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C模型是牛人们都在用的一种做事法则，也是人际交往中一个很重要的法则，让你迅速拉近和他人的距离，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笔记内容和结构?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笔记内容和结构
4C模型是牛人们都在用的一种做事法则，也是人际交往中一个很重要的法则，让你迅速拉近和他人的距离
4C模型包括4点：
事前检查
事后复盘
关注他人
体谅他人
前两个是对事，后两个是对人。掌握4C模型，在职场中，你就有了指引，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常有朋友跟我诉苦：当老板的苦，做主管的苦，员工当然更苦，总而言之，大家都是苦主。看来大家共同的需要，都在“离苦得乐”四个字，却苦无药方。
我仔细问了一下每个人，为什么苦？原因五花八门，但总不外乎：想要的得不到，不想要的找上门；事情压力大，人又合不来。一言以蔽之，不如意！
我自己过去人生的苦，好像不比别人少。印象最深的是三十余岁创业初期，那种苦所带来的压力，是一种很特别的累，休息没用，运动没用，找刺激更没有用，可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好像穿着一身让人极不舒服的湿衣服，怎么也脱不下来。那样的累持续了好几年，最后是怎么解除的？
当时在公司里，无论怎么折腾都没用，反正到头来都是做虚工，最后只好强迫自己从工作中抽离出来，躲进了山上的道场。主法老和尚说：“你们这些人，放眼望去，只有两种境界：不是昏沉，就是妄想！”后来离开道场的时候，发现老和尚说的是大实话。
看到自己的生命状态，只是在昏沉和妄想两种境界中轮回，算是把苦的原因找到了。原来苦不来自外在环境中的人、事、物，只来自内在的妄想和执着，人被自己的妄想和执着绑架，无法如实与外在世界的无常相应，苦就是这么来的。要从苦中解脱，看来只能向内在找答案。
自那时起，我坚持培养自己每晚念经的习惯。诵经之时，虽仍妄想不断，但日久渐能看见妄念升起，犹如浮云飘过，不再抓取，只是观照。这样做了一段时间，感觉念头少了些、轻了些，不再牵动各种情绪，身心状态因此日渐放松。
带着这样的蜕变，重回工作岗位，发现自己看到的世界开始不一样，对各种事情的反应也和过去不一样了。我的世界开始慢了下来，更真实，更有感受，许多事也因此有了不同的结果。“无所逃于天地”的累日渐消退，生命的能量重新凝聚起来。虽然事业仍在困顿中缓步前行，但我的心却日益笃定，已从苦里解脱。
这付出如此大的代价，经历了这么深的苦，我终于得到了离苦得乐的药方：先从事里抽离，回到内在跟自己在一起，再从自己的念头中抽离，找到那个更真实而平常心的自己。只要能这样，剩下的事自己会转化，不用再担心了。
如何看一个人可不可用
第一，看他的结果。结果最难，最硬核。交代他一件事情，他交付你什么样的成果，一目了然。优秀的员工总能给你确定性，这样的员工就要多给机会，多给资源，多带带。
第二，看勤奋度。懒惰的人和勤奋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勤奋的程度与他拥有的动力系统的强劲不强劲有关，与他承压的能力有关，也与他管理自己的能力有关。表面看是一个习惯，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作业的结果。一个懒惰的人遇不到“贵人”，处一两个月就露馅了。
第三，看学习能力。一个员工最重要的能力是学习能力。大多数时候我们说能力其实是存量的一个概念，是过去经验和教训、认知的总和。但学习能力预示着未来。一个人有没有好奇心和饥饿感，有没有学习的习惯，尤其是否习惯地与新鲜事物、新趋势、他人的经验和教训建立连接，决定了他的所有可能性。对那些虚怀若谷，一刻也不停止学习，能够深度学习的员工要保持足够的关注。
这三点强，基本上这个人就可用，当然还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他必须得是一个开放性思维的人，怎么判断呢？你批评他两次就知道了。如果你批评他，他总是辩解，抱怨一件事做砸了是别人导致的，是糟糕的市场导致的，是竞争对手导致的。出现两次就够了，这是固定性思维，这种人不要重用，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一位宗教界人士留下了生前最后一篇文章，令人震撼。
文中提到，他晚年重病缠身，因用药而夜半屎尿失禁，被男看护“如同训斥孩子一样……教训我这九旬老翁……将我九十年养成的自尊，维护的荣誉、头衔、地位、权威、尊严一层层地剥掉”，终于见证了《圣经·马太福音》上说的，“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圣经》上的这句话我读过，但他用自己如此难堪的经历做见证，让人犹如五雷轰顶。
我倒认为，以他的德行和修持，其实早就“如同孩子一样”活在了世间天国中，他最后留下这段见证，是因为看到太多人执着于“荣誉、头衔、地位、权威、尊严”，不可能“如同孩子一样”，也很难进得了天国。出于大爱，他才用自己难堪的经历教化世人。
人生最大的功课，就是通过不断的努力，赢得荣誉、地位和权威（也包括财富），然后还能随时放下，像孩子般活在当下。能完成这门功课的人，不必等死后，生前就已经圆满了。
什么叫“如同孩子一样”？大多数成年人都忘记“能如婴儿乎”（《道德经·第十章》）的状态，但只要全然投入地和幼童在一起，进入他们的世界，就能体会到人我两忘、身份消失、心灵相通、活在当下、充满爱的能量的狂喜滋味。这种状态使孩子随时充满喜乐，随时将喜乐带给周围所有人，这也是星云法师所说的“给人欢喜”！
为什么成年人，尤其是有成就的人，这么难“如同孩子”？这位宗教界人士比喻：“我穿戴的服饰太多太重……包装得一层又一层，以致失去了原形。”他又说：“（成就）让人自满，扬扬得意，甚至成了追求的目标。”由此可见，让有成就的人放下“成就感”，正是“能如婴儿乎”的关键。
我辈凡夫俗子，很难像他一样这么有成就，同时谦卑若此。我愿提供几项指标，作为检视“如同孩子”的量表。第一，你能全然自在地陪伴孩子，进入他们的世界吗？第二，你常把工作中的你带回家，还是把生活中的你带入工作？第三，你经常在说，还是更常用心地听和看？第四，当别人视你如无名小卒、不假辞色时，你仍能泰然自若吗？第五，你能不追求任何目标，仍然觉得人生有滋有味吗？第六，你可以不需任何特定条件，就在日常生活中真心开怀吗？第七，你常感觉充满了爱，想要分享和付出吗？
靠谱的人，有以下特点。
1.靠谱的人，善于自驱，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而战。
2.靠谱的人，善于反省，能够修正自己的错误，不断优化自己的攻防策略。
3.靠谱的人，并不总是拥有一手好牌，但是总能把一手烂牌打好。他们坚信常识和开放的力量，并因此不断获得回报。
4.靠谱的人，像军队中先锋部队的排头兵，不一定能打赢所有的战斗，但有勇气与胆量，并且在关键的场次和战斗中总是能赢。不一定从未被打倒过，但绝不会受最致命的伤害。
5.靠谱的人，清晰地知道目标，能够分辨出最重要的事情，能够把自己的全部资源、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6.靠谱的人，不是完人，可能也会脆弱、焦虑、纠结、茫然，甚至恐惧。但他们更善于在尖叫、恐惧和兴奋中创造奇迹。
靠谱的人就是收到做到、说到做到、想到做到的人。
做好所有准备去见一个面试官。
第一，用一份简历应对所有公司是不对的。有些人面试一下子就通过了，因为他写的简历，是从面试官的角度思考的。到不同的公司去面试，要准备不同的简历，这是对自己的挑战，也是对应聘公司的尊重，这样的思维成为行为习惯后，会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巨大的帮助。
第二，提前演练，预判面试官的问题。简历除基本信息之外，至少要呈现两部分：你做成过的事；对面试岗位的思考。你要根据已有的信息和资料，精准地判断面试官有可能问你的问题，并为之做出有理有据的应答。
第三，深度了解公司与面试官。你需要深入掌握这个公司的情况，或者面试官做过哪些事，要知己知彼，方能在面试中游刃有余。
第四，对薪酬有切合实际的预期。薪酬实际上是你对自己的价值定位。如果你随心所欲写一个高于本职位的薪酬，对方会觉得你不切实际，而与对方讨价还价的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何为导师？导师是你通往未知领域的敲门砖或者灯盏，是领路人，是你事业大门的开启者，是帮你找到钥匙的人，是目送你走上更开阔大道的人。
导师，可以是你的上级，可以是部门资深员工，也可以是行业里的“大咖”。找导师的要求就一个：要远比你强，强到你可以对他服气。
有导师的一大好处，是能降低你的诸多成本：很多跌跌撞撞才能学到的本领，有时候其实就是导师的一句话点拨。
面对导师，你要真诚、谦逊，同时也要有质疑的勇气。但无论如何都得注意的是，要努力降低你们之间的沟通成本。
进入职场，七问自己
问题往往会在不断问询的过程中迎刃而解，至少也会愈加清晰。
1.你上级的目标是什么？
2.你个人的目标是什么？
3.你是否掌握了有助于目标达成的关键方法和关键资源？
4.你是否把足够的时间用在了对行业和竞品的调查研究上？
5.你是否清晰地了解你和团队中每一个人的投入产出比？
6.你是否能够将资源、认知、注意力压倒性地投入到最重要的事情上？
7.你是否能坚持每天复盘，优化策略？
上级布置工作任务时一定有其考量和目的，鲜少临时起意或安排意义全无的事项给下属。那样，岂不白白折损公司成本，浪费员工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员工在认领一项新任务时，切忌草率回复“收到”后便开始埋头干活。职场之靠谱，也体现在对任务清晰、完整的认知与理解上。在被分配新任务的当口，最好实时向上级确认以下三点。
第一，该项任务的“初衷”。所谓初衷，即其对公司、部门、小组、项目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比如，一家新媒体公司的部门总监要求员工调研抖音Top10美食博主的直播带货30日成交额，员工需即刻确认。进行该任务的关键目的何在？也许是为公司正在孵化的垂类短视频达人提供数据参考，也许是为公司入场美食吃播类直播的代运营业务进行前期技术支持，也许是了解美食类短视频／直播账号的现存问题，为公司类似的业务避坑防雷。总之，清晰了解一项任务的来龙去脉、缘由初衷，带着更全面的背景信息开始一项任务，能有效避免会错意、走弯路、做无用功。
第二，重要程度与优先级。该项新任务是否时间紧急、是否需要优先于手头已有的工作事项，高效完成？
某些领导习惯模棱两可，以“尽快”“尽量”“尽可能”等含糊的修饰词部署任务。遇到类似表述时，员工切勿不假思索、不做追问。相反，应直截了当地问领导：“这项任务，您需要我今天下班前／明天中午前／本周五结束前反馈吗？”只有明晰了任务的截止日期和优先级，才能精准安排时间，在高效推进现有事项的同时，漂亮完成新任务的相关工作。
第三，需要交付的工作成果（即英文“deliverable”一词）。老板布置这项任务，具体需要我以何种形式提交什么样的成果？是一页A4纸体量的总结报告？一份不少于10页、涵盖ABC三方面的PPT演示文稿？还是一组Excel数据分析表？细致的上级在下达任务时即明晰此类要求，但有些领导风格写意、不喜详述，又或在百忙中应接不暇、未能阐明细节，此时就需要员工带着靠谱的那根弦，主动向领导发问以明确任务要求了。
信任是相互的，信任会在不断的互动中变得更稳固。
要明确一条基本的职场原则，即上级安排的任务总是重要的，是应该心甘情愿要去做的，是必须完成的。
在交付任务前，你可以表达你的反对意见，但一旦形成决议，那就相当于做了一次信任托付。
同事有很多，但战友却不多，只有那种你将任务交付给他，他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的，才能叫战友。
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立的小岛，大家都彼此相连，正是每个人不负期望，才能群山回响，蔚为大观。
管理上级的关键词有许多，包括但不限于：沟通、聆听、理解、回馈……
管理上级不是去挑战上级的权威，而是形成对上级的影响力，以便寻求更多的配合与资源。管理上级要做到：不勉强，不抱怨，不改变。
管理上级，最重要的就是增强下级与上级的沟通能力。
首先，很多人怕和上级沟通。其实越怕的事情，越要面对，越应该改变。你要把和上级沟通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当作一件心甘情愿、理所当然的事情，当作一个最终以你和他建立起信任和默契为目标的事情去做。
我想没有一个上级不愿意和主动要求工作沟通的下级互动，主动的员工都是公司活力最强的人。所以，不敢跟上级沟通的下级其实是放弃了凭借能力晋级的机会，因为上级的注意力资源有限，谁主动抢占他的资源，谁离胜算的目标就更近。
其次，下级和上级沟通重要信息时，永远不要推卸责任，不要避重就轻，不要含糊其词，不要热衷于当鸵鸟，讳疾忌医，导致事情朝着失控和对自己更不利的方向发展。不勇于承担责任的员工，基本上也是不愿意面对自己问题的人，这样的性格，会限制自己的进步和提升。
最后，在上下级的沟通中，我发现很多员工喜欢挤牙膏式的回答：
问三个问题，回答一个；
问一个问题，回答一个；
接着再问一个，然后再回答一个。
其实上级提问的时候，你应该要思考清楚他为什么要提问，他要解决什么问题。明确了这些关键点，你就可以把他关注的问题一次性沟通完毕，千万别像挤牙膏一
样问一句答一句。
一个善于管理上级的人，在和上级沟通的时候路径很短，不会出现上级说什么他听不懂，上级问什么他也回答不清楚的情况。
大多数时候，人往往会高估自己对团队的贡献，所以我建议你不要轻易向老板提升职加薪。大多数情况下，对于真正有卓越贡献的人，老板不会视而不见。
如果一直有想和老板提升职加薪的念头，我的建议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契机。在不恰当的时候，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是对正确的误解。不合时宜的请求会加重你与上级或老板之间的隔阂。
在提升职加薪的时候，你要理性评估一下提出升职加薪的缘由。老板给你升职加薪的理由在于：要么是你创造的价值超过老板所支付的；要么是你总在源源不断地创造更大的价值；要么是你创造的价值超过老板的预期。你的不可替代和公司的顺风顺水是你获得积极回应的必要前提。
要求升职加薪的论述文案必须反复琢磨，既要讲理，也要讲情；要委婉，不要变成一次生硬的谈判；既要讲前情提要，也要讲未来规划。沟通内容切忌诉苦、攀比和威胁。
很多老板出于员工之间的平衡，或在整体事业环境低迷的状况下，对优秀员工的升职加薪要求，无法总是给予积极回应。但一个在恰当时机基于充分理由的升职加薪请求，会让上下级的关系更加通融，也会让没有主动走出这一步的上级（或老板）心生愧疚，从而更关注你的感受。
给员工升职加薪要谨慎
领导的手里有两种筹码：升职、加薪。这两种筹码的价值是对存量的肯定，对未来的激励。作为上级，要学会使用这两种筹码。
原则一：职位比钱更重要。职位意味着管理责任。并不是所有有业绩的人都适合做管理。上级可以给高绩效的人慷慨加薪，但升职则绝对不能过于感性。
原则二：大多数时候，频次比强度重要。
原则三：能设置观察期的，就不要一次性给到位。
原则四：在以上原则的基础上，给非常优秀的员工升职加薪不要犹豫。人力不是成本，而是资源。
当你内心萌生“老板想让我取代我的上级吗”这样的想法时，必须明白：
第一，很多老板喜欢应用“鲇鱼效应”。老板有意无意地暗示，不一定是他非要辞退一个人，或者让谁取代谁。
老板对下属常常不可能100%的信任，也不可能100%的怀疑。甚至大部分时候，当你和你觉得看不惯、看不上的上级发生剧烈争执时，老板最终支持的还是你的上级。
第二，不要高估老板对你的别样看待。事实上，我们在镜子当中看到的自己永远比实际的自己要美。每个人如果把自我感知到的对这个公司做出的贡献加起来，将会远远大于公司的实际业绩。
在职场中，当下级总是很敏感地分析老板的一言一行的时候，标志着你将你的注意力放在了不应该放的地方。和上级的有效沟通固然极其重要，但最重要的仍然是你的业绩本身。永远不要将精力放在揣摩上级的心思上，很有可能，这是你自作多情。
第三，老板更看重人品。原则上，每一个人都要守住一个底线，那就是不能通过伤害上级而去争取你需要的职位。业绩或许可以通过学习提升，但底线一旦触碰，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上级违法违纪另当别论。
年终奖金多少并不意味着它是老板与公司对你的唯一评价。
1.好的老板会给员工一个高于预期的年终奖；而有的老板善于炒作预期，造成上下级关系的破裂。
2.每个公司的薪酬体系不一样，有的严格按照业绩，有的全凭老板的好恶，并无标准可言。老板的情绪化对于下级来说并非毫无建设性，你很有可能会因为老板的性格而获得额外的红利。在创造惊喜上，一个严格按章行事的老板很有可能不如一个有情感张力的老板。
3.大多数时候你要降低你的预期，因为很有可能你高估了你的贡献。结果常常是正确的、合理的，哪怕它没有符合你的需要。
4.上级常常有制衡下属的需要。
5.奖金发放还常常与企业的整体效益有关系。在老板的思考中，局部的收益必须放诸整体来考虑。
6.当你得到的奖金显著地低于你的预期时，如果理由充分，建议与直接主管、与人事进行坦率地沟通，你会获得更充足的信息来决定下一步行动。一种是你可能会被说服；而另一种是你没有被说服，那么就需要勇敢地与更高层沟通。
7.不要轻易地和老板或更高级的主管倾诉不公平，除非相当必要。
8.如果能将自己变成不可替代的优秀员工，那么你通常就能在渴望被发现之前被发现。
中层即中坚力量。中坚力量的稳定输出，可保障整个公司各个环节的运转通畅。
中层干部向上管理需要有沟通能力，确保和上级的沟通路径短平快；向下管理要有动员能力；向左向右要有协同能力。
中层干部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中层干部是淘汰出来的，也是打出来的。
这让我想起以前跟余华合作《文城》话剧版权的经历。
2021年4月，余华新书上线销售前，公司的话剧业务负责人就提前从出版社拿到了样书，并在第一时间评估完毕，提请上会。决策时间只有两周。我很快做出购买《文城》话剧版权的决策。
由于我与余华多年没有联系，公司业务负责人第一时间通过自己身边人脉得到余华的电话，我跟余华约好了见面。
路上，我听负责人介绍了近五年来头部话剧作品的市场情况，以及适合《文城》话剧开发的主创团队清单。
我虽跟余华多年未见，但我们还是相谈甚欢。谈及购买版权环节，我让负责人直接跟余华汇报情况，版权价格也是负责人直接提报（事前我们并未商量）。
余华非常直率，当场就签合同，交给我们做，也是出于对我们的信任。目前，项目已经由负责人稳步推进，进入敲定头部主创阶段，不久之后，应该就会与大家见面。
这一看起来相对顺利的合作案例，就出于业务负责人对上级、客户、市场等环节进行全面判断，并时刻跟我保持沟通的结果。
这类员工，在那些管理先进的企业比比皆是。这让我想到网飞(Netflix)创始人所著《不拘一格》里边的类似故事。
在“情景管理而非控制管理”一章中，网飞纪录片节目总监亚当要去竞标关于俄罗斯兴奋剂丑闻的纪录片项目《伊卡洛斯》。面对亚马逊、Hulu等同行的激烈竞争，亚当对是否要给出最终报价犹豫不决。
如果在别的公司，一旦涉及大笔经费支出，公司最高领导一定会牢牢抓住话语权，反复讨论后再做决定。
网飞并不是这样，它会帮助具体业务的负责人设定情境，让情境成为中层管理人员的决策依据。
亚当提高报价，拿下该项目，而该片也摘得第90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杯，验证了亚当独当一面的决策能力。
上级在安排任务时，必须要注意精确表达。
所谓精确表达，是非常直接、清晰地描述任务本身的内容以及你安排的目的，必须明确责任人、截止日期、关键考评指标。
在会议中，上级必须单独、再次和受任务方确认。在更大的体系中，要做好会议纪要，做好督办。
很多上级和下级的沟通是无效的，这与上级的沟通习惯也有关系。有的上级喜欢用“最好、你试试、尽快、建议”等语焉不详的描述方式安排任务，以致下级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更不会清晰这个任务的优先级和紧急程度。
在接到清晰的指令后，能够做到明白无误地确定收到并交付结果。
员工消极怠工，领导该怎么办
了解怠工背后的真实状态。
首先，你一定要清晰地知道成年人已经很难被改变了。所以你要分清楚员工的消极怠工是在某种特殊情境下发生的还是员工本身的工作习惯。
对于有能力但却偶尔消极怠工的人，绝对不要回避，而要积极沟通，了解清楚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受到直接上级的不公待遇？岗位不合适？家庭遇到变故？还是萌生去意？上级必须要创造出有利于那些有潜力的员工持续发挥能量的环境。
对于习惯性消极怠工的人，果断让他走人。
成为卓越人物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如果只能选一样，我会说：洞察力。我发现，无论是政治家、企业家、学者、艺术家还是媒体人，各行各业，凡有成就者，必有洞察力，它是卓越人物的基本素质。
我对洞察力的认知，是能够穿透事物的表象，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洞察力可能是天性的一部分，习惯成自然，但也可以培养。
当年我们初创《商业周刊》时，招聘了一批年轻记者，他们人生阅历甚浅。我要他们去读高阳的历史小说（尤其是《胡雪岩全传》），揣摩一下权势者的游戏规则，但还是有人说看不明白。
我教他们“说大人，则邈之”（《孟子·尽心章句下》），不要把企业看得太复杂，也不要把商业看得太高深，要像理解自己童年游戏般去理解企业。因为人从生到死、从小到老，做的不过就那几件事，图的不过就是那几种感觉，玩的不过就那几场游戏。
我常问，小孩子在玩什么？是不是玩着玩着就你一“国”、我一“国”，然后就开始我这“国”和你那“国”不一样，于是大家开始招兵买马起来，想办法玩得比别“国”热闹、比别“国”好玩。之后好玩的那一“国”越来越强大，想加入它就得准备更多的玻璃珠、橡皮筋来讨好孩子头儿。
我告诉年轻记者，当你走进一家企业，仰望高耸的大楼，走过昂贵的地毯，看过墙壁上的名画、权势人物的合影、穿着套装的秘书，最后见到老板，这些事物在告诉你什么？它们告诉你：我这“国”很热闹、很好玩，要跟我玩，代价可不低。
在谈判桌上呢？老板们总是闲聊，从来不热衷谈生意。闲聊中总是说，“生意太多做不完”“太忙了人生也没什么意思”。这是在告诉你什么？还是那句话：我这“国”很好玩，代价可不低。最后，玻璃珠、橡皮筋堆得满桌子，老板们互相拍肩膀说“交个朋友吧”，就成交了。这整个过程和小孩玩的游戏有什么不一样？
我告诉年轻记者，人生从小到老都在玩那几种游戏，穿透表面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的包装，本质不过是把捉迷藏换成了政治、商业，把玻璃珠、橡皮筋换成了权力、利益、名声而已。如果欠缺了这样的洞察力，很难当个好记者。
有洞察事物习惯的人，会随时回到自己最真实的经验、最坦率的内心世界，寻求对事物的理解。有洞察力的人，随时都在问：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这句话的背后想表达什么？这个行为的动机是什么？这种现象后面的意义是什么？
我认为，洞察力不仅是成就卓越，同时也是人生幸福的根基。我猜测，洞察力的养成与童年经验密切相关，越能自主地体验多样环境变化的孩子，越有可能养成敏锐的洞察力。如果有人觉得自己洞察力不足，也可试着让自己“补过童年”
无解之人的特征，是他想要的和他愿意付出的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他却看不到；是他想要的A和想要的B，根本不可能同时拥有，但他却不愿意接受；是他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不惜一切手段，完全不考虑代价要由谁来承受。
为什么说这样的人无解呢？是因为他活在虚幻的自我世界中，你劝他，他不听；你帮他，他就缠上你；你不帮他，他就说一切都是你害的。无解之人，只有一味药可治，就是“苦果”！他必须吃够了苦，才能醒过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用最简单的方式形容无解之人，就是“任性”两个字；和任性相对的，当然是“觉性”。人世间是一所大学校，遭遇的挑战都是功课。做功课时，任性只能卡住，不断重修，觉性才能突破，更上一层楼。个人如此，由个人组成的团体和群体也是如此。所以社会面临重大挑战时，如果任性的人占上风，也会陷入无解状态。
