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三大疑案之红丸案始末(明末三大案梃击案)(1)

真正使得明朝灭亡的流寇,是一个大型的社会现象。流寇规模很大,动辄20万人,流窜的范围很广,从陕西到山西,再往河南。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是集体群众,要从社会集体行为的角度来看待、理解,希望大家不要再陷入以前读历史的窠臼,只关注高迎祥、张献忠或李自成几个人的行为与故事。

如此庞大的社会现象,不是依照一两个人的性格与意志而转移变化的,将历史人物抬得太高、放得太大,往往会让我们看不清历史中其他力量的真切作用。

不过换另一个角度看,要理解流寇却又不能不在意一些人事上的因素,但也不在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那边,而是在明朝宫廷这边。这些影响政治运作的人事变化,产生了连环作用,影响了社会结构。明朝的统治运作在这段时期产生了关键性的动摇,使得200年来维持王朝经济与财政稳定的基础在余震中瓦解了。

传统历史中有所谓“明末三大案”,分别是“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三大案都有其核心事件,不过更重要、影响更大的是这几件事在当时如何被处理,又如何被解释。

明末三大疑案之红丸案始末(明末三大案梃击案)(2)

梃击案—贵妃和太子的冲突

“梃击案”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男子,拿了一根枣木的大木棍(“梃”),打伤守门太监,闯入太子的居所慈庆宫,拿大木棍的人一直走到前殿檐下才被逮捕。

这是严重的侵犯宫禁事件,而且牵动了整个万历朝宫中最敏感的神经。因为牵涉到了太子朱常洛,而那么多年来,宫中上上下下,甚至朝廷里里外外,大家都知道万历皇帝不想立这个皇太子,是在外朝干预下,才不得不一直保留朱常洛的地位,没有换成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

犯下“梃击案”的人叫张差,被捕后先由负责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问询。他问过后的报告说:看这个人的举止应该是个疯子,但又好像另有企图,建议“请下法司严讯”。

也就是刘廷元表示他无法确切判断。如果这人是疯癫的,那容易处理,就是单纯的犯禁事件;但如果另有企图的话,那就必须问出这企图究竟是什么,还有必须弄清楚是否牵涉他人,有没有人共谋,有没有人指使。

刘廷元的调查呈报上去,还没有“请下法司严讯”前,大臣们就纷纷有各种奏章上到皇帝那里。此时万历皇帝已经20多年不见朝臣了,对于大臣们的奏章仍旧不理。但皇帝不处理,整件事就愈滚愈大,招惹愈来愈多的注意,到后来成为“刑部会十三司司官”诘询的大场面。

各方面有关单位都到齐了,其中刑部员外郎陆梦龙表现得最积极,锲而不舍地追问,还真让他问出结果来了。他说张差明白招认:第一,他入宫是有内侍导引,不然怎么进得去又能走到太子殿?第二,指引他的内侍是庞保和刘成,这两个人都是郑贵妃宫里的宦官。

问到这样的结果,就只差没有直指“梃击案”背后的主使者是郑贵妃而已!此事非同小可,让皇帝都不能不理了。万历皇帝为此特别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带领一批文武大臣入见,一同在的还有太子。皇帝刻意拉着太子的手,对大臣们说:“此儿极孝,朕极爱惜。自襁褓养成丈夫,使朕有别意,何不早更置?”(《明史·王之寀传》)这儿子很孝顺,我很爱他,我将他养大成人,我如果讨厌他,有别的想法,为什么还让他当太子当那么久,没有早将他换掉?

接着又叫内侍引三位皇孙上来,皇帝看着孙子说:“朕诸孙俱长成,更何说?”太子生的小孩也都那么大了,我还可能对太子继位的事有什么意见吗?然后转头问太子有什么想法看法,要他坦白对大臣们说。

太子当然有准备,就抱怨说:“我父子何等亲爱,而外廷议论纷如,尔等为吾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我们父子之间根本没有问题,是你们这些大臣经常东说西说,使得我成了不孝的儿子。并表示那个犯禁的人既然是个疯子,就赶紧照疯子犯禁的事实解决吧!

