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布朗神父的事迹，若不承认他曾卷入一次重大丑闻，则有失公允。现在依然还有人，甚至是他自己所属群体的人，会说他的名声沾上了某种污点。那件事发生在某个风景如画、名声不佳的墨西哥旅馆，下面自会揭晓；在某些人看来，好像神父仅此一回任由自己的浪漫性情和对人类弱点的同情引领自己，做出了一件轻率而不合体统的事。故事本身很简单；或许正是因为它的简单才让人深感惊诧吧。
火烧特洛伊肇因于海伦；这件不光彩的事则起因于希帕蒂娅·哈德的美貌。美国人非常善于从民间创建机构，也即是民众自发创建，这一点欧洲人并不总是很欣赏。跟其它的好事一样，这事也有不好的一面；其中一点，正如韦尔斯先生和其他人所言，就是一个人或许不必一定成为官方名人，才能成为公众名人。一个美貌绝伦或者聪明绝顶的女人，即便不是电影明星或者吉布森少女[1]本人，也能成为无冕女王。在有幸或者不幸享有这种声誉的女人中间就有这么一位，希帕蒂娅·波特，她已经超越了在当地报纸的社会版块被大加赞美的初级阶段，成了被真正的记者采访过的名人。她带着迷人的微笑表达了对战争、和平、爱国主义、禁酒令、进化论和圣经等问题的看法；如果这些都不能解释她为何这般声名远扬，那就真说不清楚她的名气究竟从何而来了。天生丽质和身为富家女在她的国家可并不鲜见；但她身上就是多了某种独特的魅力，能够吸引新闻界关注的目光。她的仰慕者甚至都没有见过她，甚至都没有想过要见她；他们当中无人有可能从他父亲的财产中分得任何好处。那只是某种供大众消遣的浪漫故事、是神话的现代替代品罢了；这为她后来上演的更为夸张、更为疯狂的浪漫故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很多人认为那件事让布朗神父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名声扫地了。
对于她已经嫁给了一个功成名就、受人尊敬的名叫波特的商人一事，那些被美国式讽刺戏谑为“伤感的女记者”们要么给它涂抹上浪漫色彩，要么无可奈何地承认现实。甚至还曾称呼她为波特太太，因为这个世界上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她丈夫只会是波特太太的丈夫。
接着就发生了那个大丑闻，她的敌友对此都无比震惊，简直无法接受。她的名字竟然同一位生活在墨西哥的文人的名字成双入对（正如这个怪异的词语所暗示的那样）；那人虽身为美国人，性情却很像西班牙裔美国人。不幸的是，他的恶习酷似她的美德，好像出自一个模子。他不是别人，正是闻名遐迩或者说是臭名昭著的诗人鲁德尔·罗马尼斯，他的作品因为被图书馆拒绝或被警方起诉而得以广为流传。不管怎么说，她那颗纯洁而宁静的星星却跟他那颗扫帚星相映成辉，呈现在了人们眼前。他是那种可以比作彗星的人，浑身毛茸茸的，又激情似火；前者可在他的肖像中窥见一斑，后者则体现在他的诗作里。他还极具破坏性；那彗星的尾巴就是由一次次离婚串连而成，有人说那表明了他作为情人的成功，还有人说那表明他作为丈夫的失败。这段感情也够难为希帕蒂娅的；把完美的私人生活公之于众有种种不利；就像把自家卧室展现在商店橱窗一样。记者们在报道中还提及了“通过爱达到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2]这种可疑的言辞。异教徒们拍手叫好。伤感的女记者则表达了浪漫的遗憾之情；有些人甚至大言不惭地引用莫德·米勒的诗句，说是在所有的口头或书面文字中，最让人伤心的莫过于“本来可以”这样的话了。阿加·P.罗克先生则出于神圣和正当的理由对伤感的女记者深恶痛绝，他说，在这件事上他完全认同布勒特·哈特[3]对那句诗所作的修改：
“我们每日所见更让人伤心的；它发生了，但它本不该发生。”
因为罗克先生深信，而且理由有正当，很多事情都不该发生。他是个言辞犀利的评论家，大肆抨击全民的堕落，供职于《明尼阿波利斯流星报》，是个敢于直言、诚实坦率的人。他或许太义愤填膺了，但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表明他的态度，反对混淆是非的现代新闻业和坊间传闻。他首先抗议的就是赋予枪手和歹徒一圈不圣洁的浪漫光环。他或许太极端了，倾向于认为所有的歹徒都是拉丁佬，而所有的拉丁佬又都是歹徒。但即便他的观...
