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教育作为行为实践在中国古已有之，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概念确立、教育思想形成，却是19、20世纪之交西方教育学输入以后的事情分析古文献中的“教育”，可以发现以下两种基本意思第一，父母或长辈对孩子的教诲以及抚育《宋史》卷三百记王鼎：“事继母孝，教育孤姪甚至，自奉养俭约”第二，国家对于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的教化、培育宋代胡瑗《周易口义》卷六：“圣人设为学校，教育天下之材，然后登之朝廷之上，任之以天下之事”总体来看，古文中的“教育”一般针对士人、知识阶层而言：“教育”的内容，则主要是儒家经典、纲常伦理，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浅谈美育教育的重要性论文?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浅谈美育教育的重要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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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行为实践在中国古已有之，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概念确立、教育思想形成，却是19、20世纪之交西方教育学输入以后的事情。分析古文献中的“教育”，可以发现以下两种基本意思。第一，父母或长辈对孩子的教诲以及抚育。《宋史》卷三百记王鼎：“事继母孝，教育孤姪甚至，自奉养俭约。”第二，国家对于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的教化、培育。宋代胡瑗《周易口义》卷六：“圣人设为学校，教育天下之材，然后登之朝廷之上，任之以天下之事。”总体来看，古文中的“教育”一般针对士人、知识阶层而言：“教育”的内容，则主要是儒家经典、纲常伦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挽救国家危亡的迫切需要，教育兴国成为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共识，新式学校教育的开展成为如火如荼的运动。与此相对应，教育学也成为近代中国的一门显学。20世纪最初的20年中，教育学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学问。20世纪初教育学的一大特点，是其与哲学、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等现代学术具有密切交叉关系。20世纪初教育学论著中最常见的论述，是从现代心理学、生理学的基本知识出发，阐述教育的宗旨、目标。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1903）提出，教育之宗旨在使人于身体、精神两方面为“完全之人物”，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也。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从现代心理学及生理学知识出发，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人，是近代教育学论著中的核心观点。
近代教育学的另外一个核心观点，是主张教育面向全体国民，成为“造就多数之国民”的手段。罗振玉《教育私议》（1901）指出，环球各国无不谋教育之普被，“国民必受普通之教育，俾具国民之资格。中国欲兴教育，首宜注意于此”。罗振玉认为，从教育普及的角度看，小学校为教育机关中最重要者，“必令各府、县每处立小学堂数所，逐渐推衍至数十百所，务使村野细人、里巷贩负无不读书识字，悉具国民之知识乃可”。进入民国以后，国民教育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高凤谦《敬告教育部》（1912）说：“国民程度何以进？兴教育，斯国民程度进矣……教育为国家之根本，而国民教育又根本之根本，不待言也。”
与古人笔下的“教育”相比，近代教育学中的“教育”概念具有特定的内涵。“教育”被认为是以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的知识为基础的系统、科学的工程，而不再是泛泛的教诲，或儒家经典的诵读与学习。“教育”的对象不再是少数的知识阶层，而是全体国民。使全体国民都具有一定的知识、素养、觉悟，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身心的健康圆满，被认为是教育的首要目标。
20世纪初的教育学译著、论著，包括政府颁布的教育法规中，有大量关于审美、艺术在教育中地位、作用的论述，这些论述为“美育”概念的提出以及流行奠定了社会基础。
立花铣三郎著、王国维译《教育学》第2编第2章“智育”提出，想象是人类智识活动的重要方面，为促进儿童想象力的健康发展，应当注意环境美化，“丑于眼者，不但害眼，且害想像而延及道德上”；此外，还应注意声音的作用，“使闻可生审美之感情者，如乐器之音，又如唱歌，皆能生美感者，而为养成审美的并道德的之方便”。牧濑五一郎著、王国维译《教育学教科书》本论第2章“教育之方案”中，图画、唱歌被列为中小学教育方案中两门重要教科，该书认为：“就精神作用中感情及意志言之，其为国语之助而使眼与手发达，兼使感美者，习字及图画是也。又练习耳与发声器，兼养其美感者，别有唱歌科。”禄尔克著、王国维译《教育心理学》（1910）第20篇“方法论”提出，自然、美术、文学三者为“养成生徒之美感之要道”。
中国学者的教育学著述中，美术（绘画）、音乐、文学作为中小学教育科目也经常被提及。蔡元培《学堂教科论》（1901）主张以图画、自在画、正书、小篆、伦理诗歌、景物诗歌、伦理小说、政治小说等作为普通教育之一大类课程，使其与其他类课程共同发挥作用。罗振玉《学制私议》（1902）建议6—12岁为义务教育年限，其中10—12岁为高等小学阶段，高等小学教科共10门：“曰修身，曰读书，曰算术，曰作文，曰图画，曰地理，曰历史，曰习字，曰体操，曰理科。”
教育界关于教育与图画、音乐、文学的观点，很快就体现在学校学制中。1912年，蔡元培主持的民国教育部先后出台了《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规定高等小学之教育科目为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操。与清末《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相比，“唱歌”直接取代了“古诗歌”，“国文”取代了“中国文学”，“图画”则未变。《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中学校之教育科目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其中“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图画要旨，在使详审物体，能自由绘画，兼练习意匠，涵养美感”，“乐歌要旨，在使谙习唱歌及音乐大要，以涵养德性及美感”。
20世纪初教育学论著、教育法规中关于审美与艺术的内容，至少从两方面促进了“美育”概念的发展：第一，为“美育”概念的提出及流行准备了舆论环境；第二，为“美育”概念提供了部分学术理论资源。
