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历史，被称为清官的人很多，有魏征、海瑞、包拯、于成龙……但被毛泽东称为清官的人并不多见。到网上一查也只查出有胡则、海瑞、刘志丹等几个，屈指可数。1921年4月，毛泽东到湖南农村考察，来到华容后说：“刘大夏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治理黄河，功莫大焉。”（摘自《湖南日报》2014年2月20日，《人民网》2014年3月12日）。
刘大夏（1436年—1516年）是明代湖广华容人，先后任兵部主事、福建右参政兼巡视海道总裁、广东省右布政使、浙江省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黄河治理、“两广”总督、兵部尚书。被誉为“弘治中兴”第一名臣，也是有名的水利家和文学家。
“五里一状元，十里一尚书”是明朝时人们对湖南华容的赞誉。“一策名千古，六经辅两朝”是写天顺状元、礼部尚书华容人黎淳（岳阳历史上唯一的状元）。“千秋南囯簑笠公，万古东山一草堂”是明代宰相李东阳对刘大夏赞诗。
刘大夏作为贤臣，早被雍正皇帝尊为中国历代79位贤臣之一（明代9人）而供奉于北京帝王庙东厢殿。他也是民国湖南省政府评选出的与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齐名的30名著名乡贤之一。
刘大夏作为清官，明孝宗以“廉且练事”褒扬；明刑部尚书林俊称其“清约如知白（宋代宰相张知白）”；明礼部尚书杨廉称其“廉洁无私，忠诚恳切，是固先民之遗轨”；明大儒被称为活孟子的陈献章则说大夏“爱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论于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当也”。《明史.刘大夏传》载:“居心行已，磊落光明，刚方鲠高，有古大臣节概。”2017年4月，共和国109将军专门为“刘大夏文化园”落成挥毫题词。而毛泽东的“刘大夏是历史上有明的清官”则是对刘大夏为官一生的精准概括和评价。
刘大夏“清”在何处？刘大夏被一代伟人毛泽东赞为有名的清官，一定有其历史的必然。作为贤臣，肯定有他过人之处。他的清正与廉洁，自然有比其他古先贤更为自觉，更为高洁，更为大气，更为坚定彻底，也有更为超脱潇洒的一面。
一是决不谋私，廉得坚决彻底。廉洁有假廉洁与真廉洁之分，也有一般的廉洁与坚决、彻底廉洁和被动廉洁与主动廉洁之分。刘大夏的廉洁是主动的，坚决彻底的，是真廉洁。
1486年9月，刘大夏就任福建右参政、提调总裁，主持乡试。突然接到90岁高龄的老母亲病故消息。噩耗传来，刘大夏悲恸欲绝，但他强忍悲伤，不对外宣张，只向巡抚和布政使告假，还特别叮嘱不告诉其他人，生怕同僚及下属饯行和馈赠礼金。第二天大清晨便悄悄踏上了归家的征途，所有官吏概不得知。清廉御使张昺早晨听说后，只身追了40多里才赶上大夏向其慰抚饯别，并送上礼金，刘大夏坚决谢绝。守孝期间，他写下了“原田有稻供疏食，野径无尘染素衣”的名言，表达自己热爱自然，致仕不染的高尚品格。
1490年，朝廷任命刘大夏为广东右布政使(省行政副职)，负责管理全省钱粮。按贯例地方官员在征收国家正赋外，还可增加一些杂税，谓之“羡余”，可不入公帐，变为官吏的“小金库”，任其支配。望着前任留下的一大堆白花花银子，刘大夏知道这是地方官员的重要财源，私分、装进腰包或留作自用，既不违法，也不会遭非议。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十万”雪花钱很多就这么来的，过去的官场大家也就是这么做的。刘大夏开始也对这笔“羡余钱”动了心。但刘大夏毕竟是刘大夏，他沉思良久，忽然自责：“你平日读圣贤书，立志堂堂正正，怎么如今碰上非份之财，就犹豫不决，乱了心志？实在有愧古圣先贤，不是大丈夫啊！”于是毅然令库吏将“羡余”列入官帐，不得私分，自己也分文不取。
