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座建筑象征着人比如安菲尔德球场里总有唱着你永远不会独行的红军拥趸，有时候则象征着一个国家，比如自由女神上有着浓浓的美国味道，而白金汉宫则跟英格兰划上了等号。
但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建筑物既是人的象征，又有国家的含义，比如白宫之于美国总统和合众国，又比如唐宁街十号之于英国首相和联合王国。
卡梅伦在唐宁街10号前发表演讲,正式结束首相生涯
不难发现，当一套屋子成为了行政首脑的官邸时，它就开始有了国家和领袖的双重含义。那么这种跨界住宅最早出现在哪里呢，既不是19世纪从大西洋沿岸一路扩张到太平洋沿岸的美国，也不是18世纪从海盗打成海王的英国。
早在1071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汴京中就出现了这种供军政一把手们在任时居住，离任时迁出的官邸了，这比1735年，英国的第一位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把唐宁街10号改建成其在伦敦的宅邸和办公室要早了664年，比1800年白宫成为美国总统府要早了729年。而如果要追溯历史，早在秦汉时期政府中国就有为官员提供官舍的先例，地方上以县为单位往上各级的官舍一直延续到明清，而在首都因为官僚机构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政府财政的缩减，南北朝以来绝大多数中央机构不再设置专门官舍，在京官员的居住选择也开始多样化，京官官邸的恢复要等到上面提到的宋神宗时期设置的东西二府。
当然宋代被称为东府西府的官邸和近代欧美官邸性质上有相同的也有不同
所谓的东府、西府其实分别指中书门下、枢密院，作为执掌一国文武权柄的机构，他们的老大应该备极荣宠，但其实中书门下的长官比如说中书令们并不掌握实权，甚至说在大部分的时间内一帮挂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差遣头衔的官员才是在里面翻云覆雨的真正大佬。
有宋一代，中央皇权的强化一直都是趋势，而不断深化的官、职、差遣三元并立，职权不统一的官制正是为了顺应这种趋势做出的改变。枢密院的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作为差遣头衔的一种也是这种改变的体现，使得宰相们从隋唐时权兼文武的大统领变成了只顾行政事务的文职头头。
东府里的一众差遣宰相分了正式的中书令的相权，而西府的设置又进一步分了东府的相权，这些官员的上位满足了皇权集中的需求，当也带来了执政宰辅在数量上的增加。
我们知道北宋一直饱受官员冗多的困扰，而数量众多的京官也带来了巨大的居住需求，一般来说京官们在汴梁的居所，跟当下一样要么是买房，要么是租房，运气好的皇帝赏一套房子，运气不好的就得自己出钱买了，所幸北宋官员薪酬水平不错，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都能承担。但是即使如此，受到地价和具体收入差异的影响，各官员居所并不聚集，尤其是离皇城较远。
关于这种情景南宋的宰辅魏了翁曾有描述：“百年之间，未建私第，犹僦民居，往往距城迥远。”
而恰恰中书的办事处——政事堂设在禁中，执行机构——尚书省设在皇城之外，一旦在政事堂议政结束，宰辅们就得带着事关机密的文书往返于政事堂、尚书省、私宅之间，行程较长多有延误迟到，甚至有遗漏泄密的风险。
政事堂大致位于大庆殿附近
也因为这个客观存在的弊端，所以宋神宗这个一腔热血的年轻皇帝在王安石变法时就在皇城西南，按方位命名分建东西二府。这也是宋朝历史上首次给宰辅们修建官邸，东西二府各四位，除了东府第一位占156间房以外其他七位均为153间，合计1227间，上任时入住，离任时搬出。
从此开始，宋代京官逐渐开始拥有了对官不对人的官邸，除了东西二府以外，还有台谏宅、百官宅等其他部门的官邸，当然也不是所有京官都有这种福利待遇，一般来说，部门的正副职官员才有资格搬入官邸。而官邸的名字也不是随意而定的，就比如说能用府这个字的也只有东西二府，其他官邸一律称为宅。这种区分其实也是宋朝一直以来的礼制要求，因为根据“臣庶室屋制度”规定：“执政、亲王、私居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
