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人机没有彻底改变战争：
空战中持久的“隐匿者-发现者”对抗
作者：Antonio Calcara, 意大利LUISS Guido Carli学院政治学系博士后研究员；Andrea Gilli, 斯坦福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成员；Mauro Gilli,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军事技术和国际安全领域高级研究员；Raffaele Marchetti, 意大利LUISS Guido Carli学院教授；Ivan Zaccagnini，罗马第三大学国际安全系。
来源：Calcara, A., Gilli, A., Gilli, M., Marchetti, R., and Zaccagnini, I. (2022) Why Drones Have Not Revolutionized War: The Enduring Hinder-Finder Competition in Air Warfa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6(4), pp.130-171.
导读
在持续了大半年的俄乌冲突中，俄乌双方均使用了大量无人机。在冲突前期，乌军无人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乌军的抵抗作出了贡献。据报道，当地时间10月10日，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动用了24架无人机（和84枚巡航导弹），袭击了乌克兰至少14处地区；10月13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防长会上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
本文基于史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陆战）现代兵力运用体系”，提出了一种关于防空和空中突防之间“隐匿者-发现者”对抗的新分析框架，并用于探讨无人机的有效性。该理论认为，无人机很容易受到防空系统和电子战系统的攻击，而且无人机需要其他兵力结构资产的支持才会有效。这种“隐匿者-发现者”对抗对于那些无法掌握“（空战）现代兵力运用体系”（即一系列战术、技巧、程序、技术、以及隐藏自身和发现目标的能力）的国家而言，无疑会使其付出更高的成本。作者从传统“无人机革命论”和空战中的现代兵力运用体系中推导出可观察的推论（归结为三个因变量：攻防平衡、力量分配、兵力运用），然后通过三个案例（2019-2020年利比亚无人机战争、2011-2020年叙利亚内战中的无人机战争、2020年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的冲突）进行检验。
本文认为：无人机并没有产生进攻优势，没有产生“平衡”强国和弱国的作用，也没有消除近距离作战。因此，无人机本身并没有产生革命性影响。对此，本文提出了两个政策建议：其一，政策制定者应警惕那些寻求激进地改变兵力结构和防御姿态的呼声；其二，大国也许能通过为其盟友提供防空系统、电子战系统和技能熟练的军事人员来重新平衡一场有大量无人机作战的战场态势。关于无人机作战的传统观点
在过去的二十年，军用无人机及其在军事行动中的运用逐渐引人注目。但是，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在实证上研究无人机的战术和作战效果，而是假定这些效果存在。从这些假定出发，他们推导出无人机作战的战略、政治及本体论意义。
1.无人机革命论：支持者
根据传统的观点，无人机代表了战争的重大转折点。这种“无人机革命”叙事建立在无人机应发挥的三种主要作用之上。第一，无人机可以产生进攻优势，因为它们可以突破现代防空系统。第二，由于无人机的生产成本低且复杂性有限，无人机降低了发起军事行动的门槛，因此无人机是军事大国和军事小国之间的一种“平衡力”。第三，无人机使国家能够在不部署地面部队的情况下作战，因此，无人机将使近距离作战变得过时。
2.无人机革命论：怀疑者