个人的任性是业力，人群之间的业力会相互牵引成为“共业”。“共业”当然比“自业”更难修，所以才需要适合的游戏规则，以节制个人业力转移的速度和幅度。当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被打破时，业力不受节制地大转移，所有人都要承担其后果。无论“作为”或“不作为”者，皆不可免。
依我的经验，共业被打翻时，刚开始总是任性多于觉性，如果社会根底够厚，任性还没走到不归路，一股集体的觉性自会升起，带着大家冲破挑战，继续前进。
每一个人的内在都同时具备任性和觉性的因子，在共业被打翻的那一刻，如何带着觉性去行动，考验着每一个人。顺便提醒一句，行动更多的是在每个人的日常角色中！
但在现实中，转换工作赛道需要承担巨大风险，若非意志超强，难下决心；即使真的做了，也未必能坚持到底。因此，做好内在的整理和修炼，才是王道。
一位经营者告诉我，他在数年前就开始对自己创办的事业意兴阑珊，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公司里提出的理想和愿景都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自己都不入心，越讲越心虚，不想再跟别人说了。因此找种种借口，逃避和客户接触；还制定各类激励办法，希望团队把业务扛起来，却总难如愿。就这么拖了若干年，自己仍然陷在低潮和迷惘中。
他在工作坊中看见自己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童年和祖母的相处。祖母在乡下被称为“仙姑”，总是无怨无悔地为人付出，而且活得极其自在，让人如沐春风。他发现，正是因为内心深处希望活得和祖母一样，因此常不满于自己在工作中的各种“不得不”，但又无法下决心改变，最后陷入了拿不起又放不下的窘境。
他问我该怎么办，我给了他四个字：以假修真！我们都知道自己还做不到，还不是真的，还差很远，但我们的心还没死，仍然保持向往，还愿意“以假修真”，这样就够了。
我建议他先不忙着转换赛道，因为现在的事做不真切，以后的事也很难成真，他不妨继续做现在正在做的事，同时转换成“事上练心”的态度。在工作中通过为人付出，不断修正自己，也许就能活出祖母那样的生命状态了。在事业上的笃定，对自己人生的满意，都是修炼出来的，而不可能是想出来的。
要把中年危机转化成中年机遇，换工作之前，先换一个新的自己。“事上练心，以假修真”这八个字，说不定就是良方！
年轻人谈立志，我说大部分的志向都是假的，因此通不过考验，绝大多数会半途而废。人生真实而有力量的志向极为稀有，通常都来自深刻的苦难，故能“心真则事实，愿广则行深”，通过考验，成就事业。
有年轻人接着问我，若无机会经历深刻的体验，立不下“真”的志向，难道人生就不可能有作为了？
我说也不一定，并以自身经历说明：当初创业时，正值我人生低谷，因而一心以为鸿鹄将至，在没有准备好的状态下，做出超越自身能力的大胆决定，扪心自问，其实当时是一种逃避心态，起心动念完全不“真”。因为不真，当然事不实、行不深，难免纰漏百出，左支右绌，吃足了苦头，只能说是自作自受。
那么，后来又如何转败为胜呢？年轻人接着问。我回答：原因有很多，但大体上是“因假而制造了苦难，苦难到极致，不得不修出了真”。但真正的关键，在于“无路可退”四个字。因为闯的祸太大，大到收不了摊，大到继续“玩假的”身家性命都赔不起，终于逼出了“玩真的”志气。这叫作“以假修真”。
如今环境下，年轻人的原生家庭相对宽裕，要从深刻体会中发出真实而有力量的大愿，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因此“以假修真”的功夫，就显得格外重要。
以假修真，就是你也不知道自己真的想做什么，目前正在做着的事也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且还有一大堆不合理、不平衡、没意义、没乐趣的事发生，正在把你逼疯，但你仍然愿意假戏真做，在没乐趣中找乐趣，在没意义中找意义，尽己所能，认真地过每一天，想办法让人生不虚度。
能把假戏演到真，前提是戏必须继续演下去，演到山穷水尽，自然柳暗花明。当众人皆假我独真之时，戏码自然越来越真；若戏码演来演去还不真，至少你也演成了戏中唯一的真人，自有真戏来找你演，最后的受益人还是你自己。
不给自己退路，是“以假修真”的成功秘诀。现代年轻人的机会不多，退路倒是有很多，这正是以假修真难以成功的主因。对治之法，是要把目前正在做的事视为人生此刻的背水一战，斩断自己的退路，必须打赢这场仗，至少取得“战胜自己”的成果，再谈其他。
在人生每一场背水一战中战胜自己，把假的修成真的；不给自己留退路，路会越走越宽。能做到这些，算是“以假修真”的高手了。
但若把时间拉长来看，差别就很明显。那些“机关算尽”的成功者，往往越活越不快乐，有的靠吃药才能入睡，有的常梦到“外敌入侵”或“员工叛变”，而且绝大多数都累到不行，并为接班人问题犯愁。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特色是：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很难圆满，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人都很辛苦。
但靠“真心相待”而成功的人，活得就很不一样。他们用一以贯之的为人处世原则对待事业，随着事业的成功，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人都能互相信任、彼此关心，越活越自在，越活越丰足。最后，事业上因为人才的成熟而开枝散叶，人生也因而圆满无憾。
为什么同样的“成功”而有如此差别？我忍不住想讲一则笑话。
有一个人生了病，以为自己是虫子，看到鸡就吓得落荒而逃。后来被送医治疗，治好了出院时，医生问他：“你是人还是虫？”他回答：“我是人！”结果没走两步，远远来了只鸡，他又吓得爬到树上。医生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知道自己是人，但我怕鸡不知道。”
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些人做事业，做到“忘了我是谁”，有些人偶尔想起了自己是谁，却又认错了别人是谁，或者害怕别人错认了自己是谁。就这么谁来谁去，最后谁也做不成谁。事实的真相是，大家都是人，没有人是鸡，也没有人是虫，只不过角色扮演太投入，弄到最后一群人都爬上树不敢下来。所以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先让自己恢复正常，再想办法用不断的做到，让别人也恢复正常。
让自己恢复正常的不二法门是时常回到本心和初衷。在职场打拼究竟是为了什么？养家糊口是当然的，但除此之外呢？是有钱就非赚不可，有机会就非抓不可，无止境地证明自己比别人厉害，还是把职场当作修行道场，修炼出自己的人生圆满，修炼到令周围的人都欢喜得益？到底是为什么？
我认为，花钱其实比赚钱更难。
因为赚钱有游戏规则可循，有时还会时势造英雄，会赚钱只要有“才”、有“命”即可；但要把钱花得好，花到生生不息，花到利益众生，则非“才”“德”兼备者不可。
全世界最同意我这观点的人，应该是股神巴菲特。巴菲特一辈子经营并累积财富，临老深恐他的财富将被二流人物滥用，踏破铁鞋无觅处，所幸冒出了个比尔·盖茨，能够心无杂念地把财产托付给他，让自己日后可以含笑而去。比尔·盖茨比巴菲特年轻一个时代，财富、声望和经营能力都不逊于他，而且人届中年即退居事业二线，致力于公益，这样的“公益继承人”只能说可遇不可求。也因为如此，天作之合的“巴比二人组”才能全球巡回演出，向富人宣传捐钱做公益。
这两位世界首富演出的戏码，我倒不认为是在作秀。我猜想，因为他们都是把投资和经营能量发挥到极致的厉害人物，内心深处一定都明白，自己的财富中有多少别人的“成全”，又带了多少说不清楚的“业力”。他们都知道，如果财富不好好运用，这一生绝对称不上圆满，只能抱憾以终，所以才兢兢业业地致力于此。
“巴比二人组”树立的典范是：一流人才用心赚钱，也由一流人才用心花钱，这才圆满无憾。我们芸芸众生，财富虽远不及“巴比二人组”，但典范仍可学习。
我认为最理想的做法是把人生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只要赚到可以无后顾之忧的钱，就可以随时把自己“买”下来、“捐”出去，不再为钱工作，只做有意义的事。如果你自认是一流人才，试问，哪有比“把自己捐出去”更大的功德呢？
要是你因故不便“赎身”，赚的钱又不少，那就学巴菲特，提着灯笼去找你的比尔·盖茨，求他帮你把钱花掉！全世界最会赚钱的人，已经用他的行动告诉你这是唯一的救赎了，还不明白吗？
基督教的“自觉”，稻盛和夫的“内省”，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世界上最伟大的组织和创世界纪录的企业家都在告诉你：问题的答案不在别处，就在你心中；工作和人生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而大部分与成功和快乐绝缘的人，却都认为工作和人生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发生的问题都在别处，不在自己。这就是一切差别之所在。
稻盛和夫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原先也非常不理想，他想辞职，却迫于家计负担而留下，只好“决定改变自己能控制的那部分，也就是自我。我决定转变工作态度，寻找工作乐趣，致力于研究，后来终于有了惊人的成果”。后来他回想，假如当初他起步时工作优渥安稳，也许就没有日后的成就了。
关键词当然是“改变自我”，它不仅是企业成功之道，同时也是人生幸福之道。做到了，你可以两者皆有；做不到，必然两头都落空。
一则故事，我觉得很好，分享给大家。
三伏天，禅院的草地枯黄了一大片。“快撒点草籽吧！好难看哪！”小和尚说。“等天凉了，”师父挥挥手，“随时！”
中秋，师父买了一包草籽，叫小和尚去播种。
秋风起，草籽边撒边飘。“不好了！好多种子都被风吹飞了。”小和尚喊着。“没关系，吹走的多半是空的，撒下去也发不了芽。”师父说，“随性！”
撒完种子，跟着就飞来几只小鸟啄食。“种子都被鸟吃了！”小和尚急得跳脚。“没关系！种子多，吃不完！”师父说，“随遇！”
半夜一阵骤雨，小和尚早晨冲进禅房说：“这下完了，草籽都被雨水冲走了！”“冲到哪儿，就在哪儿发芽！”师父说，“随缘！”
一周过去，光秃秃的地面上长出大片青翠的草苗，连没有撒种的角落也泛出绿意。小和尚高兴地直拍手，师父点头说：“随喜！”
随时、随性、随遇、随缘、随喜，好棒的人生观，好美的生活态度，相信大家都心向往之。但随即升起疑问：这样的人生观能干大事吗？
商业周刊》创办时，我邀好友CoCo为本刊画漫画，他也同意鼎力相助。我与同事商量，既然是《商业周刊》，当然该用商业漫画，于是我们每周选几则商业新闻，附上编辑的解读，发给CoCo作为漫画题材，CoCo勉强同意了。这么做了几个月，同事不胜其烦，CoCo不胜其扰，读者也说CoCo在《商业周刊》的作品不精彩，可以说“三输”，只好叫停。过了一年，我鼓起勇气再邀CoCo，这次我说：“请忘掉《商业周刊》，爱画啥就画啥。”这么一画二十余年，又省事又开心。这算不算“随性”？
《商业周刊》初期，我们每天都强调杂志的定位，大家一致同意，最重要的是为读者提供“有用”的商业资讯，但市场反应不好。有一次我们刊出一篇南部地产大亨的报道，我一位金融界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这篇文章读了“很有用”。我很纳闷，为什么一篇高雄地产界的人物故事报道，台北金融界的人会说读了“很有用”？朋友告诉我，做投资的重要工作，就是发掘“企业新星”，“企业新星”的所有事，包括他的成长历程、朋友、嗜好……都是“有用的信息”。这席话让我恍然大悟：原来什么事对什么人“有用”，是很难了解的复杂现象。这算不算“随缘”？
后来我对同事说，请大家忘掉《商业周刊》这四个字，忘掉“有用”这个概念。我告诉大家：如果一件事，你自己不感兴趣，世界上就不会有人感兴趣；你自己不感动，世界上就没有人会感动。在《商业周刊》工作，只要“随心如实”就行了。大家照做之后，我们连续成长了十余年，还创造了世界纪录——成为市场发行量最大的商业类杂志。
随性，随缘，就不能干大事吗？至少我认为并非如此。
你不妨回想一下，自己曾经走了多少弯路，吃了多少苦头，误会了多少次别人，让自己受了多少累，都与没做到这“五随”有关。
为什么把重心放在“事”上会累呢？因为你如果只看见“事”，没看见“人”，其实你是在用脑，而没有用心。用脑用得好，你会越来越能干，陷入“能者多劳”的情境，结果就是，身边的人越来越没你能干，因此更多的事必须由你来承担，你当然就越来越忙。忙不一定累，但是你的忙用脑多于用心，因此只在生命的外围打转，事情或许有进展，但你和身边人的生命都无滋润、无成长，所以心一定累。
为什么把重心放在“人”上就不累了呢？因为你一直帮助身边的人变得更好，人都好了，就把事情都承担了，结果必然是你无事可忙。因为待人必须用心，你把心放在别人身上，自然生出慈悲和智慧。因为脑只会“反射”，心却会“共振”，常用心于人，你会在周遭创造出高振动的“心频”，回头也会带动自己。所以，把重心放在“人”上，或许也可能忙，却绝不会累。
如果一个组织的领导人能够把心放在“人”上，必能带动所有成员都把心放在人上，有了“灵魂”，就可以生生不息了。
体会到这层道理，我更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深感惭愧，看到自己执迷于“事”，卡住了自己，耽误了别人。
如果你也觉得有点累，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从现在开始，在每一件事情当中，尽量去看其中的“人”，而不是“事”；第二，越累就越该立即停下来，抽离工作，学习人生。相信我，你这么做，天不会塌下来，而你会变得更好。
有关时间管理，最有名的陈述是：每个人都该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上，不该花在“不重要但很紧急”的事上。这道理显而易见，偏偏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多数人也认为，想要高效利用时间，关键在于自律和意志力，偏偏这两件事又很难。
其实“忙”这个字，本身已揭示了答案。古人造字很有智慧，“忙”就是“心亡”，心不在了，所以才忙，把“忙”的因果说得清清楚楚。
美洲印第安人也有相同的智慧。他们外出旅行时，每走一段路，就要停下来扎营，为的是“等待灵魂跟上来”。他们认为，人走得太快，灵魂会跟不上，就会变成“有体无魂”的人，那当然是不行的。
用我们老祖宗和印第安人的智慧来看待现代文明，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因为大家都跑太快了，集体的灵魂和“心”跟不上，所以才变得这么忙。现代人普遍患上了“失心症”，当然也造成彼此牵累，所以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地忙个没完没了。
有关“心”，大家当然也知道很重要，不是常说要“倾听内心深处”的呼唤吗？无奈多数人即使想听也听不到，因为心在十万八千里处，早已不跟人在一起，怎能听得到？所以，想要不忙，想要管理好时间，最重要的功课就是“把心找回来”！
时间管理是人生头等大事。因为人世间有诸多不平等，但相对平等的事，是大家都拥有一样的时间。说得更清楚一点，每个人所拥有的当下，你用来做什么，完全由你做主，人世间的自由平等尽在于此。
“当下”这一刻，你要怎么活？是让别人帮你活，还是自己做主来活？是任由感官、妄想、习性或环境带着你活，还是“用心”来活？这是你人生唯一重要的决定。说得严重点，人的心不在，就不可能活在当下；而不在当下，基本上就没真的在活。
有了这样的了解，就知道“忙”的反面不是“闲”，而是“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是人生唯一重要的事，你的心在，就会带着你的生命前进，前进到有力量，也会带动别人的生命一起前进。除此之外，都不过是原地转圈圈，所以才说“忙得团团转”，白忙一场。
他们通常都觉得，成为领袖必须杰出优秀，凡事有主见，而且能言善辩，自认还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而没资格成为领袖。
我告诉他们，成功的领袖有各种类型，有的像丛林斗士，有的像赌徒，有的像职员或手艺人，并不一定非得是某种人。只要愿意承担，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成为领袖。
然后我问：“《孙子兵法》论领导，有道、天、地、将、法，你们想先学哪一个？”大家都说，要先学“道”。我说太好了，因为兵法是用在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但孙子仍然把“道”摆第一，可见道是关键。
“道”讲究的是同心。一群人为一件事在一起，如果同心，大家都想同一件事，自然就不计较；如果不同心，大家计较起来，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什么办法都行不通。
任何人想要大家同心，首先要自己修心：时时放下“小我”的得失心、执着心，以众心为己心。修出这样一颗真心，所作所为，自然让人想跟他在一起，想跟他一样，领袖气质就出来了。这就是领袖的承担。
所以，领袖之道，修心为重。文武双全的一代宗师王阳明，强调“事上练心”，就是在每一件事中为团队付出，并在过程中修正自己。因此，领袖的样子是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的，因为他的样子不是自己的需要，而是团队的需要，所以才“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篇》）。
领袖通过修身而与大家同心，就能一起如实面对环境的变化，所谓“衡外情，量己力”，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讲的“天、地”了。
至于“将”，不外乎知人善任。有人说刘备运筹帷幄不如孔明，带兵打仗不如关云长、张飞、赵子龙，但他能让这些人跟随，只靠三句话：“你说的真有道理！这件事很重要！我怎么没想到？”因为这三句话能让人“为知己者死”。但要真心说出这三句话，必须有格局、有肚量，这不仅是“修”出来的，而且是“让”出来的。
一个领袖，通过修身，就能掌握“道、天、地、将”四个关键要素，至于“法”，因为“法无定法”，如实修正就好。
结论是：要成为领袖，必须修一颗真心，千万别舍本逐末。
书中这么描述：当人生被视为威胁或问题时，解决之道自然就是通过掌控得到的“权力”。取得权力是为了掩盖、抵制焦虑，因为一个人越有掌控力，就越感觉不到焦虑和无力感；但焦虑和恐惧并未消除，只是埋得更深了。而“力量”则来自“开发自己的内在”，它是对自己一切特质的全然接纳，并依不同处境，带着觉察回应生命课题。这样的人，在开发力量的同时，更能保持与自己和他人的完整连接。
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分水岭，从以掌控为核心的“权力”之道，转化为以觉知为核心的“力量”之道，其间一步一个脚印的心路历程，无怨无悔，美不胜收。这里面的关键词就是：向外，掌控；向内，觉察，人生就此泾渭分明。
也许有人会问：是不是要先追求成功，然后再“开发自己内在的力量”？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不是的！事实上，“走向内在”是一条漫漫长路，用一生的时光都未必能走完，哪还容得下蹉跎？
合理的态度是，每逢看到自己又掌控什么了，就提醒自己回到内在，多些觉察，让自己少使用权力，多开发力量。能够这样，成功的代价自会少些，果实也自会甘甜些。
最难得独当一面的人才。这种稀有人才的最重要特质是什么？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最近居然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答案。
我曾经被认为是杰出专业人才，后来合伙创业变成了最烂的经营者，造成公司长达七年的亏损，证明了我完全缺乏“独当一面”的能力。但其后公司又一路长红十余年，成为领先的产业标杆，好像我又很成功地独当一面了。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过去的说法是，因为压力大到极致，终于被逼“开窍”，一念转了过来，从此就不同了。问题是，这开窍的“一念”究竟是什么，却始终说不清楚。直到最近才彻底搞清楚，这一念叫作：“原来都是我的错”，不仅头脑认错、嘴巴认错，连灵魂深处也认错到底。
如果把这“一念”图像化，最传神的莫过于清末民初以“讲病”闻名的王凤仪：凡是乡间妇人得了怪病，王善人就问她和家里谁过不去，然后把那些人一个个请进来，叫妇人跪下来一一磕头，磕到呕吐昏厥……病就都好了。我那“经营失能症”，就是这么好的。苦到尽头，看不到未来，找不到解决方法，也无处可逃……蓦然回首，看到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千错万错，原来一切都是自己的错。然后，就像马拉松选手经历了“撞墙”一般，手脚还在动着，胸中已无起伏之苦，终于有把握跑完全程了。
“都是我的错”真有这么神？原因何在？我的解释是：一是看到事情的缘起，生出惭愧心；二是因惭愧而能虚心待人，真正和他人在一起；三是认错有多少，承担就有多好；四是认错范围有多大，心量就有多大。想想看，如果一个人能有惭愧心、虚心待人、勇于承担、心量又大，独当一面有什么问题呢？而这一切皆从“都是我的错”开始。推到极致，如果一个人认为众生之苦都是他的错，那他不是佛，就是耶稣基督了。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猜到，认错其实并不是苛刻的道德诉求，而是大自然法则的体现，错认到哪儿，自在到哪儿，担当到哪儿，成就也到哪儿！
我的问题是这大自然定律曾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且也展现了神奇力量，却没能长相持守，尤其没能运用到事业以外的领域，实为人生憾事。
最后提醒一句：企业要找做大事的人才，首先要心量大，心量大者必承担大，承担大者必“认错大”。如果发现组织内有人用“都是我的错”的态度待人处世，别怀疑，他就是以后能扛起大事的人。
最让我欣慰的是一位女同事的案例。她毕业没多久就进了《商业周刊》，虽历任不同职务，但总能完成任务，当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对她关注有加。结果在我正准备委以重任之际，她却以“想历练不同媒体”之名请辞。
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的心境：除了遗憾和惭愧，并无埋怨。我很惭愧自己主持的机构，无法给优秀的年轻人提供足够大的舞台和足够好的前程，也欠缺强有力的能量和磁场，让人身心安顿。所以我在祝福之余，也发愿要让《商业周刊》变得更强、更好，以求“再续前缘”。结果几年后，这位同事重回《商业周刊》，成了担当大任的主管。这个案例过程曲折，结果圆满，充分说明了缘分之不可测，只能尽其在我，只能反求诸己。
我所见到的重视人才的组织，多半都会在制度上下足功夫，也会在培育、照顾上尽力而为，但能善解人和组织之间真正因缘并能随缘对待者，则凤毛麟角。因此，当奇美实业创办人徐文龙说出“企业与员工之间，是一种缘”这句话时，我才那么佩服。
事实的真相是：一个真正够棒的组织，永远不必担心任何人才的离去；一个真正够棒的人才，也永远不愁无处安身。要让最棒的组织和人才“在一起”，除了随缘，其实无计可施。境界最高的经营者，只有一件事可做：不断地修正自己，让自己的周围充满善缘，最终形成一个因缘聚合的大磁场 反求诸己
大家都说时间不够用，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其实是“空间”不够用。
我的理解是，时间不够用，通常是效能不够高；效能不够高，往往是空间不足。
一个有效能的环境，大家都有成长空间，就能一起支撑环境，完成共同的愿望；一段良好的关系，需要空间磨合，让人各得其所，携手同行；个人生命的成长，当然更需要空间，否则只能原地打转，哪都去不了。
曾经有段时间，我很自豪自己有种本事，叫作“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清楚”“一说就命中”，觉得自己反应快、很厉害，为此得意扬扬。
