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谢茂松】
一、第二个百年：“复其见天地之心”的文明复兴与“天地交而万物通”的百年盛世
二十大召开的历史时刻，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第二个百年的首年。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复兴最终将是中华文明的伟大文明复兴；更弘远地展望，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的第二个百年的首年开始，正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持续不断地发奋图强，迎来中国今后百年的盛世、盛运。文明复兴的同时也是在迎来百年盛世。
盛世、盛运一直是古代也是现代中国人的美好想往，盛世也是中国文明中重要朝代达到文明兴盛高峰之标志。以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原典的五经之首的《周易》的义理言之，复兴为一阳来复之复卦，盛世则为三阳开泰之泰卦。复卦彖辞谓“复其见天地之心”，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复兴正是人间正道；泰卦彖辞谓“天地交而万物通”，象辞对此解释道“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由复卦之一阳而进到三阳之泰卦，必经三阳之持续精进之积累而后始成。
建党百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百年迎来百年盛世的新起点；同时，民族伟大复兴与百年盛世交错而行。
展望第二个百年的中国远景是——可大可久、可亲可敬的中国。
二、“同人于野”“利涉大川”：政治报告中“团结奋斗”的浅白语言直揭现代政治本质而有深厚文明根源
两个第二个百年的大历史、文明史视野之下，可以更深刻而全面地体会二十大报告的体大思精，诚所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二十大报告作为体大思精的大政治报告，可谓是当今世界政党中所独有的政治文本，集中体现了中国的文明大国政治全面统筹“国之大者”，集中体现了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聚焦中心任务而团结奋斗。
二者正是体现了政治、现代政党政治的最本质要求，即组织动员最大多数民众，在中国则是能领导组织动员全体中国人民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而这些更简单地凝聚为二十大报告主题的最后四个字“团结奋斗”。
“团结奋斗“这四个字看似再平常不过，但正是“团结奋斗”以及“同心同德”这样最为浅白的中国政治语言，恰恰是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浅白中对于政治共同体、国家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的共同性的最直观、最本质的概括。团结奋斗、同心同德既是现代的，同时也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底层结构。
《周易》的同人卦、大有卦、比卦、萃卦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团结奋斗、同心同德的深刻哲学。同人卦卦辞说“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有所有人万众一心的大团结就能涉过前进道路上的所有大川险阻。同人卦紧接着的是大有卦，《周易》《序卦传》解释同人、大有的内在逻辑演进关系——“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于大有”，上下同心同德就能得成就伟业。
同心同德、团结奋斗造就了中国文明成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同心同德、团结奋斗蕴含的上下四方相应的《周易》阴阳一体的哲学原理正是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的关键。今天的中国道路从五千多年文明传统中而来，《周易》的文明原理正可以与时偕行地、创造性地诠释今天的中国道路之“道”，二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同心同德、团结奋斗集中体现在全党上下同心同德、团结奋斗，集中体现在党和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作为政治领导者、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组织、动员对象的中国人民，二者是一体相生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人民，就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同样，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就是一盘散沙，也就不成其为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民。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作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的论断，最好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党组织”，同时也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全面组织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文明意义和政治学意义。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谓共同建构了中国文明的新的政治秩序与政治原理。强调，“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他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则指出：“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
三、中国式现代化方能“可大可久”
展望第二个百年的中国远景是——可大可久的中国。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是为“可大”。
“可大”不一定“可久”，西方过去五百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及西方的大国更替的历史则一再印证了其大却不能久。“可大”如何还能“可久”？中囯式现代化完整给出了“可大可久”的全部答案，那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继承了中国文明的成己成人的传统，克服、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资本至上所带来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富而好礼”、人民由安居乐业而能安身立命、内心“充实而有光辉”的现代化，从而能克服、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至上带来的理性、知识、科学与信仰之间巨大矛盾冲突所造成的精神空虚的精神危机、信仰危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继承了中国文明“天人合一”的思想，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至上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对于自然的巨大破坏；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全球共同发展的新道路，继承了中国文明“成己成人”、“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文明传统，克服了过去西方现代化依靠战争、殖民、掠夺而实现现代化的老路。
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饱含深情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全新道路的这些全新超越的特质，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可大”的同时还能“可长可久”。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越走越宽广，可大而能可久，在根本上具有“可长可久之道”，具有“道”的文明原理普遍性意义。中国探索、走出的这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可长可久之道”，在大本大源上是最大地继承、创新了中国文明一直坚持的“可大可久之道”，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了在现代新的“可大可久之道”。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各种内在危机。正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曲折、艰苦奋斗走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超越之道、普遍之道就是可大可久之道。