一些学者则质疑“无人机革命论”，他们指出，因为它们需要指挥、控制和通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配套支持，所以只有经济上和军事上强大的国家才能在军事行动中有效地使用无人机。一些学者则强调当代的（current-generation）无人机容易受到现代防空系统的攻击，这使它们在与有能力的国家发生传统冲突时寸步难行。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未能解决关于无人机的一些主要问题。首先，这些学者已然接受了某些核心观点，例如无人机面对防空系统时的脆弱性，但他们并未深入研究。另外，在诸如利比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下称“纳卡地区”）的冲突中，当代无人机成功地被运用于传统环境中，这与怀疑者的期望相反。最后，那些指出当代无人机脆弱性的学者们只是孤立地讨论无人机，而不是把它们放在联合作战行动中进行探讨。
空战中的现代兵力运用体系
为了理解军用无人机的有效性，作者提出了一种基于史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现代兵力运用体系”的理论，并对其作出调整以应用于空战。
1.火力革命的演变
比德尔分析的出发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生的火力革命（the firepower revolution），那时一系列枪炮制造技术的革新极大地增强了火力的射速、密度和精度。暴露在猛烈的火力之下变得十分致命，部队则被迫设计新的方案以使其能在战场上向前推进。比德尔把这些方案称为“现代兵力运用体系”（the modern system of force employment），即一系列战术和步骤，包括“战术层面的掩护、隐蔽、疏散、压制、独立小队调动和联合作战”以及“战役层面的纵深作战、预备队和差异化集结”。国家是否掌握这种“现代体系”可以解释20世纪及之后的现代陆战的胜利和失败。
作者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第二次火力革命大大地增加了现代空战对空中突防和防空的杀伤力。这种杀伤力导致了空军和防空之间的“隐匿者－发现者”对抗，这包括躲开敌方的传感器，同时发现敌方目标。与陆战相比，空战中的现代兵力运用体系对于防空和空中突防双方而言都更具挑战性。
2.现代防空体系
防空必须探测、定位、识别、追踪，如有必要，还要向入侵者开火，同时避免被敌方的网络和电子反制措施（如：网络入侵、压制性电子干扰[jamming]或欺骗性电子干扰[spoofing]）所削弱，同时还要避免成为敌方对敌防空压制的目标。发现目标的同时又不被发现是很有挑战性的，理由有以下两类。
（1） 防空的挑战
首先，由于突防航空器的射角不同，对于陆基防空系统来说，掩护的机会更加有限。再者，与地面部队防御一块既定的领土相比，隐蔽在本质上对于防空而言更为困难。另外，即使雷达关闭，防空系统也难以隐蔽，因为机载传感器可以捕获它们的无线电通信及其热信号特征、雷达特征或视觉特征（由发电、雷达反射或糟糕的伪装产生）。最后，与陆战相比，防空的技术需求更大。训练有素的士兵只需配备自动步枪和炸药就可以对高度机械化的地面部队造成严重的威胁，而防空则要求发现、定位、识别、跟踪及与接敌的高级技术，例如预警雷达和目标捕获雷达，以及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
（2）防空视角下的“隐匿者-发现者”对抗
发现进犯的目标而避免自身被发现也取决于敌方的技巧和能力。为了达成目标，防空要求具体的战术、程序、技巧、技术、行动计划、支撑资源以及拦截入侵者的能力，同时防止敌方发现、削弱和摧毁其自身资产。
针对只拥有低性能航空器且缺乏支撑资源的国家，一国防空则不需要很强的技术和能力（如预警雷达、指挥和通信中心和没那么精密的防空系统）。然而，随着敌方航空器性能的增强和支撑资源的增加，防空的挑战变得越来越艰巨，尤其是考虑到敌方试图使用“假目标”（decoys）、电子战（electronic warfare）、网络攻击（cyberattacks）和对敌防空压制来削弱和摧毁综合防空系统（the integrated air defense system）或其个别单元。
针对有能力的敌方，有效的防空需要由多重机载与陆基传感器（airborne and ground-based sensors）以及发射平台（shooting platform）而组成的综合性网络（an integrated network）。防空还需要可靠、安全的通信系统，它可以快速地把信息传输到指挥和控制中心进行处理，然后再传输到多个接敌前哨（engagement outposts），以便他们能够捕获、跟踪和攻击预定目标。此外，一国必须拥有够拦截近程/低空和远程/高空来袭敌机的多种类接敌系统。
