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久申
纪录片《二十二》，单从名字和海报内容，根本读不出什么沉重感。但如果你被告知，“22”是中国内地被摧残迫害的“慰安妇”幸存者数量，时至2017年8月14日电影正式上映，仍旧在世的幸存者数字已降至8位——在8月15日这个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2周年纪念日，对比日本激进右翼亵渎历史的不知悔改，影片极力维持的平静感，反倒成了一种振聋发聩的声响。
回家的路上，我三番五次检查影票是否还在兜里。我对它的珍视，正如作为国人对那段历史的不愿忘怀。22位幸存者，5位国内各地老人的讲述，3万多人的众筹名单。99分钟的纪录并不长，照进现实的意义却非同一般。
母亲抱着妹妹逃，我却和她们走散了一辈子
毛银梅（原名：朴车顺）出生于南朝鲜，后居于湖北孝感。对于记忆她自己都一直质疑：有些说是记不得，但又记得一些；说是记得，又好像记不清楚。她有自己的孩子，不过是抱养来的。女儿很孝顺，把暮年的母亲照顾得很好，对于母亲的过去，她没主动追问，母亲也没主动提及，只是前些年有记者来采访，女儿才略知一二。
镜头中的老太太精神头很好，皮肤黝黑，岁月刻出满脸沟壑——她是详细受访的几位老人中，说话最容易让人听懂，记忆线条也最明朗的一位。她很善谈，普通话、韩语、日语都说得不错。回忆起逃亡路上与失散的情景，她能把细节感受一一讲出来。她还记得几十年前的歌曲，把《阿里郎》唱得婉转动人，把《桔梗谣》的翻译记得精准无误。
她和千千万安享晚年的老人一样过着平静寡淡的生活，唯独讲到那段经历，泪水顺着她脸上的沟壑曲曲折折坠下来。“不提了。”她哽咽。
我的事政府都知道
居住在海南的林爱兰是黎族人，即便上了年岁，仍旧能看出她样貌不同汉人：湖蓝色的眸子炯炯有神，凹凸有致的面庞，想必年轻也是美人。讲到过去的光辉，她的热情似火，余温灼人，无论从旁人口中还是她本人的描述，人们知道，她曾是一个战士，为驱逐倭寇甘愿奉献自己。
她相信组织，也有信念。不顾危险，她敢潜入敌区，偷运出一箱箱子弹供给战友。就是这样一个有血性的女人，甘愿为斗争奉献自己一切的女人万万想不到，敌人的侵略不止有占领和杀戮那么简单。“我不想再提，我很不舒服。”
她也和千千万安享晚年的老人一样过着平静寡淡的生活，唯独讲到“我母亲被他们绑手绑脚丢进河道”，豆大的泪珠突破眼眶砸下来，一个坚毅了一辈子的女人掩面抽泣。
我这辈子不会再说那些事，我要把它们带进棺材
山西的陈林桃老人，身体状况在出镜的几位中算是最好的一个。儿媳说婆婆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后续的采访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个爽朗老人的形象。陈老很乐观，也很会享受生活。“苦尽甘来”在她的晚年生活中得到了最让人欣慰的解释。做做饭，养养野猫，家人爱戴，胸中富足。相比其他几位老人的隐忍，人们以为能从这个快言快语的当事者口中听到事件的细枝末节。
“之前好几次记者来我家采访我，我儿媳和孙子都在，让我说什么？我怎么说！”
又是一个和千千万安享晚年的老人一样过着平静寡淡生活的人，即便对生活充满向上的态度，对苦难不再追加仇恨，甚至表达出“希望中国和日本要一直友好，不要再打仗，会有许多人死去的”。要她回忆经历，用作讨伐罪人的证据，她却宁死也不愿再透露任何信息。
尊重是被导演郭柯摆在第一的制作要义，“慰安妇”题材敏感的含义，几乎全是对当事者的刺激与打扰。
“我们其实也完全可以做到那样，让老人们说出那些残忍的经过，把片子拍得很‘血腥’。但我会想，将来有人看到这样的片子，他们会怎么想？或者过个5年、10年我再去看，我心里会想‘原来你是那样的人啊’。所以你是一个什么心态去面对他们，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慰安妇”的确可以成为噱头，成为人们消费的点、当事者卖惨的放大镜，但通片来看，导演的确遵循了他的“义”：人们感受到的不是彻头彻尾的悲恸。劫后余生，这些老人同其他人一样，踏进了生命轮回的最后一程，简单质朴，没有任何特殊。也正是在这种无奇中，观者更体会到了“恶”与“悲”。生命延续可以容易，背负伤痛前行才真的悲壮。
想到一年前同样在韩国引起波动的影片《鬼乡》，故事讲述了1943年日军侵略朝鲜，对当地妇女犯下滔天罪行的史实。同样是众筹，7万5千多位韩国民众和爱好和平人士慷慨解囊，募集12亿韩元为电影铺路，影片的摄制更是耗时14年之久。一经上映，掀起韩国全民观影热潮，票房更是一度创下纪录，成了非商业大片中的神话。
