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生活着多个不同的部族，也存在着无数传说中的始祖和部族英雄。夏商周三代的“天帝观”揭开了传说向历史转化的序幕，也为后代五帝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之际的五行文化与五方观念催生了以太暤、炎帝、黄帝、少暤和颛顼为核心的“人神合一”的五帝系统。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选择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作为五帝，明确其“血缘关系”，将他们从传说时代的部族始祖和英雄完全转变成人间圣王，最终完成了五帝系统的定型。说到中华的文明史，从汉代以来，言必称三皇、五帝，而三皇的时代更加遥远，且说法不一，故为多数正史所不采。关于五帝，司马迁的《史记》专门有《五帝本纪》加以记叙，并作为第一篇，从而将传说中的上古部族英雄或首领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确定下来，并进而将其纳入历史。但五帝系统的形成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由某一人完成的，它是经过夏商周特别是春秋战国至汉代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五帝系统的产生是文化整合的结果，也是民族认同的结果。五帝系统的产生与形成过程既是对上古传说的改造、整合的过程，也是对史前历史的重新撰写的过程，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从史前时期众多部族并存到华夏族产生和汉民族的形成的历史进程。
一、史前时期是一个多部族并存的时代从汉代以来，在诸多正史、野史记载当中，在古典小说、戏曲的字里行间，在民间文学的叙述话语里，都会反复出现一句话：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并非仅仅是一句俗语，实际上它所承载的是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儿女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自己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感。在我国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西侯度文化、元谋人文化、匼河文化、蓝田人文化、东谷坨文化、北京人文化和观音洞文化等；中期文化有丁村文化、大荔人文化、许家窑人文化等；晚期有萨拉乌苏文化、峙峪文化、小南海文化、山顶洞文化、水洞沟文化、下川文化、虎头梁文化、小孤山文化、阎家岗文化、富林文化、猫猫洞文化等。这些文化遗址的发现揭示了我们的祖先从原始人类到智人再到现代人的发展过程。在新石器时期，我国已经发现的文化遗址更是星罗棋布，这一时期的先民们以其杰出的智慧创造了足以傲视全人类的上古文明，诸如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北辛文化、仰韶文化、大地湾文化、彭头山文化、马家滨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这些众多的文化遗址分布在广阔的古老大地的不同区域，它不仅清晰地展示着华夏先民们以坚实的步伐大踏步迈进文明时代的足迹，而且说明了中华文明原本便是多元发展的。无论是黄河流域文化源头说，还是黄河、长江两大文化源头说都不足以科学地概括中华民族文化在其发生、发展阶段的多元性。我们虽然不能准确地统计出在远古时期的中国大地上有多少个氏族、部族或族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来自不同的部族，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在部族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个个杰出的祖先，他们曾经带领自己的部族战胜过一次又一次的自然灾害，也一次又一次击退过其他部族的入侵，从而使自己的族人获得生存的机会。这些祖先们的事迹和故事让其后代记忆深刻，于是部族的后裔们用神话或传说的方式代代传诵这些古老的英雄故事。这些先祖不仅有后代传统文化中反复称颂的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娲氏、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还有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曾光芒四射的东方大神帝俊，具有反叛精神的蚩尤、共工以及其他三苗族的先祖们。有很多神话人物如帝俊、伏羲、少昊等既不是炎帝部族的一脉，也不是黄帝的后裔子孙。在漫长的原始时代，通过无数次兼并，一部分部族被征服、融合，从而成为另一部族的子民。然而，自己祖先的姓名和英雄业绩却永远保存在他们的记忆当中。当我们翻开现存的记载中国古代神话最为集中、丰富的《山海经》时，我们发现它既是一部中国远古时代的地理书，又是一部传说时期的历史书，其中大量记载了远古的世系和传说中的神谱。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神话才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色：多神而无中心神。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这种多神又无中心神的现象，反映出中华民族早期的多元化特征。中华民族的前身华夏族就是在融合了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多个部族而形成的一个强大民族。约在距今5 000年以前，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北等不同地区生活的先民们都创造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史前文明。