敌方致力于发现和削弱防空系统的关键节点并尽量避免自身被发现，这使得防空任务更加艰巨。敌方会综合运用：各种网络攻击去干涉整个网络或部分网络、“假目标”和欺骗性电子干扰以欺骗雷达、干扰以削弱雷达和通信、诸如低空飞行等具体战术以延缓或减少被发现的机会、以及压制资产以摧毁雷达或迫使其限制发射信号和/或再定位。相应地，各国需要保护他们的综合防空网络及其单独的组成部分，使其免受网络、电子和物理攻击。在这个意义上，接敌前哨需要具备先进电子反制措施的雷达。此外，防空网络需要先进的陆基和机载雷达系统，使其得以发现低空飞行的小目标。最后，防空也需要技术精湛的人员以及合适的作战概念（concepts of operations）。
3.现代空中突防体系
现代防空系统展示了对军用航空器的一种致命威胁。因此，为了渗透敌方领空并执行预定任务，军用航空器不得不躲避、削弱或摧毁陆基防空系统。在不被发现的同时，在敌方领土內搜寻敌对目标，是很有挑战性的。理由有以下两类。
（1） 空中突防的挑战
相较于防空，现代兵力运用体系对于空中突防而言甚至更加艰巨。首先，面对敌火时，空域不能提供掩护的机会。因为航空器不能承受结构损坏，所以它们要避免被发现。此外，与陆地相比，空域仅提供有限的隐蔽机会。突防航空器通常比陆基防空系统更容易被发现和瞄准，因为二者周围的环境不同——航空器周围的环境很简单，陆基系统周围的环境则很复杂。最后，为了减少被发现的机会，或一旦被发现后避免被拦截，空中突防严重依赖于减少航空器暴露于敌对火力的技术。
（2） 空中突防视角下的“隐匿者-发现者”对抗
敌方的防空系统给空中突防带来了挑战。要渗透拥有有限防空力量（比如高射炮和单兵便携式防空系统）的国家领空，一国空军只需飞过敌方防空力量可达到的最大高度。在这种场景下，空中突防仍需要大量情报收集和处理、目标捕获、任务规划和通信等方面的基础支持。但是，削弱和摧毁敌方防空系统可能不是必要的。
随着敌方部署更加先进的防空系统，空中突防对技能的要求会变得更高。针对拥有综合防空系统的国家，空中突防需要具体战术、已验证的程序、大量的作战规划、支撑资源、先进技术以及有经验和精通专业的人员。要在竞争激烈的领空中突防和作战，一国需要专门执行突防任务的航空器（比如隐形战机）。然而，面对先进的防空系统，隐形战机是必要的，但并非拥有隐形战机就可以一劳永逸。一国还需综合运用网络攻击、电子战和压制军事资产，以降低其隐形战机被拦截的风险。当然，以上这些选项都需要显著的基础设施能力、组织能力和技术能力，它们的成功由交战双方的相对实力所决定。
因为敌方会试图隐蔽主要军事资产、创造假目标（false targets）（比如无线电频率发射器和武器系统实体模型）以及采取反制措施，这旨在维持其防空系统的主动性，所以围绕空中突防而开展的任务甚至更加困难。要处理隐蔽、机动或依然存在的防空系统带来的威胁，军事人员应当运用假目标去欺骗敌方防空系统开启捕获雷达，从而暴露防空系统的位置。此外，电子战平台必须就位，从而有效削弱（如“干扰”[blind]或“欺骗”[deceive]）剩余敌方雷达来使其对强击机（strike aircraft）。最后，突防航空器需要可靠安全的通信。
研究设计
作者从“无人机革命论”和空战中的现代兵力运用体系中推导出可观察的推论。三个因变量分别为：攻防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力量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兵力运用（force employment）。随后，作者说明了其选择案例的依据。
1. 攻防平衡：无人机的进攻优势？
如果“无人机革命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当可以观察到以下三种结果中至少其中一种：（1）当渗透敌方领空时，无人机所遭受的损耗应该微乎其微；（2）无人机应该可以对敌方防空系统保护下的领土实施空对地打击；（3）无人机应该可以系统地摧毁敌方防空。考虑到当代无人机容易受到防空系统的攻击，根据作者提出的框架，他们认为：冲突各方的相对技能、熟练度和能力（比如躲避敌方传感器的同时发现敌对目标）决定了无人机的损耗率和其实施空对地打击的成功率。
2. 力量分配：无人机的“拉平效应”（the leveling effect）？
