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金樑
我常常从日常教课接触到的中国戏曲学院学生的生活中，联想到五十年前的生活。五十年前，即一九三〇年，我和现在戏曲学院的孩子们一样，也开始了学戏的生活。我的学校就是程砚秋先生同焦菊隐、金仲荪先生创办、领导的中华戏曲专科职业学校（简称中华戏校）。
这个学校同今天的中国戏曲学院的生活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最显著的不同就是，中华戏校是在旧社会中创办起来的，然而它是在旧社会长期形成的视戏曲艺术工作者为下九流“戏子”的传统成见的污泥中，傲然挺立的一束艺术蓓蕾。正因为如此，中华戏校的生活至今还是我经常眷恋难忘的。
程砚秋先生治理戏校的最突出的思想，就是演戏要“自尊”。他常常对我们讲：“你们要自尊，你们不是供人玩乐的‘戏子’，你们是新型的唱戏的，是艺术家。”他对女学生讲：“毕了业不是叫你们去当姨太太。”现在，戏曲艺人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戏曲艺术工作者，有突出成就者则被誉为戏曲艺术家，他们都受到了广大观众应有的尊重，这在旧社会是不可想象的。程先生的治学思想的难能可贵也正在这里。
程砚秋
我在中华戏校学习了八年，这八年的生活是十分紧张的，也是十分充实的。在专业学习上，程先生不惜重金，为我们聘请了许多艺术名流担任教师，例如，马连良先生的业师蔡荣贵，李少春先生的业师丁永利，名丑郭春山等等。我学的是丑行，郭春山先生是我的老师。旦角的教师更是名流济济，程砚秋先生亲自任教自不必说，其他如吴富琴、陈丽芳、何喜春、诸如香、郭际湘（即“水仙花”）、阎岚秋（即“九阵风”）、张善亭（即“十阵风”）等，也都是中华戏校的教师。这些老师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的。我们在校八年没有寒暑假，连礼拜天也没有，只是到周末，家长可以来学校看望看望孩子。每天早五点半起床练早功、喊嗓，吃完早饭便是紧张的业务学习，中午午睡过后，下午还是业务学习（入学二年之后，一般下午便是实习演出），吃完晚饭后有半小时的业余活动时间，以后接上去是文化课，直到九点。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所以，我们的功一直没断，始终保持着循序渐进的良好学习秩序。
戏校练功
旧社会的艺人一般是幼而失学的，许多人演了一辈子戏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这当然要影响他们的业务深造。程先生主张把我们培养成“新型的唱戏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为我们开设文化课，这也是中华戏校与旧戏班坐科学艺的显著不同。我们的文化课有历史、地理、戏剧史、国语。此外，还开设外文课以及美术、乐理等艺术修养课程，鼓励大家学书法，练绘画。我对脸谱美术颇有兴趣，经向张焕亭、张春芳、翁偶虹等先生求教，学会了这门艺术。在那个时候，陈墨香、杜颖陶、翁偶虹、吴晓铃诸先生，经常到校为我们讲学；焦菊隐先生的朋友，燕京大学外语系的高材生教我们外语，一般同学们都学会了一些外语的简单对话，外宾到校参观时，同学们张嘴就是：“How do you do？”“Sit down please! ”或“てんにちは”（你好）。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外宾向我们伸大拇指，校外科班学生则对我们羡慕不已。
学习文化课并不是为时髦，它使我们增长学识，开阔视野，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学戏中不仅知其然，而且也知其所以然，有利于演出水平的不断提高。程先生的演出是严肃认真的，程派戏的丑多，如《荒山泪》、《碧玉簪》、《鸳鸯冢》、《玉狮坠》、《青霜剑》、《锁麟囊》等剧目中都有丑，其中《锁麟囊》一出戏中就有十多个丑。丑角有个通病，容易临时抓噱头、出馊哏，这在程先生的剧团中是不允许的。程先生主张丑角也要演人物，他在台上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必须在戏情戏理之中，不允许脱离剧情，更不许喧宾夺主。对这一点，与程先生合作终生的名丑曹二庚先生，表现得很突出，他既富于丑角的喜剧色彩，又不脱离剧情、人物，更不搞低级庸俗的东西。金仲荪先生不止一次地要求我们学丑行的学生，“要学曹二庚，要规矩！”