在教育学成为显学、现代“教育”概念确立，教育与审美、艺术的关系受到普遍关注的时代背景下，“美育”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学术界一般公认，王国维是较早将“美育”概念引入汉语世界的人。1902年，王国维翻译的牧濑五一郎《教育学教科书》本论第2章“教育之方案”中，出现了“美育”概念：“又文科、理科之教育，谓之知育。图画、唱歌等，谓之美育。”王国维自己的著作中，最早提出“美育”概念的是《论教育之宗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王国维提出人类精神分为知力、感情、意志三部分，与这三部分相对应，“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知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王国维认为，美育一方面可以“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方面又可以作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
与王国维情况相似的还有蔡元培。民国初年，蔡元培对于“美育”的宣传使“美育”概念真正广为人知。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一九〇〇年以来教育之进步》（1915）中，蔡元培提出实利主义教育、军国民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五育”概念，主张以世界观教育与美育补另外三种教育之不足。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1919）中他主张科学教育与美术教育并重。在这些文章中，蔡元培论述的出发点是教育的一般宗旨、方法以及中国教育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在论述这些宗旨、方法、问题的过程中，他自然而然地提出了“美育”。
与泛泛地主张将音乐、美术、文学列为学校教科，以艺术、文学教育国民的观点相比，“美育”概念的鲜明特色，是突出审美、艺术在国民教育中的独立价值。从教育学的一般性的观点、主张到“美育”是一个飞跃，但是另一方面，二者之间又具有明显的连续性。20世纪初教育学的两个核心基本观点——教育应面向全体国民以及教育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美育”概念中均有体现。无论是王国维还是蔡元培，都将美育作为普通教育、国民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都从心理学观点出发论证美育有助于健全人格的养成。可以说，20世纪初“教育”概念奠定了“美育”概念的基本意涵，教育学构成了美育主张的基础、前提。
20世纪上半叶，有一些学者并没有明确提出“美育”或“美感教育”“审美教育”的概念或主张，而只是围绕“趣味教育”“情感教育”“文学教育”等发表了一些看法，但他们所阐发的见解却与“美育”相接近。
1922年4月，在为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所做的名为“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的演讲中，梁启超提出了“趣味教育”的主张。梁启超认为，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趣味，而所谓趣味，其实质是一种“无所为而为”的艺术化的人生态度。教育的目标是人生的艺术化、审美化，这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如果反过来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艺术、审美应参与教育事业，帮助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培养趣味。
与“趣味教育”的主张差不多同时，梁启超还提出过“情感教育”。在为清华大学文学社所做的系列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年春）中，梁启超提出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情感可以说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但情感并不都是善的、美的，所以自古以来的宗教家、教育家“都最注意情感的陶养，老实说，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而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是艺术。在“为学与做人”（1922年12月）的演讲中，梁启超又将“情感教育”简称为“情育”，他认为情育的目标是让人“不会忧得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从这段描述看，梁启超的“情感教育”与“趣味教育”在内涵上是相通的，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培养一种艺术化、审美化的人生态度。
与梁启超一样，从教育出发强调审美与艺术的重要性但又很少直接谈论“美育”的还有朱光潜。在写于抗战期间的《谈文学》中，朱光潜将审美与教育的问题落实到文学上来。《谈文学》第五谈“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下）”：“我认为文学教育第一件要事是养成高尚纯正的趣味，这没有捷径，唯一的办法是多多玩味第一流文艺杰作。”朱光潜认为，一个对于文艺有修养的人决不感觉到世界的干枯或人生的苦闷，“他自己有表现的能力固然很好，纵然不能，他也有一双慧眼看世界，整个世界的动态便成为他的诗，他的图画，他的戏剧，让他的性情在其中‘怡养’”。
不论是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情感教育”，还是朱光潜的“文学教育”，最终指向的目标都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态度——以超脱的、欣赏的态度做人做事，使整个人生都成为艺术的、审美的，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艺术发挥关键的类似于催化剂的作用。“趣味教育”“情感教育”“文学教育”与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倡导的“美育”之间，有诸多的相通之处。在宽泛的意义上，它们都从属于近现代中国的美育思潮。所不同的是，与“美育”相比，这几个概念与近现代教育学的关联更直接、更明显。尤其是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概念，直接就来源于近现代教育学中的重要概念、命题。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上写下浓重一笔的“美育”概念，同样具有深厚的近现代教育学的渊源、背景。
（吴泽泉，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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