“无人机革命论”认为，由于无人机容易生产、采购价格便宜以及易于使用，无人机能增强军事上较弱且资源匮乏的行为体，从而对国际政治施加一种拉平效应。如果该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在各种冲突中，较弱的行为体应该更有可能依赖无人机（从绝对的角度而言或相对于其他武器系统而言），尤其是当他们面临更加强悍的敌人时或者当军事失败临近时。与此相反，作者认为，有效地使用无人机需要干扰（blinding）和欺骗敌方雷达、对敌防空压制、发现和捕获远程目标以及传输和接收实时通信（尤其当视距不可获时）等其他有利条件。因此，冲突中较强的行为体将更有可能运用无人机。
3. 兵力运用：近战的式微？
一些“无人机革命论”的支持者认为，无人机使随意摧毁任何预定目标的无限制远程精准打击成为可能。因此，无人机的使用应该使地面战斗变得不必要，并且使那些影响陆战表现的因素（如军事人员的能力）变得无足轻重。根据作者的理论，近距离作战将不会消失，因为地面部队将仍然有机会隐蔽，尤其是在城市环境中。
4. 案例选择
作者在三场冲突案例中检验了从“无人机革命论”和“现代兵力运用体系”中推导出的可观察的推论，这三场冲突分别是：利比亚西部地区军事战役、叙利亚内战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的冲突。无人机在这些冲突中被广泛运用，这被一些人称为无人机对战场施加革命性影响的典范。先验地说，这些案例应该特别有利于“无人机革命论”，而不利于作者的论点。此外，这些冲突中都有大量案例内和跨案例变化（within-case and cross-case variation），这使作者得以处理不同的干扰变量。
作者的实证分析依靠来自新闻媒体、已发表的报告和开源行动评估的信息。对于最近的冲突来说，这些信息来源存在固有问题，因为一些信息可能是不准确的、修饰过的、有偏差的或欺骗性的。为弥补这一缺陷，作者对每一个论断背后的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进行分析和三角验证，以最小化依靠不准确信息的风险。
利比亚无人机战争（2019-2020）
1. 进攻优势
在利比亚西部军事战役中，无人机未能突防敌方防空系统，因此并没有产生进攻优势。在2019年初到2020年中之间，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军（GNA）在行动中损失了24架无人机中的22架。利比亚国民军（LNA）则损失了1/3到1/2的无人机。第二，战斗无人机的损耗率与敌方防空系统的存在和能力相关。在冲突的初始阶段，LNA获得了由阿联酋提供的俄罗斯近程防空系统（“铠甲－S1”）。结果，GNA的无人机被大量摧毁，并使其行动中止。相反，GNA只有较差的高射炮和单兵便携式防空系统，它们可以击落一些LNA的无人机，但不能终止整场战役。2019年11月，情况发生了逆转，土耳其为支持GNA，在利比亚米苏拉塔（Misrata）机场和米提嘎（Mitiga）机场部署了两个“霍克2”（HAWK II）地空导弹排炮和“科拉尔”（KORAL）高级电子战系统。前者使GNA能够不断击落LNA的无人机，而后者可以使LNA的防空系统“变瞎”，从而使GNA恢复无人机作战行动和打击。
2. 拉平效应
贯穿利比亚西部的战役，无人机并没有加强军事较弱一方的实力。相反，无人机扩大了既有的战场失衡（imbalance），这种结果与空战中的现代兵力运用体系相一致。第一，较强的一方会更广泛地使用无人机，而非较弱的一方。第二，无人机并没有帮助较弱的一方（即GNA）克服战术和战略上的劣势。第三，无人机没有改变战场上各力量的平衡。第四，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较弱的一方能快速且低成本地生产或获取军用无人机来弥补战斗损失或战术劣势，或改变行动上的失衡。此外，在本次冲突中，所有的无人机都是由其他国家制造、提供和操作的。
3. 近战与兵力运用
第一，近距离作战没有消失。除了炮兵和空军，LNA和GNA都依靠步兵小队和雇佣兵去控制和保护战略基础设施、发起地面进攻、夺回地面或执行扫荡行动。第二，现代作战中的战斗熟练度并未变得不再重要。例如，土耳其的电子战系统帮助GNA部队发现、定位和瞄准LNA的防空系统，这随后可以由无人机介入交火。最后，传统的军事资产和设备对于无人机打击和对抗有能力的对手来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在利比亚西海岸的战斗中，无人机作战行动被证明是“有用的，但不是决定性的”。这场战役的最终结果——黎波里（Tripoli）包围的终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GNA获得了土耳其的帮助而LNA则缺乏外国帮助。