还有一次，广东镇守太监王敬宴请三司官员，刘大夏不胜酒力，便下桌与同僚闲聊，见桌上一铜炉具十分精致，便赞为精品。不料这话被王敬家仆听到。第二天，王敬派人将这只铜炉具送到大夏家中。刘大夏坚决拒收，并深刻反省说：“古人云，‘见人器用不可羡毁’，我一时忘记这一古训，遂至如此。虽是微物，使此得妄窥吾心，甚不可也，自今以往，戒之、戒之！”不仅如此，刘大夏还自发一日不食。
1493年，刘大夏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黄河治理。治河钱粮，数以万计。刘大夏精打细算，严加监管。三年治河，他节余了一大笔资金。河南巡抚从中拿出2000两相赠奖赏，刘大夏分文未受，令存入府库留作民用。大夏治黄有功，奉旨回京，获赏银若干，大夏以“兹惟天意，何敢贪以为功也”，婉言谢绝拒收了这笔可观的奖金。
1503年冬，朝廷颁令全国四品以上官员到京述职。一时间各地官员纷纷进京拜谒各部要员，送礼求升。但整整一个冬天，兵部尚书刘大夏和左都御史戴珊只在衙门谈事，家里却大门紧闭，让送礼者无门。年过之后的正月十八上朝日，弘治皇帝悄悄拿去两锭白金赠与他俩，并说:去年述职者云集京城，即使你们开门迎客，但谁敢向你们行贿？你们清廉自守，朕只是小佐而已。并动情地说，“卿等将去买茶果用”。
二是秉公执法，廉得正派坚定。公生明，廉生威。公正才能严明。明中叶的朝政每况愈下。刘大夏深知其责任。为官四十余载，他始终把公正放在心头，坚定地不打任何折扣的按规矩办事。
1470年2月，刘大夏随刑部左侍郎曾翚巡视浙江，见百姓贫病交加，饥民遍布，而达官贵人，绵衣玉食，逍遥作乐，便写下了“归去九重如赐问，萧条今日在三吴”的诗句。浙江官员想方设法送礼给他和曾翚，他们一概不收，严格考核官吏政事得失。8月返京后，一次性奏请罢贪、酷、老疾、软官左右布政使张清、刘钺等198人，罢都指挥朱容等16人。并请奏赈济灾民，减轻税赋。表现出他公正无私的坚定。
1497年，鞑靼小王子入侵大同、宣府一带。明军奋起反击，但少粮乏草，边关告急。刘大夏临危受命，出任户部左侍郎兼佥都御史，率队前往宣州征粮。此时，粮草皆由官家子弟垄断。官府规定购粮一次要千担以上，草万束以上才开秤。平民百姓只能以低价卖给官家子弟，让他们再以高价卖给官府。这些“官倒”便大发不义之财。刘大夏到任后，总督李文带着四位大官商为其接风，并送上四十万两银票。刘大夏佯装收下，转手交下属作为朝廷征收钱款，同时起草颁布《收市法》直接由户部收购，且粮十担草百束即可开秤，价格公开，即付现钱。不到两月，便“仓场有余积，私家有余财，三十年来仅见此耳”，满足了十万大军所需粮草。
三是不畏权贵廉得高洁坦然。刘大夏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没落的士大夫家的官员。按官场习惯，攀大树、求荫护、谋发展是一些官吏的必然选择。但刘大夏有自己为官的准则。他说“处天下事，以理不以势；定天下事，在近不在远。俟至彼图之”。他还常言：“居官以正已为先，所谓正已，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
1477年5月，宦官汪直持宠横行，残害忠良，以兵部尚书项忠私自任命将官的“莫须有”罪名将其削职为民，其后又将兵部左侍郎马文升以“专擅行事，怀奸不忠”的罪名打入诏狱，谪戍重庆。马去职后，兵部侍郎一职出缺。汪直一伙见刘大夏才干卓群，已担任兵部主事多年，乘机推荐他出任侍郎，并托新任尚书余子俊传话，要刘大夏与他们面谈。面对升迁的良机，刘大夏知道这伙人不好惹，始终不与汪直等人见面。直言“当不了他们的官”，直到六年后才被朝廷提拔为福建省右参政。
