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军改后为第73集团军），是1947年在胶东地区组建的成军后南征北战，出胶东、战鲁南、攻济南、打淮海、过长江、围上海、进福州、剿土匪，鏖战三年一口气打到厦门自此就再也没离开东海前线，60多年来一直驻守在台湾海峡的西岸，是促进两岸统一，震慑势力的威武雄师当年，我父亲在31军侦察营当兵，是这支光荣部队中的一员在他的战斗生涯中，有一段在福建剿匪的经历，至今仍记忆不忘，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土楼保卫战取景哪个土楼?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土楼保卫战取景哪个土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军改后为第73集团军），是1947年在胶东地区组建的。成军后南征北战，出胶东、战鲁南、攻济南、打淮海、过长江、围上海、进福州、剿土匪，鏖战三年一口气打到厦门。自此就再也没离开东海前线，60多年来一直驻守在台湾海峡的西岸，是促进两岸统一，震慑势力的威武雄师。当年，我父亲在31军侦察营当兵，是这支光荣部队中的一员。在他的战斗生涯中，有一段在福建剿匪的经历，至今仍记忆不忘。
一，丛德滋带领着军便装混搭的侦察营
31军的前身是华野十三纵，再往前是胶东军区的五师、六师（抗战胜利后，胶东军区先后四次组建过五师、六师。第一次的五师、六师随罗荣桓进军东北，编成东野四纵，发展为今天的第41集团军：第二次的五师、六师编为许世友为司令员的华野九纵，现为第27集团军：第三次的五师、六师组建后编成十三纵，就是第31集团军：第四次的五师、六师编为32军，建国后军部及直属队和各师部队分别编入27军、空军和铁道兵，军及所属各师的番号撤销——编注）。我父亲叫刘文强，是山东省招远人，今年87岁，垂垂老矣，可思维依旧清晰。1947年他参军就在这个部队，说起31军来，总是一往深情，眼窝闪动着少见的亮光——尽管他已失明36年了……
“基本上都是胶东子弟兵啊！淮海战役前，特别是济南战役前，部队中只有少量的外省人，胶东之外山东其他地区的兵也不多。等到了福建，人马数量只多不少，可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不是胶东的人了——那些被替掉的，都牺牲或负伤回家了。和他们比，我很幸运，虽然负过几次伤，可毕竟还活着。不是我懂啥技、战术、会打仗——那会儿有谁懂这些哟——纯粹是命好。打济南前，就去了111团的侦察排。打完淮海战役，在淮阴三棵树，部队整编，十三纵改为31军。军部原有的侦察连扩编为侦察营，我又到了军侦察营。要是还在一线连队，有多少个我也报销了啊。干侦察有时也很危险，但机灵点一般没啥大事。
打仗时，团里军里的首长，一般不会使唤这些眼皮子底下的兵，除非万不得已——比如打济南，全都豁上了，连周志坚，那时的纵队司令员，都到了城墙下……。我也就是在那一仗，脑袋上挂了花。侦察营有三个连，400多人。一连都是便衣，不发军装，短枪居多；二连发便衣、军装各一套，装备嘛，啥枪都有，我那时在二连。三连是‘火力连’，不发便衣，只发军装。说是叫火力连，可也就是个只有一门60炮和一挺九二式重机枪的炮排。不过，每个班都有一挺歪把子或捷克式轻机枪，这在那时一般连队不多见。几百号人的侦察营，当中夹杂着许多穿便衣的侦察员，有的还是长衫、马褂，看上去真的不好看。”
在鲁南、苏北一带时，侦察营几乎都是单独活动。从江阴过江后，侦察营也是先于31军主力部队，单独直插宣（城）、郎（溪）、广（德），顺太湖边绕道上海浦东。最后没进上海，转道浙江，过仙霞岭、武夷山，进军福建。向福建进军时的31军侦察营，带着一部电台，跟随走在前面的29军，先于31军主力人闽，到达漳（州）厦（门）一带。带领侦察营单独行动的首长，是军部侦察科科长丛德滋。
