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尽管后勤保障不利、士兵训练不足及缺乏空中、重炮支援等困难，国民革命军仍接受命令固守几近成废墟的上海。
这支国民革命军的加强营最初有接近800人，但经过淞沪会战后，只剩下了四百多人，部队转移到四行仓库的时候只有423人，为迷惑日军，中国军队在其正式通讯中用“五二四团”代替“第一营”，让日军以为有一个团防守四行仓库。
这次国民革命军面对的是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第十大队，这只队伍有21名军官，506名士官兵，更有空中火力和轻装坦克加农炮。
10月26日晚，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400余人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
谢晋元告诉部下：本军所奉的命令就是要死守四行仓库，与最后阵地共存亡。所以这个四行仓库就是我们四百多人的坟墓，我们全都要战死在这里。我们中间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就要坚守阵地，和敌人拼死战斗到底！
团长谢晋元
国民革命军之所以选择“四行仓库”作为日军对战的地点，因为四行仓库侧后不足200米，有两个巨型煤气罐，内储30万立方米煤气，若日本空军投弹稍有偏差，煤气库即会爆炸，这会影响到一河之隔的上海公共租界，租界内有英美两军驻守，此时的日本还没有准备好招惹英美两国，所以在进攻之时，日军务必会克制重型火力的攻击。
10月27日下午，日军第十大队到达四行仓库，派出的10名侦察兵被革命军击毙，随后七十名日军进入仓库西南墙根，这里是革命军的射击死角，中国守军便爬上楼顶向其投掷迫击炮弹及手榴弹，炸死日军七名伤二三十名。日军见进攻失败后，便放了一把火后撤离，当天两名守军阵亡，四人受伤。
10月28日早上，日本轰炸机在仓库上方盘旋，因怕误伤租界方面，并未投下炸弹便匆匆离去。下午，日军占领仓库对面的交通银行大楼，但很快因为无制高点被革命军击退，日军临走时切断了仓库的供水供电。这期间上海市民得知中国守军在四行仓库时，便捐助了大批的生活物资，同时还有他们的感谢信，中校团附谢晋元通过上海商会，向美军要求送十名重伤员离开战场，他嘱咐出外就医的士兵 “有人问四行仓库有多少人，你们就说有800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人数少而更加凶横」这就是800壮士的由来”
10月29日早上，日本的轰炸机又来了，还是担心误伤对岸租界地区，投下几枚炸弹后便草草了事。中午，日军发动了最大规模的进攻，加农炮和轻装坦克从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迫使中国守军第三连从仓库外工事中撤回仓库内。
陈树生牺牲 还原场景
一队日军试图通过梯子爬入仓库二楼，被谢晋元一把把梯子推倒顺便还抢了登梯日军的枪，顺便用日军的枪给了随梯到地的日军一枪。战斗中负伤的陈树生将自己绑上手榴弹从六楼跳下仓库，利用自杀攻击炸死约二十名日军。战斗直到天黑，此时日军以装甲车和加农炮掩护进攻。最终日军再次失败后，开始用挖掘机向四行仓库挖地道。河对岸的上海市民用大字报甚至打电话通知仓库守军外面日军的行动。
10月30日，日军集中用加农炮袭击仓库，由于仓库建筑坚固，沙袋和修理材料充足，守军得以时刻修复。傍晚时，日军用数盏探照灯照亮四行仓库，以便炮击。战斗持续一天，守军摧毁日军数辆装甲车。
由于战斗地紧邻租界，这令租界内的外籍人士十分担忧，他们向国民政府申请让这支部队撤退，以免长久的战争伤到租界外籍人士。而这场战斗对于蒋来说已经胜利，战斗已经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于是蒋响应外国租界停火要求，下令撤离。
11月1日凌晨，谢晋元带领376人分小队，分批撤入东侧公共租界内中国银行仓库。到凌晨2时，所有守军均完成撤退，但有约十几人在撤退中被日军机枪打伤，进入撤退营地的一共355人。
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八百壮士”孤军奋战4昼夜，伤亡37人，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毙敌200多人，取得了“四行保卫战”的战略胜利。
但就在革命军撤退完成后，“八百壮士”却被公共租界工部局解除武装，成了孤军，后被软禁于胶州路拘留营四年。
1941年，谢晋元被日伪收买的叛兵郝鼎诚、张国顺、龙耀亮、张文清四人联合杀害。拘留营后来被日军接管，先后将330余名孤军官兵押去做苦力。
1942年4月，他们被关入老虎桥俘虏营，受尽日军百般折磨。在俘虏营中日军看管较严，有一次12名士兵越狱逃跑，但未成功，日军当即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残忍地刺死。
1942年8月，70名孤军士兵被抽调到南京东郊孝陵卫日军战地士官学校做工，他们有人通过没通电的铁丝网逃脱，有的还参加了新四军。
1942年底，敌人又从俘虏营中派出100多人去安徽装卸煤炭，由车上卸下再装上船。为便于管理，这些人被分成3个组，利用官管兵的办法，指定陈日升（连长）、杨德馀（后改名杨养正）、陈岂凡（排长）三人为组长，并配发袖章以示区别。1943年春节前一天下午，收工时他们举行了暴动，抢了敌人的机枪、子弹逃了出去。雷雄等29人逃到一个新四军驻地，受到了新四军的热烈欢迎，最后分两批回到了重庆。
对日抗战胜利后，各地幸存的孤军纷纷来到上海，因为物价飞涨，生活艰难，政府对孤军也无适当处理，致使他们流落街头，到了冬天身无棉衣、棉裤，每日两顿粥，也无钱看病。
当时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在上海大光明戏院召集孤军官兵开会，封官许愿，动员他们归队服役，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仗我们已经打够了，不想再打了。”
对于上海的百余名穷困潦倒的孤军，实在找不到栖身之处，就闯进吴淞路一日本侨民住的三层楼，把日本人赶跑，住了下来。几天后来了一帮国民党军官，奉命接收日本人财产，双方发生争执，领头的军官见到门口挂的“四行孤军”牌子时，不禁肃然地向孤军们行了个军礼，然后忙赔礼道歉：“鄙人有眼不识泰山。”说完离开了。
孤军们的遭遇引起了居住在上海的谢团长的遗孀凌维诚的注意，她四处奔走，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社会各界关心流落在上海的孤军们的工作问题。在凌女士的帮助下，1947年3月市政府同意将大达码头交给孤军管理，让孤军们从事搬运工作，以劳力维持生活，同时又组织了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分总务、码头、运输、生产、福利五组，孤军们自食其力，还有的孤军找到了当门卫、车夫、街头清洁工、铁路警察等工作。
抗战胜利后，仍被关在老虎桥俘虏营的80名孤军获得了自由，所有幸存的孤军官兵都不会忘记没能见到胜利的战友。1946年，100余位幸存孤军齐集上海孤军营旧址，缅怀他们的老团长谢晋元。
杨养正是重庆南岸副食品水产公司退休职工，2002年7月4日，已经风烛残年、双目失明的老人受邀重回当年的战场——四行仓库旧址，在这里他“见”到了写有他名字的《孤军官佐芳名录》和在孤军营时期的照片。2010年12月16日杨养正逝世，享年96岁，是“八百壮士”中最后一位去世的。
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不论蒋政府是出于何种政治目的，但始终这四百多名中国男儿顽强地抵抗了日本的侵略行径，作为军人服从了命令，只是后面他们被蒋政府抛弃，在武器被收缴后，团长被收买的叛兵杀害，其余大多数人也未能逃脱日军的魔爪，“八百壮士”结局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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