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大规模建设后方战备基地，要求上海搬迁军工、基础工业和短线产品342个项目，涉及458个工厂。这些工厂一分为二，内迁部分设备和人员，在后方组建新厂，老厂任务仍要完成。上海职工以大局为重，奔赴内地山区。从1964年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先后共迁出工厂411个、设备2．6万多台，输送干部、工人9．2万名。负有搬迁任务的工厂都配了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骨干，保证新建厂能顺利生产。上海大中华轮胎厂抽调领导干部和各工种工人800多人，配套去贵阳包建贵州轮胎厂；上海电器工业公司组织华通开关厂、人民电器厂职工1 000多人，去遵义帮助建设遵义电器开关厂。1970年，国务院在计划工作会议上要求狠抓战备，抓紧大三线建设。从1970～1979年，上海又先后动员了14．24万名职工，去西南地区和云贵高原，支援三线工厂。
在建设大三线的同时，上海还在苏、皖、鲁等地建立生产后方和原料基地，称为“小三线”。从1966～1979年，上海先后有8万多名职工去梅山、大屯、铜陵、张家洼，建设原料燃料基地；有4万多名职工去安徽，在山沟里建设冶金、机电等工厂。他们仅用五年时间，就完成大屯煤矿第一口矿井——姚桥矿的建设。梅山的65孔大焦炉、1033立方米的大高炉，也仅用一年时间就先后出焦、出铁；第二座高炉及机修等厂区不到两年全部建成。在安徽的三线工厂，安装工人钱龙宝、陈阿小首创高炉整体吊装新技术，两人在安装起重机过程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建设二线工厂中，较大的有池州八五钢厂、前进机械厂、徽州新光金属厂、联合机械厂、跃进机械厂、协同机械厂、旌德井冈山机械厂、绩溪东方红材料厂、光明材料厂、光辉器材厂、万里锻压厂、燎原模具厂、胡乐协作机械厂、贵池胜利机械厂等大型企业14家，中小型企业30多家。在安徽的这些工厂，1984年后陆续移交当地工业部门管辖，成为内地的骨干企业，上海职工大部分留在当地继续工作。
为与三线建设配套，上海职工中还有一批医务卫生人员、商业供销人员去山区和后方基地建设职工医院、矿山医院和供销商店，也有整个医院迁去内地，为当地和三线职工服务。
上海籍三线人的乡愁
一边是深山，一边是外滩，将二者联为一体的不是美国的U2飞机，也不是国家领袖的睡眠问题，而是上海“大、小三线人”，大悲大喜的人生阅历。
开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历时17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地处沿海，又是新中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当时全国支援各地三线建设的有上千万人，而上海一个城市，就去了150多万人，还不包括家属。
1966年，上海光学仪器厂受命在贵阳新天寨创建新光厂，除了800名内迁职工、复退军人、新分配进厂的大中专毕业生要内迁贵阳外，组织上还鼓励家属随行，家属如果没有工作，还保证分配。
动员工作时，并未强调会在三线待多久，却提到贵阳“一年四季像春天一样，生活水平低，老便宜的，鸡蛋只有几分钱一个，米嘛只有一角多钱一斤”。最终，共有1050名家属一同内迁，而全厂上下从动员到出发，只用了短短十天时间。
当时，三线建设要求“靠山、分散、隐蔽”（简称山、散、洞），所以厂区新址，大多是在山区辟一块新天地。很多当年支援三线建设的老上海回忆说，“火车驶入贵州，还没到站，看着车窗外一片片荒山，我想不对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穷啊，我的泪水就滴滴答答的。”
除了住房，对于讲究饮食的上海人而言，当地的食材、作料更是极度匮乏。每次返回上海，采购酱油、蔬菜。因为水质问题，有人还特意从上海买回大缸和明矾，雨天就用大缸接水、明矾定水，待第二天将上面的清水舀来食用。为了吃肉，还有人甚至会去肉联厂，用肉票换许多高温处理过的病猪肉。
上海的“小三线建设”，则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安徽南部山区和浙江西部山区等地，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常规兵器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也是全国各省市“小三线建设”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当年许多人是在毛主席那句，“三线建设搞不好，我睡不着觉”的激励下，毅然从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大都市奔向山区。一些人则是出于就业谋生的考虑去的。除去自愿之外，还有强制。许多建设者一旦被组织选中，实际上是别无选择的。
在当年的上海小三线，流行一副对联：“好山好水好地方；好人好马好刀枪”——“好人、好马、好刀枪”，是一句上海小三线建设口号，意指要配备优秀的人才和先进的设备；而“好山好水好地方”，则是赞颂皖南的自然风光。
但是，去“小三线”的上海人很快就发现，他们面对的，与其说是青山绿水，不如说是穷山恶水。暴雨来袭时，连房门都无法推开，夜晚骑自行车撞到豹子，床上发现毒蛇，一天三顿咸菜和霉豆腐。原本以为去几年就能建好，没想到，一去就是20几年。
上海“小三线”建设在1965－1988年前后长达24年的时间里，总共有7万余名上海的职工及其家属背井离乡，扎根山区，在皖南和浙西深山中开山炸石、架桥修路、引水通电，硬是在荒山野岭中建起一座座现代化工厂，是全国各省市小三线建设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受三线建设影响最大的地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和重庆市。在三个地区分别形成了，兵团吴语、重庆吴语、贵州的安顺吴语。据统计，这三地使用吴语的人口已接近600万人，其中仅从1964年到1966两年，迁到重庆主城区的上海内迁职工，就达43488人。
“小三线”同样也是改写命运的起点，有一个淮北女孩因向往上海，去了“小三线”，嫁给了上海籍职工，没两年就随“小三线”，撤回了她梦寐以求的上海。
“参加三线建设的老一代，晚年大多数是在建设三线地方度过，能返回上海幸福安享晚年不多；留沪的孩子，由于从小离开父母亲，和他们没有感情，许多退休回沪的老人晚年，要自己照顾自己。
重庆一家报纸去年十月，还专门辟了一版，采访晚年依然生活在重庆沙坪坝等地的上海“大三线”的职工:他们会说重庆话,爱打成麻(注:成都麻将),但依然维持自己上海人的的小圈子，聚一起说上海话，看有关上海的电视节目，做上海菜；他们带来的三五牌座钟还在走，他们通过电视，活在上海……这些老人，都是当初三线建设时期，随企业移民到重庆的上海人，乡愁正成为他们最大的思绪。
（文章源自新浪网上海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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