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具有“可大可久之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克服了过去五百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难以克服的现代性危机因而不可持续，将为世界下一个五百年提供新的文明想象力。
四、党的自我革命带来可大可久之道
中国深厚历史文明传统的历史智慧深知“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的道理，第二个百年的可大可久，中国式现代化的可大可久、中国社会主义的可大可久，根本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如中国文明过去能保持连续而未断裂，离不开作为国家治理核心的士大夫政治的德性政治、贤能政治及其成己成人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士大夫精神。
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中国共产党的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党纪严于国法”自我严格要求，是当今世界政党所独有的，根本上是对于中国文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日新其德”、严于修身的伟大文明传统精神的最好继承与创新，这也就是《周易》首卦乾卦九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始终保持的忧患意识与道德紧张感。
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这是明确将自我革命制度化。自我革命的制度化，使得党的自我监督能够彻底完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监督是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这一切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监督、自我革命能够对于西方政党制度及其旧有的政治学原理预设加以新的根本性的超越，而这在根本上也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伟大文明传统及其内圣外王之道。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永远保持赶考的心态，以及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三个务必，在根本上保证了第二个百年的可大可久。
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自我革命精神，在根本上保证了第二个百年中国的可大可久。
五、贯通“古今中西马”的文明集大成特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大可久
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文明新形态根植于自身的伟大文明传统，那就是中国文明的大一统、成己成人、富而好礼、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伟大精神传统，从而创造了中国文明新的“可大可久之道”，这一新的可大可久之道同时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文明传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就是为何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断发扬光大，却在欧洲式微的根本原因。
从文明史来看，为何佛教在其发源地消亡，却在中国发扬光大并发展出中国大乘佛教的内在原因，就是佛教与中国文明传统的儒家、道家等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国具有佛教发展的深厚文明土壤与政治社会土壤。
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与当年佛教传入中国一样，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厚文明土壤与政治社会土壤。与佛教在中国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一样，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也有中国化，从而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
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文明新形态，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古今中外法”，全面、成功地处理好了古今，即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关系，处理好了中西、中外的张力关系，处理好了中、西、马三者的张力关系，从而贯通古今中西马；又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熔铸为一体，并以社会主义之“大道”、根本原则贯穿其中。
二十大报告主题中的“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彰显了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尤其彰显了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的体用不二。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根本上来自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克服了过去五百年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文明危机，为世界下一个五百年提供新的文明想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思想引领性的意义。《论语》记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礼乐文明被认为是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论语》又记载孔子答弟子问：“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的回答指出了周因其集大成而具有文明普遍性，孟子则赞颂孔子谓：“孔子之谓集大成。”孔子的地位也同样在其集大成。“集大成”而继往开来，在中国文明传统中具有至高的位置。
从百年党史的大历史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具有中国文明传统所强调的集大成的特点。唯有这样的文明史、大历史的视野，才能真正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定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新时期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新时代思想三者的集大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是中、外（西）、马三者的集大成。
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具有贯通“古今中西马”的文明集大成特质，在根本上形成中国新的可大可久之道。
六、“两个确立”的文明意义：“两个确立”带来可大可久之道
“两个确立“放在文明史视野下，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中国文明从西周“制礼作乐”的周公开始，历代盛世都会联系到政治家，像汉文帝、汉景帝与文景之治，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这并非所谓个人的人治，而是说唐太宗等最高领导者作为大政治家，最关键的是能有前瞻性战略思维，能识人、用人，中央、朝廷有殚精竭虑为国谋的朝臣，地方官府则有循吏，即具有政治意识与高度执行力的地方官队伍来保证中央决策落地，最基层还有士绅乡贤，上下同心，组织动员全国上下、四方民众，这才能创造盛世。
中国共产党继承、创新了中国文明能深刻地理解“人”，相信人，相信人能团聚人心的传统。这首先体现在作为全党的核心与全国人民的领袖上，这就是“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重大意义；其次是具体落实，体现为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党的全面领导的原则，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四方的政治功能；最终是要体现在相信人民。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在全党确立人民领袖的领导地位与确立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道”的指导地位，二者缺一不可。具体的“人”，是抽象的“道”对于大众的最为直观、日常、亲切的体现，也是人能弘道的最集中体现，“道”与“人”合一而不可分；同时，作为具有原理性、普遍性的“道”、“道统”，也就是现代政党的指导思想，则具有超越个人的持久影响力，经过历史不断检验的思想能超越及身而止的个人而对全党具有更长持久的影响力，后继者也会在新的历史实践中将其加以不断发展。