其中一个身影十分引人注目。它的姿势与山谷上方那条路转弯的角度恰好一致，好像出于本能或者有意在那个位置立起了一尊雕塑。他像拜伦那样裹一件宽大的黑色斗篷，那张黝黑漂亮的面孔也酷似拜伦。此人也有着同样卷曲的头发和卷曲的鼻孔；他似乎在像拜伦一样对这个世界大加嘲弄和斥责。他手中握着一根长长的手杖或拐杖，手柄是那种登山杖的手柄，他拿着手杖的姿势让人感觉怪怪的，仿佛那是一支矛。另一个拿着伞的人与之形成了某种滑稽的对比，整个效果显得更加怪诞。那实际上是一把崭新的、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伞，跟布朗神父的伞大不一样：那人穿着整齐轻便的度假服，很像一名职员；那是一个胖胖的、蓄着络腮胡子的矮个男子；然而他却举起甚至挥动那把煞风景的伞，摆出一副猛烈进攻的架势。高个男子匆匆加以回击，不过是为了自卫罢了，接着那场戏演变成了闹剧；因为那伞自动展开了，伞的主人仿佛被盖在了下面，另外一人则用他的矛刺向这块怪模怪样的大盾。然而他并没使劲去刺，也没使劲争吵，而是拔出了自己的矛，不耐烦地甩着大步沿路走开了；对方则站起来，仔细收好伞，沿着相反的方向，朝旅馆走去。罗克没有听到任何争吵，或许在这简短的、甚是荒唐的肢体冲突之前就已经吵过了吧；但是当他沿着大胡子矮个男人走过的那条路走去时，心里翻江倒海地想了很多。一个人身穿斗篷、举止浪漫并有歌剧演员般姣好面容，另一位身材短粗、一意孤行，这不正是他此行所要追寻的故事吗；他知道他能叫出那两个陌生男人的名字：罗马尼斯和波特。
走到柱廊上时，他的猜测完全得到了证实；他听到那个大胡子男人扯着大嗓门，不知是在吵闹还是在发号施令。他显然是冲着旅馆的经理或者工作人员说的，罗克听到的部分足以让他明白，他那是在警告他们提防附近的一个野蛮又危险的人物。
“如果他果真已经来过旅馆，”小个子男人面对某些人的窃窃私语，回应道，“我只能说你们最好别再让他进来了。你们的警察应该管好那种人，不过，总之，我是不允许他再骚扰那位女士的。”
罗克阴沉着脸默默听着，越来越相信了自己的猜测；接着他穿过门厅，来到一处凹室，在那里他看到了住宿登记表，翻到最后一页，他发现“那家伙”的确来过旅馆。那个浪漫的公众人物，“鲁德尔·罗马尼斯”的大名赫然在目，用非常大、非常炫目的外国字体书写；往下一点，就是希帕蒂娅·波特和埃利斯·T.波特的名字，两者紧挨着，用的是端正的美式字体。
阿加·罗克闷闷不乐地环顾四周，发现周围的一切、甚至包括旅馆的小装饰都是他最最讨厌的。如果有人抱怨橘子长在橘子树上，哪怕是栽种在小花盆里，或许有点无理取闹；那抱怨破旧的窗帘或者褪色的墙纸上居然印着橘子图案则显得更加无理取闹了。但对他来说，在那些形如圆月的红、黄橘子中再嵌上银色月亮，简直是以一种怪异的方式表现出了无以复加的荒唐。那些东西让他看到了令人痛心的世风日下，也让他隐约联想到南方温暖而阴柔的气质。他看到一块黑色画布，上面隐现着华托式牧羊人拿着吉他的昏黑画面，还有片蓝色瓷砖，绘着丘比特骑海豚的简朴图案，这些都让他气不打一处来。他的直觉会告诉他，或许他在纽约第五大道的商店橱窗里也能看到这些东西；但是不管在哪里，它们都像是地中海的异教徒们发出的嘲弄和蛊惑人心的召唤。突然，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发生了变化，就像一面静止的镜子会在人影一晃而过的瞬间突然闪亮一样；他意识到此刻一个极具挑战的身影充盈了室内空间。他几乎是生硬地、有点不太情愿地转过身去，不说也知道，眼前这位正是大名鼎鼎的希帕蒂娅，多年以来，关于她，他读到的、听到的可是不少啊。
希帕蒂娅·波特的娘家姓是哈德，她绝对属于配用“光芒四射”来形容的那种人。也就是说，她将报纸上所描画的她的人格魅力完全地释放了出来。她若是内敛一些，也会同样美丽，甚至在部分人眼里会显得更有魅力；但是一向有人教导她，内敛就是自私。她可能会说她已经因为四处张扬而失去了自我；其实说真的，她的自我反倒因为四处张扬而获得了肯定；但她可是满怀真诚地展现着自己的魅力啊。因此，她那双超凡又明亮的蓝眼睛真的是顾盼生辉，正如形象的古老比喻说的那样，简直是在射出一支支丘比特之箭，令人神魂颠倒；抽象地说就是，她不仅仅卖弄风情，而且要将人心俘获。她那浅黄色秀发，尽管梳得像圣人的光环，看上去却几乎像电辐射一般耀眼。当她明白眼前这位陌生人就是供职于《明尼阿波利斯流星报》的阿加·罗克先生时，她的眼睛立刻变成了长距探照灯，仿佛要横扫过美国的地平线。
