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宋朝苏家出文豪，“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词歌赋传千古，蛾眉共比高。”唐宋八大家中，苏家就占了三个位置。可是人们对三苏的目光大多集中在苏轼一人身上，虽然“苏家老爹”苏洵还能靠《六国论》在当今学子的古诗文课本里露个脸。
但是“苏家小弟”苏辙应该是很没存在感了，人们大多只想到他是苏轼的弟弟，比如“扶兄狂魔”或“哥哥的守护神”。从古到今，苏轼光芒太甚，人们甚至可能误解他是靠哥哥的光芒才跻身唐宋八大家。事实上，历史是公正的，入唐宋八大家是各凭本事，并不是谁沾了谁的光。
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以散文闻名，擅长政论和史论，书法超然，挥洒自如，潇洒中不乏工整。只是他的诗风格淳朴，可能文采稍逊苏轼。但他写下的文章，连哥哥苏轼都赞不绝口，曰：“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苏轼认为世人不知道苏辙的文章比他好，只是他为人低调而已。事实上苏辙文章如他本人那样，初看平淡，实则文采如汪洋大海般深邃广阔，再低调也不可能淹没他的才华。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苏轼“爱护弟弟”的谦虚托词。其实，苏辙的汪洋之才，并没有逃过其他文坛大师的法眼，他们对苏辙赞誉有加，羡慕不已。北宋著名文学家秦观曾曰：“中书尝谓“吾不及子由”，仆以为知言”。秦观说：“苏轼曾说他的文章不如苏辙，我认为确实如此。”
苏辙之才并不是长大后才被挖掘，少时已崭露头角。
初崭头角少时，苏轼曾带着年幼的弟弟苏辙同游巫山。山上一老道听民间传闻苏轼是神童，便有意考考他的才学，老道给出一个异字同音的对子：“无山得似巫山好。”苏轼才思敏捷敏捷，即刻对出下联：“何叶能如荷叶圆？”老道听后佩服不已，称赞叫好。
此时，苏辙却冷静分析道：“哥哥的下联对得不是很工整，还可以改改。”苏轼问如何改？苏辙淡定回答：“何水能如河水清？”苏轼与老道一听，才反应过来，以“水”对“山”更完美，忙齐声叫好。苏辙也因改对子声名远扬。
苏轼、苏辙少时即在宋朝文坛享誉盛名，两人参加科举考试时，主考官韩琦曾说：“有苏辙苏轼，别人还来搀和什么热闹。”
后苏辙病重，怕要耽误制科考试，《师友谈记》中有句“今岁召制科，诸士为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其实是当时的宰相韩琦上书皇上，今年开考制科，考生中苏轼、苏辙最有声望，现在听说苏辙突然生病，不可考试，建议延后再考。你能想象为了一个考生延期举行高考吗？若非天才，何至如此？
更有趣的是，不同于一般科举，制科考试由皇帝亲自安排，用以选出金字塔顶尖人才，而且入试门槛很高，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才可以参试。有人统计在三百多年宋朝历史里，4万多个进士中举，却只有41个考生入选制科，制科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典范。然而皇上真的采纳了这个建议，苏辙病愈才开考制科。
不出意料，苏家两兄弟凭卓越才学轻松进入御试，宋仁宗出题为《贤良方正极言自谏科》翻译过来就是，《考生以贤良端正的角度直言对朝政的看法》。既然皇帝叫考生提意见，苏轼一如既往不辞多让，作出《应制举上两制书》，直言朝廷弊病，一点也不委婉献媚，勇气可嘉。
但是苏辙政见突出，更加勇猛，作出《御试制科策》，直批皇帝德不配位，列举皇帝四大问题，议论非常激切。一批皇帝庸人自扰，“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批评陛下没事时杞人忧天，有事的时候却不害怕，直接逃避。
二批皇帝喜好美色，“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抨击皇帝后宫美女数千，整天饮酒作乐，载歌载舞，从此君王不早朝。
三批皇帝滥用钱财，“陛下赋敛烦重，百姓日以贫困。 . . . 而宫中无益之用，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无有。”皇帝收取繁重赋税用于自己享乐,宫中花销大方，却不问钱财来处。
四批皇帝骗取虚名，荒废朝政，“然臣以为陛下惑于虚名，而未知为政之纲也”皇帝博取虚名后让庆历新政虎头蛇尾。
再搬出六大昏君与皇帝比较，直批宋仁宗德不配位，实在是“皇帝绞肉机”，将皇帝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有大臣从沉浸苏辙之才中反应过来，痛斥苏辙无法无天，对仁宗不恭，坚持落选他。也有像司马光这群珍爱苏辙文采的大臣，建议直接给三等。值得注意的是，制科考试一二等皆为虚设，而三等是最高等级。两派各执己见，一边建议给三等，一边建议下狱。
最终还是宋仁宗不负“仁”名，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仁宗说：“我要求用直言选拔人才，苏辙直言劝诫我，现在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为平衡朝堂争论，最终折中让苏辙拿了第四等。
当然，苏辙还是稳重自持，留点退路的，文中有一句“臣疏贱之臣，窃闻之道路”，苏辙自说那些批判有道听途说之嫌。亏得宋朝言论开明，宋仁宗这都能宽恕，甚至称赞苏家两兄弟都是当宰相的之才。无巧不成书，宋仁宗的预言在多年后真的应验了，苏辙凭借卓越的治世才能荣登宰相之位。
治世能臣吕公曰：“只谓苏子由儒学，不知吏事精详如此。”事实正如吕公所说，世人只听说苏辙满腹才学，不知他对朝廷之事也如此了解，政见深刻。
元祐之政，司马光意识到之前王安石推行的免疫法有害，想恢复差役法，却没意识到差役法并没有比免疫法好到哪去。苏辙指出废除差役法二十多年来，官吏百姓都没有习惯。役法关联很多，朝廷关系盘根错节，要慢慢推行些，才能深刻研究问题所在，马上推行，很容易有各种弊端，稳当推行，进退有度。
后来司马光不想延续王安石的《诗经》、《尚书新义》的科考试题，想改变科举制度。苏辙又来劝他说：“进士来年秋天考试，距离现在没有多少时间了，诗赋讲究声律，用费功夫多。至于写经书就更不是简单。
总之，到明年都不能实行。请求明年科举考试，一切照旧，只有经书的注释可以让应举者提出自己的见解。还可以免去律令释义的考试，让应举的考生一心一意做学问，等他们考完，再慢慢地讨论下届科举的条例。但司马光固执不听劝。
元祐九年之间，朝廷政治开明，忠厚贤良的臣子守望相助，奸臣很少，边关安宁，百姓安居乐业，民间传颂苏辙为此出力很多。
到绍圣时期，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迫不及待恢复新法，苏辙上书反对，被贬到汝州。苏辙治理汝州时关爱百姓，政绩突出，等到他被罢免，要离开时，汝州送别他百姓都哭的泣不成声，送行的老幼妇孺甚至延绵数十里都没有断绝，足见这位文坛才子是个不折不扣的治世能臣。
小结在高调的“宋朝文坛巨星”苏轼的盛大光芒之下，我们仍然窥见苏辙也是个百年难遇的才子，试想如果苏辙那么沉稳低调，他也许会比肩苏轼？当然，也可能苏辙作为宋朝文学大家，境界超然，并不在意世俗的得失。倘若要问苏轼和苏辙谁的文学造诣更高，只能说两者风格不同，一个乐观豁达，一个心细沉稳，各花入各眼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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