叙利亚内战中的无人机战争（2011-2020）
1. 进攻优势
与在利比亚一样，叙利亚内战中的无人机并没有带来进攻优势，尽管俄罗斯防空系统遭受严重损失。一方面，俄罗斯防空系统压制了大部分无人机威胁。从2018年到2020年，俄罗斯防空系统使超过150架无人机瘫痪，仅在2019年，俄罗斯就压制了约60次针对其赫迈米姆空军基地（Khmeimim）的无人机导弹攻击（drone-and-missile attacks）。另一方面，俄罗斯防空系统并不总是能成功拦截来袭的无人机或幸免被其攻击。然而，这种失败的情况更多地是与兵力运用而不是与无人机自身的能力有关。
2. 拉平效应
与在利比亚一样，叙利亚内战中的无人机并没有增加较弱一方的实力。第一，叛军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都使用了无人机，但大部分无人机对战斗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第二，无人机扩大了而非减少了军事力量间的非对称性。例如，美国武装部队使用无人机对ISIS进行定点清除（targeted killings），打击轻型装甲车辆，搜寻狙击手，以及探测隐藏的爆炸装置。第三，较弱的行为体并没有通过无人机来弥补战斗损失或其总体劣势。阿萨德政权、叙利亚库尔德人，ISIS和其他反叛武装力量在冲突的不同阶段都曾处于溃败的边缘，但他们都没有快速生产、购买或部署无人机进行反击。
3. 近战与兵力运用
叙利亚内战中，近距离作战没有消失，战斗熟练度对战斗结果的决定性影响也没有减弱。第一，叙利亚内战期间，大量且密集的近距离作战进一步否定了“无人机革命论”。总体上，叙利亚冲突已经导致了10万到50万人死亡。其破坏性不是无人机打击的产物，而是不断的推进、围攻、正面交战、撤退和反击的结果。无人机和叙利亚武装部队任意使用的空中力量，加上伊朗和俄罗斯帮助提供的火炮、武装直升机和空对地轰炸机，均未能消除近距离作战。事实上，大部分战役仍延续围攻、封锁以及突袭城镇等战略。第二，整场冲突中，战斗技能和熟练度从根本上说仍然重要。现代兵力运用体系中的非对称性解释了无人机作战行动的成败。一方面，由于缺乏经验且技能掌握不到位，叙利亚军事人员在使用防空系统时暴露了位置而使其遭到敌方炮火的打击。另一方面，叙利亚政府军的对手十分擅于压制敌方防空系统。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3月，叙利亚东北部的伊德利卜（Idlib）之战表明了空战中的现代兵力运用体系的重要性。重要的是，在这场战斗中，土耳其大规模且有效地将无人机用于协调中队攻击（coordinated squadron attacks），这更多的是因为土耳其地面部队熟练掌握利用地理和地形因素的现代体系，而不是因为无人机自身的特点。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的冲突（2020）
1. 进攻优势
纳卡地区冲突刚开始时，阿塞拜疆无人机压制了亚美尼亚的机动防空系统，而它使用的是一些与在利比亚和叙利亚中被使用且击落的同款无人机。这种结果的变化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无人机在纳卡地区获得了成功，而在其他战场却遭受失败？答案在于：在贯彻空战中的现代兵力运用体系方面，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具有优势。
第一，亚美尼亚不具备能够应对近程/远程和低空/高空等多种威胁的多层次综合防空体系。第二，其军事人员缺乏必要的技能。第三，亚美尼亚的地空导弹排炮（苏联时代的发射平台）几乎已经过时。第四，亚美尼亚有限的电子战能力使其难以干扰或入侵阿塞拜疆用以远程操控无人机的通信系统。第五，由于亚美尼亚对不同传感器和系统的数据整合能力有限，其近程防空系统有时发现了阿塞拜疆的无人机，但却不能拦截，这些无人机利用高度去减少暴露于敌火的风险。最后，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武装部队之间的作战概念、熟练度和技能存在巨大差异。阿塞拜疆部队采用战术和技术去欺骗、干扰、定位以及摧毁亚美尼亚防空系统，这使得阿塞拜疆无人机能渗透亚美尼亚领空并相对自由地行动。