丛德滋是山东文登人（1923年1月出生于文登县口子后村．该村今属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编注），1940年入伍入党，打鬼子的时候在胶东军区的独立营、17团、侦察队当过班长、排长、副队长；解放战争时任胶东军区司令部侦察参谋，师、纵队、军的侦察科长；建国后在31军历任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兼参谋长、师长、军副政委，后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大校；是党的九大、十一大、十二大代表和福建省委常委；1987年离休，2008年12月在福州逝世，寿年86岁。
我父亲就是跟着他，进福建，炸土楼，打土匪。少了“鱼水情”的新区和穷凶极恶的土匪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山多路险，气候潮湿。31军进军福建时，适逢春夏之交，一路上尽爬山，道很不好走。我父亲回忆，沿博平岭南下，一路都是高山，很难走，大家走得很辛苦，部队很疲惫。行军途中遇到小仗不少，敌人多是国民党地方武装。枪一响，部队的精神头就起来了。可刚一接触，人家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有几次遭遇了百十人、几十人的小股国民党正规部队，那仗也没啥打头，不怎么费事就都解决了，倒是缴获了不少好枪。
迅猛南下的部队，很快就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北方人不适应这里的气候，许多人中暑或感染了疟疾。粮食只有米，没有面，战士们吃不惯。父亲记得最搞笑的是有一次改善伙食，学着当地人用石臼将米捣成“面粉”，结果费了好大事也没包成饺子；二是民情复杂。这里是新区，老百姓受国民党多年的统治和宣传，不了解共产党解放军，少了过长江前革命根据地群众对子弟兵的那种“鱼水情”，部队行军作战的后勤保障主要靠支前队伍，支前队伍中还是山东人居多。
我父亲说，那时候“找老百姓当向导也不好找，都躲起来了。抓了俘虏大多遣散了，少数好的补充到部队，这些南方兵不好带，看不住就开小差了。在南靖县的北面，侦察排里补充了个刚俘虏没几天的福建本地兵。部队开拔前，他对我跪着，又哭又说地不愿干。我骂了他几句，转身去查看宿营地有无遗失物等，就几分钟时间，他就不见了。我知道这是藏起来了，可部队已经出发，也没再顾上找他。走出没多远，后面有个大爷边喊边追了上来。那个兵还不错，知道携枪开小差是要倒霉的，便求这大爷把身上装有子弹的四个弹夹送来了——他是个轻机枪的副射手。
一天夜里部队路过一个小村子，村子有个炮楼，福建一带特有的碉楼，上面有人，对我们开了枪。部队展开后，我带人摸到炮楼下。刚把机枪架上，手榴弹就从上面扔了下来，把正副射手的腿都炸伤了。我就在他俩身边，连个皮也没碰到，命大啊。这次打碉楼让我们知道了它的坚固，就弄了包炸药带着——全营就这一包炸药，八斤重。”
更为严重的是，那时的福建，说起来已是全境解放。在解放大军的进攻之下，成建制的大股敌军基本被歼灭。但是，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时候留下的散兵游勇，残存的地方武装，小股的正规部队，退走前有准备地组织的“救国军”之类的游击部队，还是很多的，有不少还活动猖獗，气焰嚣张。另外，还有历史原因形成的土匪。父亲说，“说是土匪，不如说是一些老百姓，或者叫‘家丁’。那一带有不少早年下南洋的有钱人，在家乡修了炮楼（碉楼）和寨子（土楼），养了很多家丁家兵。武器嘛，啥都有，差的是鸟枪、铁铳、土炮，好的有重机枪。真正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土匪也有，不多。
