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其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惜才、重才，始终把人才看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力排众议启用首个女参谋，千方万计追回难得的经济人才
抗日战争中，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渡河东征之后，大批知识分子涌进了刘伯承所在的一二九师。
一天，一个姓郭的女大学生到师部找师长刘伯承。刘伯承热情地接见了这个女大学生。交谈之中，刘伯承得知她为寻找抗日救亡的军队，曾去投考国民党中央军校，几经周折后才跑到太行山，来投奔八路军。她向刘伯承师长直接提出想当作战参谋。刘伯承从心里赞赏这个女青年的胆识，便答应把她的请求向组织反映。
女青年走后，刘伯承师长立即征求作战科长和参谋们的意见。大家非常欢迎大学生战友到自己队伍中来，可一听是个女大学生要来当参谋，大家都不同意。
刘伯承有些生气地问：“人家是大学生，有文化，你们为什么不要？她一心抗日。先去考中央军校，人家不要她；咱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什么也不使用人家？张国焘思想流毒的那个‘鬼’，还在毒害你们呀，要认真打‘鬼’才行!”
参谋们都哑口无言了，最后不知是谁壮着胆子从嗓子眼里嚅嚅挤出几个字：“女的，干军事……”
话还未了，刘伯承就开始反驳这个封建、落后的观点：“女的？女的照样领兵打仗，挂帅称将。咱们苏区和红军中，娘子军连，女兵队有的是，干军事当师长、游击队长的也不少，你们都忘了？怎么越革命思想越倒退？”
参谋们觉得师长说的有道理，但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有人说：“既然组织上都同意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举双手欢迎！”
刘伯承师长听出大家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想通，便说：“我可不光是双手欢迎，我还要先伸手去向组织上要她哩！免得别的部门先要走了！”
听了这几句话，大家深感师长对人才的爱惜。
郭同志的申请很快被组织批准，她成了一二九师第一个女侦察参谋。不久，郭同志就立了战功。她奉命去侦察鬼子的一个炮楼，执行任务时突然受到袭击，敌人的流弹打中了她的腿。郭同志凭着顽强的意志，拖着伤腿，回到了司令部。她顾不上包扎伤口，就急着向领导汇报印在脑子里的那张敌情图。然后，她才住进了医院。
刘伯承听说后，亲自到医院看望了这位女参谋。他经常用郭同志的例子教育轻视大学生、特别是轻视女大学生的同志。大家深受教育，思想上发生了较大转变。
八路军一二九师有一个参议室，那里集中了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实际上是太行山根据地建设的“智囊小组”。
一天上午，刘伯承来到参议室，他颇有预见性地对大家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看来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可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却要花费很大的的气力。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培养和寻找各种专门人才，先把根据地的经济和生产搞好。”
参议室的同志们听后连连点头。顺着刘师长的思路，一位姓李的参议若有所思地说：“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办合作社，这样才能发展生产。”
“办合作社是个好办法。”刘伯承思索着说：“关键是要从农民中培养合作社干部，要有懂农业经济和技术的人，许多事现在就可以着手做了，最要紧的，是要广罗人才。”
参议们感叹地说：“在我们中国，这类人才太缺乏了……”
大家一时陷入沉思之中。几分钟静默之后，李参议突然一拍脑袋，高兴地说：“有了！”原来，他想起他在抗日军政大学有一位同学，过去在大学里是学经济的，便说：“我有一个姓程的同学，是懂得经济的内行。”
“哦，你怎么不早说？”刘伯承兴奋地站了起来，有些急迫地问道：“你那位同学现在在哪里？”
“前几天刚经过太行区，分配到鲁西北去当副排长了。”
