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变化太快，一个叫了五十年的“司母戊鼎”被改成“后母戊鼎”了。今我也来凑一下热闹，一个强加于历史的“青铜时代”，能否也改称“吉金时代”呢？
后母戊鼎 商代武丁时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的青铜器举世闻名，不仅品种多样、器型精美，而且造型富有想象力。但是在众多的青铜器中，有两件被推为“镇国之宝”：它们分别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和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鼎”。毛公鼎以铭文多取胜，而后者则以体型和重量独占鳌头。以前，“后母戊鼎”在历史课本中一直叫做“司母戊大方鼎”，上了教科书的东西，叫了五十年的名字，说改就改，谁有这么大的权力？
毛公鼎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其实，“司母戊大方鼎”是充满了故事的宝贝。1939年初春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的农民吴希增和吴培文兄弟俩，拿着洛阳铲在田地里“淘宝”，突然探测到地下好像有硬物，可两个人无论如何挖不动，于是在第二天，他们叫了一大群帮工，连挖三晚，终于从土里抬上来一个和庙里的大香炉差不多的物件。众人将宝物抬进了村，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抬竟创造了历史，抬出了震惊后世的青铜器国宝“司母戊鼎”。
后母戊鼎 商代武丁时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国之重器的面世从来不会是平淡无奇的。当时正是日本侵华的时期，河南安阳正是敌占区。如此重大的宝鼎出土，自然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一位神秘的古董商人肖寅卿，出了20万大洋的天价，要求吴培文等人在几天内将方鼎肢解为十块，以便分批运走。在重金的诱惑下，吴氏兄弟又锯又砸，使尽浑身解数，方鼎岿然不动。肖寅卿明知不分解大鼎便无法运出，就放弃了买鼎的计划。宝鼎虽然躲过了肢解的命运，可是危险一步一步逼近。宝鼎出土的消息引起了当地侵华日军的注意，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长黑田心怀鬼胎几次光顾，吴培文等村民斗智斗勇，甚至还买了一个赝品青铜器埋在自家院里骗过了伪军和日本人的搜查，最终保住了宝鼎的平安。要不是篇幅有限，这个故事绝对可写成“10万 ”字数的长篇。
“司母戊鼎”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它形制宏伟，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出土的最重的青铜器鼎。器厚立耳、折沿，腹呈长方形，鼎身和鼎足铸有兽形花纹，两个耳上铸有两虎相向张口争食一人头，形象危竣。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画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在当时，没有近千人协作是不能铸造成功的，它集中反映了商代冶铸技术的高度发展和辉煌成就。
后母戊鼎 商代武丁时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郭沫若先生，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便一锤定音，称其为“司母戊鼎”。多位训诂学家引经据典附之，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了。然而，后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而古代的“后”专指皇后，因此“后母戊”的“后”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这国宝青铜器应改名为“后母戊鼎”。
这些学者在文博界也拥有自己的权威和话语权，于是文博史上奇特又无可奈何的事出现了，权威的三大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殷墟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在展示同一件青铜大鼎（后两者展示其复制品）时，出现了不同的称谓。
后母戊鼎 商代武丁时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011年3月底，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宝鼎正式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移至该馆，亮相时鼎前的标牌已明示为“后母戊鼎”，而在其出土地殷墟博物馆宝鼎的名字还是“司母戊鼎”。而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它的释名也还是“司母戊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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