最凶残狠毒的是‘救国军’这一类的反动武装”。那些“家丁”和占山为王的土匪，听了国民党方面的宣传，对新来乍到的共产党不了解，守着碉楼、土楼和山头与解放军作对。国民党残存武装利用他们，勾结在一起，对抗新生的人民政权，成为“政治土匪”，形成建国初期在福建嚣张一时的匪患。
那时，福建所有县、镇都进驻了人民政权的“南下工作队”，一般也都驻有我军的小部队。由于点多面广，自卫能力不强，经常发生部队人员和南下干部被土匪残杀的情况，而且杀人的手段残忍狠毒。
父亲说，“有天傍晚接到情报，说是土匪反动武装偷袭了平和县城。部队马上集合往那里赶，快半夜才到，敌人早就跑了。在一个点着火把的小庙前面，我看到了八口棺材，没盖上，里面是被打死的南下干部，有男有女，样子很惨……当时丛科长很气愤，战士们也都恨得嗷嗷叫。还好，没有犯纪律出乱子。”
这种惨剧发生了不止一次，父亲还记得有个“马子科惨案”。“马子科”三字是发音，具体指哪里不清楚，这里的南下工作队，一个不剩，全被土匪杀害了。这些穷凶极恶的土匪，惹得战士们义愤填膺，复仇的怒火一天比一天炽烈，那种报仇心切的氛围深深地笼罩着部队。
二，报仇雪恨打土匪轰开龙潭土楼
匪患严重的状态对新区建设极为不利，1949年底漳厦战役结束后不久，部队就转入剿匪作战。剿匪作战不合适大兵团行动，小分队机动灵活，反而更为有利。丛德滋科长和也是胶东人的徐副科长，率领侦察营，远离大部队，施行剿匪任务。此次剿匪行动路线大致为：由同安出发，先向西北，进至华安一带，再向西过九龙江，抵达博平岭一线，而后一路向南，直捣南靖、平和、云霄。这一带位于福建南部，可称之为31军侦察营的“闽南剿匪”。
剿匪的第一仗是在华安县东边的沙建镇附近打的。侦察员们化妆潜入匪窝，切断了山后的栈道和悬桥。数百名土匪或毙伤或被捕，无一漏网，活捉的被押解至沙建镇。随部队一起行动，负责开辟新区建立人民政权的南下T作队，在沙建镇外的一个平坡上召开了公审群众大会，当场判决枪毙了十来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头。父亲回忆说， “会场的警戒是侦察营负责的，我在现场负责主席台保卫，外围还有其他连在警卫。虽说会场上老百姓不少，但没那么群情激愤，和过江前的那些群众大会相比显得冷清。除了当场毙掉的那十来个头头，其他土匪都被后面上来的部队押到西北的一条山沟里——接下来的事，一直不让说，反正我也没看见——会场上听到了山沟里传来的重机枪的声音”。
打完这一仗，侦察营掉头向南，进到平和县。出了平和县城，部队继续向南。平和以南山更多、更高了。这一路上和土匪有几次交火，规模都不大，毙伤土匪不多但缴获不少。比较大的是和黄祥和部土匪打的那一仗。黄祥和正式的身份是国民党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当地人都叫他“黄国大”。
说起“黄国大”的来历还有个故事：此处地处闽南山区，山高路险加上远离行政管理中心，所以像个独立王国一样，独自生存了很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不容许这种“独立王朝”存在，遂派一个营前来清剿。谁知，激战数日，国军这个营竟溃不成军几被全歼。后经知名绅士斡旋，政府方面和黄祥和言和，答应由政府对其“招安”，让他当了“国大代表”，此地仍由他管辖统治，税赋贡赏政府无涉。
那个“龙潭”土楼，就是黄祥和土匪统治小朝廷的所在。