但恰恰是那段日子，自己整天忙得团团转，周围的人也像无头苍蝇似的乱窜，但困局总是无解，也找不到出路。那段时间，我其实很怕和人在一起，觉得又烦又累，总觉得“遇人不淑”。回过头看，那时的我表面上长袖善舞，其实成长早已停滞。
如今看来，造成这一切的就是空间不足。因为空间全被“自以为是”占满，导致自己内在、人际关系和组织环境都没有成长空间。
对所有事都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不吐不快，非我不可……这样的自己，活得太膨胀，正是不折不扣的空间杀手。“想法”霸占了空间，没留余地给自己、给别人、给环境，因此没人在成长，自然效能低。时间不够用，不是因，只是果。
经过多年的学习，我才终于了解，观念和想法，效能有限；真正的效能，是“处在当下”。观念是从别人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未必合于己用；想法是自己有限经验累积的，还常混杂着莫名的情绪，自然更受限制。但每时每刻面临的情境，只能是当下的自己、当下的别人、当下的环境，用任何观念和想法套用，往往失真，只有处在当下，才能“随缘应机”，才是最高效能。
要处在当下，得放下自以为是，修炼空性，创造空间，生出顺时应变的“觉性”。孟子所说的“圣之时者”（《孟子·万章章句下》），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有了这样的体悟，每次感到时间不够用，就赶紧检查自己是否太自以为是？是否太占空间？屡试不爽的是，空间一出来，时间就不再是问题。原来，空间只存在一念之间，念一转，空间就出来了，时间也就不是问题了。一个人转念的速度有多快，空间就有多大！
创业者告诉我，现在找人才真难，好不容易找到堪用的，却留不下来；留下来的，又不能独当一面。我说，到你公司看看吧！
他亲自主持会议，与会的同事都面色凝重，不太说话。他一个个询问他们的工作近况，一一指出哪里做得不够好，然后下达指令。一场会开了两个小时，基本上都是他在说话。
看到这一幕，我了然于胸：他把“空间”占满了，难怪他的员工难以成才，难当大任。
人和人在一起，尤其是共事，没有空间，就难以成长，难以平衡，也就无法自在，不易长久。必须有空间，才能尝试错误，才能有机会想明白、说清楚、做得到、活出来，成为负责任的人，也才足以担当重任。
最容易不自觉“占空间”的人，通常是反应快、口才好、意见多、性子急、标准高、个性强、居上位者。大家不妨对号入座，如果这七项特性，你拥有两项以上，应该就算“占空间症候群”的带原者。若是恰巧你周围的人又多半爱依赖、很被动、不动脑、手脚慢、不负责……不必怀疑，你肯定就是占空间的人。
在“占空间”这件事上，我过去在七项特性中至少占了五项，自然成了“占空间大王”。自己因此饱尝占空间之累，身边人则饱受空间被占之苦。
占空间这毛病，可以说是顽疾，很不容易改，还好我不是个勤奋的人，所以在“做”上，还算有空间可让；但在“说”上，尤其是“想”上，要让空间可就难上加难。道理不是不懂，但一不留神，不知不觉就把空间占了。
后来我发现，自己没耐心听、忍不住说，源头都是管不住自己的“想”。无论发生什么事，一看、一听，就有想法，而且觉得自己的想法挺不错，不说出来太可惜，别人的空间自然就被我给占了。
后来痛定思痛，我强迫自己把起心动念转为“成全别人”“成就团队”，不再证明“我厉害”。如此才慢慢看到，我想得对没用，因为做的人不是我，必须是他想出来的，才有可能由他做出来。否则必将累死了自己，也耽误了别人。
练习在看和听时尽可能不想，一想就叫停。和人说话时，只看、只听而不想，由此打开自己的“觉性”，设法进入“空性”。我发现当自己相对处于觉性甚至空性状态时，人际空间会自然扩大，氛围也更加自在。每当这种时候，我常能感知对方的觉性升起，自信心增强，行动力十足，结果往往彼此都更满意。
正如老子所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第十七章》）这样的公司，必然人才济济，但前提是居上位者能修空性，否则绝无可能！
从没见过任何企业在新人入职时，会要求他们发下如此重誓：
我×，愿意遵照公司的规定，成为追求共同愿景的一员。从今以后，环境无论是好、是坏，是成功、是失败，是赚钱、是赔钱，是受重用、是被“冷冻”，是被支持、是被误解，我都会尽己所能，支持公司到底，不抱怨、不怠惰、不见异思迁，一直到……（当然不敢说离世的那一天，就先说个十年？五年？）
如果有公司要你发这样的誓言，你愿意吗？我相信大多数人是不愿意的，凭什么啊？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你敢要求员工发这样的誓言吗？我相信大多数老板也是不敢的。
这里带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人是怎么愿意的？
答案其实很简单：愿意，要用愿意来换！
愿意不能用头脑。头脑里住着一帮乌合之众，每逢有一伙人说愿意，就有另一伙人说不愿意，两方各有正当理由，不断进行拉锯战。所以在愿意这件事上，头脑不靠谱。
愿意只能用“心”。心是一股生命的能量，一旦启动，就会生生不息地流动，产生一个共振的磁场。一个有“愿力”的人，他的心有强大的共振磁场，会转动周围的人，让他们的“愿心”一同启动。一个环境中，愿意的人越多，磁场共振越强，转动不愿意的力量就越大。
了解了这件事，你应该清楚明白，一个组织中的居上位者其实只有一件事，就是不断修炼自己的愿力，用自己的愿意换所有同事的愿意，这就叫作“心能转境”。
如果有一天，你敢让公司的新员工发誓，而他们也愿意发下如结婚新人般的誓言，恭喜你，你是一个有愿力的人！
企业的最高效能就是“愿意修”。很多人就问我，要从哪里开始修呢？我的回答是：“修愿意！”
“愿意修”“修愿意”不是绕口令，而是真真切切的大实话！
试想，如果你带领的团队，人人都很愿意，不懂的愿意问，不会的愿意学，做不好愿意认，认了后愿意改，分内的事愿意做，同事有难愿意帮，分外的事愿意担，这样的团队，还需要管吗，还让人操心吗，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吗？恐怕三更半夜想到都会偷笑吧！
领导一个“愿意”的团队，简直就是活在天堂里。
反过来说，如果你带领的团队，大家都很不愿意，不懂的不愿意问，不会的不愿意学，做不好的不愿意认，同事有难却袖手旁观，公司有事却漠不关心，这样的团队，天王老子也管不动。如果还没出大事，只能说时候未到。
置身于这样的团队中，真是活在人间炼狱啊！
“修愿意”不仅是企业实现最高效能的方法，也是人生幸福的大道！
一个不愿意的人，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每天拿着自己的一把尺，算自己的一本账，每次算的结果，都是自己吃亏、别人占便宜。一个整天觉得自己吃亏的人，一定笑不出来，苦不堪言。
一个不愿意的人，在内心深处，一定也跟自己较劲，把生命的能量紧紧包裹起来，像个穷怕了的人，整天担心朝不保夕。这样的人，连自己都不爱，哪有可能欢喜自在？
一个不愿意的人，会因为计较而不断错过人生，错过上天给的每一份礼物；一个不愿意的人，连自己都不放过，最后活成连自己都不爱的样子，难道不是活在地狱里？
一个愿意的人，是用“愿力”在活；一个不愿意的人，是用“业力”在活。“业力”是轮回，“愿力”是解脱。所以，“修愿意”是离苦得乐的一扇门，门里是地狱，门外是天堂。个人如此，企业更是如此。
要让你的团队成为一个“愿意”的团队，只有一个方法：你要带头说“我愿意”，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老友约我叙旧，在他上海外滩办公室的落地窗边，看着黄浦江千帆过尽，他说起乾隆下江南与老和尚的典故：熙熙攘攘，唯名与利。他自认已摆脱名缰利锁，却仍深感有志未伸、有愿未了。
这位老友算是壮年得志，多年前公司已在香港上市，员工数万，目前仍靠并购快速成长。但他虽然成功，却对自己并不满意，觉得离人生理想境界相去甚远。他心中的典范是稻盛和夫，读了很多稻盛和夫的著作，也曾投身某修行环境，决心修炼若干年。
老友自认为近年来在心性修炼上颇有精进，看到了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觉得自己已经上路，但又被卡住了，反而备感惭愧。他觉得自己在事业的追求上有了更高境界的愿景，但和同事的交流方面，他却深感无法相应，反而更加孤独，因而产生了无力感。
总而言之，他现在的事业目标是追求可持续、能为员工带来幸福并且有意义的成功。他更希望在完成事业愿景的同时，自己也有幸福感，也能活出更有意义的人生。他问我，这样会不会要得太多？我说，一点也不多。如果做到了，这些愿望应该同时实现；如果只实现了一部分，其他部分无法实现，就可能连已经实现的那部分也不是真的。
因为我们在谈的已经不是理、不是法、不是术，而是“道”的层次。只要是“道”，就不可能这里通，那里不通；也不可能此时有效，彼时无效。“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古今中外皆然的。因为它不是人想出来的，而是暗合大自然的定律。所以，如果活出“合于道”的人生，就不可能无法运用于事业；如果事业经营“合于道”，也不可能人生不圆满。稻盛和夫不就是如此吗？
由此看来，如今的时代，经营事业者（当然也包括所有职场中人）能成功且圆满者，为数甚少，正是因为大多数人所追求的并不真正“合于道”。大多数人在事业生涯中讲求的是势、是理、是法、是术，或可成功于一时，却难成功于一世，更难成功、圆满兼得。像我这位老友，在人生追求上，已经进入道的层次，尚且力有未逮，遑论其余。
最后，我们共同得出了结论：如今大多数企业面临的问题其实不是欠缺方法和技巧，而在于“不合于道”，无法“以道驭术”。用通俗的说法就是企业文化不清晰或企业文化无法落地的问题。企业文化该如何形成，又如何落地，这才是当今企业真正的“刚需”。
管理者的职责之一是做业绩，之二是找人。找人，而非招人；影响人，而非教育、改变人。成年人已经很难被改变，所以要想方设法找到不同的优秀的人。
管理实际上是对不同个性、不同经验值、不同可能性的员工的加权作业，有理性的部分，有感性的部分。关注不同年龄段的员工有一些意义，但没有想象得那么大。如果你能注意到那些不同年代的佼佼者，你就会发现，他们都个性十足，但又有着惊人的相似。管理者应该拼尽全力，让自己被这样的人包围。
跳槽频繁，至少证明了一个人选择和坚持的能力比较弱。
频繁跳槽的人在初期可能觉得跳槽是一个成本小、收益高的事情；但在未来，这有可能成为一个人无法承受的成本。因为一个在职场上能够获得高阶职位的人，不可能是一个被视为不忠诚，或者轻率做出选择的人。
汇报坏消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正视问题，以免风险持续蔓延，以至于不可收场。这是为了最终获得解决方案。
有时候你不得不给你的上级汇报坏消息。特别琐碎的，可以自己处理的坏消息，原则上不必汇报，处理完后通报即可。影响比较大的坏消息一定要早点汇报，越早越好。
汇报坏消息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一定要坦诚，不要遮遮掩掩，要把关键细节和可能的风险点汇报清楚。
2.当面汇报更好一些。汇报之前一定要考虑周全、详细准备，不要语无伦次，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掉重点。
3.如果有你的责任，必须要真诚道歉，敢于承担。
4.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提前规划好各种解决方案，并将希望寻求到的上级的支持具体化。
5.一定要让上级意识到你在全力以赴解决难题的态度和决心。
6.通常情况下，上级，尤其老板所处场所，是众多坏消息的聚集地。即使一个以冷静著称的知名企业家，在面对坏消息的时候也难免产生焦虑。一个致力于成长的老板，要习惯与坏消息相处。不能将汇报坏消息的人当成坏消息本身去处理。下级越敢汇报坏消息，说明上级越能容纳和处理坏消息。
希望企业文化能深入人心，完全体现出来，但要他们为文化落地付出努力时，他们又说：我很想，但是经营压力真的很大。
这就好像“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永远被摆在“行有余力”再做的位置，因此永远都不会做。我觉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家的内心深处并不是真正相信企业文化与企业的经营绩效息息相关。
用个人打比方，一个人怎么想，就会怎么说、怎么做，最后就会得到相应的结果。起心动念就像中央银行，一收紧银根，市场资金必然紧俏。所以，要改变结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管好起心动念。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中央银行”。组织内的一群人怎么想、怎么做，怎么对待彼此、对待公司、对待客户，最后反映在企业所有大小事上。绩效为什么达不成？员工为什么不合作？目标为什么无法贯彻？没有一件事与企业文化无关。
因此，很多企业不重视文化，却企图用各种方法、规章、奖惩改变员工心态和行为，大多数效果有限。即使有效，也很难有长效，更别说优化了。追根究底，是因为这些作为只在下游处使力，治标不治本。
也有企业很重视企业文化，努力进行各种宣传，却成效不彰，最后还是说：企业文化没什么用！我认为，这种情况多半都是因为这些企业虽然重视文化，却“事虚行浅”，无法做到“事实行深”，所以成果不显著。
企业文化落地之所以难，是因为人的个性有千百种，大家不是进了企业才变成这样子的，而是原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即使在下游处，用方法改变了员工的行为，让大家表面上看起来有所不同，却改变不了员工的个性。因此在生命的上游处，仍旧各有各的执着，根本没有办法一条心。
因此，要创造落地生根、长长久久的企业文化，关键就在“化性”两个字上。中国自古讲究教化，“教”了以后，还要“化”之，才算完成。“化”什么呢？主要是“化”个性。能化性，才是企业文化的王道。企业必须打造出一个共修环境，形成一个让人同频共振的能量场，员工的习性、个性、我执尽在其中“化”了，这才是真正落地生根的企业文化。
这样的企业是最高效能的组织，因为内在凝聚力超强，所以禁得起外在无常的挑战，自可长长久久。这样的企业可以把最重要的事做到极致，所以永远可以让客户不但满意，而且感动！所以，企业一旦能让文化落地生根，就一定会反映在企业经营绩效的所有层面，就无所谓“先完成绩效，再提升文化”这种说法了。
如果一个企业忙到没办法把企业文化当头等大事，恰恰就证明：不能再等了，必须当急件办理！
要从烦恼中解脱，第一步要先把自己从诸事中抽离。其实真正要抽离的不是事，而是自己对事的执念和惯性。因为这样的执着太深，所以在事的轮回场中无法抽离，只好把事先放下，乃不得已也。
人的执着深到什么程度？不抽离出来认真看，还真不敢相信。基本上，就是颠倒，颠倒到看不见眼前发生的事，只相信自己所认为的事。
人的“认为”很奇妙，有时候前一刻还没有想法，后一刻想法不知从何处飘进了脑中，我们抓住了它，就认同了它。有时候把它说出来，没得到别人的赞同，我们居然就会气急败坏，就会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为这个想法和别人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人真是莫名其妙！
表面看来，好像是我们对自己的“念头”产生了占有欲，把它们视为私有财产、禁域，不容别人侵犯。但事实上，那想法原来不是我们的，是不知道从何处闯进来的，它们居然就驱使我们为其奋战不休，人简直就是随时在被念头绑架，被异物入侵。在层出不穷的入侵事件中，人就是被附身的宿主，对闯入脑中的念头毫无抵抗力。人的执着如此顽强，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人昏沉，昏沉到随时随地被念头入侵、绑架。没有这样深刻的思考，人是不可能承认自己的执着的。
我每逢看见自己的执着，常有感慨：人不如鼠！不信你看那小白鼠，在迷宫中撞墙一次就会转弯，往右转走不出去，下次就会左转。但人不会！人撞到墙时都会不以为然（这墙不该在这里），会抱怨（凭什么这墙挡我的路），会挡我者死（想办法把这墙铲平），会不服气（明明就该往右转，想不到试试往左转）……人的毛病这么多，不是连老鼠都不如吗？
每次想到自己连老鼠都不如，我都会惭愧到无地自容。二话不说，向老鼠学习，放下执念，立刻转弯！这招儿对我还蛮有用的，你也不妨试试。
人为什么不如老鼠？显然不是智商问题，而是业力深重。个人业力如此深重，那一群人在一起呢？可想而知，在组织内每一个人的业力都犹如机关枪阵地，火网交织，流弹四射。一家企业，如果个人业力都不修，相互间又大规模进行业力转移（通常是由居上位者往下移），把能量内耗殆尽，哪还有力气应付外在世界的无常？
所以，企业的压力从何而来？多半都是业力带来的！业力消了，才有能量面对经营环境的无常，压力自然就减少了。这一切谁来带头做？当然是企业领导者！（不然你凭什么当领导？）怎么做？要从看见自己的执着开始！如果不深深地向内看，只想向外找答案，不仅事倍功半，而且必不究竟，最后很难有好结果。
我大胆解读，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现代文明因个人主义盛行，把生活环境弄得极其繁杂，个人身处其间，感官被刺激到日渐麻痹，需求被诱发到极难满足，因而对创新的胃口越来越大，无休无止。
第二，由于商业机制的壮大和无所不在，大多数创新的背后都以利益为驱动，创新乃沦为竞争的压力和必要因素，变成利益导向的脑力活动，不再是生命力满溢而出的欢愉展现。
这样的观察，让我回想起《商业周刊》2001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们请主要干部一起确认公司的核心价值，很快大家就达成共识，以诚信、卓越和分享作为共同信守的价值，但有若干同事主张，一定要再加上“创新”这一条，我虽然并不赞同，最后尊重多数决议，就采纳了这个建议。
我的看法是，如果大家能把诚信、卓越和分享的精神做到极致，创新是自然的结果，没必要“为创新而创新”。直到今日，我看到许多公司在创新这件事上绞尽脑汁，编足了预算，却仍然苦无成果。细问之下，果然发现这些公司的企业文化都在诚信、卓越和分享这些环节上没做到位，可见企业在创新上的茫然是有原因的。
我当然并不反对创新，但我反对把创新当成企业或个人的核心价值，我认为那是舍本逐末。为创新而创新，必然诚意不足、用心不深，创新的成果也必然有限，说不定还一面创新、一面造业呢。我还是相信，对自己诚意十足，对别人用心至深，练功到位，创造力自然生生不息，这才是真创新。
企业老板的聚会中，问起近况如何，有人说：“没在赚钱，只赚到做。”大家纷纷表示同感。
“赚到做”这句话，久违了。以前常听到，是因为老板们低调，不敢吹嘘生意好；现在重出江湖，却十分写实，还带有一点醒悟的味道。
其实，这句话隐含着大智慧。认真想想，人生空空地来，最后也一定空空地去。人生来去之间到底有什么？难道不是一个“做”字吗？
人生只有“做”。多做、少做；认真做、随便做，都是过一生。但同样是做，最后的结果却差很远。有人做，是不得不，只为了求生存；有人做，深度不足，只换到生活的改善；但真正厉害的人，却能通过做让自己不断提升，最后心满意足，留下了好样子，让人怀念。这才是真正的“赚到了”！
一个人要如何“赚到做”？大家最熟悉的谚语“欢喜做，甘愿受”，讲的就是这件事。总而言之，就是无论外在环境是顺是逆，遇到的人是贵人还是“逆行菩萨”，都要打开觉知，带着感受，反求诸己，全然投入地面对发生的每一件事、遇到的每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一个“做”稳赚不赔。
个人如此，企业又何尝不然。企业的本质，就是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一起做，如此而已。企业的外在环境瞬息万变，不能保证时时刻刻都赚钱，但大家一起“赚到做”，却可以操之在己。而且一个无论环境顺逆都能“赚到做”的企业，才是真正强大的组织，必能长长久久。
因此，一个想要突破外在限制，真正操之在我的企业，应该把“赚到做”列为核心价值，设法发展出“赚到做”的KPI（关键绩效指标），在每件事上，衡量每一个人是否赚到做。
这样做好处多多，包括：第一，胜不骄，败不馁，永远士气高昂；第二，人人都有机会变成英雄，发挥价值，不受职位、才能的限制；第三，通过每一件事让员工不断成长，厚积组织实力；第四，打造强大的企业文化价值，代代相传。
个人的人生只能“赚到做”，企业的价值是“大家一起赚到做”。“赚到做”是个人和企业双赢，是老板和员工双赢，其中没有矛盾，不受限制，只有“共好”。世上哪有比“赚到做”更好的目标？哪有企业傻到不懂“赚到做”呢？
一位知名企业的“大将军”吃饭后，朋友对我说：“好可惜刚才没拍张照。”我问：“为什么？”他说：“可以拿回家给太太看，看她还要不要逼孩子读书。”不消说，这位“大将军”堪称青年楷模，出身名校，晋升世界顶级公司管理层，但他看起来却极不快乐，一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摆在脸上。“为什么会这样？”我和朋友继续讨论，最后一致的结论是：用脑太多，用心太少。
这样的场景常让我想起Visa卡的创始人迪伊·霍克的那句名言：“为什么机器越来越像人，而人越来越像机器？”可能就是现代人用脑太多，用心太少造成的。
众所周知，机器越来越聪明，聪明到在许多方面“电脑”不比人脑差，但没有人会相信机器有“心”。无怪乎，有脑无心的人就让人觉得很像机器。而由机器人领军的企业，则很容易变成大怪兽，给人类文明带来浩劫。这正是迪伊所担心因而振臂疾呼的事。
看到了这么多“企业伤兵”，体会到“用脑”和“用心”是症结所在，我突然明白了迪伊所倡导的“混序”之道，解决的方法正在心脑之间：“序”即脑，“混”即心，“混序组织”就是有脑也有心的组织，乃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谈到这里，不免想起禅宗一则最有名的公案：二祖慧可求道于达摩祖师，问：“何以安心？”达摩说：“心在哪里？拿来我替你安。”企业要用心，心在哪里？企业由人组成，由“大将军”领导，“大将军”的心在哪里？如果成为企业“大将军”的前提就是必须“有脑无心”，企业怎么会有心？没有心，又何能安之？
许多人在谈“未来的企业”，其实企业的未来就在人心里。企业领导人首先该做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心”。居上位者有心了，自然会影响所有人：大家都有心了，企业才会有心。有心的企业，才能追求极致的价值，而不仅是追求极致的效率；才不会再制造“企业伤兵”，甚至带来企业浩劫。
最后，不唱高调，来点现实的。大家不是说“心想事成”吗？这不是人人都想要的吗？其实，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就是“心想事成”这四个字。
如果企业里所有员工都“想”同一件“事”，那事能不成吗？但是请注意，关键词是“心”，可没人说“脑想事成”。若没有“心”去想，哪有事可“成”？这么说，大家该知道“心”对企业、对人生的重要性了吧。
《福布斯》杂志曾以“你不是沃伦·巴菲特”为题，专文剖析一般投资人对巴菲特投资策略的误解，并认为大多数投资人的财力、投资操作和风险承受能力都远远比不上巴菲特，因此不能成为巴菲特第二。
此文的观点深得我心。我多年前首次读到介绍巴菲特的书，就甚为折服，五体投地。但经过一番自我评估后，也完全了解到，他所实践的投资原则看似简单，却是十足的“知易行难”，想要效仿，这辈子是不可能了。
反倒是，身为企业经营者，用“把公司卖给巴菲特”的想法来思考，我觉得挺不错。自此之后，我常想象巴菲特坐在自己公司的董事会里，对大小事指指点点。遇到困惑难解之事，就想“巴菲特会怎么做”，以这样的态度来学巴菲特，获益甚多。
众所周知，巴菲特在考虑投资某家公司时，最重视经营团队。而他所强调的经营团队的三大特质中，有一条是“经营团队能力排众议吗”。因为他的经验告诉他，有一种“制度性强制”(institutional imperative)的力量，时常会牵着经营者的鼻子走，让他们变得愚蠢而不理性。因此，如果一家公司的经营者不具备“力排众议”的特质，这家公司前途堪忧，不值得投资。
所谓“制度性强制”，有时来自组织内部的惯性，有时来自同业间的“一窝蜂”，有时来自资本市场的诱惑，有时来自经营者自身的人性弱点……这些因素往往驱使着经营团队，宁愿跟着其他公司一起失败，也不愿独立判断调整公司方向，千山我独行。一言以蔽之，“人多不怕鬼”使然。
在某种意义上，2008年金融风暴及其背后早已发生的诸多弊端，岂不正是“制度性强制”作祟？“制度性强制”让全球产业链里的顶尖高手集体沦为乌合之众，竟然无人真正做到“力排众议”而扭转乾坤。连睿智如巴菲特者也“老船长翻船”，承认自己“做了不少蠢事”。也就是说，“制度性强制”的力量已经大到让巴菲特也违反了“巴菲特原则”。
