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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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地名考释，对于研读古代文献、了解历史、考察出土文物等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古代小说中“欧阳火”之“欧阳”、镇江丁卯桥出土唐代金银器铭文之“力士”，之所以迄今众说纷纭，未得确解，其原因是不明“欧阳”、“力士”均为古代地名。
关键词：古地名；欧阳；力士；考释
一、“欧阳”考
日本青莲院写本齐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伏万寿，平昌人，居都下。元嘉十九年为卫军行佐。府主临川王刘义庆镇广陵，万寿请暇还都。暇尽反州，四更中过大江，天极清靖。半江，忽遭大风，船便欲覆。既夜尚暗，不知所向。万寿本信敬佛法，当尔绝念观世音。须臾，见北岸有光，如村中燃火，同舟皆见，谓是欧阳火也。直往就之，未曙而至。访问村中，皆云无燃火者。因请道人斋。”
此事又见于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27引《冥祥记》作：“宋伏万寿，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广陵为卫府行参军。假讫返州，四更初过江。初济之时，长波安流。至中江而风起如箭，时又极暗，莫知所向。万寿先奉法勤至，唯一心归命观世音，念无间息。俄尔与船中数人同睹北岸有光，状如村火，相与喜曰：‘此必是欧阳火也。’回舳趣之，未旦而至。问彼人，皆云昨夜无然火者，方悟神力。至设斋会。”
清弘赞辑《观音慈林集》卷2（《大正藏》X88—p.90b）亦引，各书行文略有差异，但均有“欧阳火”一词。只有《太平广记》卷111“伏万寿”条（出《法苑珠林》）引作：“倏尔与船中数人，同睹北岸有光，状如村火。喜曰：‘此必是阳火也。’回船趋之，未旦而至。”《太平广记》引自《法苑珠林》，显然“阳火”前脱一“欧”字。然“欧阳火”为何物，历来未有注释，更无确诂。故江蓝生先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将“欧阳火”列入“附录·待质词语”。孙昌武先生《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则据《太平广记》把“欧阳火”直接改成了“阳火”。本人撰《〈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一书时，注为：“欧阳火：未详为何物。······存疑。”后到范崇高先生“南朝小说词语考释”一文，其中“欧阳火”条云：
我们认为“欧阳火”的说法与俗词源有关。俗词源是语言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一种词源现象，其中一种类型是，词语在传承过程中，人们已经不能了解它的得名之由，只是根据这个词语的读音，通过联想，自以为是地去理解它们的来源，从而臆造出一个貌似正确的词语形式。在通常情况下，新的词语形式与旧的词语形式音节数相同，且具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如宋代郑景望《蒙斋笔谈》记载，阆州人为祭祀陈子昂，专门为他设立了陈拾遗庙，后来州人不知道“拾遗”是官名，于是错误地理解为“十姨”，以至于把供奉对象陈子昂变为妇女，称为“陈十姨”。另有一种类型的俗词源是，人们从已有词语中的一个读音，联想到包含这个读音的一个大家熟知的词语，就在旧的词语音节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音节，从而形成新的词语形式。如“馎饦”是古代一种水煮的片状面食，在四川部分地区被称为“鸡婆头”。这一得名大致经历了以下的演变过程：首先是有人从“馎饦”的“馎”这一语音联想到大家熟知的“鸡婆（母鸡）”，就无端地把“鸡”牵扯到“馎饦”之前称为“鸡馎饦”（现今四川有的偏远地区仍有这样的读音），随后“鸡馎饦”因为语义的联想而发生音变，读、写成了“鸡婆头”。又如四川人把小的饭馆称作“么店”，后来，因为人们少有用“么”表示“小”的意思了，“么店”得名的缘由模糊，有人就把这一名称附会在饭馆中的一种常见的菜名“炒腰花”上，“么店”也就有了“腰（么）花店”的叫法。这种联想很像我们从形容一个人油滑的“油”，联想到大家熟知的“油条”，于是油滑的人就被称为“油条”甚至“老油条”，而人的油滑和油条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联系。
