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隐逸”思想已经有了大致的理论精髓，到了魏晋“隐逸”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了“高尚的，怀道的传统”。
而有唐一代“隐逸”思想盛行，吸收先秦理论之骨血，又承袭魏晋之风得到了一种高潮式的发展。
唐代统治者对隐逸之士的优厚待遇，催生了一大批隐士，但是一系列优渥隐士的政治制度，也促使唐代出现了“以隐求名”式的隐逸之风。
统治者为了寻得贤士，对隐逸之士十分尊崇。例如唐高祖颁布的《授逸民道士等官教》云“义旗拨乱，庶品来苏，类聚群分，无思不至。乃有出自青溪，远辞丹灶，就人间而齐物，从戎马以同尘，咸愿解巾，负兹羁緤。虽欲勿用，重违其请。逸民道士等诚有可嘉，并依前授。”
统治者通过诏书广寻贤士，并对“逸民道士”授官嘉奖。在唐代这样搜寻贤士的诏令还有很多，如唐太宗曾下诏“若有鸿才异等 ,留滞末班; 哲人奇士 ，沉沦屠钓 , 宜精加搜访 , 进以殊礼。”
贞观十五年有《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尚恐山林蔽泽，藏荆隋之宝；卜筑屠钓，祖萧张之奇，是以躬抚黎庶，亲观风俗，临河渭而伫英杰，眺箕领而怀隐沦”。
他们认为有“荆隋之宝”隐居于山林丘壑之中，对治理国家大有裨益，所以广泛搜集并给他们授予官职。
这一系列诏令都反映出，当时统治者对有才能的山林隐士的重视，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这一举措使得唐代隐逸之风盛行。
除帝王优待隐士外，唐代的科举制度也对隐士有优厚的政策，专门开设制举之科征召隐士。与普通的科举考试不同，制举是“天子自诏”，一经登第便可授官，
应举者一旦被君王选中便会仕途明朗。所以一些唐代士子对制举科趋之若鹜。如高宗显庆四年的“养志丘园嘉遁之风戴远科”、中宗神龙三年的“草泽遗才科”、麟德元年的“销声幽薮科”、乾封元年的“幽素科”这些考试科目，不同于走常规程序的其他科举考试科目。
设置种类繁多的制举之科，只为吸引更多隐居山林的有识之士，走出山林，参加考试，投身朝廷。
不同的科目针对不同身份和才能品行的士人而设，他们共时分布在不同的社会空间里。制举士人的待遇，常常优于常举士人。走制举之路的仕途会更加容易，传统的科举考试，
除初试及第外，还须通过吏部考试，经过层层选拔才能被授予官职，而制举是“天子自诏”可以直接授予官职，比起传统的考试更加方便。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隐逸变成了一种实现政治理想的手段，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不再是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
在唐代以隐求仕的士人可谓比比皆是，例如储光羲（706-763年）青年为官，中年辞官，于终南山归隐。后“有诏中书试文章”而得以再度出仕。李颀于篙山隐居十年“顾余守耕稼,十载隐田园。”
他的十年归隐并不是为隐而隐，他十年折节读书,是带着目的性的，为了能够早日功成名就“见明主，坐华堂”。
就连一向以潇洒自居，有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般得意自负的李白也曾以退为进，试图求取功名。隐逸求仙正是他实现出仕为官的手段。
出蜀前他曾在匡山隐居,想为自己打造高士之名，以便自己能凭此得到举荐。在唐代“以隐求仕”的行为已蔚然成风，“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是整个盛唐时代士大夫的心理趋向。
隐逸在唐人眼里，不再是一种与消极，回避，逃离,等字眼关联的行为，统治者对隐士的优待，使得隐逸变成一种积极入仕的途径，隐逸从消极突然转向积极的一面。
这样的社会风气与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盛唐时代精神相契合。与盛唐时期的“以隐求名”式的隐逸心态不同，中晚唐时期的隐逸精神多表现出一种悲苦无奈之感。
安史之乱终结了盛唐以来繁荣昌盛的政治局面，唐朝从此由强盛转向衰落，持续八年之久的战乱时代，使得唐王朝一蹶不振，唐末封建军阀的多年战争，致使土地荒废，水利失修，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受动荡不安的社会影响和晚唐文人独善，兼济两难心理的影响，晚唐之际的士人常把退隐当作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
晚唐政府内忧外患，朝堂之中充斥着多方权力的斗争。新旧官僚系统明争暗斗，水火不容。宦官势力崛起，掌权朝政，恣横朝野。内有党争，外有战乱。
藩镇割据势力不断增强，威胁朝廷，农民起义层出不穷。面对这样的动乱时局，统治者却不以为意，耽于声色，纵情享受，全然不顾国家存亡。
身处于这种环境下的晚唐文人常常有隐遁山林的想法，其文学创作中常常出现“战起”、“乱离”等文字。
为了在乱世中得以生存，晚唐文人不得不走上归隐之路。由此可见惧祸保身才是晚唐文人归隐山林的原因。
宋代之“隐逸”：“身心分离”宋代隐逸之风盛行，隐逸风尚在文人生活中随处可见，文人士大夫常以隐逸意味的词为号、为字、为居家之所的称谓，例如黄庭坚号山谷道人，秦观号淮海居士。
苏轼号东坡居士，婉约派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不仅如此，文人还经常用与隐相关的名字，为自己的作品命名。
如赵鼎臣有《竹隐畸士集》、李正民的《大隐集》、施枢《芸隐横舟稿》、史浩有《峰真隐集》等等。
在宋代，隐逸逐渐成为一种时髦。居士指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的人，又指在家修道者，在家修道却不必远离红尘，苦守戒律，既能享受世俗的乐趣，又能求取内心的宁静。
宋人的归隐并不受归隐形迹的影响，而是注重内心世界对生活的感受。因而尽管享受红尘娶妻纳妾、不受限制的喝酒吃肉，也可称为“居士”，身处俗尘，亦可看作归隐。
宋代文人的“隐逸”从行为上的归隐，转向精神上的隐逸。“隐逸文化向精神化方向发展的标志则在于，越来越多的文士对精神隐逸的看重。”
宋代隐士一改以往隐士退居山林，远离尘世的“形隐”之风，在心忧天下的宋代士人眼里，隐于山林与隐于朝市并无分别，只要内心摒弃了追求名利之心，做到进退坦然，就算身居庙堂也能在闹市中获得内心的澄明之境。
所以宋代士人的隐逸，不再拘泥于“隐”的具体形式，行迹上的隐逸与否变得不再重要。
因此“仕与不仕”的矛盾纠结逐渐消失，宋代隐士尝试凭借精神的力量，化解“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冲突，构建一种身心相离的“心隐”模式。
宋朝立国之初，社会审美心态发生了很大改变，经过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不安的局势后，人们对社会和谐安定的向往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宋初社会审美心理结构，正是在这样心理诉求和时代氛围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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