但是在这一点上这位女士搞错了；她有时是会搞错的。因为这个阿加·罗克并不是《明尼阿波利斯流星报》的阿加·罗克。那一刻他仅仅是阿加·罗克；他胸中激荡着一股强烈而真挚的道德冲动，超越了一名记者具备的蛮勇之气。他满怀一种怜香惜玉的侠胆柔肠和民族情感，又夹杂着某种特定的同样基于民族情感的道德意识，这使他鼓足了大闹一场的勇气，决心对她大加羞辱一番。他记起了原初的希帕蒂娅[4]，那位美丽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以及自己小时候怎样被金斯利[5]的浪漫故事说震撼，书中那个年轻的修士斥骂她行为不端、崇拜邪神。他一脸冷酷，直视着她说：
“请恕我冒昧。女士，我想跟你私下谈谈。”
“哦，”她边说边以流光溢彩的双眸扫视过这个接待厅，“不知你觉得此地够不够私密呢？”
罗克也扫视了一圈，看样子除了那些橘子树，唯一还算显示出生命迹象的就是那个酷似大黑蘑菇的东西，他认得那是当地或者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神父戴的帽子，要不是他正漠然地抽着一支本地黑雪茄，完全可以将其归为植物。他端详了一会儿那张沉重、呆板的面孔，注意到他粗俗的农民特征，在拉丁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神父通常都是来自那个阶层；于是他边笑边压低声音说：
“我想那个墨西哥神父肯定听不懂我们的语言，”他说。“这些懒人，除了他们自己的语言难得会学任何外语的。哦，我不能保证他是墨西哥人；他什么人种都有可能；印第安混血儿或者黑人混血儿，我想。但是我敢保证他不是美国人。我们的教堂可产不出那样的低劣品种。”
“实际上，”那个低劣品种将黑雪茄从嘴边移开，回应道，“我是英国人，我叫布朗。不过如果你们想要私密的话，请允许我走开。”
“如果你是英国人，”罗克明显缓和了语气，“你应该像一些正常的北欧人那样，本能地反对这些胡言乱语。不过呢，我现在只想说，我能证明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家伙在附近游荡；一个身穿斗篷的高个子，长得就像画像里的那些疯狂诗人。”
“哦，那也说明不了什么，”神父温和地说；“此地很多人都穿斗篷，因为太阳一落马上就寒气逼人。”
罗克抛过去一个愤愤的、狐疑的眼神，好像怀疑他在王顾左右而言他，为的是维护对他来说那顶蘑菇帽和空谈所代表的一切。“不光是斗篷，”他吼道，“尽管跟他穿斗篷的方式有一定关系。那家伙整个看上去就很夸张，包括他那可恶的极不自然的帅气。恕我冒昧，女士，我强烈建议你别跟他有任何瓜葛，如果他来闹事的话。你的丈夫已经跟旅馆的人都交代过了，要把他挡在门外——”
希帕蒂娅跳了起来，以一种异常的姿势遮住脸，手指插入头发。她好像在颤抖，也许是因为在抽泣，但是待她恢复了常态，竟变成了狂笑。
“哎呀，你太好笑了，”她说着话，突然一反常态，猫着腰冲出大门，便消失了。
“女人那样笑起来可真有点歇斯底里，”罗克不自在地说；然后竟显得手足无措，便转向矮小的神父：“要我说啊，如果你是英国人，你无论如何也该跟我一起对抗这些拉丁佬。哦，有些人总拿盎格鲁-撒克逊人说事，我不是那种人；但还是有历史这回事的。你们一直都可以骄傲地说美国的文明来自英国。”
“而且，为了不至于得意忘形，”布朗神父说，“我们还得承认英国的文明来自拉丁人。”
罗克再次感到对方在搪塞，同时还站在他的对立面，以某种隐秘的方式虚与委蛇；他很不耐烦地断然表示不解其意。
“哦，曾经有一个拉丁人，或者说是个意大利人，叫尤利乌斯·凯撒，”布朗神父说；“他后来被一帮人刺死了；你知道这些拉丁人就爱动刀。另外还有一位叫奥古斯丁[6]，是他把基督宗教传播到了我们的小岛；说实话，若没这两个人，我不觉得我们会有多少文明而言。”