万历皇帝20多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当然必须遵照皇帝的意见处理,于是快速将张差弃市,另外在宫中不公开地将庞保和刘成“潜杀之”。因为事件发展成郑贵妃和太子的冲突,皇帝自己出面阻止事态进一步发展,如此让“梃击案”落幕。

明末三大疑案之红丸案始末(明末三大案梃击案)(3)

红丸案—辍学太子的短暂皇帝路

万历皇帝20多年不见朝臣,因为“梃击案”而破例,朝臣同意低调解决“梃击案”,不过提出了相当于交换条件的要求,请皇帝让皇太子恢复上课。算算,这位皇太子已经辍学12年了!

当年张居正之所以得到那么大的权力,便是以皇太子老师的身份和后来的皇帝建立了密切关系,也扮演了皇帝和朝臣间沟通的主要角色。皇太子的老师在朝政上很重要,但万历皇帝显然不愿意有任何朝臣和他的儿子产生这种联系,这也是他向朝臣抗议、罢工态度的一环。

因为“梃击案”,皇帝同意恢复皇太子的经筵讲学,恢复了多久呢?唉,总共只有一次,然后就又没了。从这件事我们看到,万历皇帝对朝政的罢工不只影响他当皇帝这一朝,连带地使得皇太子朱常洛,以及此时也快成年的皇太孙,都没能接受良好、完整的教育。不只是在执行皇帝权力方面没有准备,连作为人的成熟人格与常识都并未具备。

对于朱常洛的人格与才识,历史上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录,因为他八月即位,九月就去世了,在位只有短短的一个月。然而万历皇帝的皇太孙,即后来的明熹宗就不一样了。

朱常洛在即位后,立即面临万历皇帝留下来的大问题—如何处理郑贵妃?万历皇帝死前,仍然和朝臣争执册立郑贵妃为皇后的事,他心知活着没剩多少时刻,着眼的是等郑贵妃死后,可以和他一起葬在陵寝中。内阁首辅方从哲要礼部去研究,已经和这位罢工的皇帝对立很久的礼部其实并不赞同,还未举行册立礼,万历皇帝就已经去世了。

朱常洛(明光宗)即位没多久,吃了一份由内侍崔文昇进送的药,便开始拉肚子,好几天止不住。此事很快传出去,又引发外面满城风雨,言之凿凿说这份药是郑贵妃要崔文昇送去的。

依照万历皇帝的遗诏,郑贵妃应该升任皇太后,新皇帝却因内阁反对而不做处理,因此表面看来郑贵妃有作案动机。光宗身体一直衰弱下去,此时鸿胪寺丞李可灼呈送了一颗红丸仙丹,因为他和御医关系很好,通过御医让皇帝知晓了有这颗红丸。皇帝自己决定服用,但之后不到一天时间,便传来了皇帝驾崩的消息。

这就是第二桩大案“红丸案”。

明末三大疑案之红丸案始末(明末三大案梃击案)(4)

移宫案—朝臣严批李选侍久居乾清宫

皇帝驾崩,刚开始并没有将死因和“红丸”联系在一起。首辅方从哲知道有“红丸”,原本的态度是反对皇帝服用的,但他认定李可灼是出于忠心关切而呈送“红丸”,所以还拟旨要嘉奖李可灼。然而御史王安舜有相反的意见,认为比对当时御医把脉的诊断,皇帝应该是被“红丸”害死的,必须追究李可灼的罪责。

于是朝臣因此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李可灼和方从哲,认为李可灼忠心可悯;另一派则咬定“红丸”害死了皇帝,必须深查追究。

无论如何,光宗去世了,才一个月的时间,就轮到原来的皇太孙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熹宗朱由校即位时16岁,他的母亲是王才人,在宫中地位很低。光宗喜欢的是李选侍,比才人身份低一点,原本光宗即位后想将李选侍升为贵妃。朱由校生母王氏逝世后,他由李选侍抚养。光宗皇帝召见群臣,欲封李选侍为贵妃。躲在门幔后的李选侍不满意,竟然从门幔后伸出手把陪同光宗召见大臣的朱由校拉进去,叮嘱他要光宗封自己为皇后,然后又把他推出来,但光宗没有答应。这件事让很多大臣留下了深刻印象。

光宗即位后,李选侍入住乾清宫,和皇帝住在一起。光宗死后,李选侍认为新任皇帝年纪还小,所以她仍然留在乾清宫陪伴小皇帝。然而此举引发了朝臣的强烈反对。

反对最烈、上奏语气最凶悍的是左光斗。他上疏说:

内廷之有乾清宫,犹外廷之有皇极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余嫔妃,虽以次进御,遇有大故,即当移置别殿,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今大行皇帝宾天,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乃居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倒置,臣窃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龄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虑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倘及今不早断,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见于今。(《明史纪事本末·三案》)

乾清宫是皇帝住的地方,就像皇极殿是皇帝办公的地方一样,其他人不能随便用。乾清宫除了皇帝,就只有皇后能一起居住,其他的嫔妃只有奉召陪皇帝时才能进入。皇帝去世了,嫔妃就必须搬出来,不只是要避嫌,也要表现皇后和其他嫔妃尊卑高下之差异。

选侍没有皇后的名分,又不是皇帝生母,而且皇帝现在已经16岁了(实岁是14),里面有老实的宦官,外面有忠心的大臣协助陪伴就够了,难道还需要吃奶或要人家抱着背着吗?

前段解释并坚持乾清宫的制度规矩,说得很明白,然而后段却影射皇帝和李选侍之间会有什么不堪暧昧,口气就真的过分了。嫌这样还不够,更进一步将这件事无限上纲,比拟为武则天专擅皇权的再版。

李选侍受到左光斗上疏羞辱,要找左光斗理论,没想到招来更进一步的羞辱,左光斗的回应是:“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辈何为者!”(《明史·左光斗传》)左光斗是御史,皇帝任命管法律的人,只听皇帝的,所以用不屑的口气问李选侍:“你谁啊?”

李选侍气不过,便叫宦官去找皇帝,但派去的宦官也见不到皇帝,在殿前被杨涟和左光斗挡住了。兵部右给事中杨涟回说:“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为皇帝,选侍安得召?”(《明史·杨涟传》)表示皇太子和皇帝的身份不一样,现在当了皇帝,不可以让选侍这样将皇帝呼来唤去,杨涟生气地瞪着宦官,宦官吓得逃开了。

左光斗和杨涟进一步要首辅方从哲出面要求李选侍立刻搬离乾清宫,而且要搬到仁寿殿的哕鸾宫去。哕鸾宫是先帝妃嫔养老的地方。

这是第三桩大案“移宫案”。

来源:《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 中信出版集团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讲述的是明朝时期的中国。明朝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一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新事物、新生活、新享受层出不穷的同时,皇宫、官场、士人群体中充满黑暗、腐朽;王阳明思想上的突破,提供给士人不一样的理想,但它出自黑暗的政治压迫和挫折;财政混乱、宦官外臣结党、皇帝或不作为或胡乱作为……然而,在种种高度矛盾下,明朝为何还能延续那么多年,本书对这个关键问题也做出了解答。

目录:

总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第一讲 近世后期的历史动力

01 克罗齐的名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

02 唯物史观:“下层结构”决定了“上层结构”

03 “年鉴学派”整理出的多层次历史结构

04 无法当故事讲的,是历史的大结构

05 被新世界体系编纳在边缘地带

06 朱元璋的垦荒政策和鱼鳞图册

07 屯田和重视家族带来的人口增长

08 城乡分野、地域主义到省籍观念

09 旧典范支应不了的困窘状况

第二讲 近世生活—食与衣

01 赚钱却不能花,西方资本积累的动机

02 “商”上升到“农”,不如跃升到“士”

03 《凤还巢》显现明朝炫富的社会现象

04 “衣着逾制”与衣着颜色、图纹等禁令

05 从马尾裙到苏样,衣装的“创起为奇”

06 社会性衣装的展示场,举国若狂的炫耀热

07 公共空间无关市民意识,只在表现身份

08 饮食空间的变化:茶楼不只喝茶

09 从《儒林外史》看喝茶的普遍

10 菜肴、食具的排场与僭侈

11“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

第三讲 近世生活—住与行

01 朝廷掌握7万公里的驿道与驿站

02 “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的限制

03 统治工具动机下创造的行旅交通条件

04 从《金瓶梅》看送别,用《夜行船》做谈资

05 明朝人怎么搭船、乘车?