刘伯承又详细问了问情况，然后风趣地说：“怎么能让这样的人才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给溜之大吉了呢？”
参议室的同志们都没有在意这件事，以为人已经分配走了，又只是一个搞经济的，谁会有功夫去操那么多心呢？
然而，刘伯承却不这样认为。他回到师部以后，马上把作战科长找来，说：“你赶快派人把那个姓程的同志请回来。”
作战科长有些为难地说：“人已经走了好几天，怕不好找到了吧。”
刘伯承不容置疑地命令道：“要派人去追！”
“是。”作战科长知道刘伯承爱才心切，这个“特殊”任务和作战任务同等重要。他想起部队已经派出几批工作组下去，可以请工作组协助。
于是，作战科长派出通讯员跟各个工作组联络。当问到第一站时，对方回答说：“程同志前天已经离开这儿，往河北省的涉县去了。”
作战科长立即指示：“再往涉县去追。”
可是，涉县方面的答复同样地令人失望：“此人昨天已经走了，请到磁县方面查一下吧。”
于是，通讯员又急忙快马加鞭奔向磁县进一步去查找。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一直追到了冀西的铁路边上，才找到了这位姓程的同志。
几天后，刘伯承让人通知李参议，请他跟那位姓程的同志谈谈话。两位“抗大”老同学见面之后，李参议惊奇地问：“你怎么又返回来了？”
那位姓程的同志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李参议听后，禁不住赞叹地说：“当年，‘萧何月下追韩信’。今天，刘师长也是广揽人才，追你这个‘韩信’呀！”
诲人不倦不断练将、放手用将
刘伯承坚持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相结合，主张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反对一切军事上的本本主义。刘伯承一向践行少说话、多做事。为提高各级指挥员游击战实战指挥能力，刘伯承总是拟好题目后让部将去做，特别主张培养将领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作战能力。在他的培养下，不少年轻的干部都锻炼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指挥员。
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在七亘村受损后，刘伯承亲自到七亘村观察地形，七亘村是日军由河北进攻山西平定城的必经之路。刘伯承定下作战决心，具体作战部署交给旅长陈赓。1937年10月26日，陈赓指挥七七二团取得七亘村伏击战的胜利。正当陈赓准备见好就收时，刘伯承命令他再次在七亘村伏击日军，理由是“兵不厌诈”。两天后，陈赓果然在七亘村再次取得伏击战的胜利。不久，刘伯承又根据情报，在日军进犯昔阳的必经之地———黄崖底河谷设伏，并指定由七七一团团长徐深吉全权指挥。11月2日，七七一团在黄崖底河谷成功伏击日军，一扫初战失利的阴霾。
1938年3月上旬，一二九师遵照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电令，迅速南移至襄垣东南地区，执行伺机破袭邯长路，打击西犯敌人的任务。刘伯承的头脑中立刻浮现出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即充分利用黎城与潞城之间的丘陵地形，依据敌情采取攻打援敌的办法，利用伏击手段歼灭运动敌人。于是，刘伯承对一二九师各部作了战斗部署，并对陈赓委以重任：令陈赓的三八六旅设伏于山西省潞城县至涉县之间的邯长公路神头岭地区，歼灭潞城来援敌人。令陈锡联的七六九团一部袭击黎城，以该团主力于东、西黄须伏击涉县增援敌兵。他限各部在3月16日拂晓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陈赓领回伏击歼敌的任务之后，一直在脑海里思考伏击战场的最佳位置。陈赓召开了旅团级干部战前准备会议。各团指挥员在地图上搜寻，就选择伏击场地议论纷纷，大家倾向神头岭……陈赓建议不能仅靠国民党的老地图决策。于是，他率领大家一同去实地勘视地形。现场考察后发现地图的标志和实际地形大相径庭：神头岭山梁长约几公里，宽不过120米，山梁北侧以一条山沟相隔同申家山遥望，其西部便是不足20户人家的神头村，这里的公路铺设在山梁之上，两边的地势略高于公路，除了紧贴路边有一些国民党军队修筑的旧工事，这里再也没有任何隐蔽物。这样的地形，部队不易隐蔽，又难于展开，背临北面的深沟，预备队行动不便，还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见状大家非常失望。