“不管怎么说，那都是古代历史，”有几分恼怒的记者说道，“我对现代历史非常感兴趣。我所看到的是这些无赖把异教带到了我们的国家，把原来的基督宗教都给毁了。另外还毁了所有的常识。所有既定的习惯，所有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所有我们的农民先祖在这个世界上赖以生存的方式，都被满天飞的电影明星的绯闻丑闻给搅成一锅热粥了，这些明星差不多每个月就离一次婚，让每个傻女孩都认为结婚只不过是离婚的一种手段。”
“你说的很对，”布朗神父说。“当然，我很认同你的这个观点。但是你也不能以偏概全。或许这些南方人更容易犯那种错误。但你要记住，北方人也有其它方面的缺陷啊。说不定这种生活环境使得这些人太过关注纯粹的浪漫了。”
一听到那个字眼，阿加·罗克的满腔怒火升腾起来。
“我讨厌浪漫，”他边说边拍面前的小桌子。“为了这种垃圾，我已经跟我供职的报社斗争了40年。每个恶棍与酒吧女私奔的故事都被称作浪漫的私奔；现在我们自己的希帕蒂娅·哈德，一个体面人家的女儿，兴许被卷入了某个糜烂的浪漫离婚案中，而且还把它当作王室婚礼一样满世界宣扬。这个疯狂的诗人罗马尼斯缠着她不放；可想而知，聚光灯会四处跟着他，仿佛他是腐化的小拉丁，电影里所谓的情圣。我在外边见到他了；他长了一张一贯会吸引聚光灯的面孔。如今我要捍卫体面和常识。我同情可怜的波特，一个来自匹兹堡、单纯直率的经纪人，他认为自己有权捍卫自己的家庭，并且也为此不惜一战。我听到他在接待处大吼大叫，让他们把那个无赖拒之门外；干得很好。这里的人好像都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但是我想他已经教会他们要敬畏神了。”
“实际上，”布朗神父说，“你对旅馆经理和工作人员的说法我很认同；但是你不能以此评判所有的墨西哥人。而且我想你提到的那位绅士不仅大吼大叫，还到处撒美元，足以把旅馆的全体人员都收买了。我看见他们锁上房门，叽叽喳喳的很兴奋。顺便说一句，你那个单纯直率的朋友好像很有钱啊。”
“我肯定他的生意很兴隆，”罗克说。“他可算是很正直的那类生意人。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是觉得那或许能给你提供另一个思路，”布朗神父说；然后极其谦恭地起身离开了。
当晚用餐时，罗克细细观察了波特夫妇；他有了一些新的观感，不过其中没有一条足以减弱他的强烈感受，即某种不当之举很可能会在波特家里掀起轩然大波。而波特本人则让人觉得还需加深了解；罗克起初以为他既无趣又含蓄，现在却发现自己心目中的悲剧英雄或受害者竟还有更深的韵味，这让他感到很高兴。实际上，波特那张脸既显得深沉，又超凡脱俗，只是上面写满了焦虑，偶尔还非常暴躁。罗克感觉他像是大病初愈，头发花白稀疏，而且很长，似乎最近疏于打理，而那不同寻常的络腮胡子也给旁观者同样的感觉。当然，有一两次他跟妻子讲话时，语气非常严厉和刻薄，因为吃的药或是消化方面的琐事大发牢骚；但是他真正担忧的无疑是来自外部的危险。他妻子回应他时，就像温顺的格丽塞尔达[7]那样优雅至极，只是带着某种倨傲的神态；然而她那双眼睛却时不时瞟着门窗，仿佛担心有人闯入似的，只是有点半心半意。因为曾经目睹她突如其来的反常举动，罗克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她的顾虑也不过是半心半意罢了。
夜半时分，那桩非常事件终于发生了。罗克本以为自己是最晚上床的，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发现布朗神父依旧蜷缩在大厅的橘子树下，平静地看书。给他道晚安，他也只是简单地回了一句，这个记者刚踏上最下面一级台阶，就听得大门的铰链咣当作响，外边什么东西把门砸得丁零当啷的；还有一个比砸门声更大的声音在大声呼喊，嚷着要进来。不知怎的，记者能确定那用来砸门的是类似铁头登山杖的尖头手杖。他回头去看昏暗的底层，发现服务员们正在四处查看门是否锁好，而不是去开门。接着他缓步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坐下来怒气冲冲地写他的报道。