无论如何，“巴菲特原则”还是千古不移。即使要纠正巴菲特所做的蠢事，仍然要更加奉行“巴菲特原则”。
不要再等待有人会告诉你市场环境何时将反转，不要再管同业们正在干什么，不要相信有任何人会比你更了解自己的行业、自己的公司。如果巴菲特坐在你公司的董事会里，他一定会告诉你：“面对现实，把问题想清楚，然后力排众议吧！”我相信，在全球经济形势如此混沌不明的此刻，他一定会这么说。如果你因此而做对了事，不和别人一起失败，也许有一天巴菲特真的会投资你的公司
靠巴菲特心法而成功致富，最近却提出疑问。他说，靠“利”作为主要驱动力的机制，最终只能培养出最“重利”的接班人。从长远角度来看，这里面有两大问题：其一，要在“私”和“公”、“长”和“短”上，永远把“利”摆平，基本上不可能；其二，就算真能设计出这种制度，也不过是驱使企业不断追逐“最大利益”。在未来的世界，这样的企业未必能被人接受，也未必能长长久久。
这位朋友正值壮年，最近决心为理想二度创业，想要打造一项永远不离“初衷”并且生生不息的事业。他说，最重要的是让有能力的人得到应有的回馈，但是主导事业方向的权力却只能“有德者居之”。为此，他正实验一种“双轨”的游戏规则，在执行层次上，用“共利”来统合公与私；在主导层次上，只有“无私”者才能居其位。
在我看来，这位朋友的大愿颇吻合中华文化的“道统”观念。孔子对子贡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篇》），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章句上》），都指出是“道”，而非“利”，才是传承的重中之重。
中国的禅宗能开枝散叶，法脉绵延不绝，也是基于其传承以“明心见性”为本，不强调聪慧有能。禅宗对传承最深刻的理解是，师父不把“接班人”留在身边，鼓励（甚至强迫）他们出去跑江湖，自立门户，因为留在师父身边的弟子不可能超越师父，不超越师父则无以传承。
慧能自幼家贫失学，以砍柴为生，偶然听人诵经，“心即开悟”，打听到经从五祖弘忍处来，立即抛开一切前去求法。五祖一见慧能，即知其“根性大利”，留他在“糟场”干粗活，告以“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其后阴错阳差，不识字的慧能竟然作出“何处惹尘埃”之名偈。五祖认为事不宜迟，乃夜里三更传法并授以衣钵，亲自送他渡江远去，嘱咐他隐于山林。
十五年后，慧能出山，由印宗法师为他剃度，反拜慧能为师。自此禅宗在慧能手上开枝散叶、大放异彩，历久不衰。
这样的“交班”故事，是现代企业主能想象的吗？它能带来什么启发？
首先，这个故事最美的部分，是五祖其实根本没“教”六祖什么，他所做的，只是认出他、信任他、托付他、保护他，如此而已，即成就了世间最伟大的传承。
在慧能见弘忍之时，弘忍门下弟子已有千余人，其中不乏博学多识、德高望重的佛门之士（如大弟子神秀等）。这些弟子皆经弘忍多年辛苦调教，但他知道其中无一能开悟而成大器者。弘忍认为只有“根性”才是传承的要件，其余如学问、才艺、名望皆无足轻重，“大利根者”一人可抵千军万马。弘忍这样的见识，如今几人能有？
其次，弘忍如此选择接班人，可谓大不利己身。他不仅否定了自己多年教化的成果，也必然对原有体制造成了大冲击。慧能得衣钵远去后，弘忍面对千余名弟子，宣布“接班人”是位目不识丁的小子，而且已不知去向。他无惧于自己经营一生的道场毁于一旦，也不顾自己余生无人侍奉，这样的“无我”胸怀，如今又有几人能做到？
还有，弘忍洞察世事，深知慧能留在原有体制中必遭伤害，难成大器，故而不传他道场，不授他门人弟子，甚至不让他打着门户旗号，只授予衣钵，然后叫他远扬隐遁，还嘱咐他“衣为争端，止汝勿传”。终弘忍一生，他未再见过这位嫡传弟子，但慧能却把禅宗发扬光大，也让这位千古名师流传青史。这样的胆识，如今何处得见？
当然，这则禅宗传承的故事，并非当今企业可以依样画葫芦的样本，但它值得深思之处甚多：选择接班人的要义为何？企业最值得传承的究竟是什么？接班人培养的法则何在？交班人的胸怀与胆识从何而出？
传承这件大事超越了一切规矩，不是可以用“脑”办到的，必须用“心”才行，唯有用“心”，才能“以心传心”。值得一问的是，芸芸众生，有几人能“用心”胜于“用脑”
为什么一流人才这么稀有？有没有办法辨识或培养一流人才？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管理大师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说得最好，他所推崇的“第五级领导人”必须兼具“谦虚”和“意志力”两种矛盾的特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一流人才难寻。
至于什么样的经历才能让人谦虚与坚毅兼备，几乎没人能讲清楚。我有一位高人朋友最近一语点破：必须摆过地摊，并且跑过江湖。我仔细琢磨，深感大有学问。
何谓摆地摊？就是专注做一件事，长期不懈地做，越做越好，做到别人都赶不上。有这样经历的人，没有意志力是不可能的。中国古代师傅收徒弟，必然先让他去做简单、粗重、无聊、卑下之事，然后观察他是否仍然甘之如饴，以定其“孺子可教否”，其理正在于此。
摆地摊必须长期专注，这就是“戒”，戒久了自然生“定”，把自我缩小放下，如此“慧”才能油然而生。禅宗六祖见五祖，五祖叫他去捣米，捣了半年才去看他，六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捣米捣出智慧，这就是地摊摆出了境界，孺子可教了。
何谓跑江湖？就是出门见百种人，要别人点头认同，才能成事。要人点的头越难，得到认同的人越多，就表示江湖跑得越到位。跑江湖的人看众生相，要体察别人的需求，还要修忍辱的功夫，能不谦虚吗？人一旦既见多识广，又能弯下腰来，格局自然就出来了。
一个人若既摆过地摊，又跑过江湖，境界与格局兼备，自然又谦虚，又有意志力，便可成为柯林斯所称的“第五级领导人”。
企业若要培养接班人，不妨先检视哪些工作最像摆地摊，哪些工作最像跑江湖，然后叫地摊摆得最好的去跑江湖，叫江湖跑得最好的来摆地摊，再把两者都做得最好的储备为接班人。这样做，准没错。
年轻人在事业锻炼上也可以此为准，勉强自己把摆地摊或跑江湖的事做到别人都赶不上的程度，然后换一种再试一次。如果能在四十五岁以前把这两件事都做到比别人强，肯定是万里挑一的“千里马”，不怕没伯乐提着灯笼来找了。
一位经营连锁服务业的朋友，多年前经历了一场人生学习之旅后，看到自己虽然事业有成，也创造了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但是员工并不快乐，自己和家人也不开心。
他决心暂停事业的扩张，把照顾员工视为第一优先任务。
做此决定后，他要求所有店长从今以后忘掉销售工作，把员工照顾好，把顾客服务好，这是他们的唯一职责。接下来，他大量撤销公司内的防弊措施，要求主管以完全的信任带领员工，要求员工以完全的信任对待顾客，一切损失由公司承担。
这么做了之后，公司当年没开一家新店，但营业额却增长了一倍，后来在员工的要求下，才再度开始扩张。如今他的事业版图已经扩大了许多倍，员工犹如一家人，顾客忠诚度大幅提升。他自己每天开心地上班，还有大量空闲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回顾发生的一切，他说：不可思议！
许多人一定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大部分人多多少少都曾经试过，把一些立意良善的做法导入职场，结果却不如预期。经历过挫折，最后下结论：人心不可恃，做事还是要“务实”，必要之恶不可免！
我当然也见过不少失败案例，而且失败得很不服气，因为他们不仅立意良善，而且做法严谨，无懈可击。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好人好事”为德不卒？如果他们问我，我只问他们一个问题：你到底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既然失败案例多于成功案例，当然是玩假的居多。有些人得了利，开始要名，叫作“得了便宜还卖乖”。头脑作祟，开始使用些沽名钓誉的做法，虚晃一招，自是不值一提。
也有些人自以为是玩真的，但决心不够，甚至产生副作用就开始打退堂鼓，最后不了了之，还会安慰自己：至少我试过了。
还有些人更特别，不但玩真的，并且有决心，结果还是不成。这样的案例最叫人沮丧，并且百思不得其解。其实答案很简单：这样的状况，多半是主事者迷信游戏规则，迷信投入资源，迷信指挥系统……忘了要用心，要以身作则。
像我那位“不可思议”的朋友，他在推行新政前夕充满了惭愧之心，含泪“痛改前非”，决心从自己做起，身、口、意一致，根本没想到结果会如何。
要做到这个程度才叫玩真的，其结果才会不可思议。
我的结论是：玩真的，一定成；还不成，必然是“不够真”。
为什么“真”会产生这么大的效能？首先，因为它节能。我们一般人因身、口、意不一，内耗的生命能量极为巨大，能用来成事的所余能量不足。而且当一群人在一起时，“真”能诱发“真”，“假”会招来“假”。可想而知，一群假人相互消耗能量的组织，还能做出什么好事？
就我粗浅观察，一般组织之下焉者，消耗的能量可以高达百分之九十，消耗百分之五十以下者即可称为上焉者。不难推想，若组织里每个人的内耗减少，组织内人际的互耗减少，组织与外部接触的消耗减少，其效能将以何等倍数提升？
其次，“假”是“耗能大户”，导致个人和组织动力不足，当然完成目标的概率和深度都会降低。就算机遇好或本钱够，勉强达到目标，持续力也必然不足；就算费力维持，当遇到重大考验或挑战时，也必定力不够。总而言之，就是最后算总账，把代价、副作用和成果加加减减，结论一定是：不值得！换言之，一件事若不够真，根本就不值得做，不如别开始。
这么说来，“真”还有一大好处，就是让你不至于瞎忙，让你把人生最宝贵的资源——时间，配置到它该去的地方。单此一项，就值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忙、很累、很苦、很吃力不讨好，很可能你活假了还不知道。仔细检查一下自己正在做的事，有几件是从内心深处出发，所想、所感、所说、所做全然一致的？如果不少，恭贺你；如果不多，辛苦你了，是该改变的时候了。
顺便提醒一下，率性、任性、目中无人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等都不是“真”，千万别弄错了。
武侯祠著名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后来治蜀要深思
企业讲究效能，因此重视学习，但最高效能的学习到底是什么？到底该如何学？
曾有缘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奥托·夏莫(Otto Scharmer)见面，我们两人在组织学习上有一番对话。奥托曾参与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的撰写，又自己提出了体系严谨的U型理论，算是这个领域的大师级人物。
由于奥托曾和圣吉一起请教过南怀瑾大师，我们对话的主题自然围绕在东西方学习的比较上。
奥托的U型理论建立了一套组织流程，试图把东方修行的元素融入现代组织中，因此在流程中，随处可见诸如内在觉知、集体沉静、感知、打开心门等字眼。
一个西方学者能如此推崇并努力将东方修行元素融入现代组织，当然令人敬佩。但我觉得，这样的流程，参与者必须有一定的觉性，并在有觉察的环境中进行，否则效果必会大打折扣。
我对奥托说，东方学习的传统是“跟师父”，而且不是跟“经师”，是跟“人师”。只要是人师，必能形成好环境，让人在环境中自然编号。人的心性好了，事就会自然解决或消失。
我跟奥托说，这一套人师系统可以绵延数千年不绝，当然是极高的效能。而且人师施教，虽然仍有次第，但永远是针对此时、此地、此人身上所发生的，直接对症下药，也叫作“如实”。凡根据发生在他时、他地、他人身上的经历而提炼出来的理论、观念、方法和技巧，都不可能比“如实”效能更高。而一个人要能如实“安住当下”，必有极高修行；能做到的人，也只有人师。
举例说，中国禅宗高人辈出，而禅宗修行，讲究当头棒喝。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打骂教育。能用打骂教育培养出一代宗师，师父绝对是人师，人师是绝不拘泥于方法的。
奥托虽然修养极高，但终于按捺不住，开始陈述U型理论的实证效果……接着有了一番辩论，索性最后彼此都参考了对方的观点。结论是：U型理论很有用，但若要有大用，领导者必须自己“带头修”，以身作则，成为人师。
一则故事：
他当年名校毕业后，在纽约申请进一家顶级投资银行，经过一关关面试流程后，银行领导居然请他到私人俱乐部共进晚餐，天南地北聊到欲罢不能，第二天他就接到了聘书。
事后他才知道，几乎所有同事进公司前都一对一地和领导吃过饭，如果吃饭时间没超过两个小时，就不会接到聘书。原因是，领导认为，未来这些同事都会代表公司接触客户，如果连跟领导吃饭都让他索然无味，绝对不可能赢得客户的心，也不可能为公司带来好生意。
这位朋友觉得他领导的做法很高明，日后也如法炮制，选择工作伙伴的前提，是对方一定要让他很有“感觉”。他也一直做得很成功。
这则故事让我想起，东元集团前董事长黄茂雄到《商业周刊》编辑部演讲时，提到他年轻时父辈的耳提面命：和别人合伙做生意，一定要找打从心底“喜欢”的人，如果生意做得好，比较能长长久久；如果生意没做成，也心甘情愿。黄茂雄说，他奉行父辈的叮咛，深感受益无穷。
这两个故事，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台湾，讲述着企业经营对内、对外的传承奥秘，居然都是最简单的两个字：喜欢！我猜想，那位美国银行的领导能成功经营一家投资银行，黄茂雄当年被父辈选择成为接班人，重要的原因之一也都是他们“被喜欢”吧。
很诡异的事，一般人都认为企业经营的目的是追求最大利润，坊间所有教科书也都在谈方法、策略，但背后真正决定最终胜负的居然是“喜欢”。
其实人和人之间能互相“喜欢”，背后已经述说了无尽的奥秘和缘分，所以我们才说四处受欢迎的人“人缘好”。人缘好是一种正面能量，如果企业里充斥着人缘好的员工，企业的能量也一定是正向的。
再说得功利点，一个企业若能真正让员工发自内心地喜欢，就不怕竞争者高薪挖墙脚；如果所产出的商品或服务能真让客户喜欢，就不必担心价格竞争。企业首席执行官的位子要坐得稳，得到董事会和员工共同的喜欢，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企业主若能把企业经营到“众生欢喜”，那又是何等境界？
人总是爱追求复杂的事，专家总爱说人听不懂、行不通的道理，但能使企业生生不息的大道其实是最简单的。企业经营之道，“欢喜”而已！经营者最重要的修炼，就是让自己成为“令人欢喜”之人！
，企业的安身立命之道为何？我的答案只有两个字：简单！
我对这两个字的体会来自多年前的经验。当时公司里有一位重要主管，经常私下找我汇报工作，内容不外乎他所管辖部门里出现了多少“疑难杂症”，他如何使尽浑身解数一一处理，最后终于化解了可能爆发的危机云云。每次听他说完，我都觉得自己的公司快垮了，还好有他这样的主管在撑着。
后来，我慢慢地觉悟，有些人就是会把事情越弄越复杂，复杂到非他不可。这是一种习性，一种很难戒掉的习性。一个公司里，如果这样的人很多，公司经营难度也会越来越高，高到必须有“特异功能”才能走下去。
我还看到，会把事情越做越难的人，通常有几种状况：一是没能力，又怕被识破，所以不断释放烟幕弹；二是虽有能力，但缺乏安全感，因此经常制造障碍，防堵竞争者；三是自我膨胀，喜欢“特技表演”，以赢得掌声；四是用脑过度，不相信别人，经常为防弊而把事弄复杂。一言以蔽之，是人“不简单”，所以把环境弄复杂。
感谢那位同事，让我有机会看到“复杂”对组织的危害，让我有机会看到自己原来也“不简单”，让我开始致力于打造简单的组织环境，最后受益无穷。
因为有了这番经历，所以我能很清楚地看到，许多企业经营得很辛苦，转型转不过来，遇到危机焦头烂额，都是因为组织内部环境太复杂、太不简单的缘故。企业若能简单，就会身轻如燕、动力十足、适应力强、可长可久。简单，实为企业至宝，却难求难得。
难在哪里？难在人不简单。一群人在一起，很容易把彼此弄得更不简单。尤其重要却很难避免的是经营者自己“不简单”。
简单是一种修炼，越是面对复杂情境的人，这种修炼就越有必要。但若修炼得宜，过程其实充满了喜悦，因为人的本性和本心始终都是简单的。修简单，是找回真我，重返赤子之心，岂有不乐之理？
在组织里挑选人才，要看那个人总是把事情越做越简单，还是越做越难。想知道自己的事业能否基业长青，也只要问自己，能否把经营者的角色越做越简单。
人的内外是相通的。简单的人，会把环境弄简单；复杂的人，会把环境弄复杂。如此而已，够简单吧！
一个公司能够成功，一定有正向的心念在引导，但成功的本身却可能诱发另一组负向的心念，一不留神，就可能泛滥成灾。
一般而言，失败的组织最容易滋生“逃避”的负面心念；成功的组织，则容易滋生“恐惧”的负面心念。因失败而逃避，容易体察；因成功而恐惧，却细微难辨。所以“转败为胜”易，“持盈保泰”难，后者所要求的境界比前者更高。
为什么成功会带来恐惧？恐惧什么？显而易见，是恐惧“失去”，恐惧无法“更上一层楼”，尤其是那些虽然成功却不明白为什么成功的组织，更容易患上“恐惧症候群”。
《秘密》这本书里，很精准地说明有些人为什么发财，然后又千金散尽。因为当他们贫困时，一心想致富，当致富终于成为其中心思想时，就“吸引”了财富来到眼前；致富之后，他们开始担心失去财富，最后恐惧“失去”变成了中心思想，于是导致千金散尽的结果。
成功所造成的恐惧，很难被觉察，因为成功就像一面魔镜，所有的影像都在其中被自动美化，让人眼花缭乱，看不清真正的自己。大家不是说“成功自己会说话”吗？不但会说话，而且说话很大声，掩盖了其他所有声音。
除此之外，因成功而生的恐惧很善于伪装变形。表面上，它看起来像自信（其实是心虚），像深重（其实是保守），像笃定（其实是迷惘），而恐惧隐藏于其后。
如果你在公司里反思某个问题时，经常听到有人说：“如果有问题，我们怎么可能做到这样的成绩？”在研究某种新做法时，经常听到有人说：“如果真要这么做，我们原来的业绩怎么办？”在设定未来目标时，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们已经超越对手那么多，成长的空间在哪里？”那么必须注意，你的公司可能患上了“高处不胜寒症候群”。
我不是说这些说法没道理，而是说这些说法背后反映的“心念”是恐惧。未来的成长在心中，心有恐惧，不会成长；心有恐惧，终将沦丧。
治疗“成功病”，理论很多，我觉得最直接的还是“心病终需心药医”。既然病因成功而起，那么就假设我们没成功，假设我们仍然一无所有，在“心念”上归零。
一无所有，其实是一种很棒的感觉。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因此什么都不怕。从零的起点上向前行，每一时的成果都如此的甜美。是不是很久都没有这样的滋味了？大家不妨一起尝尝。
为什么成功和失败一样，都布满陷阱？因为人生本是一所大学校，成功和失败都是一门课。重点不在于成败本身，而在于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因为“成功”这一课比“失败”难度高，过关后得到的学分也更多。既然大家都入学了，不上课也挺无聊的，不是吗？
管理者计算价值，而领导者创造价值
如果你在管理他人，这意味着你或许只是在计算员工创造的价值，但没有增加价值。
领导者更专注于创造价值。他们会说：“我希望在我处理A事务的时候，你能去处理一下B事务。”
领导者创造的价值超过了团队创造的价值，并且追随他的员工也都是价值创造者。以身作则和以人为本是行动式领导力的标志。
管理”指的是控制一个群体以达成一个目标，而“领导”指的是一个人影响、激励和帮助他人为组织做出贡献的能力。
区分领导者和管理者的是影响力和激励能力，而不是权力和控制。
油电混合汽车推出之初，价格比同款车贵，性能比同款车差，却能独占未来高档车鳌头，难道仅仅是为了省油兼省钱？当然不是，人尽皆知，背后主要的理由是：形象。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变了，未来的汽车无论如何酷、如何炫，只要是高耗能，车主的形象就好不到哪去。越有钱的人，越在乎形象，买名车除了享受，最主要的还是要提升形象，这就是油电混合汽车高档先行的原因。
“形象消费”这一说法当然只是表面，更深层的转变是“价值观消费”或“价值观不消费”。《友爱的公司》一书指出，网络化和熟龄化两大趋势，将导致人类文明价值发生巨变，其影响将无所不在。我的看法是，除了网络化和熟龄化，“人需总量”（人口数加需求量）和“自然供给”间的严重失衡，也是价值观巨变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二十一世纪的人在反思“可持续幸福之道”的过程中，价值观的巨变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而且其影响面是超越一切的。因此，从企业的角度看，未来的大危机和大商机都潜藏在价值观的变迁中。
在经营实务方面，这种趋势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企业不能再追求极致利润，而必须追求极致价值，否则不仅找不到商机，还必然危机四伏。套用管理学上常提的：做对的事，把事做对，孰重？所谓追求极致价值就是把“做对的事”供在企业神殿的至高处，每时每刻都要膜拜，一丝一毫都不打折扣，分分秒秒都要重新确认，稍有触犯就立即忏悔并改正。
要培养这样的企业文化，先要假设公司内所有进行中的大事“都不一定对”、“不一定全对”或“不一定一直对”，然后把未来至少数十年“一定对”的事找出来，一旦确认，就要不惜代价立即动手去做，即使一时没法子“把事做对”也没关系。因为未来的客户有可能原谅你“没把事做对”，但绝不可能接受你“做不对的事”。
因此，关注并预测所属领域未来价值观的走向，将是企业不可回避的要务，最好是全体员工都用心于此，要不然，我建议设专人直接向首席执行官报告。
正如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价值观巨变也是一把双刃剑。任何企业只要成功打造出追求“极致价值”的文化，未来就是属于你的
《商业周刊》创办前七年，公司运营陷入低潮，只能用“一无是处”形容，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当时我里里外外团团转，却发现所作所为尽是虚工，完全看不到成果。身处此境，难免“心无所住”，一方面开始逃避现实，另一方面又时常“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算是准躁郁症患者一名。
有一天，在一场检讨会中，我有感而发，对同事们说：“我们创办事业，把股东的钱赔了，把同事的青春误了，印了一堆没人看的杂志，白砍了不知多少棵树，实在对不起地球。你们帮我想想，如果确定我们自己是‘负面事物’，不惜身败名裂，也要把公司结束。”
这番悲壮之语，没吓着别人，倒把自己吓到了。我真的可以把公司关了吗？如果真能就这么关了，岂非天下太平？想着想着，就“心无挂碍，无有恐惧”起来。
了解到一切错误的源头是自己，了解到一切错误应该由自己终结，我反而如释重负。心想，反正整日在公司穷忙也无济于事，不如安静地把问题理清楚，于是就抛开一切到庙里修行去了。
寺庙的圣严法师慈悲可亲，让人如沐春风；唯觉老和尚法相庄严，时常当头棒喝。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和尚说：“你们芸芸众生，放眼望去，只有两种境界，不是妄想就是昏沉，不是昏沉就是妄想。”修行七天，才明白老和尚说的是实在话。
重回公司上班后，我不再焦虑，不再生气，不再想公司何时转亏为盈，不再问同事为什么没有完成目标。我只要每天在公司里做一两件“好事”就满心欢喜，我改口问同事们最喜欢做什么、做什么最有成就感。
就这样，我释放了自己，也释放了与我一起工作的同事。然后，我发现大家工作时的表情变了，办公室里的笑声多了，编出的杂志有感觉了，读者也开始有反应了。从那时到现在，所有数字都翻了几十倍，完全始料未及。
《商业周刊》转败为胜之前，我们因为犯了太多的错误，累积了太多的失败，导致整个组织气氛被扭曲，同事彼此互相增强负面态度，最后人人都讨厌自己、讨厌彼此，不相信自己会做对事，也不相信公司的困境能扭转。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组织陷入了恶性循环，毫无前途可言。
造成一切改变的，是居上位者通过“放空”，转化了自己的心念，由负面到正面，然后感染、扩散到大多数的同事，于是奇迹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回忆这段历史，简直就像按部就班、一五一十地实践着《秘密》这本书里所说的原理。