然而，陈赓却不声不响继续观察，他遍数了那些被友军遗弃的颓废工事，心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看，这一仗还是在神头岭打好。”他形象地说：“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呢？只要我们做到突然、勇猛，先下手为强，这不利条件就只对敌人不利而对我们有利！”陈赓的一席话使大家豁然开朗。就这样，经过讨论，三八六旅作了以下部署：以徐深吉的七七一团主力埋伏在张庄、王家庄以东的神头岭公路两侧，正面阻击敌人；团特务连前伸至潞河村，向黎城方向警戒，相机炸毁浊漳河上赵店镇木桥，断敌交通，确保主力歼敌。以叶成焕的七七二团主力埋伏在七七一团右面的高地和神头村西侧，利用旧工事严密伪装隐蔽，对敌人实施主要突击；以其第二营位于申家山，作为预备队；以第三营（欠一个连）在李家庄以东，准备适时出击断敌退路；以一个连伸至潞城东北袭扰敌人。以补充团埋伏在薛家庄、安南岭以西地区，从公路东侧突击敌人。派便衣20余人至潞城西南监视长治敌人。陈赓速将作战计划报告师部，很快得到批准。陈赓的计划和刘伯承的意图完全一致。3月16日，在刘伯承总指挥下，陈赓指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神头岭上，把部队埋伏在略高于公路的旧工事里，出其不意地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毙伤俘敌1500余人，毙伤和俘获骡马600余匹，缴获各种枪支300余支，取得了我军继平型关战役之后的又一次较大规模伏击战的胜利。
陈赓在战斗中不断得到锻炼，其军事指挥才能日臻成熟，逐渐成长为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后担任太岳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坐镇晋西南。解放战争爆发后又成为挺进中原的三把尖刀之一。
刘伯承注意到皮定均打仗爱动脑子，作战机智灵活，骁勇善战，是一个值得培养的军事人才。于是，刘伯承有意栽培这个人才，在抗战时期就多次委以重任，让他在战斗中迅速成长。抗日战争时期，皮定均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特务团团长。一次，刘伯承师长命令皮定均派人去侦察敌情，他却自己跑到敌占区去“遛大街”。结果被日本鬼子认了出来，他急中生智成功脱险，气得日军小队长大叫：“皮猴子的，大大地鬼！”从此，“皮猴子”在敌占区名声大震。1939年，皮定均率部到潞城、黎城、涉县、武安等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他巧妙运用麻雀战、破击战、地雷战等，打得日伪军心惊肉跳。1941年，皮定均任太行军区五分区司令员，向冀南和豫北发展抗日游击战争。1943年8月，他参与指挥了林南战役，消灭伪军孙殿英、庞炳勋部7000余人，攻克日伪据点80余处。
刘伯承在抗战后期又大胆放皮定均出去“单飞”。1944年9月，皮定均奉命率部孤军南渡黄河深入河南，任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一支队司令员，与王树声一道开辟了豫西抗日根据地。后又带领部队成功千里突围至华东。建国后皮定均时而坐镇台海，时而坐镇西北，长期统率一个方面军。
1948年7月，刘邓大军决定分兵攻打襄阳。襄阳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与汉江对岸的樊城互成犄角，依山傍水，易守难攻。曾经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也在襄阳城下屡屡受挫。蒋介石深知襄阳的战略意义，派大特务头子康泽坐镇襄阳。康泽到襄阳后，采取“守襄必守山”的古训，大量修筑山头防御工事。
刘伯承这次选定的攻擂手是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出自红四方面军的王近山外号叫“王疯子”。但是打襄阳仅靠一股疯劲是不行的，许多人对王近山心存疑虑。刘伯承对自己的学生充满了信心。1943年，刘伯承命令王近山从太岳军区率一个团回防延安，保卫党中央。旅长陈赓在为王近山送行时指示：“尽快赶赴延安，路上不要求战斗。”当王近山一行经过洪洞县的韩略村时，还是果断捕捉战机，一举歼灭由驻华北日军军官组织的“战地观战团”。敌少将旅团长以下120余名军官除3人漏网外，全部被歼。日军当时的全盘“扫荡”计划也因此被打乱。王近山到延安后，毛泽东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早就听说红四方面军的王‘疯子’现在成了吴下阿蒙了！”