他描述了旅馆如何被围攻；周遭邪恶的氛围；这地方蹩脚的奢华；神父的闪烁其词；最要命的是门外可怕的叫喊声，好像有匹狼潜行在这房子周围。接着，他正要往下写，忽听到另一种声音，于是猛地坐直身体。那是一阵长长的口哨声，他本来就很烦，听到这种声音更是厌恶至极，因为那既像是阴谋者的信号，又像是爱情鸟的呼唤。接着是一片死寂，他端坐在那里；然后突然站起；因为他又听到了另外一种噪音。那是一声轻微的嗖嗖声，接着便是猛烈的敲击声或者卡嗒声；他几乎可以肯定有人在往窗户上扔东西。他直挺挺地走下楼去，来到现在是漆黑一片、空无一人的底层大厅；或者说是近乎空无一人。因为那个小个子神父依旧坐在橘子树下，就着一盏低矮的灯读书。
“你好像睡得很晚啊，”他厉声说。
“生性自由散漫，”布朗神父说着抬起头，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趁着这个狂乱之夜读一读《高利贷经济学》。”
“这地方被锁起来了，”罗克说。
“锁得严严实实，”对方答道。“你那个大胡子朋友好像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顺便说一句，你那个大胡子朋友可是有点惊慌失措啊；我想他在晚宴上脾气非常火爆。”
“那太自然了，”对方吼道，“如果他认为这个野蛮之地的野蛮人正要破坏他家庭生活的话。”
“一个人从内部搞好家庭生活不是更好吗，”布朗神父说，“而他却要防备来自外面的破坏。”
“哦，我就知道你会摆出这些诡辩的理由，”对方说；“也许他是对他妻子很不耐烦；但他有正当理由。喂，你好像深藏不露啊。我相信你还知道更多的内情。这鬼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何整夜坐在这里观望？”
“哦，”布朗神父耐心地说，“我只是觉得有人可能会需要用我的卧室。”
“谁会需要？”
“实际上，波特太太还需要另外一个房间，”布朗神父一丝不苟地解释道。“我就把我的房间让给她了，因为我那个房间能开窗。如果你乐意，就去看看吧。”
“我先要处理另外一件事，”罗克咬牙切齿地说。“你尽可以在这猴舍里耍猴把戏，我还跟文明保持着联系呢。”他大步流星奔到电话亭，给他的报社打电话；把邪恶的神父如何帮助邪恶的诗人一事整个捅了出去。然后跑到楼上神父的房间，那里神父刚刚点着一根短蜡烛，显示窗户大开着。
他正巧看到，下面草坪上有个男子，他正大笑着从窗台上解下某种简陋的绳梯，然后卷起。那是个高大、黝黑的绅士，他身边还站着一位同样大笑不止的金发女人。这一次，罗克先生将她的笑声斥为歇斯底里，也无法让自己获得丝毫宽慰。那绝对是发自肺腑的欢笑；当她和她的游吟诗人消失在漆黑的丛林时，笑声依然飘荡在杂乱无章的花园小径上。
阿加·罗克转向他的同伴，脸上带着一副可怕的最终裁决的表情；好似末日审判一般。
“好吧，全美国都会听说这件事，”他说。“简而言之，你帮助她跟那个卷发情人私奔了。”
“对，”布朗神父说，“我是帮助她跟那个卷发情人私奔了。”
“你自诩为耶稣基督的使者，”罗克嚷道，“而你却为犯了罪沾沾自喜。”
“我已经牵扯进了几次犯罪案件，”神父温和地说。“很高兴，就这次并没有涉及犯罪。它只是炉边的田园诗；结果是以美满的家庭生活收场的。”
“结果是以绳梯而非绳子收场的，”罗克说。“难道她不是已婚女人吗？”
“哦，是的，”布朗神父说。
“哦，难道她不该跟她丈夫在一起吗？”罗克穷追不舍。
“她就是跟她丈夫在一起啊，”布朗神父说。
对方恼羞成怒，说道：“你撒谎，那个可怜的小个子还在床上呼呼大睡呢。”
“你似乎很了解他的私事啊，”布朗神父不无怜悯地说。“你几乎可以写一本《大胡子男人的传记》了。你好像唯独没弄清他叫什么名字。”
“一派胡言，”罗克说。“他的名字就在旅客登记薄上。”
“我知道，”神父严肃地点头答道，“那里用非常大的字体写着鲁德尔·罗马尼斯的大名。希帕蒂娅·波特来此与他相会，准备和他私奔，还大胆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他名字的下方；而她丈夫则随后赶来，紧接着又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还有意紧挨着她的名字，以表达自己的不满。那个罗马尼斯（一个鄙视他人、深受欢迎的厌世者和有钱人）贿赂了这个旅馆的一群蛮人，让他们把门紧锁，把合法丈夫拒之门外。而我，你说对了，帮他进来了。”