“欧阳火”就是属于后一种俗词源而形成的词语形式，它的来源与“欧阳”姓氏有关。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夏少康庶子封于会稽，至越王无强为楚所灭，无强子蹄更封于乌程欧余山之阳，为欧阳亭侯，遂以为氏。”也就是说，欧阳姓出自姒姓，夏帝少康的庶子受封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传到越王无强时，被楚国灭掉，无强的儿子蹄改封于乌程欧余山的南面，为欧阳亭侯，于是其后世子孙就以欧阳为姓。可见，“欧阳”姓氏应该是古代吴越地区历史悠久的大姓。而《冥祥记》和《系观世音应验记》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刚好发生在吴越地区，由此我们推断，当时民间是由“阳火”的“阳”联想到人气旺盛的“欧阳”姓氏，就附会拼合了“欧阳火”这个词语来表示“阳火”具有的“人间之火”的意义。”
这一段考释将“欧阳火”归结于“俗词源”，虽然旁征博引，然使人如坠五里云雾，更是不知所云。
多年来，“欧阳火”的疑团一直萦绕心头，平时读书就处处留意。经查阅一些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后才发现，事情并非如范文所说的那样复杂。“欧阳”不过是长江北岸靠近广陵（今江苏扬州）一个地名而已。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自永和中（翘按：东晋穆帝司马聃的第一个年号，即公元345-356年），江都水断，其水上承欧阳，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楚、汉之间为东阳郡，高祖六年为荆国，十一年为吴城，即吴王濞所筑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曰广陵。王莽更名郡曰江平，县曰定安。”
杨守敬、熊会贞《疏》云：“全云：胡三省曰，江、淮之间，地名欧阳，见于史者非一处。吴喜使萧道成留军欧阳，在淮阴界。裴邃拒长孙稚，欲营欧阳，则在寿春境上。萧正表为侯景栅欧阳，断援军，在今真州界，邗沟之所承也。而会稽郡乌程县亦有欧阳。戴欧阳下增埭字。守敬按：《通鉴》宋大明三年，竟陵王诞举兵广陵，诏沈庆之讨之。庆之进至欧阳。齐延兴元年，萧鸾使王广之袭南兖州刺史安陆王子敬，广之至欧阳。皆此欧阳。《注》引此文无埭字。《方舆纪要》，仪真有欧阳戍，在县东北十里。”
从这段疏文中，可以得知，南北朝时期，地名为“欧阳”而见于史籍者，约有四处：一是在淮阴界之“欧阳”（今扬州市北邗江区公道镇欧阳村），二是在寿春境（今安徽六安市寿县）之“欧阳”，三是在真州界（今江苏仪征市真州镇）之“欧阳”，四是在会稽乌程之“欧阳”。而“真州界”之“欧阳”正处长江自建邺（今南京）至广陵（今扬州）江段之北岸，仪征东北十里处。（翘按：《水经注》所云“其水上承欧阳，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即指“欧阳埭”，说的是邗沟原来引江水的口门淤废了，向西延伸迁移至今仪征市。欧阳埭通江、达淮，入欧阳埭就可以长驱直入广陵城，挽救了淤塞的邗沟。欧阳埭即今仪扬河运口之古堰，埭即拦水的土坝，处于仪征运河与长江的相通处，具有蓄水和船只盘驳通航的功能。欧阳埭，因欧阳戍（仪征县东北十里）得名，后以欧阳埭代替河名。《扬州水道记》云“即今仪征运河”，《甘棠小志》云“仪征入江之路，晋欧阳埭故道也”。宋代统称为真（州）楚（州）运河、真扬运河、真州运河、真扬漕河。元代统称为扬州漕河、淮东漕渠。明代称淮扬漕河、仪河。清代叫仪真运河、古运河、盐河。民国时期称仪征运河。新中国建立后改称为仪扬河。）