花了十余年时间才弄明白。想到这一层，我才知道人的“分别心”有多顽强。一般人在探索个人成长时所领悟的道理，总不自觉地画地自限。等大家要探讨组织问题时，又大费周章地去研究另外一套。组织是由一群人构成的，适用于个人成长的每一项原理，必然也适用于组织发展。这么浅显的道理，多数人却习惯于用“分别心”来对待。人的习性之重，可见一斑。
我就开开心心去那个陌生机构演讲了。我心想，不都是人吗？一个人，一堆人，一群人，不管聚在一起干什么，总离不开“心念”这个主宰一切的中枢。我发现组织的秘密就是：境随心转，心想事成！
职场政治总是容易将你卷入其中，但你必须学会远离。
当你身处职场政治的旋涡中，对你而言唯一重要的就是，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目标，不做任何人的棋子，永远不要将清宫戏中学到的那一套放在职场场景中。
要对提拔自己的人保持笃定的忠诚
一分钟能完成的事情马上去做。
上级当下安排的每件具体的事情，一定要按时交付成果。长期的安排，则定时交付成果。
只要是好习惯，就一定要一直坚持下去，而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每天、每周、每个季度、每年，都要列出工作清单。只要列上的就要想办法完成，要么就不要列。
无法最终完成的事项要有结项意识，而无须始终挂在待办清单上
个企业家，能将主要精力放在赚钱上，也合乎他职业道德的需要。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而言，以上的这些话或许是笑柄，足可以让人窥见一个在创业路上跌跌撞撞的企业家无趣又功利的一部分。
也正是将赚钱写到公司文化中后，我们意识到了目标、结果、务实的重要性。
我们意识到做正确的事情远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经营比管理更重要，结果比过程更重要。
好的管理，可以释放“弹簧”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变成灵活做事的最大弹性。
市场在变，上级的决策必须也随之发生变化，绝不能刻舟求剑。此时，作为下级必须接受改变，善于适应变化。
但上级也要有定力，其改变应有理、有节、有利。
所谓有理，是指要和下级共同分析市场变化，达成共识。
所谓有节，指的是在改变时要有所节制，不能让下级疲于奔命。如果一会指东一会指西、朝令夕改，那么所有人都将无所适从。
所谓有利，是指所有的变化都要出于改良的目的，而非恶化一个团队的行动力。
身在职场，要有弹性，不能一成不变，其变化也不应该超越一根弹簧的最大弹性力量。对于一个真正能从职场生涯的每次变化中获益的专业人士而言，这种能力既重要，又可以不断训练加强，以逐渐达到其峰值。
什么样的人会成为优秀的管理者
首先必须重视行动。三流的人重视情绪，二流的人重视事实，一流的人果断行动。他不是看不到困难，而是要致力于在行动中解决困难。他不会不焦虑，但是相信只有行动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焦虑。下一步该怎么行动，始终是优秀和不优秀的管理者的分水岭。
其次是关键目标导向。对于企业领导人而言，不同的周期，目标是不一样的。收入？利润？现金流？如果关键的目标只有一个，到底是哪一个？要找到至为关键的目标，全力以赴地去完成，牵一发而动全身，这能动全身的一发，就是关键目标。眼中有目标，方法就会多一些，困难就会少一些，借口就会少一些。能找到关键目标的人，眼中就像有光一样。
最后必须注重增长。当我们说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必须重视学习的时候，实际上潜在的含义是他必须注重增长。学习的目的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为了增长。此时的学习就必须是可迁移、可连接结果的学习。致力于增长的管理者的四象限里，有用、无趣显然比无用、有趣有着更高的优先级。致力于增长比致力于学习，对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而言更重要。
眼疾手快者，均是高手。
一个善于设定目标的人，会根据目标将事情分为：主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紧要的事情和必要的事情。
我们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要评估一下，是否符合这“四要”。
一个善于评估时间的人，能够精确地分配做这些事情所消耗的时间。
在我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有一条最重要的经验，那就是如果能一分钟完成的事情，就要马上去做。比如打一个电话、发一个短信、建一个微信群、询问一件事情。
一分钟能完成的事情，在你的工作清单上，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既琐碎又有必要完成，完成后能极大地减少你的压力和焦虑感，从而真正地将注意力分配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我的好友周宴西，是国内顶尖娱乐经纪人之一，她就是一位“一分钟能完成的事情，必须马上去做”的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作为一名众多一线明星的经纪人，事无巨细，都需要她操心，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有过一次拖延，需要马上联系的，她总是果断地马上联系，不让事情推迟到下一分钟。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她那样繁忙的人，但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她为此叫过一次累。她将她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主要原因就是她总是即时完成必要的、一分钟可以完成的事情。这些事情过于琐碎，但又相当必要，实际上占据了我们太多内存，必须随时清理，以便留出更多、更大块的时间去处理其他棘手的问题。她的观念对我影响至深。
调查行业和竞品的问题上，我发现优秀员工和普通员工做法完全不一样。
普通员工通常加一两次班，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一下用户评价，找一些公开的资料，再下载相关App试用几次，接着把收集到的信息东拼西凑整合一番，做一个看似庞大、实则只有皮毛的PPT就交差了。
而优秀的员工则更进一步，把事情做得更为细致。比如我们公司旗下的知名教育“大V”、青年作家李柘远（抖音账号：学长Leo）。
李柘远从哈佛毕业后，我们决定推出他的抖音账号。确定了方向后，在长达半个月的时间里，李柘远推掉了绝大部分的事情，一头扎入短视频和抖音平台的深度调研中。他迅速关注了近百个成功的抖音达人账号，一遍遍地刷他们的热门视频，不停地总结爆款模型和选题，再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测试和优化。
在他开通抖音账号后，边调研边尝试边总结，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就迅速涨粉100万 ，发布了多个刷爆全网的爆款视频。
一个优秀的人在做事前，能够投入三分之一的时间和注意力不断调查研究，然后不断行动，不断试错，不断超越，最终成事。
一个优秀的人做任何事情都希望做到极致，哪怕是在研究对手上
时间需要不断被捶打与精炼，才能够真正为你所用。
1.根据目标进行时间分配，要把时间分配在主要的、重要的、紧要的、险要的和必要的事情上。一个善于利用时间的人，非常注重时间的“有效性”。
2.如之前所述，一分钟能完成的事情，必须马上去做。
3.要留出整块的时间处理最重要事务。在这段时间内，除非特别紧要的事情需要插队，原则上不被其他的事情影响或打扰。
4.要学会利用碎片时间处理必要的事情。要有能力同时处理两三件可以在同一个时间段可以完成的事情。
5.重申一下，要将紧要的事情和险要的事情置顶。
6.必须养成当日事当日毕的习惯。
7.要有能力判断一件事情大概消耗的时长，以便更精准地安排其他事情。
8.要学会尊重他人的时间。
9.要学会定期复盘时间的利用效率，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以提高下一阶段的时间管理水平与使用能效。
最后我给认为自己时间不够用、过于忙碌的人分享《稀缺》里面的一句话：“贫穷和忙碌并不是简单地因为缺少金钱和时间，而是一种心态和能力的匮乏。”
清单不但可以帮你明确目标，更可以帮你走出迷雾，清除不必要的担忧。
我平常会使用三个清单：一个是待办清单，一个是风险清单，一个是焦虑清单。
待办清单一般是按照季度、月、周、日去写。完成一件划掉一件，有一些长期运营的项目我会特别标红。
风险清单是我尤其看重的。在娱乐业，风险总是猝不及防地发生，几乎毫无征兆。我拥有了一个越来越长的风险清单，并在每周公司的骨干会议上和大家分享。
另外，我想特别提一下焦虑清单。作为创业者，我觉得自己无法规避焦虑。从最早的抗拒焦虑，到焦虑引发的种种症状，再到后来与焦虑和平共处，我做了长时间的治疗和探索。我发现当你把令自己焦虑的事情写下来之后，可以最大限度地缓解焦虑症状。你会发现，大部分令你焦虑的事情，或没有发生，或发生后都能找到对策，最终都没有产生不良的结果。只有极少的事件是发生后你无能为力改变的。
在深山中，发出的呼声越高，得到的回响越大。
如果一个人能意识到结果才是真正重要的，他就会克服所有的胆怯、面子和惰性，勇敢地向别人求助。
求助不但不是一种羞耻，甚至我觉得是一种美德。一个人应对一项具有难度的任务时，需要懂得借助外力、借助他人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去完成。
即使像马斯克这样的世界首富，在创业过程中，也需要经常向人求助。《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的冒险人生》记录了下面一段经历：
2008年，是马斯克的至暗时刻。SpaceX多次发射失败，特斯拉经历裁员风波，当马斯克浏览SpaceX和特斯拉的财政状况时，发现旗下只有一家公司有机会存活下来。为了给员工们支付每周的薪水，马斯克只能在和投资人周旋的同时求助朋友。
最终，比尔·李给特斯拉投资了200万美元，谢尔盖·布林也投资了50万美元，许多特斯拉员工都为了帮助维持公司运转出了钱。金巴尔在金融危机中损失了大部分资产，但他还是卖掉了自己所剩无几的财产来投资特斯拉。
融资最终完成于圣诞前夕，再迟几个小时特斯拉可能就要宣布破产。当时马斯克只剩下几十万美元，甚至第二天无法给员工支付薪水。最终，马斯克的求助为这轮融资贡献了1200万美元，剩下的部分都由投资公司提供。
这也才有了他的东山再起，收购推特等大手笔动作。
马斯克的性格里，有羞怯的一面，但擅长求助，使他变得强大与自信。
学会远离六种人
1.一定要远离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的人。
2.一定要远离喜欢变脸、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前倨后恭的人。
3.一定要远离热衷于举报、揭发、编造或泄露他人隐私的人。
4.一定要远离极度谄媚的人。一个人过分殷勤、过分谦卑，超过其应有的度，常常非奸即盗。
5.一定要远离怨天尤人，常常制造恐怖、压抑、焦虑气氛的人。
6.一定要远离特别容易羡慕妒忌恨的人。
以上六种人都属于在人格上不能被信任的人，而靠近这样的人，大概率会给你的某个阶段制造人生黑洞。
抱怨是慢性毒药，会让一个人慢慢四肢发软，精神无力。
1.如果你是为自己做事，为何要抱怨呢？每件你在做的事情都在给你产生利益，并且是你选择的。
2.不要觉得没有人帮你。很多人都曾经在你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千万不要忘记别人的出手相助。
3.不要抱怨不公。没有一个人是容易的。每个人都在打一场不为人知的艰难的战斗。你羡慕的人，可能比你更难。
4.一个人调整情绪的能力也是能力的一部分。抱怨毫无意义，你应该关注更需要你投入注意力的事情。
5.不要沉浸在往事当中无法自拔。已经发生的就让它永远过去。
如果科学家按学科来分类，你觉得哪个分支的大科学家最容易有对神的信仰，最容易相信永生的存在呢？
这个答案是：数学家。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数学研究到院士的级别，已经不再是跟计算机、金融各方面结合的应用数学了，而是纯粹的逻辑证明跟演算的过程，是一个跟现实世界几乎没有对应关系的数学世界。
现实中的人和物自然就不在数学里，上帝或者其他的神也一样不在数学的世界里，有没有宗教信仰，对数学家的工作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从事物理跟生物研究的大科学家中，必定会筛掉一些因为宗教信仰而无法在科学上前行的人。
所以数学家更信仰神，更相信永生。
这个答案并不仅仅是从理论上猜的，实际上在那篇研究中就有统计：
对神有信仰，相信永生的数学家，分别是14.3%信神，15.0%相信永生。
数学这种脱离现实存在的属性也有其他的例证。
比如像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大清洗，科学界也连带受了不少损失，不少科学家被判刑，被流放。斯大林在科研方面也要插手，比如说苏联研究遗传学跟研究分子生物学的人，那损失非常惨重。
其他学科也难逃厄运，因为所有存在外国科学家人名的公式、理论，都很有可能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如果某一个公式、定理都重要到不能不写出来的时候，那也要把这个公式前面的那个欧美科学家的名字给抹去。你比如像薛定谔方程，也许就要另外起一个名字了，叫做基里连科方程。因为薛定谔这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嘛。
但那个年代的斯大林唯独没有插手的一个学科就是数学，为什么呢？
因为他实在弄不懂那些数学家到底搞了什么，就连那些国外的数学家搞了什么东西，听上去也不太会有颠覆苏维埃的嫌疑。
所以，数学家的伟大跟孤独是可见一斑的。
地下传教
那咱们说回上节课的话题，我们说到，科学与宗教表面上产生了冲突，但实际上， 冲突的本质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在观念上的针锋相对，而是科学妨碍了其他人挣钱，妨碍了其他人升官，妨碍了国家安全，等等等等。
这个例子要从金尼阁带着西书7000册回到澳门说起。
他当年满怀希望地回来，但是这几年的传教士在中国是毫无地位的，各地都有教堂被拆除，西方的传教士大都被赶到澳门去了。
为了把传书布道的任务完成，从1619年起，主要有8位不怕死的传教士不断地穿梭在中国内陆跟澳门，把西书7000册秘密地运到内地，组织翻译，以地下活动的方式，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的方式暗中普及天主教。
这8个人里，金尼阁我们说过，另外几个人里，像汤若望、邓玉函、罗雅各都在其中。当然这些都是他们的中文名，实际上都是外国人。
这几位仁兄也都是护送西书7000册的时候一起乘船来到的中国，他们在内地活动的这几年还真打动了几位官员的心，比如像徐光启、李之藻、杨延筠。这些官员也师从这几位传教士，深入地学习了数学、几何、拉丁语。
利益带来重用
这种地下传教的窘境维持的时间不久，因为下禁教令的万历皇帝在第二年，也就是1620年就死了。
更好的一个机会是在1622年的6月份，英国荷兰的联军入侵澳门，汤若望、罗雅各就指挥着重炮手们把侵略军彻底地击退了。
这一下给明朝解了围，他们的学生徐光启就借这个机会上书熹宗皇帝朱由校，理由很站得住脚，因为之前沈榷教案，您爷爷把这些教士都赶出去了，但现在你看，国家遭到了外敌入侵，这几位传教士是利用西方的弹道技术、火炮技术把敌舰给击退的。那现在推荐给您，这几个人绝对靠得住，留在身边准有用。
熹宗后来准奏了，汤若望这几个人就带着丰富的图书和天文观测设备到了北京。于是，明末第一次对西方科学人士的打压就这么过去了。
你看，之所以这次可以平息，原因不是观念上协调统一了，接受了西方的科学观点，甚至接受了天主教，不是这样，而是因为非常直接的利益，因为它可以提升国家安全。
等汤若望到了北京半年多，就准确预测了一个月食，而且还提前很久预测出第二年的月食时间，结果第二年，1624年9月20号，月食又如期而至。不但如此，汤若望还把测算月食的方法印了好几份赠送给了朝廷大员们。
西方科学真正彰显实力是在4年之后，1630年，当时徐光启已经是礼部尚书了。明朝以来一直使用的历法叫大统历，300多年都没有修过，这在中国历朝皇帝中都是极为罕见的。比如像宋朝，修订立法一共有20多次，连短短的元朝都修订过两次，但是明朝一次都没有，一直用这一个。
到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那会儿，大统历的误差已经非常大了。这会儿徐光启就力推汤若望入钦天监，协助他完成历法的修订。最终写成了《崇祯历书》。
那要说历书有什么用呢？
通俗来说，就是国家来主导的一本算命的书，人们就根据星象的排列位置，准确地判断哪天会有吉，哪天会有凶，然后根据这些说法来安排生产生活。虽然算命的部分是纯属迷信的，但是要准确地预测星象，这可是实打实的能耐。
所以，这次科学人士得以受重用，依然是跟利益紧密结合的。
后来汤若望还奉旨造了不少大炮，这类工作对他来说不但属于非专业，而且他内心都很抵触，也申诉过，就说：
制造武器这种工作跟自己的身份不相符，而且对于怎么制造火炮自己只有那么一点点微末的书本知识，完全就没实践过。
可是皇上不同意，汤若望无可奈何，也只能听命。最后居然就凭着这么一点点纸上谈兵的科学知识，他愣是在两年的时间里造出20门性能优质的铜炮，还写了一本制造武器的书，叫《火攻挈要》，可见当时欧洲在武器技术上的实力已经远远领先中国了。
宗教间的矛盾
崇祯再怎么努力也没法挽回大局，明朝不久就灭亡了，李自成的统治也没维持多久，清军入关，清朝是这个政策，就是从前明朝很多官吏，你只要还能干活，只要愿意干活，就维持原来的状态。
尤其是像汤若望这种黄头发蓝眼睛的钦天监，那更是如此，因为这是需要特殊技能的职位，其他人还不一定能干，他就继续担任顺治皇帝手下的钦天监监正。
当时清朝使用的历叫《时宪历》，就是根据汤若望的西洋新书历法制订的。汤若望这一干，又是11年。老头63岁的时候，已经是非常得摄政王多尔衮跟顺治皇帝的信任了，受封通政使，晋升一品大员，而且还封赠三代。
什么意思？
就是他这一辈，他父母那一辈，他爷爷奶奶那一辈，都要授予二品官员、三品官员的待遇，还要赐一个封号。这一批赐封的诏书跟奖赏在1661年的时候，就从北京直接送到了汤若望在德国的科隆老家。也不知道汤若望的亲戚们当时看到这封来自中国的信，心情是怎么样的。
但汤若望已经在中国生活了42年了，就在册封的这一年，顺治皇帝去世了，8岁的康熙登基，但是并不掌权，是由鳌拜一手遮天的。
鳌拜这个人从来就是反对西洋学说，不满外国人参政，尤其敌视传教士，于是就在顺治去世后的第三年，指使杨光先控告汤若望，一共三大罪状，叫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杨光先本是在钦天监工作，现在又写了一篇叫《新法十谬》，说的就是汤若望历法中错误百出。理由就是说汤若望的历法把吉凶给颠倒了，导致顺治的四儿子荣亲王在错误的日期下葬，而且产生了连锁反应，最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董鄂妃、顺治帝相继病逝。
杨光先对天主教的传教士这么怀恨在心，也是因为他信奉的是回教，回教中的历法跟汤若望的那一套完全不一样。
于是在鳌拜的授意下，73岁的汤若望跟他的手下，比利时的传教士南怀仁，还有钦天监另外7名中国官员一同蹲了监狱。当年的汤若望已经是中风瘫痪在床，说话都已经模糊了，所有的交流都要南怀仁来帮忙才可以。
尽管如此，所有人，包括汤若望仍然是被判处死刑，而且还是死刑中最极端的凌迟，而且这些人超过1岁的孩子也都统统斩首。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天主教是怎么对待70岁的伽利略吧，从终身监禁改为家中执行，从家中执行减到回家治病。但同样是德高望重的汤若望，受到的待遇就完全不一样了，是死刑中最极端的那个。
这种你死我活的冲突体现的正是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科学跟回教的矛盾。
但是，就在要执行凌迟的时候，1665年，北京通州发生了罕见的6.5级大地震，皇宫里是房倒屋塌，倒塌的房屋引起了火灾，烧毁了40多间房子，而且三天之内余震不断。就在这三天里，皇后都不敢进屋，搭棚子在外面睡觉。而且紧接着，天上还出现了大彗星。
你想，当年说荣亲王下葬的时间错误，之后导致顺治帝跟董鄂妃去世，就这样现在听起来荒唐的结论，当时整个宫廷都是深信不疑的。
那现在，天现恶兆，同时又出现了闻所未闻的大地震，所以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是有人干错了事，老天在示警。
这个时候，孝庄太皇太后下旨，释放汤若望。最终逃过一死的也只有汤若望、南怀仁跟另外两个中国人，那两个中国人还被流放了。剩下的五个人是从轻判罚改为斩首，不牵连家人了。
你不要小看这些人，因为他们常年在汤若望的手下，在天文跟数学的知识水平上其实已经是那个时候中国最顶尖的人物了，他们保留了西书7000册对中国最后那么一点影响。
但现在，这些人在权力斗争中消亡殆尽。
汤若望被释放之后也已经奄奄一息，在第二年去世了，47年在中国传教，最后客死在北京。
知识间的对抗
这之后，杨光先正式执掌了钦天监，是监正。南怀仁被委派为钦天监的监副，重新修改历法之后，参考的就是杨光先信奉的回教中的历法。
可是科学的正确与否不由政治斗争说了算，杨光先的历法误差极大，所以在他的历书中只能硬往里生加几个春分，多加几个闰月来充数，拆东墙补西墙的事儿最终还是撑不住，观测跟历法总是不能吻合。
南怀仁呢？
抓住了机会，在康熙16岁智擒鳌拜之后，南怀仁操着一口非常不流利的汉语，斗胆上书康熙，挨条地陈述杨光先历法的错误。
当时这两个人是谁也不服谁，于是就约定了时间，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演示测算太阳方位的技能。结果，手握落后技术的杨光先肯定是完败啊。回回教掌握的天文知识完全没法跟当时欧洲的天文知识相提并论。
年轻聪明的康熙一下就意识到了，在天文知识方面，南怀仁掌握的那一套远超过自己原有的。
南怀仁胜出这一战之后才使出了真正的绝招，继续指控杨光先攀附鳌拜，诬告汤若望跟上一届被凌迟跟斩首的钦天监官员们。
最终，杨光先被判处斩首，但是康熙却刹住了车，以他年老为由赦免了，官职一撸到底。杨光先当年就在回乡的途中去世了。
康熙随即为所有历法冤案中的官员昭雪，归还汤若望“通玄教师”的称号，重修汤若望的坟墓，亲自撰写了祭文。这才最终平息了一场浩大的冤案。
大家可以看看东西方科学在同一时间点上都发生了什么。
比如，第一个系统掌握西方科学知识，并且立志于把天主教跟科学传播给中国的利玛窦是1583年到达中国的。
那个时候的伽利略19岁，正在比萨大学学医，那个时候的欧洲，大学已经很成熟了，每年大约有8000多像利玛窦那样的人从大学修满学业走入社会。
下一个时间点就是著名的1666年，那年也叫做奇迹年。牛顿一生最重要的几个发现都是在那一年做出来的。而在隔海相望的法国，那一年巴黎天文台建成了，卡西尼作为负责人上任。
而1666年的中国，以传播科学知识为重要工作的汤若望，终于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在北京的家中去世了。而另外的8、9位跟西方传教士关系密切的钦天监官员，不是被流放就是被砍头了。
第三个时间点，就是1713年康熙的晚年，蒙养斋算学馆成立的时候，欧洲已经有近200所大学了，每年毕业的学生有1万多人。牛顿在那一年已经老态龙钟了，欧洲有10几个国家都有了自己的皇家科学院。
从这些对比上，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科学的发展在自下而上这个方向上差距是非常大的，我们全国的传教士、算学馆、钦天监、工部，把这里头掌握西方科学基础知识的人算上，顶多也只有100到200人，而欧洲的科学人口数量是几十万人。