2. 拉平效应
在纳卡地区冲突中，无人机远非弱者的武器或一种“平衡力”，而是各方面都有利于较强的一方（即阿塞拜疆）。在冲突开始时，阿塞拜疆武装部队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素质上都优于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其次，阿塞拜疆不仅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更加强大，它还得到了区域大国土耳其的大量支持。土耳其在无人机的系统性运用方面对阿塞拜疆的帮助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亚美尼亚作为较弱的一方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外部支持。与“无人机革命论”相反，亚美尼亚并没有“转向”无人机来弥补其在战场上军事数量和军事素质的劣势。作为最后手段，亚美尼亚转向用弹道导弹对付阿塞拜疆。这与“无人机革命论”并不一致，因为“无人机革命论”认为无人机便宜且有效。
3. 近战与兵力运用
与“无人机革命论”的预期相反，无人机在战场上没有消除近距离作战，也没有使传统的兵力运用要素变得过时。事实上，在这场冲突期间，“许多伤亡都是由装甲部队、炮兵、多管火箭系统（multiple launch rocket systems）造成的。”
第一，近距离作战远未消失，在2020年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中，近距离作战还起到了关键作用。除了弹道导弹、巡飞弹与其他精确制导武器（loitering and other precision-guided munitions）以及无人机，步兵被证明对于守住防线和前线推进来说十分关键。第二，无人机并没有使传统的兵力运用要素变得过时。例如，阿塞拜疆部队巧妙地运用地理要素来制造优势。
亚美尼亚在现代战术和军事行动的某些方面似乎表现得相对较差。再者，缺乏多层次的防空体系进一步阻碍了亚美尼亚，其地面部队容易受到敌火攻击。亚美尼亚存在的典型问题在于，在白天且没有防空的情况下，地面部队在开阔的地方进行大规模运动，使士兵、载具和发射平台暴露在阿塞拜疆空军力量的眼皮底下。一旦亚美尼亚防空系统的固有缺陷变得明显，其地面部队仍然实施不充分的反制措施和反战术（countertactics），比如疏散和伪装，以避免暴露于敌火之下。此外，亚美尼亚将其防空系统部署得过于靠前，都在相对固定的容易暴露山区，而在山区中防空又尤为困难，从而进一步限制了防空系统的有效性。这种兵力部署的变化解释了为何亚美尼亚遭受了大量伤亡以及为何其三分之一的坦克被摧毁。
无人机不是不重要。事实上，当无人机与载人航空器、陆基火炮、电子战系统和陆基雷达等其他系统综合运用时，无人机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军事力量倍增器，正如阿塞拜疆所展示的一样。但是，在没有基础设施和作战行为支持的情况下，无人机仍然容易受到防空系统的攻击。
词汇积累
防空
Air denfense
空中突防/空中渗透
Air penetration
假目标
decoy
电子战
electronic warfare
对敌防空压制
Suppresion of enemy air defenses
机载与陆基传感器
airborne and ground-based sensors
作战概念
Concepts of operations
强击机
strike aircraft
隐形战机
Stealth aircraft
高射炮
Antiaircraft guns
压制性电子干扰
Jamming
欺骗性电子干扰
spoofing
译者：阮镇炜，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大学学院政治学系安全研究专业（硕士），兴趣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心理学。
校对 | 陈暄杰 黎开朗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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