1483年，太监阿九之兄阿四，仰仗其弟是内府太监，私役军士，营私舞弊。刘大夏任兵部主事，奉命查办。阿四不可一世，破口大骂，拳打办差役员。大夏忍无可忍，也不顾什么皇亲国戚，毅然鞭苔阿四，围观群众无不拍手叫好。但宪宗听信太监阿九谗言，欲将刘大夏处死。在同朝官员的周旋求告下，才被改为廷枝二十。刘大夏从此留下终身伤痛，腿脚一直不方便，但他始终不为所悔。
1506年，弘治去世，刘大夏请求告老还乡获准。宦官刘瑾向正德皇帝馋言:如果抄没刘大夏家产，可顶当军费十之二三。正德便派锦衣卫罗至廉率人赶赴华容缉拿大夏并抄其家产。罗至刘家，见一品大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刘大夏在菜园锄地，家境贫寒，敬佩而感动。刘大夏家人翻遍全屋找出惟一的银酒杯相送，罗坚辞不受，只求刘大夏赠诗一首。大夏便作《赠奉使罗锦衣》:“晚岁丘园值数奇，间关万里赴京师。幸逢有道老成使，俯念无辜衰病姿。持法得中人已便，施恩不报鬼神知。囊无金玉酬君德，聊写衷情赠一诗。”
刘大夏押到京城，关在狱中。同僚旧交欲集资行贿刘瑾相救，大夏坚决拒绝。他说:“仰俟天命，或欲集资赂瑾。如此而死，祸止一身。称贷免死，则累及子孙。”充军路上，他夜宿安春县，独坐僧房，写下了“身遭谪戍八千里，囊乏通神十万金”的名言。其实他清楚，自己不可能有金十万，即使有，他也绝不向宦官低头，向权贵屈服。
刘大夏在处时代，以汪直、刘谨为首的太监和东厂、西厂特务机关相勾结，恃势横行。刘大夏义无反顾，匡正朝纲。他数十次奏革传升乞升，裁撤镇守。仅1508年8月，奏请裁撤各处添设监枪分守、守备内臣24人。1505年9月奉诏查武官冗食之应革者683人，举诏汰冗官、将军薛福敬等48人，同时奏请“各边镇守重臣，正己率下，如有不怡，治以重罪”。刘大夏大义凛然，奏革匡正朝纲，虽震慑奸党，也得罪内宫贵人和皇亲国戚，最终也给自己带来灾难，即使这样，他也坦然。
四是举贤用能，廉得谨慎大气。出以公心，举贤用能是廉洁重要方面。过去任人唯亲，现在可能还是官场的潜规则。在这方面，作为位高权重、皇帝特别倚重的刘大夏表现得特别慎重而又大气磅礴。
大夏历仕四十余载，先后举荐官员上千人。他举荐官员，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仇而疏，不以罪而废。不论门第，审之以严，用之以专。刘大夏去世后，皇朝的讣告载这样评价他:未尝千人举荐及为人请托，自守泊如也。其举荐官员包括后来的工部尚书吴廷举、史部尚书、内阁首辅扬一清 、户部尚书邹文盛、工部尚书林庭、南京户部尚书熊羽中、南京刑部尚书张敷华、南京兵部尚书韩文、两广巡抚熊绣等。为解决军中将领世袭素质低下的问题，他上奏《试行武举疏》，并于1504年举行全国会试，取许泰、陈宽等35人为进土，其中许泰为武状元，并官至左都督正一品。皇帝收为义子，赐国姓。
刘大夏自己要求严格，他推荐的官吏也能如他一般。如他推荐外乡人张举当自己家乡岳州知府。张举不但自己清廉，对家属的要求也特严格，一次张举妻子为待客人购置了一席档次稍好的菜碟餐具，对张举谎称外借县衙的，张举得悉真相后，怒摔盘器，将夫人赶回栾城老家。张举勤政廉洁、严待家人的做法，使得岳州官场肃然，风清气正，百姓安居乐业。由于积劳成疾，弘治十五年（1502年）正月，张举不幸死于岳州任上。同僚官员收拾他的遗物时发现，张举留下的只有俸金数两和几件布衣，在场的人都唏嘘不已，全岳州的百姓无不为之哀悼。
在用人上，他对买官者毫不姑息。任兵部尚书时，甘肃总戎鲁麟自恃先辈有功贪婪骄横，刘大夏毫不留情地解除了他的兵权。鲁麟不死心，倚仗自己积有黄金数万两，派使者对刘大夏说：“如果有幸能当上总戎，定以全部家当重谢。”刘大夏以“无缺可补”断然拒绝，气得鲁麟怏怏成病，不到一年便撒手西去。