06 旅行禁忌变少,建筑风水愈发讲究

07 官员住所规范及《五杂组》记载的建造之法

08 借景、叠石,《园冶》中记载的造园之法

第四讲 王阳明与理学新发展

01 心性理气和佛性:佛教对理学的影响

02 强调个人、凸显自在自由的“学”

03 跃动着道德英雄主义气概的理学

04 理学家吴澄对“豪杰之士”的探问

05 理学回归初衷,许衡和刘因看似不同的选择

06 理学在明朝受到“成功的诅咒”

07 道理早于圣贤存在,追求“自得之学”

08 王阳明贬谪龙场当驿丞的政治现实

09 王阳明: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

10 王阳明:是“好恶之知”,而非“闻见之知”

11 知行合一,将扭曲良知的各种因素扫除

12 大诈伪时代下逼出的王阳明思想

13 每个人心中自有真理的后遗症

第五讲 明代的戏曲与小说

01 “中国的自由传统”是怎样的自由?

02 戏曲能够发展,靠的是身份制松动

03 从“诸宫调”到“杂剧”的形式差异

04 杂剧为什么从歌唱开始?

05 从《西厢记》看文人为杂剧添加的精神资源

06 从“南戏”到“传奇”的嬗变

07 南戏的多种唱腔与昆曲的流行

08 说书、话本、章回小说与观众

09 小说:高度的行业集体性质和随兴游戏性质

10 中国文明的一段“新造字运动”

第六讲 黄仁宇与《万历十五年》

01 革命像101年才可通过的长隧道

02 中国为何无法成功地回应西方冲击?

03 集中在一个特定尺度上的“大历史”

04 1587年—无关紧要、没有大事发生的一年?

05 不看人物的短时片面,看更根本的结构

06 万历皇帝:蓄意“罢工”、不运作的皇帝

07 皇帝与文官系统之间的结构性僵局

08 明朝皇帝与宦官共治天下

09 文官系统的“结果主义”倾向和道德修辞评判

10 “夺情案”显现出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依赖

11 “立储案”和文官对皇帝伦常仪礼的报复性制约

12 道德过剩,挤压实质的行政效能

13 正面的规定都失灵,只剩负面规定在起作用

第七讲 明代的财政及其危机

01 没有基本国家管理工具却仍然存在的庞大帝国

02 早熟的帝国靠的是意识领导

03 白银从来不是明朝官方的货币

04 没有统一的货币,没有专业的财政部门

05 官和吏角力,户部和兵部、工部也角力

06 宫中开销与政府费用不分,岁入有定额,岁出无预算

07 银库间难以划拨,“税亩”为逃税提供可能

08 地方政府分级混乱,官吏员额缺、薪俸低

09 明朝官僚体系的败坏是管理上的无能

10 里甲制是明朝存在的根本

第八讲 后金的崛起

01 清朝历史的情绪性改写、选择性扭曲

02 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

03 从后金到清朝,民族认同的策略调整

04 努尔哈赤决意讨明的“七大恨”

05 “何独构怨于我国也”

06 努尔哈赤势力坐大的事实和“七大恨”的表达很不一样

第九讲 诸寇横行的时代

01 梃击案—贵妃和太子的冲突

02 红丸案—辍学太子的短暂皇帝路

03 移宫案—朝臣严批李选侍久居乾清宫

04 以礼监视皇帝,“朝中”干预“宫中”

05 士人与宦官联合,请出皇帝乳母客氏

06 皇帝私生活被当作大事,人人都是言官

07 魏忠贤弄权,熹宗为何“懵然不辨”?

08 两个壁垒分明的派系:东林党和魏党

09 流寇问题的关键—“括天下库藏尽输京师”

10 流寇是明朝政治体系崩坏的总体现

第十讲 崇祯皇帝—心理史学的分析

01 生祠遍立的“九千岁”魏忠贤的垮台

02 超越前代的绝对皇权与忠君思想

03 成为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全靠身份的偶然

04 袁崇焕要求“不以权力掣臣肘”

05 崇祯前后任用50个阁臣,一个难以服务的皇帝

06 极端的自我为中心贯串崇祯朝的统治

07 轻信和多疑的矛盾结合

08 自我中心与崇祯皇帝人格中深层的迁怒转移习惯

09 从“刑部易尚书十七人”看崇祯皇帝的责任逃避心理

10 罚远过于罪,试验自我权力的界限

11 三饷并征,崇祯君臣给李自成的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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