一般来说，两个数字 A 跟 B，如果在数量上相差了50倍，那他们就完全处在两个不同的状态了。以收入来看，年收入10万的人跟年收入500万的人，他们就是两种生活状态。而中西方科学人口的比例何止50倍，至少相差了几千倍。
古代中国就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的土壤。
所以公平地说，西方科学可以在康熙年间这么受重视，本身就已经是奇迹了。只有康熙的出现才导致了这样异常的局面。
那正常的局面，应该就是明朝那样，时不时就赶走一批，抓走一批传教士，甚至是杀掉一批。
可以说，康熙在位几十年，都从情感上高度认可西方科学知识，也在尽力地给传教士提供各种方便，开办教堂。甚至按照法国科学院的模式，成立了算学馆。
中国的皇帝又拥有绝对的权威，但实际情况是，西方科学在清朝中期以后，就没有受到过这样好的待遇了，可以算是鸦雀无声。
真正下一次西方科学再跃入公众的眼中，那都要等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德先生”跟“赛先生”了。
扎不下根的科学
既然这种奇迹强烈地依赖于个人，也就是康熙，所以他也会随着康熙本人的心理状态，身体情况而上下起伏。
那我们来看看，科学元素是怎么在康熙那么喜爱的情况下渐渐消亡的。
首先，是康熙本人的理解能力有限，不可否认，康熙是一个能力极强，智商也非常高的皇帝，但一入数学深四海，在数学领域，随便就可以找出一个耗费一批欧洲顶尖数学家一辈子的难题，而康熙当年就卡在了代数学上。
法国传教士给他演示方程的算法的时候，康熙实在是理解不了，学不明白，心里恨得慌，大笔一挥，点评了这位传教士，是这么说的：
还有言者甲乘甲，乙乘乙，总无数目，即乘出来亦不知多少，看起来想是此人算法平平尔。
我想，这种念头在我们第一次接触方程的时候都会有。就是那种感觉，怎么算来算去都是符号来回来去算，没有具体的数字啊。
但因为他是康熙，康熙说此人算法平平尔，所以这个人带来的书就都不翻译，都不出版了。于是，数学中的某几大分支在中国压根儿就没有传播的可能性了。
另外，还有几次传教士对天文观测出错的记录，也让康熙对西方科学有没有之前自己想象的那么可靠产生了怀疑。
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全赖西方科学，因为当年南怀仁给康熙建造北京观象台的时候使用的仪器还是第谷·布拉赫那个时期的工具。
毕竟传教士的主业是传教，科学方面能力是不错，但毕竟不是全世界顶级科学家的水平。南怀仁给康熙建造天文台时掌握的观测方法，比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方法落后了大概100年左右。
所以，别看我们总是在宣传北京的古观象台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顶尖水平，总是说很早之前我们就有了准确的天文观测数据。但实际上，顶尖的并不是观测方法，而是基座上那些盘龙雕花的工艺水平。用这样的设备测出来不太准，那是难免的。
另外，算学馆，康熙让三皇子负责，三皇子也是从小接受西方科学教育的，但是无奈，他最终只是挂名，真正负责的是内务府的人，内务府的人是不懂科学的，而算学馆里面真正懂科学的人却没有管理权。
渐渐地，算学馆就变了味，成了皇宫内权力斗争的一部分。算学馆成立8年之后，康熙就不在人世了，所以除了成立之初的几年，几乎没有人为算学馆的科学性负责。而康熙去世之后，新登基的雍正恰恰还是一个反对西方文化的人，他不但反对传教士的宗教跟科学，更敌视三皇子。大家都知道雍正夺取皇位的狠劲。所以从雍正开始，蒙养斋算学馆的翻译活动，研究活动就此终止了。
从1583年利玛窦来到澳门，开始给中国传播科学知识，到1723年雍正继位，西方科学文化作为中国大陆上一个新的支流文化，经历了多个高潮跟低谷，即便是在位那么长时间，权力那么稳固，兴趣那么持久的康熙支持西方科学，也依然没有让它在中国扎下根。
康熙去世之后，自上而下对西方科学的大力支持也消失了，这样来自上方跟来自民众的支持全都没有了，所以西方科学就更不可能有机会融入中国了。
两本珍贵的《天体运行论》竟然几百年来，中国人就没读过；
也不用遗憾，竟然没有人把西书7000册组织成一个图书馆，持续不断地把知识传播给中国人；
更不用遗憾，康熙40多年鼎力支持西方科学，竟然也没有让中国产生科学的土壤。
我们的文化里没有出现科学是一种必然，哪怕是不计成本地从外部引进，我们自己的文化也会像免疫系统杀灭外敌入侵那样，把新灌输来的科学文化吞噬掉。
从事科学研究，进行科学理性的思考，既需要自下而上的支持，比如说像大学这样的，相对独立地从普通民众里选出优秀人才的土壤；也需要自上而下的支持，由当地拥有最高权力的机构认同科学思考方式，这两个方向缺一不可。
缺了自下而上的支持会导致缺人，而缺了自上而下的支持会导致缺钱，缺权力。
既有人又有钱的时候，科学文化这根利益链条绑定的就是一群以此为生的人了。
这一群人的规模需要多大才能自我生长呢？
从欧洲大学的发展过程看，1万人应该是最低的要求。
在中国曾经出现过短暂和长期的自上而下的支持，但在中国始终缺少自下而上的支持，因为科学最初就是一种半科学半天主教的文化，它在任何一个拥有其他宗教信仰的国度，都会遭到民众的强烈排斥。
假如康熙皇帝喜欢科学，大力支持，西方兴起的科学可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吗？
答案是：
顶多增加了一些生根发芽的可能性，但起不了决定作用。
科学可以延续下去，需要两个方向的支持：
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支持，这个方向提供了最初的权力合法性跟资金；
另一个，是自下而上的支持，这个方向提供了足够的人。
当两个方向的支持共同维持一段时间之后，科学就可以自己造血养活自己。后来，还不止造血，等到科学制造出来的东西都是真金白银的时候，那就稳固了。
喜欢科学的康熙
那这节课，我们先说说科学在中国第一次产生的自上而下的支持。
这个指的就是南怀仁为了给蒙冤的传教士昭雪，和杨光先当场较量，测算日晷的方位胜利之后，一下就把康熙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勾起来了。
看过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的人可能有印象，那里面就有南怀仁，在第34回是这么写的：
只听得书房外脚步声响，一名小太监道：“启禀皇上，南怀仁、汤若望侍候皇上”，康熙点点头，小太监传呼出去，进来两个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跪下向康熙磕头。韦小宝大是奇怪，心想：“怎么有外国鬼子来宫里，真是奇哉怪也”。
这里描述的场景就是南怀仁给康熙上课，当然，作为小说有虚构的部分，因为汤若望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去世了，不可能给康熙辅导天文历法。
但南怀仁给康熙上课，这件事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就是在康熙刚刚扫清鳌拜余孽之后，就开始把养心殿专门设立成自己学习自然科学的学堂了，每天由南怀仁讲天文、数学、几何，每天学习时间很少低于两个小时。
据当时的记载，康熙这么勤奋规律地学习，一共维持了大约两年多的时间。康熙明显不是为了应付一个君王应有的生活作风才去学这些东西，而是兴趣所致。
南怀仁在自己的著作《欧洲天文学》里曾经详细描写过他在中国传教，做官的经历。说17岁的康熙正处于钻研学业的年龄，当时他每天除了完成传统的中国学问，其他业余时间差不多都分给了数学。
南怀仁的笔记里这么写：
皇帝白天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们讲课的场所里度过的，每天早晚我们入宫出宫，都有上驷院备马负责接送，有两位精通满汉语言的官员协助我们准备讲稿，另外还有书吏把文稿誊写清楚。
每天对皇帝讲授课程的时候，皇帝听讲非常认真，反复练习，亲手画图，不懂就问，讲完课他还会把文稿留在身边反复地阅读。皇帝还经常练习运算和仪器的使用，经常复习欧几里得主要定律，并努力把推理过程记住。
为了便于理解，当时是用满语给康熙讲解的《欧几里得几何原理》。尽管很多问题极其复杂，而且我们在讲解的时候也不大注意君臣礼节，但皇帝从不感到厌烦。
最初皇帝对一些证明很费解，确切地说，主要因为语言障碍使我们不能灵活地运用恰当的词汇表达清晰，但不管怎样，皇帝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试探解法，他时而向这个传教士，时而又向那个传教士再三询问。
他那种高度的自觉，专心致志听我们讲课的情形，让人对他钦佩之至。
从这段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出，康熙对西方科学并不是蜻蜓点水式的了解，而是怀着兴趣，系统化地学习。
掌握了数学工具之后，他也开始推算天象，时不时就从史书的天文学部分里找出一些错误。
比如28岁下江南，到了南京登上了观象台，跟负责天象的官员们聊天，就说道：“一直听说有这么一句俗话，老人星见（xiàn），天下太平，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呀？”
在座的官员是连连点头称是，而且还给康熙指，说：“您看，老人星现在正在天上呢，这正说明您是明君呢，天下太平。”
康熙听完了之后，把脸一板，说：“都是胡说。”
在场的官员听到真是吓坏了。
康熙接着说：“老人星在南天，到了江南自然会看到，要是到了福建、广州，那别提老人星了，南极星也一样可以看到。你们江宁哪一天看不到老人星啊，不是天天都在天上吗？它出现才天下太平，这根本解释不通啊。”
在场的官员不但诚惶诚恐，还从心里佩服康熙。
你想，这本来不应该是他能掌握的知识范围，但竟然他比专业还专业。而这些知识其实都是康熙在养心殿跟西方传教士学来的。
康熙越学兴趣越大，后来还知道了数学跟音乐有密切的关系，又托南怀仁把葡萄牙神父徐日升请来，专门教他西洋乐器。几个月之后，康熙就可以演奏4首曲目了。
皇帝的“业余”爱好
康熙当年不得不中断规律的每天 N 个小时的学习，这倒不是因为他对科学失去了兴趣，而是因为吴三桂在云南造反了，提出反清复明。这件事牵扯了他大量的精力，8年之后才平定三藩。
但就是在这8年时间里，也时不时地要求天主教传教士把一些书翻译成中文给他看。
康熙平定吴三桂，最得力的武器其实就是南怀仁帮他修的大炮，这些大炮之所以说他是修，而不是造，是因为这些大炮是29年前汤若望给崇祯皇帝造的，那现在又派上用场了。
南怀仁除了当老师，另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制造武器。
康熙在位期间，一共制造了905门炮，其中南怀仁帮他制造的就有566门。南怀仁表面上看遇到了和当年汤若望相同的境遇，就是作为一个以传播天主教为理念的人，却不得不大量地制造杀人武器。
但是跟汤若望比起来，明朝的几位皇帝，朱由校、朱由检，压根儿对西方科学就没有正确的认识，压根儿就不感兴趣，只是觉得这些洋人能为他所用，用处还不小。
而康熙是真心喜欢西方科学知识。
等到战事结束，康熙又把精力投入到西方科学中，可以说这项爱好贯穿了他的一生，这对他既是兴趣，还很有用，就算不打仗也很有用，因为他经常在文武百官面前炫耀自己的知识。
比如说测算太阳影子几个小时之后会落在什么位置，他就会叫上很多官员，溜溜地等上一上午，最后太阳的影子果真就像康熙之前预测的那样，大臣们就开始吹捧他了。
甚至康熙有的时候召集大臣们，并不是为了讨论国家大事，而是跟他们讲讲科学上的问题。讲的时候，还会特地邀请几个当时精于计算的中国数学家，让他们听听自己掌握的知识。
但总的来说，这几十年来， 大臣们一直把这个当作是皇上的一种业余爱好，就像从前有的皇帝喜欢木匠活，有的皇帝沉迷书法那样，大臣们从来不觉得西方科学知识比四书五经更有价值，更值得学习。
前所未有的融合
康熙晚年的时候，在现在北大西门附近建立了“蒙养斋算学馆”，其实这个算学馆，当年康熙是想照着法国科学院那样建的。
当年法国的传教士傅圣泽跟康熙就聊到了法国科学院，康熙一听很是羡慕，也想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格物穷理院”，也就是科学院，也想建设中国的“天文学宫”，也就是天文台。
最终在1713年，康熙60岁的时候，蒙养斋算学馆建立，负责人是三皇子成亲王，这个儿子从小就接受了法国传教士的教育，懂科学。
当时清廷从全国选出了300多人，又从中进一步筛选出72个人，再加上几十个外国传教士，在这里观测星空、画地图、翻译书籍、编写音乐，可以说算学馆的建立最初是按照法国科学院的模式大力发展的。
到了这一年，中国古代文化跟西方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这之前跟这之后，都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么紧密的关系了。这种紧密关系依然只是自上而下的支持，中国的皇帝皇权非常大，如果这个皇帝还是有道明君，他对西方科学有几十年的浓厚的兴趣，但这依然不够。
皇帝的喜好可以促成很多东西，比如说可以引进更多的外部资源，请人或者是投资，但最多也只是影响到皇宫里的一小部分人。
而科学要想稳定地存在，还需要有自下而上的支持。而中国在尚未等到来自民间的支持的时候，来自皇帝的支持就已经消失了。
家里带宽已经500兆了，还是上网非常慢呢？不论是开网页还是下载都跟从前20兆没什么区别。
简单回答：
这个问题大都发生在硬件上，可能需要重新买装备才能解决。
这个问题要解决，可以用一条主线捋下来，这条主线就是从网络服务的源头捋。
首先就是选择运营商，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想要质量最好的服务就选一级运营商，其实就两家，北方用户选联通，南方用户选电信。而且注意，运营商准确的名字就是中国联通跟中国电信，而不是其他的二级运营商。
比如像电信通、长城宽带、宽带通、歌华宽带、电力宽带等等，这些就是二级运营商。他们经常把自己代理的一级运营商的名字写的很大，有时候经验不丰富，搬家或者装新房的时候，选择宽带就容易看错。
电信跟联通的快，体现在响应速度上，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网速的快慢给人的感受有两个指标是最重要的：
一个叫做最高传输速度，它决定了下载的最高速度有多快；
另一个就叫做响应的速度，它决定了上网卡不卡。
一级运营商跟二级运营商提供的服务质量差别最大的就是在这第二个指标，响应速度上。
这个差别还不是你100分我70分那样的差距，而是非常大的。平均来看，如果选择常用的几万个地址访问，一级运营商可以把响应时间控制在5毫秒之内，二级运营商参差不齐，仍然是这几万个常用地址，响应时间分布在10到100毫秒之间。
响应时间影响最大的就是玩游戏，比如像射击游戏，明明是你先开的火，但因为响应时间慢，你开火的指令落后了50毫秒，远方的服务器才收到，于是你被后开火的对手击中了。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操作，比如说打开网页的速度，刷微博的速度，看朋友圈打开的那一刹那的速度，也受了响应时间的影响。
有时候运气不好，使用二级运营商，要等上2到3秒钟都没有反应，这都是有可能的。
国家对带宽是多少，需要达到什么指标有硬性的要求，所以二级运营商就算响应速度慢，下载也不会有虚标的问题。如果你追求极致的体验，首先应该选择联通或者是电信。
光纤入户了。
对于200兆或者是比200兆更高的光纤，配备的猫也都是高一等的。但是猫有2到4个输出口，基本上这几个口里头只有一个口是千兆口。
什么是千兆口呢？
也就是可以满载稳定输出1000兆这样速度的口，剩下的口全都是百兆口，也就是100兆。
如果你用了其他比较慢的口输出接到无线路由器，那么从光猫这个环节上看，家里的网络服务就被限制在100兆了。
无论你实际中买的是200兆还是500兆，所以一定要注意在那4个口里认准那个千兆口，用它来输出接到无线路由上。这一点如果不注意的话，其实是吃了一个很大的硬亏。
Wi-Fi 信号
那继续顺着网络服务信号往下走，就要到 Wi-Fi 信号了。
大部分的猫是直接接无线路由器的，再由无线路由器给家里的手机、智能电视、笔记本、iPad 提供信号。
所以如果猫太老旧的话，也可能让服务缩水。
比如说很多200兆的网，实际运营商会多留出一些余量，真的你要去跑满载测试，可能测完都要接近300兆了。这个时候，传统的 2.4G Wi-Fi 的设备，比如说2015年之前的大部分 Wi-Fi 设备最高只能跑到200兆。
这个时候你就得看看自己家里的无线路由器是不是支持 802.11ac，因为只有这协议里才添加了对 5G 赫兹的 Wi-Fi 支持，在新的 ac 规则里，带宽是可以跑到1700兆的。这就比现在可以买到的民用最高的网络服务1000兆还要宽不少。
你要保证了这一点，才能在理论上保证无线路由器没有让网络服务缩水。
无线信号在室内的空间传播了。
这个环节，不可控的因素非常多，墙有多少层是影响最大的，承重墙里的金属跟比较厚的水泥对信号的衰减影响很大，可以衰减90%或者以上的能量。
不过，这些无线信号传输并不是依赖于能量的强弱，而是依赖于信号的清晰度。只要它足够清晰，尽管能量再弱，在手机端还是会把它放大还原的。
所以买一个好的无线路由器就很重要了。基本上像网件、华硕这样的品牌，价格在1000块钱以上的无线路由器，信号都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在卫生间跟卧室，隔着两堵承重墙，如果用这样的路由器，起码 2.4G 的 Wi-Fi 几乎是不受任何影响的。
但如果用的是那种几十块钱的无线路由器，那在卫生间不要说上网了，几乎信号都收不到。而且因为信号从无线路由器开始变成电磁波了，这会多少影响响应时间。
最顶级的无线路由器，比如说2000多块钱一个的路由器，可以达到跟用有线网络同样的响应速度。但如果是那种几十块钱的路由器，响应时间在猫上可能才3毫秒。但是经过这个破的无线路由之后，延迟可能就能达到30毫秒。
接收终端
顺着网络服务信号继续往下走，那就到了笔记本，手机，智能电视这些终端了。
它们接收的模块也是一个无线网卡，如果这个无线网卡支持 802.11ac 这个协议的话，那按说就可以充分使用500兆以上的带宽了。
但因为信号是无线的，总会受到干扰，假如入户的带宽是500兆的话，因为服务商会留出一些余量，那我们用网线去测，甚至可能达到600兆的带宽，响应速度只有2毫秒。
但你不用网线，一定要用无线的话，我们仍然用那种最贵的2000多块钱的无线路由器，用500多块钱的无线网卡去接收。
那假如家里的面积大约是80平米，这样能达到什么性能呢？
基本能保证在家里的各处测试的带宽都能超过300兆，响应速度能在2到6毫秒之间，有些地方特别合适，速度可能能跑到500。
但如果你用的只是100多块钱出头的东西，也不支持 802.11ac 设备的话，那虽然你买的是500兆的带宽，实际测完了，二三十兆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响应时间甚至可能超过50毫秒。
电力猫
真的追求顶级的使用体验，其实插网线才是唯一的选择，但是因为很少有人能为了这个体验的提升，可着天花板，可着门框去布线。
所以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就是用电力猫。
它是接在路由器后面的设备，可以把网络信号加载到家里墙中那个220伏电压的信号当中，每家的墙里头都布满了电线，所以电力猫至少要买两个才能用，一个是把信号加载到墙里的电线上，另一个是插在其它屋里的插销座上，把信号取出来。
这个效率跟响应速度，理论上说是跟使用网线一样快的。
但是也还是存在设备带宽的问题，因为大部分能买到的电力猫，你要觉得价格合适，你看它的带宽都是100兆以下的。
如果你家是500兆的带宽，如果觉得 Wi-Fi 太慢的话，买电力猫时也必须注意，带宽要在500兆以上，最好是1000兆以上的电力猫。这个价格就比较贵了，一对可能至少也要6、7百块钱。
电力猫的劣势在于效果比较难把控，比如在不摸底的情况下，最好的效果一定是把电力猫直接插在墙上的单独的插座上，那个插座就不要再插任何其它东西了，接线板也不要插。
我就在购物的评论里头看到有人这么说，说随便就插在一个插线板上了，结果那个插线板上还有其他的用电器，这个600兆的电力猫最终测完带宽只有120兆，这就是干扰造成的。如果把它换到墙上单独的插座，速度马上又升到600兆。
「混沌」和「熵」都含有“混乱”的意思，所以容易被联系起来
「熵」，是一个统计物理学概念，描写的是一个特定时刻，一堆物体摆放方式的无序程度——严格地说，是这堆物体在这个条件下摆放的自由度。
比如桌子上有一堆积木。上午9点的时候，所有积木被一个个摞了起来，形成一个塔的状态。你走进房间一看，说嗯，很有秩序！这堆积木的熵比较低。到上午10点，有人碰了一下，塔塌了，积木散落在桌面上。你一看，说，啊，现在比刚才更无序了，积木的熵增加了。
也就是说，这里的“混乱”，是一种特定时刻下的状态，描写的是一堆东西。
「混沌」这个词的中文可能出自中国古人的创世理念，认为最初天地是一片混乱的存在、没有任何秩序，叫做「混沌初开」——这个中文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以为混沌描写的是一个混乱的状态，就好像熵很高的样子。其实这只是一个翻译问题！英文 Chaos 跟「混沌初开」一点关系都没有。
混沌的意思是演化结果对初始值有非常敏感的依赖，是另一种乱。比如我原计划今天早上八点到公司上班，老老实实在公司待一天，下午五点下班回家。可是早上一出门就遇到了枪击事件，警察把路过的我当犯罪嫌疑人抓起来了，我百般辩解都没用，最后一激动打伤了两个警察……当天下午，我被押送到了海南岛——我心想：“这一天真乱啊！”混沌是这种乱。
混沌的直观意思是事情发生的结果和它原本可能发生的各种可能性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可能性组合，其中不同可能性的差别极大，是真实世界和想象中的平行宇宙之间走偏了，这个意义上的混乱。
如果一个人说他最近过的日子非常 Chaotic，意思是他每一天的行程都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今天在这里不知道明天在干啥——而不是说他的房间里堆满了混乱的积木。
熵增的根本原因是热平衡，不是因为混沌。就算完全没有混沌，也会有熵增。熵跟混沌，是两回事。
关于艺术的说法是“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是由各种颜料、黏合剂、清漆木板组成的。如果把这些东西拆卸分开，单就物质性的部分来衡量，确实值不了多少钱。但是这些不值钱的东西经过大师之手组合起来，就成了伟大的艺术品，珍贵无比、价值连城。
既然廉价的物品经过大师之手可以“点石成金”，那么伪造者也可以通过冒充大师赚取大量的金钱，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从古至今艺术赝品为什么屡禁不绝了。可以说，艺术交易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艺术伪造的历史就从什么时候开始。
古希腊时代，就有关于伪造的记载。我们熟悉的数学家阿基米德，就揭穿过一桩欺骗叙拉古国王的造假案。骗子把一顶据说是黄金制成的王冠卖给国王，而阿基米德用排水量计算密度的方式发现，这个王冠的体积与同等重量黄金的体积不一致。皇冠是用黄金和一种较轻的金属混合制作的。
在古罗马时代，艺术作品的真假已经成了严重的问题。当时的罗马人仰慕古希腊文化，认为希腊陶瓶、希腊雕塑比罗马自产的更加珍贵。于是在市场上，就出现了许多希腊文物的仿制品。今天在各大博物馆展出的很多罗马时期的雕塑，都是罗马人对希腊原作的仿制品。比如收藏在罗马的梵蒂冈博物馆里的《拉奥孔与他的儿子们》，就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雕塑家模仿希腊原件制作的，已经成了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古代雕塑之一
欧洲科学是怎么诞生的。
我们先说结论：
科学的产生是数不清的因素和这些因素之间的影响叠加在一起涌现出来的。
这个过程有点像混沌系统中呈现出某一状态的情况，虽然肯定没办法说清什么是这个状态呈现出来的原因，但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地说，绝对不是某几个因素才导致这个状态出现的。
那我们来具体说说科学的源头，它来自于古希腊多种哲学流派中，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那一种。那一支思考问题的习惯是科学的根基。
