，谁也不必那么紧张。
关于日本岛居民的民族来源，学术界通常的说法是，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日本岛才开始有居民，最早的日本居民是从北方大陆迁移来的通古斯人，以后有马来人从南方渡海而来，大约从公元前一千纪后半开始，就不断有从北方来的人类进入日本，也有南方进入的马来人。
作为日本学者，更愿意将自己种族的来源追溯得更远一些，他们曾经从蒙古人、云南少数民族、藏族里，寻找过他们祖先的基因……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约撰稿人：悬疑大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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