伏万寿家住都下（京都），即长江南岸南朝宋京都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元嘉十九年，临川王刘义庆镇广陵（当时侨置南兖州，今江苏省扬州市，处南京东长江北岸）时，伏万寿任卫军行佐（一作广陵卫府行参军），“万寿请暇还都，暇尽反州”，即从长江南之建邺顺江东行至江北之广陵（南兖州治），而自建邺之广陵，沿江北岸分别有仪征、欧阳、江都。他四更中（下半夜两点）过大江，当船夜行江中，忽遇大风，不知所向，将欲覆灭之时，因乞求观世音救助而应验，忽“见北岸有光，如村中燃火”，故认为是“欧阳火”（江北岸欧阳之火光），便确认了方向，以致“直往就之，未曙而至”。而且根据《水经注》所载“江都水断，其水上承欧阳，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可知，欧阳、江都、广陵虽均在长江之北，然都与长江隔有一定的陆路距离，从长江直通江都的水道已断，故引江通欧阳，从欧阳至广陵经水路六十里可达，此水由广陵经邗沟北上与淮河沟通（详下附《中国历史地图册》第四册“南朝扬、南徐诸州”图。翘按：据史料记载：邗沟是联系长江和淮河的古运河，南起扬州以南的长江，北至淮安以北的淮河。南北朝时，长江水引入欧阳，由欧阳经内河至扬州，然后通邗沟。唐代，长江中的沙洲扩大，并与北岸相连。唐代开元二十二年，在扬子镇以南接开伊娄河，经瓜洲入江。从此，瓜洲运口与欧阳，亦称仪征运口并用。）
伏万寿显然是乘船由建邺过江，然后必须从支流到达欧阳，才能继续从水路到达广陵，故“欧阳”是必经之路。（并非沿江东至江都再到广陵，因为此时长江直接到江都、广陵的支流已断）。如此理解，不仅完全符合当时的地理环境，而且文从字顺。
而南北朝时，仪征与江都、广陵间之地名“欧阳”，文献中多有出现。除《水经注》而外，又如：
《宋书·谢灵运传》引谢灵运所作之《撰征赋》云：“······越云梦而南泝，临浙河而东浮。彀连弩于川上，候蛟龙于中流。爰薄方与，乃届欧阳，入夫江都之域，次乎广陵之乡。”（此赋亦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65）
《宋书·沈庆之传》：“（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诞据广陵反，复以庆之为使持节、都督南兖徐兖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率众讨之。至欧阳。”
《魏书·萧正表传》：“侯景之将济江也，知正德有恨于衍，密与交通，许推为主。正德以船数十舫迎之。景渡江，衍召正表入援。正表率众次广陵，······景寻以正表为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既受景署，遂于欧阳立栅，断衍援军。”
《梁书·杜崱传》：“是月，齐将郭元建攻秦州剌史严超远于秦郡，王僧辩令崱赴援，陈霸先亦自欧阳来会，与元建大战于士林（翘按：即今江苏六合北士林馆）。”
《南史·徐度传》：“五年，（徐度之子徐敬成）除吴兴太守。随都督吴明彻北讨，出秦郡（翘按：晋安帝时改堂邑郡侨置，治尉氏县，即今江苏南京市六合区。南朝宋元嘉八年改属南兖州，辖境约当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和安徽省天长市西部地。齐永明初废），别遣敬成为都督，乘金翅自欧阳引埭溯江，由广陵，齐人皆城守，弗敢出。”
“欧阳”，因其为长江通邗沟之入口，且为广陵周边，军事要地，故又称“欧阳戍”；
《南齐书·戴僧静传》：“僧静······事刺史沈文秀，俱没虏。后将家属叛还淮阴，太祖抚畜之，常在左右。僧静于都载锦出，为欧阳戍所得，系（南）兖州狱。”
故《大清一统志》卷67：“欧阳戍在仪征县东北十里。《通鉴》宋沈庆之讨竟陵王诞，至欧阳戍。《水经注》吴城邗沟上承欧阳，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
《江南通志》卷33：“欧阳戍在仪征县东北十里。《水经注》云邗沟水上承欧阳，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即此梁陈间陈霸先与侯景战屯之地。”
二、“力士”考
中央电视台4频道“走遍中国”栏目“发现金银窖——镇江系列”（2009年1月18日）云：