的确，经过刘伯承的8年调教，王近山已经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将领了。
因此，刘伯承稳坐中军帐，放手王近山大闹襄阳城。王近山到襄阳外围后，决定打破常规，采取撇山攻城的方案，以小部队监视山头敌军，以主力直取襄阳城。方案报至刘邓处，刘伯承笑道：“襄阳已在我掌中了！”六纵从7月9日攻城，一个星期就拿下了当年蒙古人花了多年才打下的襄阳城。战后，刘伯承论功行赏：“在襄阳攻城中，王近山指挥的六纵起了主导作用。”
战后讲评是刘伯承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些讲评大多建立在对学生们作业的细致检查基础之上。细心的刘伯承总会挑出一大堆毛病，比如对敌情掌握不够细致，主攻方向的兵力没有达到应有的集中，预备队使用不够巧妙等等。学生们听了也心服口服。在8年抗战的每个阶段，解放战争的每场战役，刘伯承都会留下一篇有血有肉的总结文章。这不仅对部将有很大启发，对全军将士也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在刘伯承诲人不倦、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在他用心良苦地锤炼下，他的部将大多从粗线条的猛将成长为文韬与武略同样出众的高级将领。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镇守全国11个战略大军区的统帅几乎有一半是刘伯承的学生：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后对调到福州军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后对调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后对调到沈阳军区）。
刘伯承不仅对许多“军中武才”重视并相机培养，而且对搞军事思想理论研究及教学的“军中文官”也倾力培养。陶汉章即是典型例子之一。
正当海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传来了一条消息———在海湾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正流传着一本《孙子兵法》。这消息引起了军事学术界的关注。经过一番周折，有人找到了流传在美军中的《孙子兵法》。拿来一看，才知这不是两千年前的《孙子兵法》，而是后人所写的《孙子兵法概论》。书的封面上印了一个中国人名字———陶汉章。
追根溯源，这本书的问世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刘伯承一手促成的。
上个世纪50年代，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陶汉章在那里搞教学。有一天，刘伯承对陶汉章说：“现在讲战役学，都是苏联的东西，学员反映听不懂，你能不能讲讲《孙子兵法》？”
陶汉章说：“《孙子兵法》虽然早就读过，可是要讲课……”
见陶汉章面有难色，刘伯承鼓励地说：“你再系统地读一读，我们找个时间再研究一次。”
没过几天，刘伯承就通知陶汉章把战役系的教员和有关人员找来开会。
刘伯承主持召开了研究《孙子兵法》的座谈会。
刘伯承首先发言，他胸有成竹地说：“《孙子兵法》13篇，实际上是一本散文，其中有不少雷同和重复的地方，我看是否可以分为6个问题来讲。这6个问题是：智谋、兵势、奇兵和正兵、虚和实、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用间。”
刘伯承这一番掷地有声、颇有见地、耐人寻味的话，使陶汉章很受启发，成了后来他写《孙子兵法概论》的基本框架。陶汉章也因此书名声大振。
不拘一格选用国民党旧军官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这是全军第一个包括各军兵种的规模最大的高级军事学府。要办好军事学院，需要一大批专家、教师和翻译人员。为了办好军事学院，刘伯承胸怀宽广，不拘一格选人才。
以刘伯承为核心的军事学院党委，积极派人到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访贤”和“招贤”。不久，10多个教授会和翻译室及俄文训练班成立了。20多位苏联军事专家请来了。一批年轻的文化教员也请来了。
