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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直是在公司里骑十二级变速山地车而不恋爱的唯一的人。身材不算高大，面瘫脸色，年少的抬头纹里常夹带着忧郁。穿的虽然是全球限量五百万套的耐克新款，可是长袜提的太高，显得不常关注中产阶级怎样品质生活。
你一到公司，所有的同事便都怂恿你和隔壁公司的 Christina 约会，有的叫道，“再不疯狂就老了！”你不回答，走到楼下对咖啡店员说，“两杯半糖拿铁，四块草莓慕斯。”便微信扫码支付。回来后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别等下因为开不了口把咖啡蛋糕自己都吃了！”你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说人内向……”
“什么内向？我前天亲眼见你碰到那姑娘吓得话都不敢说，被对面公司的风骚男 Tom 吊着打。”你便涨红了脸，手心里的汗阵阵渗出，争辩道，“害羞不能算内向……害羞！……东亚人的害羞，能算内向么？”
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闷声发大财”，什么“莫出风头”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本文授权转载自 | “简单心理”（ID: janelee1231）
在我还是小孩子的那个年代，国小还有一堂“说话课”之类的课程。我记得每次上课时，老师必然先问有没有同学要志愿上台说故事。老师会说：“志愿的请举动双手”。这时，同学们迅速将头低下，唯恐被点名。老师也理所当然地知道没人会主动举手，自然就开始点名，固定指定班上那个擅长在大家面前说故事的人。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音乐课，这就更令人困窘了。没有人要单独主动唱完一首歌，顶多站起来带头发个音就很了不起了。而且，这声音通常还有些紧紧的，甚至会出现稚童不因该有的破音或沙哑。
在那个时代，上台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现在的精神医学或心理学里，所讨论的舞台恐惧，在那个时代是我们应该要有的美德。那些急着手要表现，每次抢着上台的，通常会被告诫或暗示说要很被动地等老师点名，否则会被人认定是“太爱出风头了”，是一种不应该的行为。
性格的标准也是会改变的
人有性格，这个世界也有性格。曾几何时，当这个世界变得愈来愈外倾时，我们的性格也变得愈来愈外向了。
我曾听一位社会学者朋友告诉我，近来社会学上有整个世界愈来愈外向的说法：愈来愈能够表达自我，愈来愈强调人际关系，愈来愈追求主动。我不知道这是哪位社会学者的说法，他原先真正的论点究竟从何而来？不过，这样的说法，确实让我看到了这世界近十年，甚至二十年来的许多改变。
同样的，在我们的社会里，那些没人举手的音乐课或说话课，已经不再存在了。最近电视的综艺节目里，像“百万小学堂”这个节目中，那五六个高年级小学生，不论男女，永远高举着双手大喊：选我选我，似乎这才是时代小孩的模样。
这改变是怎样产生的呢？
我想起卡拉OK的诞生。据说卡拉OK是在1971年由日本人井上大佑所发明的。井上原本是伴唱的音乐家，他发明这东西，顶替找不到乐手的场合。这种顶替伴唱带的科技产品，原本是提供给一群朋友或家人自娱的；或是在酒吧式的小场合，供女歌手娱乐客人，或是供客人唱歌自娱。这玩意很快传到台湾在内的东亚，再传到全世界。它传到台湾以后，卡拉OK慢慢演变成KTV，慢慢也成为全世界华人圈中，朋友或家人聚会时常去的地方，既是自己人的聚会，也是自己人娱乐的场所。
我自己的家族约在20年前，第一次在KTV举办家族聚会。当时，兄弟姐妹们虽然各自已有参加KTV聚会的习惯，不过，那是跟同学，同事或朋友，真的要面对家人唱歌，还是挺尴尬多一件事情。倒是三个侄孙辈，一个刚上小学，两个还在幼稚园，一起唱起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小虎队的“红蜻蜓”和“青苹果乐园”，又跳又唱好不自在。我们是长大才学卡拉OK的，他们这一代，却是出生在卡拉OK里。
我们的生活环境到处都改变了：从不敢上台，到全民唱卡拉OK。从朋友聚会时开始出现抢不到麦克风的现象，一直到现在类似“星光大道”或“超级偶像”这种极为专业的比赛。整个台湾在变得愈来愈爱唱歌也愈会唱歌的同时，也变得愈来愈外向了。
现在，在台湾，对大众或陌生人讲话，不再是问题。尤其任何媒体的摄影机在任何社会事件的现场，当镜头一旦对准路人要他们发表意见，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侃侃而谈毫不怯场。
同样的情形出现在电视上，出现在群众聚会，也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包括家里或学校场合，孩子愈来愈有欲望去表达。
内向曾经是大众都推崇的美德
内向曾经是我们民族的性格。腼腆，憨厚，不出风头，默默努力等等。这些过去被推崇的美德，可以放在内向这个字眼下。这同时是西方人眼中的华人民族性格，是默默努力的美德，也是“一群没有面目的人”的负面刻板印象。