“上世纪八十年代，镇江东郊一个叫丁卯桥的地方，突然发现了一个古代窖藏，里面装满了金银器。经过考古人员的细心整理，共清理出900多件。在后期整理中，考古人员发现这个窖藏的金银器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一件银酒筹是中国古代金银器中的孤品，它由筹身、筹签两大部分组成，筹签除了选用《论语》作为酒令外，下面还注明了抽到此签者如何饮酒。这显然是当时上流社会或文人使用的酒令筹，为今天研究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习俗有很大帮助。
丁卯桥的金银窖藏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它制作十分精良，一些器物上刻有铭文，但这些铭文却让考古人员迷惑不解，‘力士’是这窖金银器中最多的铭文。如“唐鎏金鱼龙戏珠纹银盆”外底镌刻有“力士”二字。刻花处皆鎏金。另有“素面银盆”，敞口，平底，口沿内刻“力士”二字。
考古人员确认这批金银器是唐朝末年在镇江打造的，当时的镇江是中国著名的金银器加工中心，上世纪陕西发现的法门寺地宫的金银器中，就有来自镇江的器物。但“力士”二字又如何解释呢？有人说是唐朝高力士的名字，有人说这是佛教上的一个名词，还有人说这个字可能与窖藏的主人有关。唐末著名诗人许浑后来定居镇江，他的别墅就修建在丁卯桥。这位写过“山雨欲来风满楼”等著名诗句的诗人，有能力拥有如此的金银器，他是不是窖藏的主人呢？考古人员还发现，许浑的祖父就叫力士。”
对于丁卯桥出土唐代金银器上的“力士”铭文，自一面世就众说纷纭，考古人员或认为是因“高力士”而来，或以为因许浑之祖名“力士”而来，或以为因佛教而来，其实皆未能中的。其理由如次：
一、高力士（公元684—762年）唐潘州人（今广东省高州市城区），为唐代有名宦官。天宝初（742年），加封力士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七年，加封力士骠骑大将军，其家产富有非王侯能比。后经安史之乱，力士兵随玄宗入蜀，又随玄宗还京。上元元年（760年），力士被诬流放巫州。宝应元年（762年），唐代宗即位，力士遇赦还京，归至朗州，卒。代宗复其原官职，并赠封扬州大都督，陪葬唐玄宗泰陵。就高力士当时的地位及“富有非王侯能比”的家产，是有可能在这些金银器上刻上“力士”的铭文的。但镇江丁卯桥出土的金银器，经专家鉴定，乃“唐朝末年打造的”，那么，也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高力士死后一百多年，再在打造的金银器上刻上他的名字。
二、许浑（?—约858），字用晦，一作仲晦，祖籍安州安陆，寓居润州丹阳（今属江苏），遂为丹阳人。许浑于唐文宗大和六年（832）进士及第，先后任当涂、太平令，因病免。大中年间入为监察御史，因病乞归，后复出仕，任润州司马。历虞部员外郎，转睦、郢二州刺史。晚年归丹阳丁卯桥村舍闲居，自编诗集，曰《丁卯集》，一生仕途并不得意，而以诗名世。许浑远祖许绍，儿时与唐高祖李渊是同学。据《旧唐书·许绍传》载：“（许）绍少子圉师有器干，博涉艺文，举进士，显庆二年累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俄以子（许）自然因射猎杀人,隐而不奏,又为李义府所挤,左迁虔州刺史，转相州刺史。”“（许）绍······贞观中赠荆州都督，嫡孙力士袭爵，官至洛州长史。”据此，可见许力士与许自然为同辈，均为许绍孙。但许自然为许圉师之子，而许圉师为许绍少子，许绍另有次子许智仁，长子为谁，未有记载，许力士为许绍嫡孙，故许力士乃许圉师侄辈可知。据光绪《丹徒县志》记载，许浑系“故相圉师之后”，圉师因犯过受处分，将子女分散各地，有一子叫许自明流落到江南云阳（今丹阳县）。近年来发现的《润州许氏宗谱》就记载着许自明为许浑的曾祖。这样看来，许力士当为许浑的曾祖辈。而非许浑祖父。许力士曾任过洛州长史，据史书记载，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二月，唐高宗幸洛阳宫敕洛州长史许力士在北邙山原老子祠处建上清宫。从年代上看，许力士活动的年代至少要比许浑早一百几十年，故亦不可能是许浑的祖父（如果以20—30年为一代，则祖孙辈大约相差60—90年）。许力士仅任过洛州长史，官职并不显赫，故在如此多高档金银器上刻上他的名字，后来又传给曾侄辈的许浑，也不太切合实际。更何况，经专家鉴定，这些金银器为“唐朝末年打造的”，那么由一生仕宦途径不佳，潦倒抑郁的诗人许浑制作这么多金银器，再刻上曾祖辈许力士的名字，则更是不可思议。
