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以前，桂林市兴安县没有桂兴村。为“三线建设”，1970年8月的一天，一批“姓军却不穿军装”的人来到兴安，便有了桂兴村。
桂兴村虽然叫“村”，但“村民”们不种田，还曾生产过全国最先进的国防通信设备。作为一座曾经的国防工厂，桂兴村有过一个响当当的名号——邮电部兴安通信设备厂（邮电532厂）。
“红色”土地上建起的“红色工厂”
上世纪60年代，随着“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口号，桂林兴安县也迎来了一座“三线厂”。与其他选址在桂林主城区的“三线厂”不同，邮电532厂选在了兴安县城以南一处三面环山、远离公路的山洼地里。
1976年，桂兴村“五七”连队合影。（图片由老员工周启明提供）
据该厂厂志记载，由国家电信总局抽调的筹备组到达广西后，按照“隐蔽”等相关要求，前后考察过17处地点。除了兴安，筹备组还考察过桂林市郊、灵川、龙胜、资源等多地，但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定在兴安。
厂区旧貌。（图片由老员工李嘉英提供）
为何偏偏是兴安？“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一句民谣道出湘江战役战况之惨烈。当初，建厂指挥部领导中有3位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第一批建厂人员中有近百名“五七干校”的干部。在这些人心目中，兴安这个地方意义非凡。于是，在众多备选地都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他们希望把厂建在兴安，以纪念当年牺牲在此处的战友与先烈。
它的建设规模在桂林数一数二
“桂兴村”的名字取自桂林、兴安首字。“远看像村庄，近看像民房，进去是工厂”，把工厂布局得像农村一样，是“三线厂”的特点之一。建厂之初，很多兴安本地人都不清楚，这个“村”竟是一座由国家直管，军方派军代表驻厂的国防工厂。
桂兴村厂房旧照。（图片由老员工李嘉英提供）
厂里的老人至今还记得，未开工前，厂区所在地杂草丛生、荆棘满地、田塘坡地间隔，到处是坑洼不平。第一批建设者只能住在兴安县城，每天通勤都要跨山步行往返9公里。随着建设的铺开，人们不久后便住到了厂区周围的老乡家里。那时的农村没有自来水，只有山沟塘，工人们洗澡都困难。
技术人员测试微波天线。（图片由老员工李嘉英提供）
技术人员研究分析“气象（云图）传真机”。（图片由老员工李嘉英提供）
由于地处偏僻，大型机械设备运不进去。于是，等设备到了兴安火车站，就靠人工肩挑手扛的方式，转运到厂里。当时，“人肉”运过最重的机床重达130吨。创业者们采用钢管垫底、人推车拉、步步滚动的原始方法，“滚”完了从火车站到车间的5公里路程，耗时4天半。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人们始终劳而无怨，参加施工人员一度多达2500人左右。就这样，一座新村以“人海战术”在大山里建起。
事实上，桂兴村最早的布局是三个厂，即532厂、533厂、534厂。三个厂以“品”字形布阵，彼此独立，各有生产任务并建有配套车间与仓库……1975年，国家邮电部将三厂合一，统称“邮电532厂”（以下简称“桂兴村”）。这座“三合一”工厂的体量之大，不言而喻。建厂初期，全厂职工已接近3000人，厂区占地总面积达1500亩。当时放眼全桂林，它的规模都是数一数二的。
当年的生产场景。（图片由老员工李嘉英提供）
而在此做事的“村民”也都是国家顶尖的人才。“三线建设”时期，一个新厂的建立背后都有一两个老厂的支援，比如桂林橡机厂由沈阳厂援建，桂林量具厂由哈尔滨厂援建……桂兴村不但“背靠”北京506厂、上海519厂、西安503厂、武汉535厂，还得到了其他研究机构的支持。
在这样强大的“背景”下，厂里第一批“老师傅”几乎都来自上述4座老厂，分来的大学生也都是从中国当年仅有的三所邮电大学（即：北京邮电大学、南京邮电大学、重庆邮电大学）的毕业生里优中选优。青年徒工则在桂林、南宁、梧州等地知青中挑选最优者。
当年的生产场景。（图片由老员工李嘉英提供）
“我们两届毕业生约有1500人，最后选出了45人。”1970年，时年25岁的马盛之以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入选，成为了第一批进厂的大学生。“每个班前五名才有资格报名。第一批，南邮就去了55人。”同年，与马盛之年纪相仿的南京邮电大学毕业生翁学成也被选上。“我们公社大概有3000人，最后综合考量，选了6个表现最好的走。”时年20岁的桂林灵川人毛解玉，是这6人之一。
