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清代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被后人评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是中国近代史中有极大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许多人对他的治学、为人、带兵和做官都十分佩服。蒋介石称之为“足为吾人之师资”，可见曾国藩的个人魅力。
史家公认曾国藩能识人，会用人。做好两者知易行难，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超越个人的好恶，认识到人才的优缺点，将其配置到合适的位置。
曾国藩对幕僚赵烈文说过：“世言储才，不知第二、第三等人可求而储之，第一等可遇不可求。当其成就，虽小小局面，亦必应运而生数人。既得其人矣，性情又不同，趣向又有远近，才识备矣，复须济之以福泽。”意思是说，一个率领着团队的领导人，不能奢望一流人才会自然过来投奔自己麾下，以便驱使，能够寻求到二流、三流人才，善加培育，量才使用，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统率者。而这个统率者，必须要客观、中立，不要以为谁的性格对自己的脾气，就重用谁。
而丁日昌就是曾国藩眼中的二、三流人才却又量才使用的典型。
曾国藩当两江总督时，丁日昌在他手下先后当过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可谓是其辖区的大员，不过曾国藩私下对丁日昌的个人品德评价相当低。
同治六年五月，赵烈文和曾国藩聊天时，把丁日昌这种的官员斥为“伪徒”。而曾国藩不仅赞同赵烈文的看法，还进一步举例附证。曾国藩说：丁日昌前不久自作主张印皇帝的语录和几年前因公殉职的胡林翼的文集，发给下属，并寄给曾国藩以博取上司欢心，因为他知道曾国藩素来敬佩胡林翼，肯定会赞同他的行为。曾国藩对此评价为：“其无识可笑。”
同治六年九月初四，师生两人又在密室月旦人物，曾对赵烈文相当信任，所以说话很放得开。据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载，两人提到新徐道（即淮徐扬海道）道员高悌，曾国藩对其评价道：“诈人也。与丁日昌为同类，顾好名而能做事，诈为善，虽诈不能不取。”紧跟着曾国藩感慨道：“安得有人乎，勇于事情者，皆有大欲存焉，若辈知好名犹足为善，吾与李少荃在，若辈鳞甲不致全露，然亦极意笼络之，又不可使见痕迹。甚矣用人之难矣。”
曾国藩一生推崇一个“诚”字，讨厌虚伪、奸诈之徒。而丁日昌却正是为了政绩、名声喜欢耍花招、做表面文章的“诈人”。比如他在江苏布政使和巡抚任上，为了显示勤俭节约下令民间茶馆卖茶每碗不超过5文。他下令严禁“淫词小说”，查禁小说戏曲书目122种，“淫词”唱片114种，续查“淫书”34种，发布禁书名单不许民间流传，可谓是查禁小说最为彻底的官员。
可是丁日昌能办事，曾国藩明知道其诈还不能不用他，而且必须能够驾驭、笼络住他，这种驭人之术不能露出痕迹。
丁日昌年纪轻轻二十岁就中了秀才，补为廪生，然后却屡考举人不中，1861年太平军闹事时，丁日昌入湘军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帮助筹办水师，后又帮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颇有建树。在发展实业方面：首创轮船航运事业；创设江南制造总局；倡办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在台湾开矿藏、筑铁路、架电线、造船械、办农垦等；在军事国防方面：提议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建言建策不计资历，从实践中选拔各方面的人才；在外交方面：力主维护主权和收回利权等；在内政方面：提倡清政廉洁，严惩贪官污吏；平反冤狱，清理积案；剔除陋规积弊，蠲减苛捐杂税；注意治水促耕，抢险救灾等；在华侨华工方面：建议禁止外人在沿海诱骗华工出国；建议设市舶司，管理在外国的华侨和华工等；在文化教育方面：建议变八股为八科，改革科举制度；推动和促成派遣第一批留美学童；挑选船政学堂优等生赴欧留学；组织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和编撰府志政书；主张在通商口岸创办报馆；倡导广设社学和义学等等。
曾国藩奉旨去天津办教案时，仍向朝廷奏调丁日昌从江苏前来为自己帮忙。
如果作为一个没有官职的大儒，曾国藩完全可以不与这种诈人来往，甚至可公开批评和挖苦。但他是大学士、两江总督，是坐断东南的第一重臣，不能以私人情感行事，而必须从朝廷的大局出发，用人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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