三、至于认为“力士”铭文与佛教有关，也纯属臆测。在历代金银器皿（甚至陶瓷器）上浇铸、雕刻与佛教有关内容，此属常见。目前出土唐代金银器上有天王、力士、金刚等造像，也有莲花、飞天等图案，但从未用刻上“力士”两字来表达佛教内容的。
如此说来，究竟镇江丁卯桥出土的金银器上的“力士”铭文为何意呢？本人的看法，“力士”两字乃是说明产地的。因为从西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有不少多是在器底刻上产地的。如：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大银盆：系唐僖宗供佛用品。盆底外壁，錾刻“浙西”二字，“浙西”为唐代的“浙西道”（今江苏镇江。《唐方镇年表》载：“浙西亦日镇海节度使，浙西观察等使，润州刺史。”），乃唐代后期南方金银器的制作中心。
“力士”作为产地，唐代文献中不止一次出现。《新唐书·韦坚传》：“韦坚字子全，京兆万年人。姊为惠宣太子妃，妹为皇太子妃，中表贵盛，故仕最蚤。繇秘书丞历奉光、长安令，有干名。······元宗咨其才，擢为陕郡太守、水陆运使。······初浐水衔苑，左有望春楼。坚于下凿为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为升楼，诏群臣临观。坚豫取洛、汴、宋、山东小斛舟三百，并贮之潭，篙工柁师皆大笠、侈袖、芒屦，为吴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产陈其上。若广陵则锦铜器、官端绫绣，会稽则罗吴绫绛纱，南海蝳蝐象齿、珠琲沉香，豫章力士瓷饮器、茗铛釡，宣城空青石绿，始安蕉葛蚺胆翠羽，吴郡方文绫，船皆尾相衔进，数十里不绝。”此中各地土物就有“豫章力士瓷饮器”。
另外，唐代李白《襄阳歌》中有：“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猿夜声。”其中涉及“力士铛”“舒州杓”。“铛”乃一种古代的温器。较小，有三足。用以把酒、茶等温热。以金属或陶、瓷等制成。前蜀贯休《和毛学士舍人早春》：“茶癖金铛快，松香玉露含。”宋高似孙《纬略·古铛》：“古铜铛者，龙首三足，挹注以口，翠蚀可玩。因考《晋旧事》有龙首铛，即是此类······《述异记》有谓‘卿无温铛，安得饮酒’，当是温酒器也。”
“杓”有柄，古代多用以从樽中舀酒，可与铛配套使用。《韩诗外传》卷8：“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汉书·息夫躬传》：“霍显之谋将行于杯杓，荆轲之变必起于帷幄。”字亦作“勺”，《周礼·考工记·梓人》：“梓人为饮器，勺一升。”《仪礼·乡射礼》：“两壶斯禁，左玄酒，皆加勺。”宋苏轼《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仙人劝酒不用勺，石上自有樽罍洼。”
从“舒州杓”来看，“舒州”为地名，在今安徽安庆一带，唐武德四年改为舒州，原辖怀宁、桐城、望江、宿松、太湖五县。此地产铁器、酒器等。而“力士铛”之“力士”也当是地名。《江西通志》卷11“饶州府”：“鄱阳山在府城西北一百十五里鄱阳湖中，初名力士山，亦名石印山，唐改今名。”《旧唐书·地理志》“江南西道”：“鄱阳，汉县，属豫章郡，古城在今县东界，有鄱江，今为州所理。”力士山所在当在今江西九江一带，古属豫章郡。