桂兴村自己的医院，里面的设备比兴安县人民医院的更先进。医院的医生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拥有自己的手术室，许多子弟在这里出生，也有许多老员工在这里走过人生最后一程。（图片由老员工李嘉英提供）
“这里的田径场是按照标准的四百公尺跑道建造，中间是足球场。”“大礼堂可容纳上千人，可以看电影。”“当时兴安县医院都还没有照X光设备，我们厂医院就已经有了，医生都是从北京、上海以及部队调来的。”
员工食堂旧照。（图片由老员工李嘉英提供）
如今，桂林市兴安县的桂兴村老厂区里，依然能找到不少过去的痕迹。对于曾经的辉煌岁月，老员工们仍津津乐道。像众多的国企大厂一样，当年的桂兴村俨然是个独立的“小社会”。食堂、医院、煤站、招待所、邮局、托儿所、中小学、电大……各项社会设施无所不包，职工的衣食住行后顾无忧。
工厂俱乐部，内设标准剧场。（图片由老员工李嘉英提供）
“三大王牌”产品从这里飞向全国
强大的人才储备和生活保障，为桂兴村的“起飞”打下坚实基础。
这个厂体量大、产品多、种类齐，通信电源、微波通信、传真机是“三大王牌”产品。其中，通信电源是最早生产、后来销量最大的产品。1972年，桂兴村厂区都还没完全建好，就已经试制出了一批电源产品，投放市场后当年实现产值140万元。
当年的生产场景。（图片由老员工李嘉英提供）
“之所以能这么快，一个是当时人员水准高，再一个就是535厂的帮助。”1971年，32岁的李嘉英作为技术人员从邮电部武汉535厂调到桂兴村。武汉535厂是我国通信电源领域的“老大哥”。在全国“一盘棋”的年代，武汉535厂不但送来了一批“李嘉英”，也将全套产品图纸无私地供给了桂兴村。
有了武汉的支持，加上本身强大的研发能力，桂兴村在电源新产品开发、试制工作中不断有新进展，市场反响热烈，产品供不应求。“我们程控电源最红火的时期，全国各地的客户自己开车来，住在我们厂的招待所等货。”李嘉英跟着电源产品“走”到退休，对此记忆深刻。
当年的生产场景。（图片由老员工李嘉英提供）
后来，考虑到北方客户开车到南方拉货太远，桂兴村干脆联合一家企业，在山东威海开了一家电源产品分厂。如此“豪横”，底气是桂兴村走在行业最前线的成绩，以及仅次于武汉535厂的“江湖地位”。
再说微波通信。在光纤通信问世之前，微波通信曾是长途电话、数据、广播电视的主要传输手段。自1975年开始，该厂为我国提供了多条干线微波通信设备。
桂兴村的各种产品。（图片由老员工周启明提供）
不少老桂林还记得，1981年以前，桂林人收看央视节目很困难。1980年3月，桂林开始建设大头山微波台，从湖南跳马山电视台开口，建立湘桂微波支线。经过大概半年的努力，这条线路于1980年12月14日接通。从此，桂林以及湖南南边的人民都可以收看到广西电视台、湖南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
这条微波线路，便是由桂兴村负责勘测、制作、安装与调试的。“为了保障信号稳定，我们要派专人在各个微波站值守。”1981年除夕夜，有条件的桂林人在电视机前看着央视节目，沉醉在阖家团圆的幸福之中。而36岁的马盛之，则作为值班人员之一守在微波站里，吃着泡面“年夜饭”，远离妻子儿女。是年，桂林市人民政府向桂兴村送来锦旗，“感谢对湘桂微波工程的大力支援”。
进入互联网时代，传真机被逐渐淘汰，但在过去，人们传输资料经常要使用传真机。而桂兴村，曾是全国传真机的唯一生产厂家。1972年，桂兴村就开始试制传真产品。1975年5月，该厂第一台单路真迹传真机通过邮电部鉴定。之后，他们又相继开发了文字传真、相片传真、气象传真三大类多种型号传真机产品。
工厂办公楼旧照。（图片由老员工李嘉英提供）
上世纪70年代初，全国人民想同步看一份《人民日报》并不容易。在正常投递的情况下，北京当天发行的报纸，新疆人民可能要5天以后才能拿到手。解决同步看报的问题，靠的只有传真机。
有资料记载，从1976年至1979年，北京电报大楼先后开办了北京至广州、南宁、昆明、兰州、乌鲁木齐等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参考消息》的版面传真业务，祖国各地终于可与北京同步看到当天的主要报纸。当时，他们用到的传真产品与技术，都由桂兴村提供。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史称“唐山大地震”。地震发生时，32岁的商新良作为技术人员与桂兴村几位同事，在北京调试安装传真机。“尽管传真机还在调试阶段，但情况紧急，就直接用上了。”商新良记得，北京附近所有有线通信全部中断，这台“赶鸭子上架”的60路电信传真机前后为中央与地震灾区传送20余份文件，为救灾提供了通信帮助。
桂兴村的精英大受市场欢迎