土楼，是福建特有的乡土建筑，它以生土作为主要建筑材料，掺上细沙、石灰、竹片、木条等，经过反复揉、舂、压建造而成，俗称“生土楼”。这些土楼都具备完善的军事防御功能。其外墙厚一至二米，下面两层没窗，上面的窗就像是枪眼，既能观察也能射击。仅有的一个大门十分坚固，一关上，土楼便成坚不可摧的堡垒。为防火攻，门上设有漏水漏沙装置，紧急时楼内的人还可从地下暗道逃出。父亲说他们剿匪时见过不少这样的土楼，但他不称其为土楼，叫它“寨子”，就如同他把“碉楼”叫做“炮楼”一样。
父亲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就是打龙潭楼这一仗，“我至今也忘不掉那个叫‘龙潭’的寨子，那一仗，唉……”此时的老爸一声叹息。那是一个很大的寨子，外面是圆形的，下面两层没有窗，上面两、三层也只有一尺见方的‘射孔’，顶上覆盖的是坡状灰瓦。大门高和宽各有三、四米，门由圆木排列而成，门轴是铁制的，门扇下有滚轮，方便开启。门首上横担着- 50公分宽的石匾，上面刻有繁体大字“龙潭楼”。
侦察营进抵龙潭寨子附近，尚未靠前，就被土楼上密集的火力压制在一个土坡后面。部队迅速展开还击，双方在对射中僵持着。过一会，枪声不像一开始那么密集了，有的班排已经接近寨子的土墙，但无法靠近大门。寻摸一番，没找到可以进入寨子的通道，翻墙、挖洞均不可能。
就在这时，侦察营的教导员中弹了。不知是流弹还是土铳的铁砂，击中了教导员的大腿动脉。我父亲说，“那血喷得老高，怎么也止不住，没一会就牺牲了。教导员一死，部队火了！在几挺机枪的掩护下，我夹着全营唯一的那包炸药，冲到圆木大门前。一声爆炸，将两扇大门向里炸开了。没等烟气消散，我端着卡宾枪就冲了进去，是全营第一个冲进这个寨子的。炸倒的门后有两具尸体，一个是女的，另一个是男的，大概十六七岁。进了大门，穿过四五米长的拱道，迎面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上的窗户都是彩色玻璃——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花玻璃’，也不知它后面有啥，就朝那些玻璃窗扫了一梭子——舍不得子弹，没敢多打。刚冲上二楼，身后响起一串枪声，好在没打中我。原来是跟在身后的战士，用冲锋枪砸柜子，他以为里面藏有人，不料那美式冲锋枪没关保险，一撞就响了。”
父亲还说，这寨子里面好大啊，除了大大的一圈土楼外，大院中还有很多建筑，那栋二层小楼边上有许多平房、商铺，还有水塘、小桥，甚至还有一个小操场。后续部队涌人寨子，上上下下彻底搜查，除了老人妇女小孩外，只找到几个青壮年，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其中有一挺重机枪。那几个青壮年说土匪们都从暗道跑了。后来，跑掉的黄祥和等几个头头，还是被抓住了，公审后给镇压了。
三，处理违纪和射向闽南大海的最后枪声
打龙潭楼牺牲的教导员叫于宗耀，是文登人。我父亲很心疼地说，这位于教导员是个老兵，真是不该这样牺牲的，太可惜了，说到底还是大意了。也许正因为是老兵，对这种小仗没放在心上，也许是觉得打个土匪还要弯腰低身隐蔽接敌似乎有点那个什么，这才阴沟翻船，被土匪打中了。这一仗，就死了他一个，就地掩埋在龙潭土楼大门外不远的土沟里。
教导员身经百战，从胶东打到闽南，在这深山里牺牲在一帮土匪手里，战士们实在是恼怒不已，咽不下这口气。审问土楼里找到的那几个青壮年时，他们怎么也不说出土匪逃跑的暗道口在哪里，有个人不仅不说还大骂不止，可见那时候当地人对解放军的误解有多深。当然，也许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战士们本来就因为教导员的牺牲而怒火冲天，这下可找到了撒气的地方——把这个人吊起打了一顿。有的战士们还气不过，就放了把火，可那“生土楼”不好烧，火没能烧起来。