所有官邸的设立与东西二府一样都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因而一般设置在相应机构所在地附近，比如说南宋的御史台在左一厢的清河坊西，那么台谏宅也就健在了同处一厢的大常寺西。
当然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官邸与欧美官邸的一些基本异同，两者的相同之处无论是东西二府还是唐宁街10号亦或是白宫，它们都是执政在任时的居所。
而两者的最显著区别则在于小皮特可以凭借着他超人的经济头脑在唐宁街10号处理公务，而我们的王安石却还是得从东府的家中赶赴皇城内的政事堂议政。
但东西二府也不是一直都保持着存粹的住宅性质，如果说王安石是第一位入住官邸的执政，那么他的一生之敌司马光则是第一位改变东西二府性质的宰辅。
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出任门下侍郎，开始执掌政权，入住东府。为了进入废除新法的快车道，那真是倾其所有，虽然年过六十，还是没有任何懈怠，一脚油门不够那就再来一脚，硬是把北宋如同二手五菱宏光般的行政速率换成了Aventador（埃文塔多）皮肤。
但是光在政事堂的工作时间内处理公务显然不能满足司马光废除新法的进度需求，于是他便在东西府中开始议政加起了班。但是这种加班显然是制度外的行为，所以必须一一奏闻。
王安石和司马光
为了简化流程，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还特地上奏：“臣今有足疾，乞遇假日，或日晚执政出省后，有合商议公事，许乘小竹轿子往诸‘位’商议，其诸执政有欲商议公事者，亦许来臣本‘位’，更不一一奏闻。”这里所说的位就是官邸，可见即使司马光对官邸性质进行了改良，增加了政务元素，但中书的办事处主要还是在省也就是政事堂。但即使是零散的不成定制的官邸办公行为，司马光仍希望低调行事，避免新党的警觉，为此他还请求在官邸正门之外一如正北便门用来方便官邸来往皇城的故事，开通近南便门，方便执政间的来往。
不过就像唐宁街10号在历史上因为面积狭小，长年缺乏维修，又建在沼土之上有很多首相并没有入住一样，东西二府作为官邸因为不便于以权谋私而不受权臣的喜欢，这个执政外居的先河从蔡京开始，在秦桧时达到顶点。如果说蔡京时期只是首相不住，次相等执政还在官邸定居，那么到了秦桧时期，执政们在官邸定居的惯例被彻底打破。由于秦桧大权独揽，造成了铁打的政事堂流水的执政，除他自己以外任职超过半年的都算老人，既然在任时间普遍偏短，那么其他执政对于入住官邸一事更是不热心了，纷纷迁居外宅。
蔡京画像
官邸的恢复要一直等到秦桧死去，宋高宗再次新建执政府三位为止，其中东位由参知政事魏良臣入住、中位则是同为参知政事的沈该，剩下的西位则迎来了签书枢密院事的汤思退。
宋代官邸的重获新生是建立在皇权强化，行政机构被不断分权的大背景下。因为皇权强化所以议政机构从外朝迁往了内廷。政事堂的迁移造成了政策决定机构、执政人员居所、执行机构在物理空间上的距离扩大，降低了行政效率，也增加了泄密风险。又因为君权的扩大必然伴随着相权的削弱，这种削弱来源于两方面，首先是宰辅分工的细化，文武开始分家，执政人数大量增加；其次是行政机构的权力分化重叠，这也导致了执行机构和官员的增多。这两点又加剧了上文所说的行政效率和泄密风险等问题，为了维护皇权的有效安全落实，向执政乃至执行部门的主要人员提供官邸能够有效缩减空间移动距离，将政务波及范围控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便于政策执行。
宋代官邸的重获新生又是建立在北宋中后期冗官冗费冗兵危机下，变法图强和守旧求稳两种政见激烈交锋的小背景后，东西二府首先因为变法派领袖王安石的改革而出现，又因为守旧派旗帜司马光的上台而增加了新的议政功能，虽然司马光一力主张废除新法，但是东西二府还是留了下来，并因为他为了追求废除新法的进度还承担了一部分政事堂议政的作用，截止1276年临安陷落为止，执政的官邸一直存在了两百多年。这也是官邸对于集权和改善行政效率有所助益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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