尽管如此，军事学院成立之初的教员配备还是比较缺乏。虽然从华东军政大学选留了一部分教员，后又从机关和地方大专院校招聘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任教员，但仍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刘伯承以他独有的胆略和气魄，唯才是举，从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中，先后筛选启用了600多名旧军官担任军事教员。这些人有的在原国民党国防部任过职，有的在国民党陆军大学执过教，有的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官。
开始，一些学员对这些旧军官出身的教员很不服气，思想怎么也转不过弯来，有的干脆说：“手下败将来教打胜仗的，老子不听那一套。”为了做通这些同志的思想工作，刘伯承一面语重心长地对这些学员说：“‘旧军官’是他们的过去。现在，他们改变了立场，为我军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教授的是军事科学，要尊重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分子，不要骄傲，要团结合作，协助他们搞好教学工作。”同时，他也要求那些教员虚心向学员学习，帮助学员总结作战经验，勉励他们要在教学实践中达到师生教学相长，共同提高。后来，这些旧军官出身的教员，在我军军事理论教学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廖耀湘就是其中一个突出例子。一天，刘伯承指名要把正在接受改造的廖耀湘请来讲课。廖耀湘，湖南新邵县人，既是一位抗日名将，又是解放战争中的俘虏。廖耀湘来到军事学院，没想到迎接他的竟是战功显赫、名扬中外的常胜将军刘伯承院长。刘伯承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请你来当我们的老师，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讲讲你在缅甸抗日取得一定成绩的‘小部队战术’、‘森林作战法’及‘城镇村落战斗’；二是讲讲你对辽沈战役的体会，实事求是，作战中，双方的优缺点都可以讲；三是讲讲你对我军建设的建议。”面对这位名震中外的常胜将军，廖耀湘有些诚惶诚恐地说：“刘院长，我恐怕讲不好啊。”刘伯承挥了一下手，说：“放心讲吧，这三方面的问题，只有你能讲，我们只能当你的学生。”廖耀湘走上讲台，额上沁出少许汗水。讲着讲着，廖耀湘仿佛又到了缅甸、来到野人山、来到缅北战场。讲台上的廖耀湘把军事理论与实战典范有机结合起来分析，讲得深入浅出、出神入化；台下的将军们听得津津有味，如饮甘露。一堂课讲完，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刘伯承鼓着掌，来到讲台，紧紧握着廖耀湘的手，说：“廖将军，你的课讲得真生动。”在另一次讲课中，廖耀湘的调子比较低沉，那是讲他升任国民党第九军团司令官后，在辽沈战役中，指挥的6个军、10余万人，被解放军全歼。他说：“当时，陈诚部署辽西会战，我曾对其部属蒋继志说过：‘锦州攻坚，凶多吉少，极为不智。但是，长官决定如此，其可奈何，只好舍身硬碰。’数日之后，新六军果然在黑山全军覆没。”傍晚，廖耀湘在幽静的校园散步。忽然，一个军人向他走来，行了一个军礼，说：“廖老师，我是参加黑山阻击战的一个团长。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在黑山阻击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你们再鼓一把劲，就有可能攻下黑山，可以避免全军覆灭，为什么你们突然后退？”廖耀湘一语道破：“国民党的军心涣散了。”
刘伯承后来组建南京军事学院时，曾经聘请过一位苏联顾问，苏联顾问比较傲慢，经常指责中方不懂军事。有一次刘伯承约他谈话，谈话中用俄语重点阐述了对俄国著名军事家苏伏洛夫十大军事原则的理解，苏联顾问听后对刘伯承的学识深感惊讶，“没想到中国还有人对苏联军事家研究如此深刻！”从此他再也不品头论足。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刘伯承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著作和190万字的翻译作品，在战火纷飞的年月，戎马倥偬且失去右眼尚能如此，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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