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身处南国边陲的澳门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在民族危机和国破家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与澳门社会各界同舟共济，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赈灾、募捐以及奔赴前线支援抗战等方式救亡图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与澳门同胞血浓于水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
开展抗战救亡宣传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时的《新声报》《平民报》《澳门时报》《朝阳日报》等澳门中文报纸，纷纷报道日本侵略罪行，号召各界投身抗战救亡运动。澳门的粤华中学、崇实中学、汉文小学、镜湖义学等师生则通过时事报告、演唱抗战歌曲、在学校张贴“勿忘国耻”标语等方式，唤醒师生的爱国热情。澳门的商界则开展“提倡土货，抵制日货”运动，进行抗战救亡活动。
在卢沟桥事件发生后，虽然澳葡政府禁止以“抗日”“抗敌”命名社团名称，并限制社团活动形式，但澳门各界仍以“救灾”“慰劳”等名义，成立抗战救亡团体，展开形式多样的抗战救亡宣传活动。
△1932年，阖澳华侨筹赈东北兵灾会委员、职员合照图片来源：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澳门所谓的‘中立’只是澳葡政府，基于当时里斯本在欧洲的‘中立’，所以跟日本之间有一个协议，把澳门定为一个所谓‘中立’地区，但以华人为主体的澳门社会内部，我们根本从来没有‘中立’过。地无分南北，我们跟祖国内地同胞一起都是在整个抗日浪潮中，跟战场同胞一起参加抗战支援运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澳门理工学院人文及社会科学高等学校校长林发钦告诉记者。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澳门成立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6月，中共广州市委派杜晓霞、廖锦涛赴澳门开展建立党组织的工作。11月，中共澳门支部正式成立，成立时有党员4人，到12月增加到6人。中共澳门支部成立后，十分重视在澳门各社团及学校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并举办党员培训班，给学员上抗战形势教育课。不仅如此，中共澳门支部还十分重视对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并积极动员爱国青年参加中共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投身抗日前线。
△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一队。后排左三为廖锦涛图片来源：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1937年8月，以学术、体育、音乐和戏剧界为代表的澳门“四界救灾会”在柿山孔教学校举行成立大会，汇集了青年爱国力量，投入抗战赈济救亡工作。其中，由共产党员廖锦涛、陈少陵等组建的“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前往中山县、新会江门等地一带乡村演出抗日话剧，通过演唱救亡歌曲，张贴漫画、标语，到茶楼、学校演讲时事，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推动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澳门培正中学暴风剧社图片来源：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澳门很多学校还通过向学生介绍各地抗战形势、教唱抗战歌曲、印发抗战救亡专刊、文具印刻“勿忘九·一八”“读书救国，勿忘国耻”等形式，进行抗战爱国教育。比如1939年暑假，培正中学学生自治会组织“暴风剧社暑假流动宣传团”和“暑假流动演剧宣传队”，冒着枪林弹雨到中山乡村宣传抗日救亡。
捐款捐物支援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澳门发起成立“阖澳华侨筹赈东北兵灾慈善会”，迅速召集澳门银行业、番摊行、鲜鱼行、火柴业和戏曲界等制定了长期输捐抗战的办法。次年“一·二八事变”不久，“阖澳华侨筹赈兵灾慈善会”成立，以各种方式支援抗战，比如镜湖医院职工捐出当月四成工资，歧关车路公司职工捐出一个月的薪水。
“救国自救，胜利属己。购债愈多，国防愈伟。同心制敌，何敌不靡。劝君购债，一洗前耻。”1937年9月，澳门专门成立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澳门分会，号召澳门同胞购债救国，抗战到底。截至1937年11月下旬，澳门各界共购买2期公债达47万多元。
△《华侨报》刊载的鲜鱼行义卖图片来源：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1938年8月，澳门各界救灾会成立。银行业、香业、洋货、鲜鱼、车衣行、理发等行业也组织了本行业的救灾会。从1937年到1940年3年多的时间里，澳门各界募捐活动多达100多次。著名爱国人士马万祺、罗柏心夫妇把原本用作婚宴的５万大洋捐献给广东省妇女会战时儿童教养院……
“自九·一八国难迄今，举国同胞茹辛尝胆，莫不水深火热急若燃眉。而卢沟桥抗战年余，我同胞东走西奔，到处皆惨罹烟弹，死者已矣。而生者待救倒悬，是以侨海同胞深忧国难，发起义卖。”从当时腊味行发起的义卖宣传，可见澳门同胞同仇敌忾，深忧国难，救亡图存的爱国热忱。
前线救护战场杀敌
抗战期间，许多澳门同胞还义无反顾前往内地救护和参战。“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澳门柿山结义堂教头李福伍毅然奔赴上海前线，参加十九路军并担任大刀队教练。1937年10月，镜湖医院值理会议决定成立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由共产党员柯麟担任训练部长，前后两期共招收了100多人，组织救护队，征集药物送往前线。
△澳门镜湖医院救伤队图片来源：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镜湖医院第一期救护班名单，柯麟教授的科目为急救法图片来源：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当天。“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成立，由共产党员廖锦涛担任团长，澳门的教师、学生和工人等踊跃报名。共产党员梁铁作为救灾会第四分队队长率队赴广东顺德加入抗战队伍，抗击日军。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6月，回国服务团先后组成11个队，共160多人，前往东江、北江及珠江三角洲等地参加抗战工作。
△澳门理工学院人文及社会科学高等学校校长林发钦接受总台记者专访
“共产党员廖锦涛，我们从资料中了解到特别感人，他孩子出生大概不到一岁，就托付给了母亲，跟妻子一同奔赴抗日前线。作为家长我们是很难想象的，他为了国家事业走向前线，我觉得这是非常伟大的！”林发钦说。
1942年，邻近澳门的五桂山区成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游击队派员进入澳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吸引澳门进步青年投身抗战。同年7月，澳门纪中中学学生李嘉（即《澳门日报》前社长李成俊）投笔从戎和10多名师生投奔五桂山和凤凰山等地抗日游击队，还有梁彦明、林卓夫、梁捷、林耀等一批批濠江儿女，前仆后继，为祖国献出了他们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收容难民开设义学
抗战期间，未受战火蹂躏的澳门还成为了周边地区难民的逃亡栖身之所。澳门的人口从抗战前的15万多人，增加到1941年底的45万人，增长两倍多。澳门社会克服重重困难，开展了一场持续多年，规模空前的社会赈济运动，设粥厂施粥，赠衣施药，增设义学，收治流浪儿童，帮助同胞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抗战时期的澳门难民图片来源：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澳门中华教育会办了6个义学，都是不收费的。会员们特别爱国，傍晚时用自己学校的课堂，学校的老师义务加班教学生，所以当时大多数的小孩逃难到澳门还可以接受教育。镜湖医院它就专收病童，这些病童和父母失散，或父母都去世了。所以澳门在抗战期间对自己的国家、自己民族的未来都尽心尽力。”澳门资深教育家、澳门中华教育会前理事长刘羡冰说。
△镜湖医院收治的战争难童图片来源：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尽管抗战时期，日军未占领澳门，澳门也不是正面战场，但许多中国共产党员在内的澳门仁人志士和爱国青年，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竭尽所能支援抗战，义无反顾奔赴前线，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华彩篇章。如今，这种厚重的爱国主义精神积淀在澳门正代代相传，熠熠生辉。（总台记者 肖中仁、戴峰）
（编辑 杜军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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