当一个人被告知某种颠倒是非的事情；就像尾巴摇着狗；鱼捉了渔夫；地球围绕月亮转；他先得定定神，而后才能正儿八经地询问真伪。他固执地认为那显而易见全是谎言。但在沉默了一阵后，罗克最终忍不住问道：“你不会是说那个小矮个就是我们常读到的浪漫吕德尔[8]，而卷发男子则是匹兹堡的波特先生吧？”
“正是，”布朗神父说。“我见到他们的第一眼就明白了。但我后来还是证实了。”
罗克默想了一会，最后说道：“我想你很可能弄错了。可在一大堆事实面前，你又怎么会这样想呢？”
布朗神父显得有些窘，他深深陷进一张椅子里，茫然地直视前方，直到他那圆圆的、甚是愚钝的脸上开始现出一丝笑意。
“哦，”他说，“你看啊——事实就是，我不浪漫。”
“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罗克粗鲁地说。
“而你很浪漫，”布朗神父点拨道。“比如，你看到某人长得很有诗意，你就以为他是诗人。你知道大部分诗人都长什么样吗？19世纪初碰巧出现的三个长相帅气的诗人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啊：拜伦、歌德和雪莱！相信我，通常情况下，能写出“美人用她燃烧的唇贴近我的唇”或者类似美好诗句的人，本人未必就会漂亮。再说了，你没意识到当一个人享誉海内外的时候通常都有多老了吗？沃茨[9]给斯温伯恩[10]画的肖像上有一头金发；但是，在大部分美国或者澳大利亚的仰慕者听说他有风信子般的发卷之前，斯温伯恩就已经谢顶了。邓南遮[11]也一样是秃顶。事实上，罗马尼斯还是有头脑的，如果你细看的话；他看起来很像有学识的人；他的确是。不幸的是，像很多有学识的人一样，他也是个傻瓜。他任由自己变得自私自利，抱怨什么消化不良。所以那个雄心勃勃的美国女士，本以为跟一个诗人私奔如同跟随缪斯九女神遨游奥林波斯山一样美妙，结果却发现跟他待一两天就够了。因此，当她丈夫随后赶来，在这里大闹一场，她也乐得又回到他身边。”
“但是她丈夫呢？”罗克问。“我还是不太理解她丈夫。”
“唉，你是读了太多当代性爱小说，”布朗神父说；面对对方不满的眼神，他半闭上眼睛。“我听到过很多故事，开头都是一个绝色美人嫁给了股市上的某个老头子。为什么呢？在那一点上，正如在大多数事情上，现代小说所揭示的现代社会中的事实正好相反。我并不是说那种事绝不会发生；但是现在很少发生了，除非是她自愿。现在的女孩子可以想嫁谁就嫁谁；尤其是像希帕蒂娅那种被宠坏的女孩子。她们会嫁给谁呢？一个那样的美丽富家女会有一群仰慕者；她会选择谁呢？在接近百分之百的情况下，她会选一个在舞会或者网球聚会上遇见的最帅气的男子，很早就把自己嫁出去。哦，普通的商人中也有很帅的。一个年轻的神出现了（名叫波特），她才不管他究竟是经纪人还是盗贼呢。但是，考虑到实际情况，你会承认他更有可能是个经纪人；而且，他还相当有可能就叫波特。你看啊，你简直是浪漫得不可救药，自始至终都认为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就不可能叫波特。说真的，名字的分配可不总是那么恰如其分的。”
“哦，”对方稍稍停顿过后，说道，“那你觉得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布朗神父猛然从深陷的椅子中起身；烛光把他矮小的身影投射到墙壁和天花板上，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打破了这屋子的平衡。
“啊，”他喃喃自语道，“那就是它的邪恶之处。那正是真正的邪恶。比这丛林中古老的印第安恶魔还要可怕。你以为我只是在为这些拉美人的放纵辩解——哦，奇怪的是”——他透过眼镜警觉地朝对方眨眨眼睛——“最奇怪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对的。