尽管这些都是战士们难耐激愤的一时冲动，上面知道后认为侦察营打龙潭楼“违纪”很严重，军里的陈华堂政委指示说要“严肃处理”。“其实也没有太出格”，父亲说，“没有打死人，火也没有烧起来，部队在那里面住了两三天，还是照样天天给老百姓扫院子、挑水啥的，也没有发生其它侵占群众利益的事。最初的违纪行为也情有可原——教导员人很好，全国解放了却在这个鬼地方牺牲了，大家当然心里不好受。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打了人，放了火，毕竟是违反了群众纪律。”至于“违纪”现象和这支部队的最高首长丛德滋科长有啥关系，是不是他指使的？父亲说，“我看，最多也只是个‘默许’，主要还是下面的同志情绪失控所致”。有意思的是，打下龙潭土楼后，南下工作队进驻，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群众很快有了觉悟，那个大骂解放军被战士吊打的人，居然还成了积极分子。
部队在这住了两三天后，就走了。继续向南，朝着海边的云霄方向前进。此时，我父亲感染了疟疾，整个人像中了邪似的，忽冷忽热，昏昏沉沉，迷迷瞪瞪地被战士们架着行军。几天后，来到了云霄县城，部队住了下来。也就是在这里，一位江西籍的解放战士老曹，用偏方治好了父亲的疟疾，老爸说多亏了他。
这时，大家知道了上级对“违纪事件”的批评，部队情绪不高，战士们心里都沉甸甸的。
有一天得到情报，县城东南面的山上有国民党军的一个营。侦察营迅疾向那里扑了过去，“丛科长带着我们二连在前面，三连在我们后面，而一连则朝东南方插过去，准备插到山后，断敌退路。部队沿着一条土路向南快速前进，还没靠近那几座山峰，就遇到了敌人放出的警戒。枪一响，部队就散开成战斗队形。我那会儿病刚好，一听到枪声，还是来了精神。大家憋着的那股劲这回可找到地方发泄了！战士们都红了眼地死命往前冲。
敌人也不是吃素的，正规军毕竟不是土匪，几座山头的重机枪一直不停地响着，那子弹嗖嗖地从我们身边飞过。侦察营老兵多，打仗都比较‘精’，没有人伤亡，可冲击的速度也慢了很多。渐渐地，枪声稀疏了，部队冲到山顶。上了山顶一看，堑壕、碉堡等工事修得很好，可没有一个敌人，也没有一支枪。只见山的那一边就是大海，十多条小船已经离岸，正向远处的几艘大船靠近。离我们最近的小船，少说有二三百米远了。敌人跑了，这仗打得窝囊！我们朝着海里的小船猛打了一阵子枪——明知打也是白打，可还是打了不少子弹。唉，那是给人家送行哟……”
这是我父亲打仗经历中的最后枪声，也是31军侦察营闽南剿匪的最后枪声。
四，寻寻觅觅六十年后，找到了“龙潭楼”
云霄一仗后，侦察营奉命返厦，就“违纪事件”进行整风，那是1950年的暮春时节。部队从云霄过漳浦，在龙海附近的海澄县住了几天。回到厦门后，侦察营驻在同安的石井镇，随即开始“整风”。这时，31军正在组建为再打金门进攻台湾做准备的“船管队”。没过几天，营里很多人都调进了船管队，老爸也是其中之一。至于“整风”后来怎么样了，他就不知道了。
抗美援朝开始后，船管队解散，父亲调到91师272团当侦察排长。不久，又调离31军去步兵学校学习，最初在福州，后来到金华，最后是南京。至此，31军在父亲记忆里，就是个老部队的概念了。而且，自同安石井镇分别后，父亲再也没见过老领导——丛德滋科长。但是龙潭土楼剿匪战斗，一直记忆在他的心里，找到那个龙潭土楼，成了他的心愿。
龙潭楼，不是位于龙潭的土楼，而是名字叫“龙潭”的土楼。父亲说，“那个刻有‘龙潭’字样的石条，没有炸断，只是被炸得移位了——向里移动了有20公分。”很多年里，我寻寻觅觅，可一直没有查到这个叫“龙潭”的土楼在哪。福建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多次借出差的机会，到过漳州、泉州、厦门一带，就是想找到那个土楼。在网上开了博客之后，我还将父亲他们侦察营闽南剿匪的战斗经历写在博客里。