这些文明或独立发展，或与其他文明通过交流的方式互相影响，甚至走向一定程度的融合。在距今5 000年前后，当黄帝部族战胜炎帝部族并且击败东方的东夷部族之后，占据中原地区，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后代传说和史书中所说的炎黄之战。炎黄之战以后，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以中原黄帝部落联盟、东方的东夷部族和南方的苗蛮集团为核心的三大集团，三大集团的相互融合为先秦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炎黄之后传说中的颛顼、帝喾、共工、尧、舜、禹等英雄人物，虽然我们不能否定他们的真实存在，但也不能轻信他们都是源于黄帝一脉。颛顼、尧、舜、禹等可能都是以部落联盟的酋长或首领的身份而存在，他们之间的权力转移与交接应该是各大部族力量角逐的结果，而非完全通过“血缘”关系直接承袭来完成的。
二、夏商周的“天帝”观为五帝系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夏代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夏启代益，打破了史前时期部族联盟任贤取能的权力交接制度，以家族血缘关系的世代承袭取代了部族之间的权力转换。然而，当时各部族的力量仍然强大，部族之间也有自己独立的势力范围，夏王朝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还不足以慑服那些存在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老部族。随着夏禹余威消退，在夏启死后，刚刚建立起来的夏王朝便受到东夷部族的攻击，东夷部族的英雄后羿取代了夏政权，太康失国。这便是后世史书中所谓的“后羿代夏”。在少康复国之后，夏朝历史上有多次迁都现象。之所以频繁地迁都，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的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更多地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从而也说明了夏王朝政权的不稳定性。为了更好地统治各大势力，夏人开始思考如何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于是 “帝统”观念应运而生。夏人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凌驾于人类与自然界之上的“天帝”。君王是“天帝之子”，不仅有着高贵的血统，而且是上帝派到人间的最高统治者，代表着上帝的旨意，具有无上的生杀大权。“天帝之子”概念的产生使夏王朝找到了统治天下众生的合理性，也为其代代相传的家天下找到了法理依据。所以，夏王朝的君王都将“帝”字冠于自己名字之前，如帝相、帝少康、帝予、帝槐、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帝廑、帝孔甲、帝皋、帝发、帝履癸(帝桀)等。
尽管夏人以天帝之子自居，但并没有逃脱其最终灭亡的命运，夏为商所灭。商人承袭夏人的天帝观，也以天帝之子自称。在商汤起兵灭夏时，为了使自己师出有名，打出了代天伐罪的旗号，《尚书·汤誓》载商汤语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1] 63以说明其之所以灭夏而代之，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因为夏桀的行为违反了天命，所以天帝便更换在人世间的代言人，而商汤就是被上帝选中的新的天帝之子。商王朝的历代君主也效仿夏人，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帝”字，如帝外丙、帝中壬、帝太甲、帝沃丁、帝太康、帝太戊、帝小甲、帝雍己、帝仲丁、帝外壬、帝祖乙、帝祖辛、帝沃甲、帝南庚、帝祖丁、帝盘庚、帝武丁、帝乙、帝辛等。从《尚书》记载来看，商人比夏人更注重强调自己的帝子身份。《尚书·盘庚》曰：“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1] 100又曰：“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1]102本来，夏商王朝的君主们将自己视为天帝之子是为了向世人昭示自己统治万民、拥有下土的合法性，但久而久之商人却将这一创造出来的“神话”当成了真实，并且在内心深处毫不怀疑，甚至恃“神”而骄，因而当周武王率诸侯之兵攻打商王朝时，商纣王竟然无所畏惧，因为他深信“我生不有命在天！”[1]234。
周人灭商以后，在礼法制度上对夏商两朝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包括“天帝”观念，这一点在《诗经》中多有体现，如《生民》说后稷乃是姜嫄“履帝武敏”所生，无疑将周之始祖视为新的“帝子”；《维天之命》中说周王朝能取代商，是“维天之命”；《文王》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2] 856-857盛赞文王得到上帝的恩宠，能够继承天命，使古老的周部族成为世界新的主宰。但是，周人从夏商兴亡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认识到所谓的“天帝之子”之论毕竟是虚幻的，是靠不住的，天帝不可能永远保住周王朝的江山，所以周人在夏商的“帝子观”基础上生成了“天命观”，认为帝王只能是有德者居之，天下也只能是有德者才能拥有，所以《尚书·蔡仲之命》曰：“皇天无亲，惟(唯)德是辅。民心无常，惟(唯)惠之怀。”[1] 211“皇天无亲，惟(唯)德是辅”是周代有识之士经常引用的一句话，说明周王朝上层社会的精英们已经认识到上帝不可能永远保护周王朝，一个朝代的兴衰取决于当政者的道德，取决于民心。《诗经·周颂·敬之》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监在兹。”[2] 1123-1124申言上天无时不在，他随时监视着人间的君王，所以每一位国君都应当兢兢业业，敬天命而为之。周人的“天命观”体现出敬神而远之的思维，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是对人文精神的弘扬。
