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名字在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被后人誉为学者、诗人和斗士。闻一多生于湖北浠水一个乡绅之家，1946年遇害时尚不足四十七岁，抗战爆发以前，闻一多是一位书斋里的学者和浪漫的诗人，正如其好友梁实秋所言，其短暂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都是平静安定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闻一多从一位诗人和学者变成了民主斗士？杀害他的凶手又是谁呢？
加入民盟
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闻一多是一位新月派成员，和他的新月派朋友胡适、罗隆基等人不同，中年以前的闻一多对现实政治没有兴趣，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没有恶感，是抗日战争改变了闻一多的生活轨迹，让他从平静的清华园来到了炮火连绵的大西南。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日子里，闻一多逐渐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开始了思想上的转变。
闻一多画像
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当时政权的不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加强了对大学思想的控制，教育部要求各大学院长以上负责人必须加入国民党，并且统一学校教材；二是当时物价暴涨，绝大部分教授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家中人口多的甚至连温饱也不能维持。闻一多孩子多，加上妻子和佣人，全家都靠他一人供养，每月薪水不足半月的开支，只好向学校或者朋友借贷，家中物品也大都拿出去换了粮食，最后无奈之下闻一多挂牌治印，以解燃眉之急。对于闻一多的窘境，他的学生和同事吴晗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他住在乡下司家营的时候，一家八口光包饭就得用全月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口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敌机绝迹以后搬进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有一石米，一点钱，加上刻图章，勉强可以维持。”
恶劣的政治和生活环境将闻一多这样正直的知识分子赶出了象牙塔，194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闻一多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斗争的洪流。1944年，闻一多参加了共产党人主持的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成为云南支部负责人。闻一多加入民盟之前，中共西南局的刘浩和他做了一次长谈，多年以后刘浩回忆说：“我和闻先生很亲切地谈了大约两小时，向他介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我党的主张，同时讲了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对日妥协、准备反共等情况。闻先生很激动地说国民党专制腐败，没有希望，中国的事情完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闻一多的入盟介绍人是罗隆基和吴晗，当时吴晗到昆华中学闻一多家中邀请他加入民盟，经过慎重考虑，闻一多表示同意。对于这个转变，《闻一多年谱长编》中有这样一段形象的记述：“大概是1944年冬天吧，在朋友家谈天，罗隆基先生笑着指一多先生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现在是第三变了，将来第四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一多先生也大笑说：‘变定了，我已经上了路，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形，定了心，再也不会变了！’”
关于闻一多的转变，台湾《传记文学》1980年代初曾发表过一篇名为《闻一多是如何成为“民主斗士”的？》文章，认为闻一多在1940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传记文学》在编者按中这样写道：“闻一多在昆明遇刺之前的若干年，即已正式参加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同志’。”其实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当时介绍闻一多入盟的罗隆基和吴晗都不是共产党员，他们又怎么能介绍闻一多加入中共呢？
喋血西仓坡
对于闻一多入盟后的表现，学者谢泳在《清华三才子》中这样记述：“闻一多参加民盟后，对民主运动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他被暗杀之前，昆明发生的几乎所有民主运动中，闻一多都是主要的参加者。”
1946年7月11日，著名爱国人士、民盟领导人之一李公朴在昆明遇害。此时的昆明城人心惶惶，坊间传言国民党特务黑名单上的第二个人便是闻一多，据闻后人回忆：“国民党对进步力量的镇压更加紧了。大批的宪兵警察到处搜捕，便衣特务布满了大街小巷。其中有一个装疯卖傻的女特务，到好几位进步教授家去纠缠过。为了防备万一，每次‘女疯子’来，父亲（指闻一多长子闻立鹤）都去和她周旋，不让她见到祖父（指闻一多）的面。在祖父遇害的前一天，父亲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信中威胁道‘如不悔改，你父子命在旦夕！’”
但闻一多对此却毫不畏惧，依然与友人一起公开料理李公朴的后事，并在追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7月15日下午，参加完李公朴追悼会后，闻一多又去主持一个记者招待会，当时昆明府甬道至西仓坡一带已经戒严，大街小巷密布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闻立鹤担心父亲的安全，特地在路上等着闻一多一起回家，当父子二人行至西仓坡寓所附近时，遭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袭击，在距离家门仅十几米远的地方，闻一多喋血而亡，闻立鹤为保护父亲身中五弹，后经抢救幸免于难。
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
闻一多遇害时，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正在处理联大复员事务，潘光旦夫人忽然跑来，说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被当场枪杀，“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
梅贻琦大吃一惊，立即派人到现场处理，同时急电国民政府教育部：“加急！南京教育部朱部长钧鉴：今日下午五时，在西仓坡宿舍门外，本校教授闻一多为暴徒枪击立毙，其余重伤。同人极度惶恐，谨先电闻。”梅贻琦虽不赞成闻一多的政治主张，但两人之间私交甚笃，梅贻琦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
7月16日，消息传至重庆，正候机等待复员的西南联大教授怒不可遏。第二天凌晨，叶企荪、金岳霖、汤用彤等数十位教授联名上书国民政府表示抗议：“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义何在？纪纲何存？同人等不胜悲愤惊愕！”7月17日，正在南京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也发表抗议书，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查明事件真相，撤换昆明警备司令，缉拿凶手，并交法院依法审判。
是谁杀害了闻一多？
许多历史书籍提起闻一多事件，都笼统地说是国民党特务杀害了这位民主斗士，但对具体情节却大都语焉不详，究竟是谁暗杀了闻一多？
闻案发生时，蒋介石正在庐山避暑，当时国内外舆论都认为此事一定是蒋氏暗中指使所致，但我们查阅蒋介石当时日记，却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作为隐秘的私人记录，日记作伪的可能性不大，再说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局面中，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这样干，综合这些因素可知蒋介石对李闻被刺事件并不知情。
蒋介石为洗白自己，所以对此案极为重视，专门询问国防部保密局负责人毛人凤。据保密局少将沈醉回忆：“蒋介石从庐山打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闻一多一家
保密局前身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戴笠死后，军统局被裁撤，其核心部分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原军统局公开单位划归国防部二厅，由郑介民主持；原军统局帮办唐纵调任内政部警察署署长，而唐纵正是调查李闻案件的总负责人。
唐纵当时刚刚上任，对于警察署的情况还不太熟悉，于是便找保密局的沈醉和程一鸣帮忙。保密局处理此类案件可谓是驾轻就熟，程一鸣和云南省警务处长李毓桢、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二人均是原军统局特务）研究了李、闻二人被暗杀的经过，又去西仓坡西南联大教员宿舍查看了现场，并寻找到了目击证人。根据目击者指正和现场军用吉普车等物证，认定暗杀闻一多的主谋就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随即，保密局云南站昆明组也查出了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凶手六七名，这些人全都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和稽查处的官兵，其中杀害闻一多的凶手是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军官汤时亮（营长）和李文山（排长）。事后，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被撤职，汤时亮和李文山被判处死刑（执行时被警备总司令部用其他死刑犯代替）。
霍揆彰是陈诚的心腹，一直觊觎云南省主席的位置。他之所以杀害李公朴和闻一多，是因为深知国民党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恨之入骨，满以为此举会讨得蒋介石的欢心，没料到却适得其反，最终落了个鸡飞蛋打，真可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今天看来，在国共两党斗争史上，闻一多之死称得上是一个里程碑，闻案发生后，国民党政权彻底丧失了知识分子群体和老百姓的支持，不到几年功夫便被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