事情就是这么巧！我在博客中意外地收到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纸条，发来纸条的，竟然是丛德滋的长子！他浏览互联网，无意中看到了我写的丛德滋科长率31军侦察营闽南剿匪的文字，便找上门来。又过了几天，我接到一个来自福州的电话——是那位在国外的丛老兄，要他在福州的二弟打来的。他二弟名叫丛培波，曾是海军舟山基地的干部，后转业回闽，现居住在福州市。我俩在电话中聊了很长时间，他很诧异还有远在安徽的老兵记得他父亲，而且居然还能很详细地描述其父当年的作战经历。“我们在家，从没听他说过这些事，即使问他，他也很少会对我们说这些”，培波兄如是说。
不久，他专程从厦门赶来合肥，看望了我父亲。虽说我俩是第一次见面，可父辈间的战斗友谊，使我们没有一丝的生疏感，加上都是胶东老乡，感觉如同兄弟似的亲切。他说，福建有很多山东老兵，随部队接受新区建立地方政权的南下干部也有7000多人。2009年，在省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在热心企业和相关单位的资助下，南下干部的子女组织了很隆重的纪念南下6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制作了纪念章、立了纪念碑。这次培波兄来，也给父亲带来了这枚很有意义的纪念章和纪念碑的模型。父亲拿着这些浸透着山东儿女热血的礼物，非常激动。他还向父亲详细介绍了丛德滋叔叔的情况，父亲也回忆起当年跟着丛叔叔一起剿匪的经历，爷俩聊得很尽兴。
还有位博名叫“老兵团长”的福建网友，看了龙潭土楼剿匪战斗的博文后，帮我、也帮父亲了却心愿——寻找那个土楼。他去了许多部门，找了许多人，多方打听，几次往返亲去疑似所在地查证。他的一位研究福建民俗的朋友告诉他，福建各地土楼有上千座，但“所有土楼，绝无重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说，“龙潭”土楼只要确实有，那就是唯一的，是可以找到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老兵团长”最终还是把这座俺父亲惦记了几十年的土楼，找到了！它位于闽、粤交界的诏安县的秀篆镇陈龙村，而不是在父亲说的平和、云霄两县。诏安县城在云霄县城南面，而这个镇子在云霄县城北，位于平和、云霄两县的中间偏西。侦察营由平和南出，偏西一点到诏安县的这个镇子打了龙潭土楼，然后继续南下到了云霄，父亲的记忆并不离谱。
“老兵团长”驾车去那个镇子时，同行的有他一位“驴友”——不仅懂得当地方言，而且其父“文革”中还被发配到这个镇好几年，对当地情况极为熟悉。他们拍到了土楼的照片，那门楣上面的“龙潭”字样，圆圆的一圈土楼，大大的院子，和父亲凭记忆说的一模一样。现在这里面居住的，又多是老人和孩子，青壮年都走出了大山。记得当年那次战斗的老人几乎全没了，只有一位老者还记得这个门是被炸开的。借助懂方言的朋友的询问，得到了他很惊诧的回问： “当年炸门的那人还活着？！”
这话传过来，父亲听了之后，沉思良久，叹声问道：“唉……，人家没说，这回可找到凶手了？”像是问我，也像是问福建的朋友，更像是问他自己谁为凶手？当然是那些逼人挡门的土匪，丧命的老百姓是无辜的。历史，就是这样让人感慨唏嘘。
——原31军侦察营闽南“龙潭“剿匪记（文/刘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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