尽管周人的“天命观”比夏商的“帝子观”看起来虚幻很多，具有一定的人本精神，然而依然强调与天帝的血缘关系，所以夏商君王自称“帝子”，而周王则自称为“天子”，二者实则都是出于维护其家天下合法性的需要。这种人与上帝的血缘关系的确立，拉近了人与神的距离，为春秋战国以后五帝系统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五行文化催生了人神合一的五帝系统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命题，其来源于早期的五材说。《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子罕语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3] 1086子罕所说的五材指的是金、木、水、火、土等五种物质，它们原本都是大自然的自在之物，也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必备之物。五材说最开始只是人们对与自身生活密切相关的五种事物单纯的概括，并没有哲学意义，当五材说演变成五行之说以后，才具有了哲学思辨意义。《尚书·洪范》载箕子语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1] 136尽管这段话是后人伪托箕子之语对五行做出的阐释，不仅道出了五行的特性，而且将其与五味结合起来，赋予了五行更多的内涵。
最早将五行与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结合起来始于春秋时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国史官蔡墨语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3]1576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和后土都是史前时期各部族传说中的人物，有些还是大家十分熟悉的，如被称为火神的祝融，被楚人奉为始祖；后土与其父共工氏则多次出现在先秦典籍中。
后来，人们又将五行与阴阳、八卦、四季、五方、朝代的更迭等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涵盖四时变化、四面八方、生克相关、阴阳转换、天人合一的系统学说。随着这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的建立，原本与五行相配合的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和句龙等五位小神已不能支撑这一庞大的哲学体系，为了实现五行学说的完美架构，传说时代的太暤、炎帝、黄帝、少暤和颛顼等五个大神也就正式出场了，而原来的五位小神则降格为他们的配角。《吕氏春秋》曰：“孟春之月……其帝太暤，其神句芒。……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孟秋之月……其帝少暤，其神蓐收。……季夏之月……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4]628-656
将太暤、炎帝、黄帝、少暤和颛顼组合成五帝，构建起人神合一的五帝系统，这个工程始于春秋时期，至战国中后期逐渐定型。早在春秋时期，秦人就以官方为主导开始正式祭祀少暤、太暤、炎帝、黄帝等四帝，据《史记·封禅书》：“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5] 1113-1117从东周初年秦襄公祭祀白帝少暤开始，到秦宣公始祭青帝太暤，再到秦灵公祭黄帝与炎帝，前后历时350余年，终于将白、青、黄、赤四帝全部纳入秦人的官方祭祀之中。汉朝建立，刘邦始祭黑帝，《史记·封禅书》载：“(汉高祖)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5]1127从此可知，黑帝颛顼被纳入官方祭祀是在汉代。
秦人先祭白帝，然后再想到祭青帝，这与秦人的族源有重要的关系。《史记·秦本纪》较为详细地记载了秦人一族的演化：大业生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是为伯益(柏翳)，伯益助大禹治水，佐舜调驯鸟兽，而鸟兽多驯服，因其功勋卓著，舜赐之为嬴姓。由此来说伯益为秦人得姓之祖。伯益(大费)之后代至夏商时代渐渐从东夷族群中分化出来，进入中原，或向西部、北部发展，其中一支到达陕甘地区，这一支就是早期的秦人。尽管身处西方边陲，秦人一直没有忘记自己东夷族的身份，《左传·文公四年》记载：“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公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3] 438楚人灭掉江国之后，秦君之所以素服、避开正寝、不举办娱乐活动，其居丧行为甚至超出了礼数，其中主要原因是因为江与秦同属东夷族的嬴姓诸侯国。太皞也是东夷族的早期首领，所以也成为秦人的祭祀对象。黄帝与炎帝在春秋时期地位逐渐提高，又因为他们所在的部族原本都发源于陕甘一带，其后裔之国遍布西部地区，所以成为秦人的祭祀对象并不奇怪。秦人在春秋时代祭祀少暤、太暤、黄帝、炎帝的行为，无疑对中原文化接纳五帝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建立并得到逐步完善的太暤、炎帝、黄帝、少暤、颛顼五帝系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色：其一，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距春秋战国之际相对还是比较久远的，尽管当时在史官文化和诸子文化中已经赋予了他们文化始祖或人间圣王的身份，但是在他们身上还表现出了较为突出的神话传说成分，并保留了一些神性的特质；其二，在五帝之中，太暤、少暤为东夷族群的祖先，而炎帝、黄帝为中原族群的祖先，颛顼则为南方楚人的祖先，尽管当时已确立了黄帝作为中心神的地位，但却仍然反映出春秋战国之际较强的族群意识和多元文化并存的特征。
