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汉奸无数，最有名的有两个，一个是汪精卫，另一个就是郑孝胥。此二人在做日本人傀儡时都曾自诩“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表面看似有甘受屈辱换担当的苦心，其实是权力欲作祟，是对贪婪可耻的粉饰。
郑孝胥1860年生于福建闽侯一户书香门第，父亲郑守廉是1852年的恩科进士，交友极广。母亲林氏为继室，在他七岁时亡故，之后他被父亲带到北京，九年后父亲故去，只好回乡继续读书。
郑孝胥自幼聪颖异常，是才子胚子，曾与陈衍、陈三立等人共创过一种“同光体”诗文，主要学宋，也学中唐，而不墨守盛唐，这种诗风在同治、光绪年间曾领一时之风骚，郑孝胥以此赚了不少文名。
除去善做诗文，郑孝胥还有一处亦很厉害，书法造诣甚至了得。
1882年，郑孝胥高中福建省乡试解元，从那时起，他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了56年，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乡试高中之后，郑孝胥没有继续走科举之路，由此可以看出来，此人表皮是文人，内在里却是想尽快远离寒窗的。因为母舅林葵曾任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书记官，在官场有人脉，对他影响很大，1885年，郑孝胥便通过母舅的门路，给李鸿章做了幕僚。
由此进入晚清官场后，1891年郑孝胥东渡日本，出任大清驻日使馆书记官，后升任大阪总领事。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郑孝胥回国，担任张之洞自强军的监司。
因为背景不错，后来郑孝胥还为清廷干过不少差事，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兼汉口铁路学堂校长、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及广东按察使、湖北布政使等等。
郑孝胥真正博得大名，是在辛亥革命之后。
老家伙挺绝，竟学起“卧龙”孔明，甚有气节地隐居在了上海海藏楼。
这一时期，郑孝胥每日长辫在头，房上插一黄龙小旗，黎明即起，以“夜起翁”自号，所有诗文题识，仍沿用宣统年号，从不用民国年号。
当时民国书法界向有“北于南郑”的说法，北于说的是于右任，南郑指的就是他郑孝胥。
郑孝胥写字，惜字如金的架势很足，每个字一千大洋，少有优惠的时候。现在还在用的“交通银行”四个字，就是别家用四千现大洋换来的。
初版《辞海》的书名，也是郑孝胥题写的，这回，老家伙难得给了优惠，只收了五百大洋润笔费。
关于郑孝胥润笔守死规矩，还有不少轶事——郑孝胥书桌玻璃底下长年累月压着八个字：“亲友求书，概照润例”。总之，收润笔费，老家伙是六亲不认。有一回，郑孝胥为商务印书馆写好了馆名，对方要求题款时应注明“民国某某年”，郑孝胥一听，这可不行，转手就把墨宝烧了。
当然，润笔逼格高，还不足以撑起郑孝胥晚清民初上海滩“卧龙”先生的名声，关键处在他只念清廷旧主。
清廷覆亡后，袁世凯、黎元洪先后都曾请郑孝胥出山，但他均以“不事二主”为由拒绝了。段祺瑞组阁时，也曾电请他出任交通部部长，他又以“家有小事，不能前去”回绝了。
这还不算，无论哪位朋友做了民国的官，一定会遭到他的谩骂：“群盗如毛国若狂，佳人作贼亦寻常。”
郑孝胥的这种做派，赢得了溥仪身边那些老师傅的极力赞赏与推荐。洋师傅庄士敦就曾在溥仪面前说，郑孝胥是他在中国二十多年来最佩服的人，道德文章，全中国找不出第二位来，说到办事才干和魄力，没有比他更好的。
这样的说法听多了，溥仪也对这个人感佩起来，说他鬻书笔润收入，日达千金。如此尚有放弃功名利禄前来效力之心，可见是个难得的忠臣。
就这样，溥仪破格授了郑孝胥总理内务府大臣的官差，居内务府大臣首席。
在溥仪的回忆中，郑孝胥总给人这样的印象，此人有他自己的见地思想，却也十分爱好献媚争宠，追逐权力。
正是因为少了一根脊梁，多了一些媚骨，后来的郑孝胥一步一步堕落成了遭历史唾弃的汉奸老狗。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郑孝胥陪同溥仪，一同逃向天津。在天津期间，郑孝胥一度将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他那著名的“三共论”上，他常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
然而，郑孝胥希望各国列强共管，然后实现复辟的“理想”，不仅迂腐不切实际，而且透着奴性，注定只能是悲哀的妄想。
发觉这条路走不通后，为了不在溥仪面前失势，郑孝胥从一条死路转向另一条死路，一步步落水做了汉奸。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以“在东北建立帝国”为前提，与臭名昭著的土肥原贤二达成秘密协议，协助溥仪潜入东北。
溥仪在东北搞复辟，有他自己的一套算计，他想要的是皇帝尊号，而不是不伦不类的执政。郑孝胥见溥仪不太配合，一边跟日本人拍胸脯，一边威胁溥仪说，日本人说得出做得来，眼前亏不能吃。何况日本原是好意，让皇上当上执政，就和做皇帝一样。臣伺候皇上这些年，还不是为了今天？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铺盖回家！
在各种压力下，溥仪只好搞曲线复辟，先做执政，再谋求皇帝尊号。
因为都是阴谋家，之后溥仪对郑孝胥便不那么信任了，当发觉郑孝胥瞒着自己跟日本人签了秘密协议，溥仪不止一次大骂，郑孝胥（混蛋），用密约换国务总理的大印。
傀儡汉奸终究是不好做的，自出任伪满洲国第一任国务总理以来，面对滔滔骂名，朋友绝交，追求所谓自我人格完美的郑孝胥，内心也是苦闷彷徨的。
他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何事与人说时命，残年犹遣待苍苍。”
后来，见日本人对伪满洲国的控制越来越强，郑孝胥在他主办的“王道书院”发了一次牢骚。他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
这时候，日本人本就想换上更听话的老狗，于是一脚将他踢开，换上了丝毫没有人格的张景惠。
溥仪在回忆中说，被日本人抛弃之后，郑孝胥连存在银行里的“建国功劳金”都取不出来，想迁离长春也不得准许，在宪兵队的监视下，只能在家里写写字，作作诗，三年后，暴死家中。
他的儿子郑垂也是暴死，早他三年。
很多人包括溥仪都认为，郑孝胥父子是死于日本人的暗害。
写到最后，忽然想起郑孝胥对晚清当朝人物的那一番点评：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
看他人，眼光很毒，可是看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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