邓小平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意见中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这是他在30年前说的话，今天来看，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几代人，五十年代又红又专的一代人、上山下乡的一代人无疑都属于用毛泽东思想培养的接班人。由此，我们才能深刻理解邓小平在30年前所说毛泽东思想“还在发展中”、“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远见。今天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在发展过程中。
由邓小平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意见中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就可以在历史视野下更深刻地理解“两个确立”的未来深远历史意义，我们党也将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未来几代人。二十大的主题就包括提出要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两个确立”的深远文明意义，就在于“两个确立”带来新的可大可久之道。
七、“君子终日乾乾”：“可大可久”来自每一历史阶段的踔厉奋发
第二个百年“可大可久”中国的远景的实现来自每一阶段的踔厉奋发。
二十大报告站在民族复兴战略全局和百年变局的至高点上，全面总结和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2020年到2035年、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的总的战略安排，明确了未来五年的目标任务。
10月17日上午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过去5年和新时代以来的10年，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这10年，有涉滩之险，有爬坡之艰，有闯关之难，党和国家事业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是可大可久的现代化，正如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
过去五年、十年以及今后五年等简单数字的背后，是在二十大报告的结尾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的“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的号召。“埋头苦干、奋勇前进”的平实、浅白语言并不简单，与前面分析过的“同心同德”、“团结奋斗”这一浅白语言一样，也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底层结构，同样可以用《周易》的思想、原理来加以深刻诠释。
《周易》六十四卦的每一卦由上下六爻组成，其中有决定性的主爻，六爻中位置最重要、最有决定性的是在上面的第五爻，代表最高领导者。最高领导者需要有贤能的政治德性，要能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修己以安百姓”，在中国文明传统中则是要有能团结带领群臣百姓上下团结一心的领导力。为此要能识人、用人，要能带领团结周围领导层，要能刚柔并济地处理好与臣下的关系，根本上要能激发、调动整个政治领导组织即士大夫群体的政治能力，要通过士大夫群体对于民众的组织动员而激发全体民众主动参与的觉悟。所以一方面一卦是整体，虽有主爻、五爻与其他爻的主次之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分，但六爻始才成一卦，每一爻都有其职能、功能，都缺一不可。
同时另一方面，六爻从下到上的推进，又代表着事物一步步逐渐发展上升的累积过程，直至从量变发展到质变，而上升发展、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的过程并不是直线展开的，往往是螺旋式发展，所以从时间的发展阶段上，也是六爻始成一卦，每一爻所代表的每一阶段的积累也都是缺一不可的。前者主次的角度谈论六爻每一爻的缺一不可，是从“位”而言；后者从上下的发展阶段而言是从“时”而言。时、位即时间、空间又是一体的，人居于空间也必同时居于时间。上下既可以从位而言，而位的上升也是经过阶段性的发展累积过程。
由《周易》“位”的思想、原理，我们可以从中国文明的底层结构来理解中国共产党锻造了前所未有、空前有力的党组织，其中从人民领袖、各级领导层到基层党员再到全体人民群众，既有不同职能之分别，又无不是缺一不可的，诚如《易传》所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由《周易》“时”的思想、原理，我们可以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中的每一时段无不重视，无不强调忧患意识与艰苦奋斗。因为第二个百年的民族复兴、文明复兴与百年盛世的“飞龙在天”的质变飞跃，无不由每一年、每一阶段的踔厉奋发的量变积累而成。这就是《周易》乾卦九三爻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始终的忧患意识与自强不息的精进奋斗，也是乾卦《文言》谓“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
从量变到质变，有大的、整体性的量变到质变；分而析之，在量变过程中的每一阶段，也有小的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由此，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每五年取得阶段性的发展成就，可以说五年一变，十年大变。
在《周易》的思想、原理下，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二十大提出的过去五年、十年、今后五年，乃至今后十年、十五年以及更长时间对于中国的文明复兴、百年盛世的一个个阶段性持续积累的意义。而以《周易》的思想、原理来诠释二十大报告，将更深刻地理解到“百年大党，其命维新”，也将在深厚的历史文明意识中感受到二十大报告的政治庄严性以及孟子所说的充实而有光辉。
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说的期月为一年，政治一方面要有定力而行稳致远，同时政治又有紧迫感，尤其是面对各种复杂严峻形势下。以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刚刚亮相，而早一天则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集中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条战线、各个行业党的执政骨干和优秀代表，整体素质优良、结构比较合理、分布比较均衡，是团结统一、值得信赖的中央领导集体。
基于五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基于新时代十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展历史性变革，概括而言，基于新时代十年全面深化改革、全面筑基、全面创制而产生的更加稳定、深厚、坚实的超大体量的新发展基础上，今后五年的发展将是在新发展基础上的更加行稳致远，同时将有如孔子所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的时不我待的担当、奋进精神，并以斗争精神随时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孩浪的重大考验。
八、可大可久又可亲可敬的中国
《周易·系辞上》谓“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可大可久的中国，同时也是可亲可敬的中国，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特质，使得第二个百年的中国不仅在内部、同时在外部世界都带有既可大而又“可亲”的内在凝聚的亲和力，同时亦具有“可敬”的内在认同的感召力。
《周易》比卦、履卦非常好地诠释可亲、可敬。“可亲”就像《周易》比卦，比卦的上下的卦象组合是下卦坤卦代表地，上卦坎卦代表水，上下组合为“地上有水”，即水滋润大地因而亲和无间。《周易》履卦为礼之“可敬”，第二个百年的中国的可敬最终在于其创造的制度、文明及其礼义的文化价值的新的秩序安排得让人尊敬、认同，《周易·系辞下》谓“履，和而至”、“履以和行”，深刻诠释了可亲与可敬的一体相生关系。
总之，第二个百年的中国对内、对外所呈现的中国将是——可大可久、可亲可敬的中国，而这就是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所展望的“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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