“你说要打倒浪漫。我说我要不失时机去捍卫真正的浪漫——还要加倍努力，因为除了激情似火的青春时代，真正的浪漫太少了，太珍贵了。我要说——去除“学术友谊”；去除“柏拉图式的结合”；去除“爱的自我实现这一最高定律”等等，我要为此冒险一试。除却那种并非真爱，而只是骄傲、虚荣、炒作和引人瞩目的爱以外；在必要时，我们将挺身而出，捍卫真正的爱情，哪怕是那种肉欲之爱。教士们都知道年轻人会有激情，正如医生知道他们会长麻疹一样。但是希帕蒂娅·波特年纪不小了，少说也有40了，她对那个小个子诗人的感情，充其量与她对出版商或者她的宣传人倾注的感情一样。那正是问题的关键——他就是她的公众宣传员。是你的报纸把她给毁了；她那是要活在聚光灯下；想要看到自己出现在头版头条，哪怕是丑闻也不要紧，只要它足够惊世骇俗。她想要成为乔治·桑[12]，让她的名字与阿尔弗雷德·德·缪塞[13]永久相提并论。当她真正的青春浪漫终结以后，是中年人的罪掌控了她；追求知识之罪。她没有任何才智可言；但是要成为有学识的人，并不需要任何才智。”
“我得说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当有脑子，”罗克若有所思地说。
“是，在某种意义上，”布朗神父说。“仅仅在一种意义上。在商业意义上。从任何意义上讲那都跟这里懒散的拉丁人没有半点关系。你咒骂影星，跟我说你厌恶浪漫故事。你认为那第五次结婚的影星是被浪漫故事误导了吗？这些人可是相当务实，比你还务实呢。你说你欣赏质朴、可靠的商人。难道你认为鲁德尔·罗马尼斯就不是商人吗？难道你看不出他很明白，差不多跟她一样明白，把跟著名的美人私通的大事大肆宣传，好处多多吗？他还深知自己对此事的掌控并不牢靠；所以他大惊小怪，贿赂服务员把门紧锁。但是我真正想说的是，如果人们不像美化罪人那样把过错和姿态也加以美化的话，丑闻就会少很多。这些可怜的墨西哥人有时可能的确活得像野兽，或者说会像凡人一样犯错；但是他们却不那么爱美化。你至少得认可他们那一点。”
他再次坐下来，跟站起的时候一样突然，抱歉地大笑起来。“哦，罗克先生，”他说，“那就是我全部的坦白；关于我如何帮助一次浪漫私奔的可怕故事的全部。怎么处理，悉听尊便吧。”
“那样的话，”罗克说着也站了起来，“我要回屋，把我的报道做几处修改。但是，首先，我得给我的报社打电话，告诉他们，我跟他们说的都是谎言。”
从罗克打电话告诉报社神父帮助诗人和女士私奔，到他再次打电话说神父实际上阻止了此事的发生，中间相隔不到半个小时。但就在那短短的时间内，布朗神父的丑闻已经被创造出来、被添油加醋，随风飘向了四面八方。真相总是比诽谤晚到半个小时；没人能确定真相能否或者何时能够盖过诽谤。在故事见诸报端之前，嚼舌的媒体人和急不可耐的对手就已将第一个版本传遍了整个城市。罗克本人随即便加以更正和澄清，在第二个报道中讲述了故事的真实结局；但那绝不意味着第一个版本就被扼杀了。不计其数的人们似乎都读了报纸的第一个报道，但是没读第二个。一而再再而三，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总会像死灰复燃一般出现布朗神父丑闻的旧版本，或者神父毁了波特家庭之类的故事。神父的支持者们千方百计地加以提防，不厌其烦地紧随其后加以反驳，补充事实的真相，并写抗议信。这些信有时会刊登在报纸上，有时不会。但究竟有多少人只听说了那个丑闻，而没听说过后来的更正就无从查证了。可能会有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至今仍认为墨西哥丑闻就跟火药阴谋[14]那样，是普通的记录在案的历史事件。接着有人会把真相告知这些纯朴的人们，却没想到老版本在一小撮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再次传开了，而他们理应是地球上最不该被此蒙骗的人才对。就这样，两个版本的布朗神父在这个世界上久久地相互追逐；第一个是背离正义的无耻罪犯；第二个是曾经被诽谤打垮、如今重拾荣誉光环的殉道者。然而两者都不很像真实的布朗神父，他压根没被打垮；而是依然拿着他那把结实的伞蹒跚地走在人生路上，就像大多人那样；他把这个世界当做他的同伴，而绝非他的审判者。