直到现在，这个根基也还是可以清晰看到的，那就是：
以数学为基础的严谨论证。
你可能觉得，对数的运用不是自古有之吗？
古印度、古中国一样也有啊。
从道理上讲，是这样的，比如说种多大面积的地，收上来多少粮食，买卖的时候多少布匹换多少只羊，这些活动必然要求早期的人类对数量有认识才行。
但是， 毕达哥拉斯跟柏拉图所追求的数学，不是以实用计算为终极目标的数学，他们的终极目标是用数和几何图形解释自然规律。
如果落实在研究上的成果，就是发现了无理数。
无理数这个名字起的就很好，如果以当时的文明程度看，数学的实际用处就是用来帮助生产生活的，和实际生活相关的所有需求都可以用有理数表示出来。
所以，类似怎么求出和一个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的边长，或者一个正方形体积增加一倍之后，边长需要增加多少，或者是怎么把一个角度平均三等分这样的问题，只有在古希腊研究的数学中才会陆续地解决。
其他文明中，作为实用的数学，就算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比如说边长为1的正方形对角线是多少，只要求出个大概，1.414米就没问题了。但是在柏拉图学园里要找出准确的表示方法，并且要证明这种方法是对的才行。
地理决定论
很巧的是在那300年的时间里，地球上处于北纬25度到35度范围里，人类文明都同时出现了突破，古希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
中国和印度一样有人开始深入思考，但这些思想都跟严格的数学证明无关，它们都属于思辨式的哲学，都是结合着伦理道德的思考，缺少证实的成分。
同是古人，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差异呢？
有一种说法更偏向于地理决定论解释的其中一部分原因。
那就是，古希腊并不是一片完整连贯的国土，而是星罗棋布地分散在爱琴海周边的滨海城市和岛屿。生活在那里的人，本身就有很多的模式可选，做农民、做商人、做渔夫、做士兵，切换起来很方便，这也是古希腊城邦制的一个地理条件基础。
那个时候希腊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要征服这些零零散散的地区，成本一定高得不可思议，所以城邦制就顺着地理形态出现了。在这种生活模式和制度下，人们的思想比较灵活。
以航海和贸易为生的人也会很多，这都增加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也增加了大家对什么是规则的理解。规则建立的过程中，推理跟辩论就少不了成为日常的思考习惯。
如果对比那个时候的中国跟印度就发现，在大河流域附近生活，一马平川的土地，那上面的社会形态相对就单一很多。
科学思考是奢侈的
设身处地地想想，除了最近200年，人类历史上不直接为吃喝拉撒操心，而花大量的心思在纯逻辑推导跟数学计算的生活，其实属于极为奢侈的，这么生活很容易饿死，人都不在了，思想就谈不上传承下去了。
按说这样的思考习惯和生活方式会被严酷的自然环境淘汰掉的，那古希腊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思潮出现呢？
其实跟他们的奴隶制是分不开的。
现在我们说起古希腊，民主跟科学是最常被提起的，有的时候会让人误以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像一个天堂。
其实， 希腊城邦中占人口数量一半以上的都是奴隶，那些社会上层的学者之所以生活得很从容，可以自由地思考大自然的道理，是因为有奴隶的劳动作保证。
所以， 古希腊的科学家思考中也养成了轻视劳动，轻视生产力的习惯。他们过度依赖纯粹的理性思考，不存在什么压力迫使他们一定要把实用价值跟理性思考结合起来。
从这一点看，要维持理性的科学思考习惯，需要的条件其实挺苛刻的。
所以科学这种文化思想，在2000多年前并不是待在雅典稳定不动的，而是像游击队一样，小股力量不断地转移阵地，哪儿的条件满足了就在哪儿待上一阵子。
在罗马帝国把基督教奉为国教之前，它曾经在爱奥尼亚搬家到意大利的南部；
200多年后又转移到雅典；
之后又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的支持，集中在了亚历山大城。
罗马帝国统治之后，贵族那种注重奢华跟实用性的生活和基督教对人们精神的束缚是不利于科学思想生长的，所以从公元300年之后的1200年时间里，科学思想又转移到了巴格达和阿拉伯的一些地区。
这段时间，之前我们在课上提过，就是阿拉伯文明保留了科学的火种。
就算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科学思想又回到了欧洲，在那400多年的时间里，也经历了4次的大转移。
科学壮大的条件
至于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能让科学思想活下去，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多样性是早期科学能生存下来的必要条件。
多样性强的地方，科学就总有一些可能性找到那么一个角落，哪怕只是苟且偷生也不至于灭绝。而社会环境单调稳定的地方，科学思想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比如17世纪，西方科学到了中国，如果北京、南京都容不下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说明，中国大部分地区也很难容下这种新文化。
科学需要的这种苛刻的条件，不只体现在外部资源上，就算是在内部传播的过程中，一篇科学著作是只能依赖精确的文字记录才能传播下去的，其中层层递进的逻辑推理跟复杂的数学运算，靠口口相传是不可能的。
早期的科学思想想存活下来很难，跟它脱离实际有很大关系。见不到眼前利益，白白浪费时间精力，在生命史上都会马上被淘汰出局，所以科学之前存留，大都是依赖王室的赞助。
真正的现代科学是从哥白尼、伽利略开始算的，和早期的科学相比，它发生了一个大转折。
这个转折通俗地说，就是之后的科学家认为，可以用数学原理解释看到的一切运动现象。
除了天文以外，更包括了可以解释炮弹的飞行，可以解释热量的散发，可以解释河水的流动，可以解释金属的锻造，等等等等。
这一点，在古希腊的科学中是从没有出现过的。也正是这个转变，让科学思想可以自己给自己造血，它不再是一个只消耗不产出的文化了。 科学变身成技术之后，远征其他大陆，用大炮殖民，这些就可以直接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16世纪初发生这个转变的时候，当时世界上还同时出现了几个新的现象，也一起促进了科学的壮大。
比如说古腾堡的印刷机，在这之前50年制造出来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成本大幅下降，而且相比从前传播手段来说，这次传播中的错误率大幅下降，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你想，一本小说，如果你随机地从中挑出1%的文字，让它们变成乱码，那基本上不会影响任何人看懂这本小说到底说了什么。但是一部科学著作，随便改动其中1%的字符，这本书就几乎没法看懂了，到处都是说不通的逻辑。
另一个现象就是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让人们被束缚的思想松动了，而且这次思想的解放也一样受益于古腾堡的印刷机，因为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到，原来神父之前跟我们说的，跟《圣经》里写的不是一回事，你们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的。让人们松动的还不止印刷机，远航探险中发现的大量新奇的东西，也对传统基督教定下的社会观念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你看，科学的这次转变应用到实际，促进了远航探险，而远航探险又反过来打击了科学的敌人。
现代科学诞生的过程中，不少影响是互相叠加的，交织在一起的，甚至连那时候从东方传来的技术也有促进作用。
比如像火药的制造技术传入，导致了火炮跟弹道技术的发展。而这些技术的发展，又让欧洲列强更轻松地获得了更多的殖民资源。这些靠技术优势获得的资源又可以用在后来科学院的建设当中。投资给科学院之后，今后还会生出更多优势的技术。
还有我们之前讲到的大学跟科学院的建立，一个是给现代科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一个是给愿意从事科研的人提供了研究条件。而大学之所以诞生，又和拉丁翻译运动，皇权与天主教之争有密切
作家海明威曾说过：“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却要花上六十年来学会闭嘴。”
曾国藩亦曾说过：“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
说话、做人、做事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部分。如何说话，至关重要。
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样的人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如何表达，都特别有讲究。小时候不懂“朝四暮三”和“朝三暮四”，“屡败屡战”和“屡战屡败”的区别，长大之后才知道，不同的表达，蕴含着不同的意味，于受众而言，达到的效果也自然有所不同。
一个人说话的能力是解决问题能力中的一部分，显示出他换位思考和共情的能力，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管理上级、管理客户、管理朋友圈的能力。
说话的本质是一种技术，必须刻意练习。
第一，一定要少说话。说话要分场合，可说可不说的不要说，不应该说的更不要说，可以说的也要有分寸地说。说话就像注意力一样，必须集中，否则祸害无穷。人到中年回首往事的时候，会发现在说话这件事上，“沉默是金”确实是金科玉律。
第二，关键的话一定要说。不说则已，说则一鸣惊人。一个优秀的人善于说该说的话，精准、有效、有力量。一个靠谱的人，常常被认为是说话总能说到点子上的人。
第三，切忌口不择言。要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不说无法收场的话，不说以后圆不了的话，不说一旦开始就得不停去打补丁的话。在如今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压力的状态下，人特别容易有应激反应，稍不如意，便极其愤怒，做不该做的事情，说不该说的话，不但容易树敌、坏事，也会让人觉得此人不可靠，只会为日后增加很多障碍。
第四，在重要的场合，或和重要的人说话之前最好准备个提纲。
一定要说一二三四，不要前言不搭后语，也不要车轱辘话来回说，该合并同类项的就合并同类项。要说能让人记得住的话，一定要善于借助故事、数字和简练的措辞，表达出核心观点与结论。
第五，一些抱怨性质的话可以换成更有积极意义的话。你在传达苦衷的时候，不要进行直接的吐槽，而是语气淡定地分享现在面临什么挑战。说话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说出来的话也会与思维方式互相影响。
第六，少说自己和他人的秘密。因为每个秘密最终都会成为伤害他人或炸毁你们关系的雷。
第七，少说炫耀和卖弄的话。每次扬扬得意、卖弄虚荣，都会让人觉得你很轻薄肤浅。
第八，不要试图说服三观与你有本质不同的人。没有共同目标的人，过往的经历和价值观也不尽相同。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每个人掌握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都不同，对同一个事物也会有不同的理解。辩论的结果就是关系撕裂，一地鸡毛。
第九，说话语速可以放慢。
第十，说话一定要真诚。真诚有三层含义：首先，是想要表达的；其次，是出于善意的；最后，表达的时候不要扭扭捏捏、故弄玄虚。
卡耐基认为：如果你是对的，就要试着温和地、有技巧地让对方同意你；如果你错了，就要迅速而热诚地承认。这要比为自己争辩有效和有趣得多。
沟通成本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技术层面的，没有沟通清楚；第二个是认知层面的，各说各话，不在一个轨道上，重点不一样。
技术层面的沟通问题可以解决，认知层面的沟通问题无法解决。
很多人喜欢预设结论，有了结论以后拼命搜刮证据。很多毫无因果关系的事情被情绪化地连接起来，尤其在涉及人际关系的地方，这实际上是沟通能力低下的表现。因为沟通能力低，特别容易产生误解，形成定论，因此每次无效沟通都变成了对误解的强化。
这提醒我们：
1.在工作场景上不要预设他人的动机。很多人并没有你想象得那么不堪。
2.自己要主动走出有效沟通的一步。眼中有了目标后，借口、情绪、是非，都会统统不见。
3.人必须站在更高的格局上理解职场场景里的人际关系，即必须去除自己的部分私心。不要做一个精于算计的人，不能时时只算计自己的得失。
4.必须要有换位思考的能力。很多人对他人的误解实际上是因为缺乏同理心，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大师与他们的音乐》，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所有伟大的指挥家都不同，而平庸的指挥家多少有些相似。”这话听着就那么有道理。我们熟悉的各行各业也的确是这样，平庸者是缺乏个性的，而杰出则难以限定的。
消化批评很不容易，但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很难被打倒。
1.被批评的时候不要过多解释。因为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立场和出发点完全不同。
2.被批评的时候不要推卸责任。推卸责任、寻找借口，会造成更大的次生灾害，会导致批评的烈度加大、衰减周期变长。
3.被批评的时候要首先检讨自身原因，但也无须喋喋不休。
4.哪怕你受到的批评超过了你应该承受的限度，你也不应该过度表现出你的不满情绪。即使这很难。
5.不要当面或在众多下属在场的情况下剧烈顶撞上级。如果你对上级的批评不满，你完全有机会做出自己的辩解，比如可以通过邮件，用更委婉、更充分的表达方式进行。
“龙耳”为“聋”字，意味着杰出的人要学会“装聋作哑”。
一个优秀的人，即使面临批评，他也会说服自己关闭批评本身之外的信息。人不应该无条件地接受所有的信息，应该只关注那些能让自己和事情本身变得更好的部分。
创业比拼的不是别人看到的辉煌，而是别人看不到的磨难。
1.绝大部分人终身都不适合创业。
2.创业九百九十九死，一生，而且绝对不可能永生。
3.创业者需要具有非常全面的能力，尤其是快速的学习能力，以及高挫商。即使是任正非，也曾长期陷于焦虑和抑郁当中而无法自拔。
4.创业需要考虑所在行业的成长性、容量，以及当下所处的周期。不要在经济下行的周期匆忙创业。
5.不是因为有一个好点子，或者因为某一方面有独特能力就可以去创业。
6.你在创业书上看到但却忽略了的基本上都是真理。在创业的过程中，你很可能会忽略这些真理，直到掉入一个个坑中。女人看过再多生孩子的书，在分娩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无法忍耐的疼痛。
7.在一个更好的企业打工同样可以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如果你能力足够，同样会获得慷慨的馈赠。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则相当有限，代价很有可能只是你内心的感受而已。既然如此，又何必创业？
8.创业者，要极度渴望成功，要有任何时候都无法浇灭的一团火。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要有扭转现实的能量。如果你只是想要自由或者觉得受尽了委屈而选择去创业，大可不必。奇怪的是，大部分人竟然是因为遭遇了所谓的不公而去创业。
9.找到一个互补、配合默契，又极其聪明的合作者，是创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大多数人总是一个人匆忙上路，或者找到一个各方面并不完全满意的合伙人，最后以分道扬镳甚至分崩离析而告终。
10.在一个超级平台上创业更符合当下形势。想要在超级平台上创业成功可能取决于你进场的时机、你的辨识度打造、你的勤奋以及从天而降的运气。我见过太多平凡的人，在超级平台上成为明星；也见过太多出色的人，在孤注一掷去创业的独木桥上，无奈折戟。
知识和认知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只存在于头脑中，而后者，还需要付诸行动，并交付成果
西方科学是希腊时期早期的科学思想，就是那种脱离实际的，追求数学跟几何中的逻辑。
到了伽利略的年代，发生了一次转折，这次转折的重要标志，就是认为一切现实中的对象，都可以用数学来解释，全都经历过后，才诞生了现代科学。
在它已经完全成型之后，才在17世纪由个别的传教士带到了中国，中国人才头一次接触到这种完全陌生的文化。
所以那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古代压根儿就没有科学思想。
科学思想
那我们来看看科学思想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科学思想在那次转变之后，可以用笛卡尔在《谈谈方法》里的两句话来形容那种思维方式的精华。
第一句话就是：
凡是我没有明确认识到的东西，我绝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地避免轻率的判断与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无法怀疑的事情之外，不要多放一点东西在我的判断里。
这一条到了现在依然是科学思维最好的总结。
不同角度有不同的解读：
有些人觉得，这样的人实在太谦虚了，说什么都只说他看到的事实，而很少发表观点；
有些人觉得，这样的人好像看不出对某些事有什么态度，没有什么情感倾向性，不知道他是支持，还是反对；
也有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样的人实在太严谨了，甚至是固执，跟他说什么他都不信，没有意思。
旁观的看法，都是夹杂着自己过往的经历的主观评价。
客观地评价，笛卡尔这句话，它只不过是一种积累观点的方法，是一种速度比较慢，但是非常可靠，正确率又非常高的方法。这种方法跟为人处事，性格情感都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按照笛卡尔的这种说法，要作判断需要做到明确认识到这个东西：
这个过程假如已经有前人作了充分研究，那我们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把相关的研究找出来看懂，才能生出判断来。
这个过程假如前人从未有人做过研究，那如果自己一定要对此评论点什么的话，就只能花更大量的时间亲自上阵研究，否则其他一切不符合这句话的行为都算得上是轻率的判断。
这种方式得到的结论，因为已经经受住了最有力的质疑，所以是可以纳入到我们思维世界中的，当作定论存起来的。也许每隔很久才会有一个新的判断被存盘进来。但因为每一个都很扎实，所以需要推倒重来的并不多，时间浪费也不多。
第二句话是：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无疑。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从前已经用最大的谨慎态度存盘了，但只要是你关心的那些内容，因为有些结论会随着研究的深入有所调整，所以就算是已经存进脑子里的那些结论，也还是要随时地核实跟订正。
中国文化的根基
在一直奉行的是儒家思想为上，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最想做的就是复兴周礼。
周礼是用一套复杂的规章制度规范个人、家庭、师生、同事，上下级的各种关系，目的最终只有一个，用这套礼法实现整个社会，从任何一个阶层往下看，下面的组织或者个体都能呈现出各谋其事，各安其位这样稳定安全的特征。
它是有利于管理跟统治的，甚至是那些从西方来的人和事，要进入中国的话，最好也能事先规定好礼数，最好能给那些外来的东西一个萝卜一个坑，找好定位。
那些外国传教士之所以没能在中国站住脚，也和他们找不到在中国的礼法中的位置有关。他们一旦要普及科学知识，传播天主教，实际上就相当于在破坏整个中国文化的根基了。
西方科学跟东方传统文化，在各自成熟之前是没有交集的，中亚跟阿拉伯地区一直把它们隔开，中国第一次出现科学体系跟科学思想，那还要等一批一批规律地派人去欧洲学习，这些人而且还能在毕业之后一批一批地回来，才谈得上现代科学在中国出现了。
那个时间点是清朝末期，1872年开始，在曾国藩跟李鸿章的支持下，有120个年龄在10到16岁的学生赴美留学。1872年开始离开祖国，9年后所有的学生突然全部被召回，最终只有詹天佑跟欧阳庚，因为出国的时候年龄本身比较大，出国又比较早，只有这两个人完成了学业。
所以以上这些信息足够我们回答，中国科学是不是先领先于世界，之后才被西方科学超越的这个问题了。
李约瑟难题
可是这个假设，我们确实是经常听说的，而且它还是大有来头，这就是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这个观点就出自他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里。
最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就是：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了很多重要的贡献，但为什么科学跟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近代中国呢？
李约瑟难题也是基于中国古代科学水平是高于西方这个论点上提出来的。
比如说在这套巨作中就写道：
到了明朝末期，即1644年，中国与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之间已再无任何可察觉的分别了。
可实际上中国明清两代翻译水平最好的《几何原本》里用到的数学符号，都只是李善兰自创的，这些学问压根儿就没什么人能看得懂，只有他自己可以看懂。
可是《几何原本》这本书在欧洲的原版早在公元前300年就已经完成了。再比如四大发明的说法，就是李约瑟提出的，从1943年才传播开来。
关于古代中国比较有影响的技术，一直闻名于西方的之前是三种，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李约瑟是在这三大传统中国技术之上，加入了造纸术之后，形成的四大发明的观点。
而客观上看，中国古代的技术只是技术发明，这些发明也许是独有的，但古代的世界任何一个文明里都伴随着，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或者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或者为了提升战斗力，都会作出技术创新，这跟他们的科学思维是没有关系的。
李约瑟在长期研究中国科学史之前，已经因为其他方面的贡献获得了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的称号，而这样一个功成名就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到中国，仔细考察中国文化的每一个细节，怀着共产主义的理想作研究。
首先，在那个时候，世界上就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深入研究中国文化跟西方科学的关系。
其次，就算是有人研究，也没有人能比得上李约瑟这种皇家科学院院士的学术地位。
再次，这人还难得地怀着共产主义情怀。