问题是：《新唐书·韦坚传》中出现的“豫章力士瓷饮器”，“力士”是作为瓷器的产地，江西历来出名瓷，这是众所周知的（如今景德镇瓷器还享誉全球）。而李白《襄阳歌》中的“舒州杓、力士铛”，到底是瓷器还是金银器则不得而知。（因为古代杓、铛既有瓷器的，也有金银铜铁器的。）“力士”作为名瓷产地，已有“豫章力士瓷饮器”为证，而“力士”作为金银器产地则需要另外寻找佐证。通过查检唐代文献，我们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首先我们从白居易的诗中，发现了鄱阳是盛产金银的。白居易《赠友五首》诗之二：“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苦辛。披砂复凿石，矻矻无冬春。手足尽皴胝，爱利不爱身。畬田既慵斫，稻田亦懒耘。相携作游手，皆道求金银。毕竟金与银，何殊泥与尘。且非衣食物，不济饥寒人。弃本以趋末，日富而岁贫。所以先圣王，弃藏不为珍。谁能反古风，待君秉国钧。捐金复抵璧，勿使劳生民。”可见，当时鄱阳一带因蕴藏着大量金银矿，故人们趋之若鹜，以致农田荒废，生民苦辛。另外，唐章孝标有《送饶州张蒙使君赴任》一诗，诗云：“饶阳因富得州名，不独农桑别有营。日暖持筐依茗树，天阴把火入银坑。”从这首诗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力士山所在的饶州府，正是因为“富饶”而得名，而富饶的原因是“不独农桑别有营”，致富的原因是产茶与产银。
《旧唐书·齐映传》：“（齐映）又改洪州刺史（按：据《旧唐书·地理志》，洪州时领豫章郡丰城、钟陵二县）、江西观察使。映常以顷为相辅，无大过而罢，冀其复入用，乃掊敛贡奉及大为金银器以希，先是银瓶高者五尺余，李兼为江西观察使乃进六尺者。至是，因帝诞日端午，映为瓶高八尺者以献。贞元十一年七月卒，时年四十八，赠礼部尚书。”齐映在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任上，为争取复为相辅，竟作八尺巨银瓶献上，可见豫章郡当时多金银，且多出金银器。法门寺地宫出土晚唐金银器中，有一鎏金双狮纹银盒，盒底外壁竖錾4行33字：“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使臣李口进”。据考证，这件银盒可能是李驾进的。江南西道道治在洪州(今南昌)，1975年西安南郊曾出土江南西道李勉进贡的银盆，这些器物也都是洪州本地所产。
根据以上记载，我们可以推断，金银器上镌刻“力士”两字，也和当时瓷器名“力士瓷”相同，乃注明产地也。
另外，《太平寰宇记》卷125“舒州”条下：“桐城县取同乡为名，吕亭山在县北十七里。按《吴志》，吴将吕蒙伐鲁肃，督西陵，屯军于此，因名。符度山在县东九十里。其山顶三岩下约容三五十人，及天井一所，泉常如脉霖，下通深潭。又有金穴村，人采金入穴，见大蛇吓其口，自此不敢入。”据此，舒州也是出金银之处。故李白诗中的“舒州杓，力士铛”也完全可能是金银制品。
南方金银器在唐中、晚期的崛起，与这一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有很大关系，中国经济的南移和文化的北进是唐宋时期的一个现象，历史上的几次人口大迁移，也在唐宋时期发生过，唐代南方金银器的崛起为两宋金银器工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及人才上的条件。
唐代润州丹徒县丁卯桥位于古运河边与长江的交汇之处，商贾云集，也是当时南方重要的金银器的制作中心。当时的著名诗人李白即有“云阳上征去，两岸绕商贾”的描写，可见当时丹阳的繁荣景象。李白所处的年代，正是唐玄宗从英明圣君转入纵情声色的时期，玄宗贵妃和安禄山曾互赠金银器，之后安禄山在范阳起兵，自立为帝，引发“安史之乱”，结束了玄宗的罗曼史，唐朝从此步入衰亡，而南方金银器却因唐朝晚期各级官员大兴进奉之风而得到极大发展。据《新唐书》记载，南方是唐代进贡金银器的主要地区，现在已发现的唐朝晚期金银器高达1200多件，大部分也出自江淮以南地区。可以推想：从长江沿岸的“舒州（今安徽安庆）”、“力士（今江西九江）”等地出产的金银器，要北上长安进奉朝廷，首先必须经由长江汇集到镇江丹徒丁卯桥一带，然后通过运河北运。而因为某种原因滞留在此，以致埋入地下千余年，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文章作者：董志翘
文章来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 第4期
选稿：耿曈
编辑：刘言
校对：吴雪菲
审订：李春燕
责编：罗舒平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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