四、《史记》完成了人格化的五帝系统的定型秦代以前形成的五帝系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体现出华夏族的多元性与那个时代文化的包容性，但当时这个系统却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汉代初期还存在着多个不同的五帝系统，如孔安国在《尚书序》中以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为五帝，《大戴礼记》则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随着秦王朝统一六国和秦王朝的快速灭亡，汉王朝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此时早期的不同部族与族群完成了融合。为了适应汉帝国统治的需要，司马迁吸纳了《五帝德》和《帝系》的五帝系统论，完成《五帝本纪》，并将其作为《史记》的第一篇，正式确立了以黄帝为首的包括颛顼、帝喾、尧、舜等在内的五帝系统，从而完成了五帝系统的定型。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描述五帝的事迹及其之间的关系如下。
黄帝是少典氏的后代，在神农氏之后兴起，先后战胜炎帝和蚩尤，统一天下。黄帝有二十五子，其中，一为玄嚣(青阳帝)；一为昌意，昌意生高阳(颛顼帝)。
黄帝死后，高阳氏颛顼继立，帝颛顼为黄帝之孙，为人沉静有谋略，教化世人。颛顼生穷蝉。
颛顼死后，玄嚣的孙子高辛氏帝喾立，帝喾为黄帝的曾孙、颛顼的侄子。高辛氏生下来就彰显其神异，且能自言其名。帝喾生挚、放勋(帝尧)。
帝喾死后，其子挚曾代立，因其不称职，所以为其弟弟尧所代。帝尧大仁大义，亲睦九族，爱护百姓，任用身为平民百姓的舜，流放共工、驩兜、三苗、鲧等四族以安天下。晚年将帝位禅让于舜。
舜又名重华。舜父为瞽叟，瞽叟之父为桥牛，桥牛之父为句望，句望之父为敬康，敬康之父叫穷蝉，穷蝉之父即为颛顼帝。舜是黄帝的第八世孙，从穷蝉到敬康、句望、桥牛、瞽叟等都是庶民百姓，不在帝位。舜曾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因其孝且有才干，为尧所用，尧将二女娥皇、女英嫁与舜为妻。尧举禹、皋陶、契、后稷、伯夷、益、倕、龙、夔等而任用之，百官各得其所，政绩斐然。晚年将帝位禅让于大禹[5] 1-30。
按《史记》所言，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都同出一脉，其中颛顼为黄帝之孙，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尧是黄帝第四世孙，而舜则为黄帝的第八世孙。《五帝本纪》以黄帝为统帅，以时间为线索，以血缘为纽带，将史前时期本不属于同一氏族，甚至不属于同一族群的五位华夏先祖拉进了同一世系之中，建立起一个一脉相传、不绝如缕的庞大史前“王朝”，建构出距今5 000年-4 000年之间绵延1 000多年的鲜活的史前史。
从黄帝到舜跨越千年，却只有九代，显然是不可信的；而颛顼、帝喾、尧、舜等有些可能与黄帝族有一定的关系，但有些却与黄帝族没有任何关联。作为史官的司马迁不会不了解这些，但他却最终选择了历史化的五帝，并建立起一个帝王谱系。这种选择既受春秋以来史官文化、诸子之言的影响，又是时代的需要。
其一，维护汉代大一统思想的需要。汉代建立以后，经过70多年的文功武治，国力逐渐强大。汉武帝时期，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文化上的一统；在军事上南征北战，使国家版图前所未有的扩大；在文学创作上歌颂盛世，维护中央集权，汉大赋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体裁。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5] 2486-2487尽管此段言词中也有言不由衷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史官，其写史的历史责任感却发自内心且溢于言表。
其二，司马迁接受并精心整合五帝系统，既说明了其深受春秋以来史官文化和诸子思想的影响，也表明了其对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时至汉代，传说时代的上古始祖神如帝俊等相继退出华夏民族始祖的序列，而女娲、少暤等的影响也不断削弱，除了他们的事迹多“不雅驯”之外，也是因为这会使华夏民族出现多祖先的分裂局面，不利于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所以，选择黄帝等五帝，并用血缘关系将他们固定在同一宗族之内，这种认同感正是西汉所需要的，也被司马迁顺理成章地接纳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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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子展．诗经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3]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 吕不韦．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1986．
[5] 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ZS035)；炎黄学研究院重点招标课题“炎黄与五帝研究”
作者简介：金荣权(1964—)，男，河南商城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历史与古代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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