可以说，李约瑟不但做到了某一个领域的第一人，而且这个第一人还是深耕了几十年的，挖出了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技术细节。这一点，连我们自己人都没有做到，他后来出版了几十卷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
这些观点曾经影响过欧美很多研究这个领域的人。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也可以说中国科学水平在文艺复兴之前是超过西方的，这个观点是没有太多反对声音的。
这个研究领域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中国科学技术史》虽然是鸿篇著作，但学术界在这一点上的质疑也已经足够强大了，大到不再有人认可这样的评论。
作为科学的根，数学在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但关键是古代中国人学习数，使用数的目的不是为了了解数的性质，始终没有出现一批人用数学作严格的证明，这种思考习惯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中国古代，也不是不探究自然规律，但关键是，古代中国人在探究自然的过程中，不使用数学做工具。
其实天文学是一个很好地把数与现实结合的切入点，但是古代中国最终也只是选择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互相变化的方式去理解星象，最终落脚点依然不是数学。
所以，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比较客观的评论，我们可以参考爱因斯坦在1953年写给斯威策的信。
爱因斯坦是这么写的：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也就是指欧几里得几何，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的因果关系，这是在文艺复兴时出现的。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这些发现在中国如果全都做出来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笛卡尔的一句经典话：
凡是我没有明确认识到的东西，我绝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与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无法怀疑的事情除外，不要多放一点东西在我的判断里。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无疑。
康熙对西方科学一直很感兴趣，很多西方的东西他都是中国第一个接触的人。有同学就想问，都有什么？
比如说莱布尼茨就送过他一个机械式的二进制计算器，到现在这个东西还保留在故宫博物院里。
那除了这么高大上的东西之外，还有巧克力，中国第一个吃过巧克力的就是他。
那这次答疑，我们就深挖挖巧克力的历史，跟康熙吃巧克力的故事。
可可与可可碱
其实直到很晚，咱们中国人才知道，巧克力的原味是什么味，因为从非洲跟南美运过来的，运到食品公司的那些原料就已经是二次加工后的原料了。
可可树只能长在潮湿闷热的赤道附近，这可可树大概有10米高，上面结的果实有橄榄球那么大，果壁非常非常厚。
而且其实最早人们吃可可果主要就是吃这个厚厚的果壁，这上面有果肉，这个才是最好吃的，酸酸甜甜的，非常有嚼头。
用刀把这个果实切成两半，中央就是像蒜瓣一样大小的种子，大概会有几十粒，外面都包着厚厚的粘粘的白色粘液，这个种子就是可可豆了。
如果直接吃的话，跟吃苦杏仁的味道其实差不多，可以说是难以下咽。
但是有这么一个规律，种子里总是包含着这种植物今后最初萌发的时候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它是很有营养的，很容易被其他动物当作食物，所以种子要尽量地保证自己在萌发成一株幼苗之前千万不要被别人吃掉，不要死掉，尽量地在保护自己。
所以，很多种子都有硬壳包裹着，假如没有外壳保护，那一般来说都是有毒的。但对人类来说，总有办法搞定这些阻碍，吃到里面的营养物质。
比如说可可豆，它就没有硬壳保护，所以它是有毒的，这毒素就是可可碱。
这种物质对绝大部分的哺乳类动物都是致命的，比如现在有很多宠物饲养的小贴士里还专门提醒人，就不能让猫跟狗吃巧克力，或者是含巧克力的饮料，也不能让它们接触，那就是因为这里头有可可碱。这种物质被哺乳类动物吃下去之后，会造成心跳过速，肌肉僵直，这都是影响神经系统的。
但可惜的是，灵长类动物是可以代谢这种物质的，所以最早在赤道附近生存的人类祖先，等把可可的果肉都吃完之后，还强忍着苦味继续吃那里面的种子。
假如我们能把可可豆里的苦味完全去掉的话，其实它的味道跟大杏仁还是有点像的，因为它含油脂超过40%，是一个很好的能量来源。所以可可作为一种可食用的植物，在最初就是这种形态。
风靡欧洲
在2011年的时候，人们发现了4000年前玛雅人最早食用可可的记录，不过可惜，那会儿的玛雅人是只吃可可果肉的，而且他们还把多余吃不掉的果肉给保存起来，用那个又酸又甜的果肉酿酒。
欧洲人第一次知道可可豆的存在是1519年，那个时候克尔特斯船长就率领着西班牙舰队开到了中美洲，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黄金，那个时候是玛雅文明最末期，阿兹特克人的时代。
双方最初遇到的时候还是以礼相待，阿兹特克的国王就以贵宾的级别接待了克尔特斯船长，当时请他喝的饮料就是巧克力。
但是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双方是激烈拼杀，西班牙的军队在装备上精良，阿兹特克人是地形熟悉，而且精力旺盛，西班牙士兵就发现，敌人上战场之前，都要喝巧克力，但是和招待他们的时候喝的不一样，他们上战场之前喝的加了玉米粉、辣椒粉跟可可豆磨成的粉。
当然最后，几百万的阿兹特克人就被枪炮跟病菌杀光了。
这之后西班牙人就对可可豆印象深刻了，他们发现这些豆子就是可可果的种子，当地人一般这么处理：
先把种子裹在树叶里发酵，变成黑褐色之后苦味会减少很多；
然后就在太阳下暴晒，等完全晒干了之后再磨成粉。
据说阿兹特克最后一个国王，每天是不喝白开水的，全都喝这种饮料。
后来的殖民者从玛雅人的文字记录里可以看到，阿兹特克从前是专门在做宗教祭拜的时候，大家是集体喝巧克力的，巧克力这个发音就是阿兹特克语中“苦水”的意思。
世界各地的人都有祭拜神灵的活动，几乎每个宗教崇拜的仪式都有服用草药的记录，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进入到另一种世界，进入到另一个精神状态，就会增加这些仪式的神秘感、使命感。在那个世界里一般都是神灵居住的世界。
所以，阿兹特克人在祭祀的时候吃巧克力是把它们当作一种致幻剂，一种兴奋剂使用的。
而且可可豆当时在阿兹特克的部族里相当于是现金，比如收税的时候就可以收晾干的可可豆，这个东西保存的时间很久，在当时的自由市场里一个豆能换一个新鲜的梨，两个豆能换一个鸡蛋，30个豆可以换一只大兔子，50个豆可以换一个女奴隶，100个豆可以换一只大火鸡或一个男奴隶。这东西当现金是非常方便的，容易携带还容易找零。
有现金就有假钞，当时的犯罪记录里也有人是用黑色的泥巴再混上可可粉，捏成可可豆的样子，而且味道闻起来还很正，用它来冒充发酵干燥之后的可可豆。当时对这些造假币的惩罚就是腰斩。
这批西班牙人最终把阿兹特克人全部消灭了，延续了几千年的玛雅文明就此灭亡。
这些殖民者本意是想淘金的，金子虽然没挖到，但是他们发现，这些可可豆是堪比黄金的。
先就给西班牙的国王带回一些可可粉，也顺便带了一些可可果。他们当时就计划，假如这东西能在我们欧洲种就更好了，结果两样都没有如意。
西班牙国王照信里的方法冲了一杯，用嘴一抿，好家伙，什么东西啊这么苦，根本就喝不惯。那些可可果的种子种下之后也没活。
可是国王不喜欢，其他皇室成员没那么快地放弃，有人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往里面加了点蜂蜜中和这个苦味，这一下就品尝到了可可的香味，尤其是当用热水冲的时候，这个香味马上就散开了，接着10几年时间就流行开来。
西班牙人就发现，这种东西只能生长在热带，所以在中美洲征集大量的奴隶种植可可，这一下造成了土地贫瘠跟严重的病虫害，中美洲的可可树大面积地枯萎。
西班牙人又凭借着自己拥有环游世界的能力，带着可可果去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都试种，结果在南美的委内瑞拉，东亚的菲律宾跟非洲的科特迪瓦，可可树扎下了根。
到了现在，这几个地方已经成了全世界可可豆的最主要的产区。
这个饮料在之后就快速地风靡整个欧洲，西班牙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就靠卖巧克力就赚了非常多的钱。
康熙喝巧克力
在1705年的时候，罗马十一世教皇还让传教士多罗给中国的康熙皇帝带过去巧克力。
康熙是属于历代皇帝中对西方文化最感兴趣的一个人，那天太监把供奉来的巧克力带来了，太监先喝完，验证它是安全的，之后就把供奉的巧克力带进宫里了，他就是按照说明冲泡的。
康熙试喝，最初闻到了一股异香，但是看这个杯子里的浓汤是黑黑的，康熙抿了一口。虽说这里面已经放了糖，但是还是非常苦。大臣们跟太监都盯着皇帝的表情，看他又是皱眉又是咧嘴的就很担心。不过这康熙又抿了几口，眉头就舒展了，就感叹道，原来这洋人每天喝的就是这玩意儿，哪有我们的龙井好喝呀，说完就哈哈大笑。
康熙觉得这东西苦成这样，西方人还天天喝，其中必有道理，应该是可以治什么病吧。
治什么病呢？
写了一封信，让太监带给传教士问问。几天之后收到了回信，信里告诉康熙说，巧克力不是药，西方人喝巧克力跟东方人喝茶是一样的，一天喝两次，我们喝这个主要是为了提神醒脑。
康熙看了这封回信之后就明白了，小太监本以为这些巧克力粉就不喝了，结果那次进贡的巧克力，康熙之后几天全给喝了。
“吃”的巧克力
在之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巧克力一直是一种饮料的状态。
在1820年的时候，美国兴起了一股宗教信仰复兴的运动，整个社会反对金融业，反对奴隶制，反对吸烟，反对饮酒，提倡的是清教徒式的生活。
原来经常逛夜店的人现在没的玩了，烟酒也没的卖了，但是卖酒的人也得想法活下去呀，那就换个其他东西卖吧，巧克力饮料就在那个时候成为全美国想找点乐子的人最喜欢喝的东西。
而且它当时的形象是一种取代酒精饮料的健康饮料，喝完了之后人还特别精神。如果要是轻度的发烧感冒，喝完了之后还会一身轻。
也正是因为巧克力饮料大行其道，才有了更多的商人琢磨着变化花样。
在1847年的时候，约瑟夫·弗莱德找到了一种方法，能把巧克力给凝成块，也就是从那天开始，人们终于可以说“吃巧克力”了，因为在那之前都是喝。
往里加糖，加牛奶，这些工艺越来越多，巧克力几乎就是甜品必备的原料了。
等到巧克力随着食品工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也就很少人知道这种植物最初的味道是什么样了。
原则就像地球围着太阳公转的轨道，人一生都应该在发现、确立和进化自己的“轨道”中。
一个人不能没有原则，更不能固化自己的原则，将原则当作教条。
人经历的事情越多，经验和教训就越宝贵，从经验和教训中抽象出的原则就越坚固。此后，还要经历更多的事情，还要进入更多人的经验和教训当中，最终形成一生中都必须践行的原则。
一 坚信的必须要坚持
二 只做重要的事情；要心甘情愿地做；要日思夜想 全力以赴 投入所有的资源认知去做；只要是重要的事情就一定要做成
人在不同的阶段都必须确立自己的目标，根据目标来确定何谓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一旦全心投入，你就可以获得正收益，要探索到重要的事情并不容易，你必须不断试错，直到你找到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不能太多。有两三件即可，甚至只有一两件。要确保你的注意力、你的时间、你的资源，你的认知压倒性地投入最重要的事情上。结果无非是赢多少、输多少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必须心甘情愿去做。即使是一个理性的人，也一定会有情绪化的时刻，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对事情的接纳和投入度。但一旦理性上确定它是重要的事情，你就必须要建立起与它的情感连接。你不一定能真正喜欢这件事情，但是你要说服自己心甘情愿地完成它，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一旦明确了这项原则，你就会极大地减少精神内耗。
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做成。我们可以经历一两次失败，经历很多错误招致的至暗时刻，但是我们在关键事项和任务上，一定要赢。有些失败是致命的，有一些胜利将关乎你的命运。要赢的心态非常重要，它决定着你的注意力与时间的分配。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必须要赢。
三 无法接受的就改变，无法改变的就接受，无法接受和改变的就先放放
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也想不通，一生都在纠结、后悔和过度焦虑中度过。但我见过的优秀的人并不如此，在他一生进行的战斗中，哪些是可以放弃的，哪些是必须赢的，哪些失败必须要接受，他都考虑得清清楚楚。一个优秀的人擅长归类，权衡利害后将不同的事情放在不同的区域，用不同的策略来对付。
四 断舍离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意思是如果你要学习，那就应该像做加法一样，进入不同的场景，接触不同的人，打不同的仗，看更多的书。但是你如果想去掌握浓缩的智慧要义，那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做减法，直到你没有可以减少的东西。
一个人的一生就像冰箱一样。你去看看你的冰箱，是否堆放着无用的、过期的、一辈子都不会食用的食品？我们不应该长久地处在一个堆砌繁杂的生活状态中。
同样，我们的头脑、我们的任务清单里，是否也有很多不应该占用内存的部分？要么是无用的，要么是过期的，要么是陈旧的，它们既然无法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工作建立强连接，为何不清理一下，以便我们有足够的内存去装更重要、更必要、更主要和更紧要的事务呢？
一个装满了无用程序的电脑，无法胜任一场完美而波澜壮阔的游戏。
五 要付出远超他人的努力
大部分人的努力都是三分努力、三天努力，或努力成为“表演艺术家”。他们加了一次班，就要在朋友圈昭告天下。他们把每次努力都当作是一次行为艺术。他们希望每次努力都能立刻获得反馈。也许在某个深夜他醒来，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又在翌日的晚上，刷短视频
六 迅速接受现状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在我创业的过程中，我分别经历过恐惧、失败、不确定性、高度风险。我曾经戏称如果一天中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那就一定会有一个坏消息来对冲；如果一天中有一个坏消息，也许还会有一个更坏的消息来作陪。
创业多年我所学到的，远远超过我做职业经理人的十几年中学到的。每当我遭遇艰难时刻，我都会提醒自己：长久地陷在一场大雪里并不明智，我必须果断抽离，像看一场电影一样，剧终后迅速回到现实。在此后的每一步，我都要相当理性，每一步都争取做出在当时情况下的最优解。
经过这些年的风雨人生，我早已明白，生活就是一团乱麻，但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用全部耐心和智慧将难题解决，并率先进入了下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场景。
七 绝不毫无保留地信任任何一个人
在我职业经理人的生涯中，我总是追求老板的绝对信任。现在我已经知道，那些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不可能无条件地绝对信任任何一个人。
一个从家庭、认知和困境的泥潭里爬出来的人，不但要和命运抗争，要和内心的蠢蠢欲动的自我抗争，也要和人性抗争。
你一生打多少仗，可能就会遇到多少辜负你信任的人。朋友、亲人、被视为忠诚的下级，你曾经在黑暗中无私援助过的人，因为种种原因，都有可能成为你的“敌人”。那些在关键时刻弃城而逃的、没有经历过检验的、在人际关系上习惯性抱怨和推卸责任的人，都不能真正交付信任。
上下级正确的信任姿态只能是：
1.在战斗中找到可以托付的人；
2.托付相当一部分信任；
3.不断检验，同时在战斗中逐步追加信任；
4.如同放风筝一样，信任再高，也要有一根风筝线牵着；
5.需要漫长的时间建立完全的信任。
八 人不会永远有屋檐可以避雨，你必须成为自己的屋檐
孩提时代，你觉得父亲像变戏法一样，手里总能变出更多的糖。等到成人的时候，你才发现，父亲手里可能只能拿出那么几颗糖。
你可以在屋檐下避雨，但是总有一个时刻，你会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屋檐。环顾四周，到处都是依赖你的人，而让你依赖的只有你自己。在这个时候，你就真正地从生理学意义上的成年，进入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成年。
在面对一个艰巨的战斗，或者在承担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家庭的重托时，这种感受尤其沉重。
一个人给你付出有限的信任，你必须用确定性来回报。如果有人负责，那你就跟随；如果无人负责，那就让人跟着你上。你常常要在没有足够资源、足够激励的情况下完成使命。
任何时候都不要依赖他人，任何时候都要有第一负责人的心态。假使一架飞机有四个发动机，你要成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问题的那个。
一个人，不要总觉得自己只是分担使命的一部分。
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任何时候都要独立地承担使命，以准备好在所有发动机出现故障后，能带着所有人胜利返航。
九 做一个真正的专家
在一个人选择了自己的职业后，就要尽快试图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应该在自己从事的行业里成为一名真正的专家。
1.真正的专家，不是夸夸其谈的理论家，也不是百度一下，在搜集了一些肤浅的资料、掌握了一些术语后，就开始“教育人”的人。
2.真正的专家，要去打胜仗，要去打能让自己记得住的败仗。
3.真正的专家，站在最前沿，也站在第一线。当一个人无法承担风险，真正体会决策失败带来的痛感，他就不会是真正的专家。
4.真正的专家，要在数据中看到趋势，在杂音中听到机会，在前线中听到炮声，在决策中感受疼痛和喜悦。这样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专家。
5.真正的专家，还要善于跨界，要在其他学科和领域里同样形成自己的洞见。跨学科的经历可以给人丰富的灵感。
如果你是一个老师，那就成为一个名师吧；如果你是一个会计，那就成为一个可以托付信任的财务专家吧；如果你做新媒体短视频，那就要了解短视频平台最头部的那些人的运作逻辑，成为一个头部的“大V”。
一个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些人相信自己像浮萍，那就只能任风摆布；有些人坚信我命由我不由天，那命运有的时候确实会对你无可奈何。
我们不想在这个世界上白活一回，都希望自己能在某些地方留下自己的印记。每个人都应该渴望因自己的出色和灿烂而被人记住，成为文明进程里哪怕闪烁过一瞬的星光。
十 一定要广结善缘
摸爬滚打到现在，我将广结善缘视为生命中一条重要的规则。
要建立一个跨界的、庞大的、头部的朋友圈。必须要有广结善缘的主动性。对此，我获益匪浅。我接近过很多人，他们的勤奋、谦卑、真诚、厚道、自律，给我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如同星辰一样照亮了我。
十一 绝对不要做一个批评家
每个事物的运作都有它的逻辑可言。当我创业后，我见证到了企业家的种种艰辛，此后回味当年的指点江山，就感觉到相当羞愧。因为每一个被广为批评的事物，背后都有其逻辑可言，都有其不为人知的艰辛。
我的创业经历对我的人生观塑造远甚从前。我不再寻求改变某些人，我也不愿意站在某个更高的立场去批评某些身处困境的人，如果我有余力，我就拉一把。如果没有余力，我就做啦啦队中的一员。如果离得太远，我也绝对不会落井下石。这个世界所呈现出来的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哪怕信息再丰饶，再接近所谓的事实，它也仅仅是真相的一部分而已。
十二 绝不辩论，也绝不回应质疑
我做过中国最大博客平台——是新浪博客的实际操盘者，曾经参与和发起过众多议题设置。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一个崭新的频道成为流量巨大的、互联网公司的第一大频道，每天的访客达千万人之巨。那时候我深信对话、辩论、公开的回应，大有建设性。
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人和人的认知云泥之别，很少有两个人能够在同一个语境中展开对话。很多对话都只是各说各话，你无法改变一个人的立场。每个人都在拼命搜刮有利于自己立场的证据。受众也在最初观看一场角斗的时候，坐稳了自己的立场，很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我也曾经被非议过，有一些是无稽之谈，有一些是捕风捉影，我曾经身心俱疲地回应过，但后来发现这些无济于事。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飞短流长后，我意识到，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
误解一旦产生，它就永远产生了，此后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弭。任何辩解，都只能给看客带来新的吃瓜素材。在理性无法深耕的土地上，人们习惯聆听率先发声的人，并且先入为主、指手画脚。
在不确定性的大雾里安全抵达目的地
1.不确定性是常态，所有的增长和机会都藏在不确定性当中。
2.从不确定性中获益是目标。
3.不要恐惧不确定性，要学会与不确定性为伍。
4.要对不确定性有敬畏心。面对完全超出自己认知的不确定性的时候要极度谨慎。可以把不确定性比作一场大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中不要飙车，以免导致无法挽回的伤害。要学会冷静观察，小心试探。
5.大多数人在止步不前的时候，对于你而言可能是一个机会。在可以承受损失的范围内，不妨勇敢一些。
6.不确定性由风险、机会和确定性组成。要寻找到不确定性当中最有确定性的东西。市场再差，也会有交易双方形成共识的东西。找到那些头部的、安全的、稀缺的、有辨识度的东西，果断下注。
7.不但要在单次交易中设置一个止损线，更要设定自己、家庭和企业的基本储备线，确保基本储备不能低于安全线，哪怕遇到特别大的诱惑。
8.总是有高手能够掌握或部分掌握这场不确定性的大雾的规律，接近那些人并和他们协同作战。他们对风险、机会、投入产出比、风险共担都有深刻的理解。他们是所有不确定性当中最大的确定性。
9.现金为王。
10.不确定性不可怕，怕的是高度确定的风险，怕的是风险弥漫，信心全无。在某些时刻，必须选择“躺平”。“躺平”从价值观角度而言毫无建设性，但在方法论上，有其相当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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