同为战争受害国，《二十二》与《鬼乡》两部具有太多相似的电影，在不同时间的两国居然又产生了相似的效应。尽管《二十二》在中国电影市场中难以票房取胜，超低排片率与超高上座率的反差，也算得上是中国非商业大片中的神话。两国国民对待历史态度的高度吻合，充分彰显了人民对战争的憎恶。过错方一味的狡辩也必将受到幸存者和其子孙的谴责。两部电影引起的已不简简单单是两国人的共鸣，还有更高层次的对人性的批判和审视。
电影差异引申出的观念差异，现实意义更高一筹
《鬼乡》用故事直白地讲述了史实，从观众风评来看，对艺术性欠缺和情怀炒作的批评不在少数，功力不足的确是硬伤。可贵的是电影把韩国对待事物的观念态度宣扬到极致，重点是——那种态度是极为可取的，也是中国欠缺的。
韩国对“慰安妇”极为重视，除了本次拍摄电影，由民众自掏腰包制作的少女铜像在世界各地也掀起了纪念热潮，铜像更一度被摆在日本驻韩使馆前，引起日方强烈不满，民间举动上升到外交事件。
对于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幸存者，韩国政府也会拨出特定经费抚慰老人，她们有特定的场所进行活动，定期也会有专人探望——其中不乏韩国在读的中学生，探望幸存老人是他们教育中的一个环节，从学生时代，他们就被告知历史，学校和家长也鼓励他们在铭记历史的同时，付诸实际行动为战争反思、为幸存者带去慰藉。
在这样安全的舆论环境内，幸存的老人们不仅过上了有保障的生活，取证也变得更有力量。当事者敢于说出真相，因为真相是人们苛求的，不是让当事者蒙羞受伤的第二把利刃。
《二十二》的纪录，平缓深刻，也把尊重做到了最好。可贵之处在于它不单着眼于“慰安妇”幸存者主体，相关的人事，也被拉拢到事件中来，使得影片多元有层次，深度也更深。从评分上来看，无疑是《二十二》胜得更漂亮，它在豆瓣的评分超过《鬼乡》一分之多，从电影本身来讲，《二十二》的确是无愧高分。但两部电影的出发点绝不是要在比拼中分出伯仲，《二十二》中暴露出的现实问题，比《鬼乡》没有讲好故事的问题严重了不知多少倍。
隐忍是幸存者们的态度，儒家教化的国人，大可理解其为美德。因为没有包容，也不会有影片中人们看到的她们平静的晚年。但至于为何隐忍，隐忍至死，《二十二》中显然已经给出了答案：别人的看法、大众的舆论很有可能是击垮她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曾有一条新闻足以让国人脸上发烫：某地的慰安所旧址欲被开发成遗址，以供后人参观，不料周边学校学生家长提出抗议，原因是这种做法有伤风化，对孩子的教育没有良性促进。
闻讯赶到的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学生及家长，令人悲痛的是，提到“慰安妇”的屈辱历史，受访之人表现出的尴尬和嫌弃，与韩国推行的做法形成了强烈反差。“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吧，发扬光大有必要吗？爱国教育有很多方法啊，这种就算了吧。”三三两两受访的学生，在嬉笑与不安的状态下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宣泄有助于心理健康，对于受过重大苦难的人，更需要心理治疗。在《二十二》中详细受访的5位老人中，没有一位愿意直面镜头，正视那段经历。在其他受访的老人中，更有一位害怕出镜给家人造成困扰，从而拒绝拍摄的幸存者，最终人们只知道她姓谁名谁，在影片最后的“二十二”位名单中，看见那个名字被框住、黯淡近乎消失。
她们的苦衷都太心酸委屈，她们的顾虑也都太有必要。出现在《二十二》影片最后，来自广西荔浦的韦绍兰老人，她的故事是郭柯在此片之前拍摄的纪录短片《三十二》的取材。老人的儿子罗善学一生都将在痛苦抑郁中度过，因为他中日混血的身份，打破了一个正常人一辈子的人生。
《二十二》作为一部有血肉的纪录片，在院线的高上座率已经证明了其艺术价值和国人思想的进步。对于历史中最不可言述的那个部分，观者不但能接受，还能得到启示和感化。对幸存者来说，这是抚伤的良药；对历史来说，这是传承的枝叶。但那终将是从小部分人开始的开端，我们要走的路，实际还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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