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物嬉戏是唐人重要的休闲活动。西安博物院“花月醉雕鞍——大唐金乡县主展”的亮点之处，是观众对展品中唐代“动物”引发的广泛兴趣，该院副院长李燕给我们介绍了唐朝贵族的家宠。
金乡县主作为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孙女，她父亲是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笔下《滕王阁序》中的滕王——李元婴，县主的婚姻也是由武则天给她安排的。
金乡县主一生历经中宗、睿宗、武周、玄宗数朝，见证了唐王朝从开疆拓土走向全盛的辉煌历程。在她生活的长安城中，各国侨民和外籍居民占了很大比重，唐王朝对这些外籍居民给予了豁达大度的政策和保护礼遇，允许他们工作、学习、参加科举考试、做官、娶妻生子、信仰他们原来的宗教、开展贸易活动等。
在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彩绘狩猎骑马俑、牵驼俑、牵马俑中就有高鼻多须的胡人形象，就是众多旅居长安的外籍人士缩影。他们有长期聚居于长安西市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有娴于驯养驼马，长于骑射狩猎，为长安的豪门贵族、富商巨贾所雇佣豢养的技术人才，他们沟通了唐朝和西域的经济交流的通道，促进和繁荣了丝绸之路经济贸易交流。
细心的观众在西安博物馆的展览中还发现了猛禽的身影，在该展彩绘狩猎骑马俑的臂上架有鹰鹘之类的猛禽。它们往往是作为贡品献到长安，而长于善于骑射狩猎的胡人当然也是调教这些猛禽的能手，唐人称他们为猎师。
唐代设立管理皇帝鹰犬的机构称“五坊”，即雕坊、鹘坊、鹞坊、鹰坊和狗坊，五坊官员称为五坊小使，他们官位不高但却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五坊鹰犬主要有三种来源，一为进贡，二为皇帝派人征索，三为购买。
胡人带来的异域文明，让长安人的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他们牵着骆驼往来于西域与唐朝之间，众多精美绝伦的物品从长安城最大的商业中心西市转销到全国，骆驼也会参与到贵族们的狩猎出行活动之中。
从西域来的马匹满足了唐人对宝马良驹的喜好和追求，从西亚、中亚传入长安地区的峰牛也成为唐人重要的出行工具。而在唐人去世后，还会把他们信仰的具有吉祥寓意的佛教守护祥兽、祥鸟形象刻画在葬具之上，比如莲花、狮子、凤鸟等纹饰，带入到地下世界继续保护他们。
峰牛也叫瘤牛，是丝路上的又一代表性动物，这种牛原产于中亚与西亚两河流域地区。中国中原与北方地区不产峰牛，但在唐墓中却时有发现，包括金乡县主墓在内，发现峰牛俑或壁画的唐墓，墓主人身份都较高，说明以峰牛作为随葬品者有一定等级性。
狮子是非洲最威猛的动物，随着两汉“丝绸之路”的开通，这种威猛动物的艺术形象东传，作为佛界的守护神也被用以镇墓驱邪，保护墓主人的安宁。
该展展出的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四件镇墓俑，两件镇墓兽、两件天王俑，用以避邪压胜。其中的镇墓兽就有一个是狮面兽身的，另一个是人面兽身，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的本土化和世俗化。
本次展出的一件陶俑让观众感到惊异，该陶俑马背上有胡人作回首状，还有一只戴颈圈的猎豹。史载开元天宝年间，西域多国都曾献豹于唐，而中亚的波斯、粟特地区有狩猎用豹的传统，产于当地的猎豹属食肉目猫科动物。
豹猎由粟特人的引入，西亚狩猎的诸多方式从北周以来不断传入中原。猎豹的使用在唐朝只限于宫廷，而且使用的时间也非常短暂。在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中，也有一幅驯豹图，可见唐代确有驯养猎豹之事。
有观众在展览中发现了一只“猫”，其实那是“猞猁”。作为一种猫科动物，波斯人称它是“地底下钻传来的黑精灵”，源于这种动物有极快的速度和极好的弹跳能力，它们遇到危险时会迅速逃到树上躲蔽起来，有时还会躺倒在地装死，从而躲过敌人的攻击和伤害。
西安博物院邀请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赓哲在解读“金乡县主墓与唐人的日常生活”时提到“猞猁规格高，配置的小毡是为了照顾马匹不被猞猁的利爪惊到使用”。
在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另一件陶俑的马背上，观众发现了一只卧犬，它竖耳尖喙、瘦身长腿，这就是文献中多有记载的波斯犬，也叫细犬。最初是专职皇家御用狩猎犬，唐代皇室御用狩猎犬种，后传入民间，在我国唐代和汉代时期的古墓壁画狩猎场景中就有它们的身影。
于赓哲在西安博物院主办的讲座中提到：“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所写的二郎神的啸天神犬可能就属于细狗系列。”唐人《园陵犬赋》称赞这种狗“嘉彼御犬，即良且驯。蒙先朝之乃眷，向宫室而托身”。这种身形优美的犬类，今天在关中平原的东部，仍然有少量存在。
（大众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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