古人都说举贤不避亲，但刘大厦有自己的理解。他们三兄弟中，兄长刘大中一生在家务农，伺候父母官；弟弟刘大奇自小聪慧，考中举人后为候补官员多年，身为封疆大吏、朝廷重臣的刘大夏，没有为他谋一官半职，最后也告老回乡。他子孙众多，却未为子孙封荫一人，临终时还留下遗书交待：“吾仕宦日，未能为子孙乞得一官，购得一田，然吾心安……吾死之后，子孙勿乞赐祭，勿乞恩荫。”其子刘祖修科试不第，隐居山林，耕读不辍。官府循例授以冠带，坚辞不受。孙子如愚，在刘大夏去世后初补国子生，后才被朝庭委任安徽含山知县。他“廉介不苟，敦行植节，人以其有乃祖遗风”。孙子如讷，学问渊富，乡试中举，后来才被裭择优授颖州知州。如讷为官“清廉慈惠，好士爱民，致仕之日，市民阻道，不忍离去”。曾孙世节，任抚州知府，为官清廉，用法公允，离抚州时，万人空巷相送。抚州人以生祠碑记其政德。
1498年冬，刘大夏因严重腿疾回华容老家养病。按明朝规定，文职三品以上官品，可许一子或孙送国子监读书。亲友劝说刘大夏上疏请荫。大夏不为所动。教育子孙最多是“耕读”二事。他告诫儿孙:财富，只有通过务农经商，付出辛勤劳动而得的才能获用，才属已有。并拟订《训儿十嘱》和《家规十条》。刘大夏蒙冤充军过良乡县，也不望托人告诫自己的子孙“逢人寄语儿孙辈，莫见秋风废草堂”。
五是戒利远名，廉得潇洒超然。刘大夏是经科考入仕的，曾历事四君，清廉笃实有经国之才，却几度因构陷入狱，又皆由凶遇吉，后得善终。他的品质主要表现为对待政治事件的深谋远虑;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对待政治挫折的从容淡定以及对待仕途的适时进退。而他的清廉作风和低调、不图名与不出名的处世风格使他能够在清官能臣难得善果的社会功成身退，最后以81岁的高龄善终，实在难能可贵。
刘大夏终生廉洁自奉，律己特严，诚如其言；刘大夏戒利，戒得坚定而彻底；远名，远得彻底而坚定。既不贪利，也不贪名。他对后人说：“平生不为皎皎之行，不立赫赫之誉。”刘大夏的廉洁，不仅高出他同时代的廉吏，也高出许多古贤。
刘大夏一生，出大名的机会很多，最难得的是弘治后期，明孝宗对他的亲切、信任和依赖，有如家人父子，经常单独召见他，君臣同心，共商国事，携手将辉耀史册的弘治中兴推向巅峰。“九重移榻数台见，夹城日高文华殿，英谋密语人不知，左右微闻至尊羡”就是“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对当时明孝宗与刘大夏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
这要放在别人，正所谓千载难逢，机不可失，宣扬之，记载之，出书，立碑，树之通衢，藏之名山，让自己的大名，既赫然于当代，更彪炳于青史。与刘大夏同为“弘治三君子”的王恕，就曾花钱雇人为其作传刻书，多载其在明宪宗时“留中之疏”，美化自己的政见，暗示明宪宗的昏庸。最后被迫致仕，郁郁而死。刘大夏却不，对其所进谋略，所作贡献，一无外传，故时人多不知晓，史书也无从详细记载。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对此深表惋惜，说：“大夏仁心为质，道揆法守……却少有传者。”这的确是个遗憾，但从这遗憾中放射出的圣洁之光，却将“廉洁”二字的深度和高度，辉映得清晰明了，震撼人心，读史至此，假廉者自当无地自容，真廉者定会仰之弥高。
【作者简介】刘绍泉，刘大夏第17代孙。曾任中国石化巴陵石化公司橡胶厂宣传干事、党委秘书、团委书记，巴陵石化公司党委宣传部新闻科长、副部长兼党校副校长，巴陵石化公司化纤厂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巴陵石化岳化社区管理中心主任。高级政工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