[1]吉布森少女（Gibson Girl）：美国插图画家查尔斯·达纳·吉布森描绘的19世纪90年代美国妇女形象。（译注）
[2]印度教中，人的自我实现途径之一便是无私奉献的爱。（译注）
[3]布勒特·哈特（Bret Harte,1836-1902年）：美国西部文学的代表作家，被称为“西部幽默小说家”、“乡土文学作家”等。他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说集《咆哮营的幸运儿及其他短篇》(1870)。（译注）
[4]希帕蒂娅（Hypatia，370－415年）：或译“希帕提娅”。希腊化古埃及的学者，是当时著名的女性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占星学家以及教师，她居住在希腊化时代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属柏拉图学派。另外有少许证据显示，希帕提娅在科学上最知名的贡献，为发明了天体观测仪以及比重计。她最后被狂热的基督徒暴民袭击致死。（译注）
[5]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年）：英国作家，牧师。著有历史浪漫小说《希帕蒂娅》（1853年）。（译注）
[6]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St.Augustine of Canterbury，?－604年）：本笃会会长和第一位坎特伯雷大主教。597年，奥古斯丁等人奉教宗大额我略之命，往英格兰传扬福音。后来罗马天主教会在英格兰立了根基，建立了第一间座堂，设神学院。伦敦、罗彻斯特等地，都成立了教区。（译注）
[7]格丽塞尔达（Griselda）：中世纪传说中的一个以温顺和忍耐著称的女人。（译注）
[8]若弗雷·吕德尔（Jaufre Rudel）：中世纪时法国南方的布拉伊（Blaye）王子，生活于12世纪上半叶的一位游吟诗人，据说死于第二次十字架东征（1147年前后）。因歌颂“远方的爱”而闻名。（译注）
[9]乔治·弗雷德里克·沃茨（George Frederic Watts，1817-1904年)：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画家和雕刻家，象征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译注）
[10]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后一位重要的诗人。（译注）
[11]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年）：又译“丹农雪乌”。意大利著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民族主义者。（译注）
[12]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年）:原名阿曼蒂娜－奥萝尔－露茜·杜班（Amandine-Aurore-Lucile Dupin），法国19世纪著名女作家，浪漫主义女性文学和女权主义文学的先驱。（译注）
[13]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年）：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的四大诗人之一。（译注）
[14]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1605年11月5日，英国天主教徒在国会地下室放置炸药企图炸死国王的阴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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