曹二庚
程先生排演《锁麟囊》时，我在程先生剧团里搭班，其中的丫鬟梅香（彩旦）是由丑角应工的，我就扮演了这个角色。有一场戏，程先生唱的是〔四平调〕，我在一旁搀扶着，程先生的脚底下相当有功夫，我紧随着他，十分小心，多一步也不敢走。程先生演《六月雪》，其中的禁婆子也是丑角应工的，禁婆子打窦娥，窦娥哭诉了她的冤情，感动得禁婆子也哭了，有的丑角在此时又抹眼泪又擤鼻子，舞台形象很丑，程先生对此是反感的，他对我说：“演到这儿，你哭就可以了，不要擤鼻子。”程先生的这种艺术见解是以他对人物、剧情的深刻分析做依据的。我们有了文化课的底子，易于理解他的要求，并付诸行动。
学习外语是为了和国外朋友进行艺术交流。程先生的戏，知识界的观众爱看，外国朋友也爱看。记得程先生演《鸳鸯冢》时，楼上包厢里坐满了外国观众，程先生深沉委婉的唱腔，轻盈细腻的舞姿，强烈地吸引了他们，使他们得到了艺术享受，理解了剧情和人物，做出了好评。程先生很注重向国外的戏剧艺术学习，他一方面严格要求我们学好传统戏，一方面还组织我们学排外国戏剧，我们排过《梅萝香》及《少奶奶的扇子》等外国名剧，记得是请唐槐秋先生到校辅导排练的。排这些戏不是为了对外演出，是为了从中受到启发，得到借鉴。
程砚秋之《鸳鸯冢》
在程先生为我们排《孔雀东南飞》时，我们废除了布景的出将入相以及台上的检场，采用了边条幕的方式，这在当时是首创；一些持保守观点的人讥讽我们演的是“文明戏”，但事实证明，广大观众是接受的，是喜欢这样做的。程先生对我说过，将来你们不但要演传统戏，也要演现代戏。一九三七年初，程先生曾组织过一个去法国进行戏剧考察的戏曲团体，也从中华戏校选了外语水平较好的几个学生参加，其中有宋德珠、洪德佑、傅德威、王金璐和我，一切都准备齐全了，因“七七”事变，而未能成行。
中华戏校有自己的校歌、校徽及校服，我们的校服是“制服”，不戴圆帽头，不穿长大褂，走出校门个个精神抖擞。中华戏校还有严格的校规以及奖励制度等。旧戏班讲究“打戏”，学生有了过失，劈头盖脸一顿打，甚至“打通堂”，株连无辜。这种长期沿袭下来的恶习，在当时是很难纠正的。中华戏校也有“打戏”之举，但程先生及焦、金二先生坚持一点，即打学生不许打头脸、不许伤内脏，这样，“打戏”之风便收敛了许多。而促进学生好好学习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设立月考、大考、年终评奖的制度。每年评定一次优秀生，凡学戏、文化及操行均优的学生，被评选为优秀生，头五名发给十二元的奖学金以及铜镇尺、乒乓球拍子等奖品。这种制度培育了以学习好为荣，学习不好为耻的风气，促使了大家学业的进步。中华戏校也是以字排辈的，排列顺序是德、和、金、玉、永、兆、令、铭，但只排到永字辈便因战事，无法继续办学而中止了。前几辈的学生中确实出了不少人才，如德字辈的宋德珠、傅德威，和字辈的李和曾、王和霖，金字辈的王金璐、李金鸿，玉字辈的李玉茹、侯玉兰，永字辈的高永倩（后改高玉倩）等，他们有的至今还活跃在京剧舞台上，有的担负着培养青年一代的任务，在全国各地有着广泛的影响。
我陪程先生最后一次演出是在一九五〇年，那年我在武汉，程先生到武汉、四川等地考察戏剧，应武汉观众要求演了两场《锁麟囊》，我陪他演了梅香，同台演出还有高维廉、高盛麟等。在这次活动中，程先生和我师生相聚，分外亲切，演出后，程先生请我吃饭，饭席上他谆谆嘱咐我说：“要保持京剧传统，不要胡乱发挥；要好好树正气，树个旗杆。”这以后和程先生分别八年未能见面，使我终生遗憾的是，一九五八年程先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一九八〇年七月
（《御霜实录：回忆程砚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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