还记得法国电影《情人》吗？1992年由让雅克阿诺导演，他是根据前些年才去世的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回忆体小说《来自北方中国的情人》改编，由梁家辉和珍马奇主演。
杜拉斯这位在越南河内（当时的法国殖民地）出生的法国女子，描述了自己少年时代曾有的激烈恋情。在电影镜头下，化身为十五岁中学生，还是未解性事的西方少女珍妮，面对恋情，反而显得大方，稳重，自然而奔放；倒是梁家辉所演的华裔商人东尼，却是害羞而局促不安，甚至因为他的犹豫不决才导致最后的分手。
这虽是西方人写的故事，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人，但何尝没有几分真实呢？我们的民族性格，即使是面对少女的男子，曾经也是内向的，甚至是拘谨的。
内向或外向这观念，是由荣格正式引进心理学理论的。在他之前，包括瑞士诗人施皮得勒，德国哲学家席勒和歌德，甚至是心理先驱威廉詹姆士，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曾提及这样的观念。但是荣格确实是第一个将这一切发展成有系统的理论的人。
在和佛洛伊德决裂之前，荣格撰写《心理类型》一书，直到1921年出版，他在书中提出了两种态度（内倾，外倾），四种功能（感官和直觉，思考和情感），和两种方式（感知，决断）。这也是荣格16型人格理论的来源。对荣格而言，他的目的倒不是要将性格加以类型化。相反的，他想强调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没有任何放之四海皆准的准则。在这基础下，他才进一步讨论个体化（又称自性化）这种他早期理论中最重要，也是佛洛伊德学说中付之阙如的理论。
在内、外倾（或内，外向）的态度上，荣格指的内倾，是关心个人内在世界，善于自省且透过反省来发展想法，独处自主的能力，个性实干又聚焦深入，且宁愿三思而后行。这样的人，不一定是独行一匹狼，也不一定是害羞，虽然内倾者当中这类情形比例是比较高的。
相对的，外倾者则较关注外界的人和事物，善于运用外在资源，在工作和关系上采取主动，又广泛兴趣，而且通常是先做了再说。同样的，他们不全是喜欢社交，也不一定是热情的。
改变的不是性格，是社会意识形态
然而，整个世界愈来愈外倾了，我们的民族也愈来愈外向了。在这产生许多改变的同时，也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和思索。
所谓世界愈来愈外向或外倾，是所有人个别的性格倾向，还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而造成社会规范的不同？更明白地说，现在心理学认为人类个别的性格大部分是先天形成的，也就是主要是由基因（也包括基因－环境的过程）决定的。如果大部分取决于先天的生物性，在理论上，人类的性格不应该在这短短数代之间，就因为完成了达尔文所描述的基因选择，而产生明显的改变。 
个人先天的性格在短短几代内的改变其实应该不大。真正改变的其实是社会意识形态。就像胖瘦问题，过去中国唐朝的古画也好，西方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印象派画家雷诺瓦的油画也好，呈现出的审美都是女子丰满才是美。曾几何时，女孩子争相要瘦成像模特儿那样的纸片人，这愈瘦愈美多的价值观成了新的审美标准，社会意识形态一旦改变，社会规范也就会改变。
还记得这些50.60.70年代曾经在台湾流行的口号或成语座右铭吗？“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默默苦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曾几何时，这些用来鼓励人心的话语，现在听起来变的十分突兀。
现在这个社会要的是声音。选举到了，任何党派都在游街，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脸书，部落格或者微博上，人人都有意见，媒体任何一个镜头抓到任何一个人，都讲的头头是道；坐上计程车，每个司机都是政论家。 
但是，至少三个问题来了。
外向变成主流，但内向的那些美德，包括持续力或执行力，包括凡事有足够的思考的行为习惯等，包括意志力和毅力，会不会愈来愈被忽略了？
很多人变得外向，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然而社会规范都是愈来愈外向的。在过去，内向的人可以活的很自在，但现在却开始有不合社会规范的压力。临床上被判断为“社交焦虑症”的人，在台湾或者韩国，近年都发现增加了好几倍。这是第二个问题。
同样地，虽然大家愈来愈敢发声了，这些东西背后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还是只是迎合听众的反应，所发展出来的说辞罢了？
如果看电视上那些名嘴，啥都可谈，啥都没有立场，似乎，这些问题是比想象中的严重。同样的，我们的学生愈来愈敢上台了，但他们说的是自己的想法，还是想鹦鹉一样拷贝别人的说词？
世界变外向了，我们真的变更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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