以上故事在桂兴村的“成绩单”里只是一小部分。那些年，全国各个级别的大小科技奖项，但凡叫得出名字的，桂兴村基本都拿过。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三线厂”的弊端开始显现。
桂兴村荣誉累累。（图片由老员工李嘉英提供）
地处偏远就是阻碍其发展的问题之一。1991年初，桂兴村根据上级“就近转移”的指示，开始将部分产业向桂林市区转移，在桂林高新区建立桂林分厂。但由于户口、制度、个人意愿等种种原因，最后只有大概一半人员及家属迁入了新厂区。至1994年，桂兴村基本完成了桂林分厂的建立和产业转移。在转移期间，桂兴村依然保持着红火的态势。据资料显示，从1991年到1995年，桂兴村工业产值完成5.005亿元，而从1985年至1994年，桂兴村创造的税利就可以再建三个桂兴村。
桂兴村子弟学校，孩子们在这里可以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图片由老员工李嘉英提供）
由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高材生设计的教学楼，如今被兴安县第一小学桂兴村校区正常使用。（记者梁亮 摄）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的浪潮开始翻涌。中兴、华为等一批通信行业的“起之秀”逐步大放异彩，桂兴村曾引以为傲的传真机产品，在日本传真产品的强力冲击下，产值开始不断下降。看着厂里效益式微，许多人萌生了跳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
“那几年，几乎每年都有技术骨干跳槽。”“到深圳中兴、华为的很多，到移动、联通、电信的也不少。”“当年华为到桂林招人，条件开得很高，要求也高，至少本科以上，但如果是桂兴村的人，技术工都要。”“在深圳华强地段往下扔砖头，都有可能砸中一个桂兴村的人。”这句玩笑话虽然夸张些，也从侧面说明了桂兴村严重的人才流失。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桂兴村历练过的人，是普遍受到市场欢迎的。
进而有为，退而有序
至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各种原因的综合影响下，桂兴村的生产和技术开发落后于市场，加上大量技术工人的流失，国家对该厂进行政策性关闭。2007年12月27日，曾经辉煌一时的桂兴村宣告破产。
破产后，桂兴村原有一些设施逐渐荒废，医院仅剩一幢残破的危楼。（记者梁亮 苏展 摄）
厂房的户外楼梯已长满青苔。
花园式建厂，如今仍能通过局部畅想厂区旧时的美好。（记者梁亮 摄）
如今，桂林分厂的大楼后来成为桂林市七星区政府的办公楼之一。而兴安县厂区现已改造成兴安县桂兴村工业园区，更多企业入驻园区，接过了振兴桂林工业使命的大旗。
兴安桂兴村有些老厂房已空置，曾经里面都摆放着精密仪器。（记者苏展 梁亮 摄）
2009年，桂兴村危房改造安居小区项目启动，就在桂兴村原厂址中心地带建起了桂兴村小区，当初未迁入桂林的大部分“村民”得以在此安置。
曾经的员工宿舍，即将被拆除。（记者苏展 摄）
老员工蒋周荣作为破产建房领导小组的成员，坚守到了最后。那是2018年的一天下午，厂里的职工住房安置和资产交接全都完成，他最后一次收拾干净办公室，一个人坐了很久，才倍感不舍的关闭了办公室的大门。“这间工厂（存在）这么多年了，它养活了我们也培养了我们。破产了，大家都舍不得，很多老员工都流泪了。最后一天下班的时候，我心里也不好受，我19岁就进厂了，一干就是一辈子。”
桂兴村厂房被其他企业租用后，不少老家具还在使用。
尽管不舍，但桂兴村的最终停产，是政府政策性的一个决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不负时代、不负使命，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又在时代更迭中，真正做到了进而有为、退而有序。
曾经的大烟囱。（记者苏展 摄）
曾经的粮仓。（记者苏展 摄）
“冠山为我们作证，灵渠为我们助威，在这高高的越城岭下，我们建起新城……红旗下又站起一代新人，我们从这里起飞，我们从这里起飞……”桂兴村的厂歌叫《我们从这里起飞》，这首歌也许不再唱起，但这勇于拼搏、甘于奉献的“三线”精神将激励每一代人接续奋斗。
住在桂林市区的老员工，有机会还会到兴安桂兴村小区看看老同事。（记者何韬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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