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界面新闻德国特约撰稿人 钱伯彦
7月14日这天，法国一年一度的阅兵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除了吸引现场所有的“钢铁侠”飞行表演和马克龙雄心勃勃的法国太空军计划之外，当天庆典的另一大主题无疑是欧洲合作。
从马克龙力推的、包含法英德在内的“欧洲干预倡议”（IEI）10个签约国组成的联合方阵走过香街，到包括德国A400M运输机在内的欧洲多国机队低空掠过巴黎，再到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欧洲合作和德法友好大加赞赏，欧陆各大国、特别是法国与德国之间的距离从未如此之近。
在德法友好的大背景下，或许是为了顾及德国人的情绪，两周前的巴黎凡尔赛宫举行了一次低调的庆典活动。纪念的是正是一百年前的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条约》。
条约背后的法德恩仇录
过去长久以来，民间和欧洲史学界都存在着一种主流观点，即《凡尔赛条约》作为协约国——特别是伤亡最为惨烈的法国——对德国刻骨仇恨的载体，苛刻的条款和刻意的羞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这哪里是和平，这只是二十年的停战”，法国一战时期陆军统帅福熙的名言似乎就是最好的佐证。
诚然，法国人作为《凡尔赛条约》谈判的东道国，的确在几乎每个细节上都力图做到羞辱德国人。
《凡尔赛条约》的谈判开始于1919年1月18日，这一天也正是1871年普法战争后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的日子。德国代表团不仅无权参与谈判，法国人在德国代表团入境法国之后更是特意安排了专用列车，载着德国外交官参观残酷的西线战场，目的仅是为了让德国人认识到德军在壕沟战中的反人类暴行。
在凡尔赛，六位德国代表不仅被限制自由，旅馆内的服务人员也不允许和德国人进行任何言语交流，德国代表们的日常起居要求仅能通过纸条和外界交流。在1919年3月的《凡尔赛条约》草案中，当时甚少会出现的“交出战犯德皇威廉二世”也赫然在列，尽管该主张最后并未列入条约正文，但是此举在德国代表团团长原帝国外交部长乌尔里希·冯·布鲁克多夫-兰祖伯爵（Ulrichvon Brockdorff-Rantzau）看来无疑是为了最大程度羞辱德国。
6月28日条约正式签订时，德国代表团首先要面对的不是法国或英国外交官，而是五位毁容的法军士兵（Gueules cassées，法语原意为下巴破碎者），意图仍是要让德国人深刻认识到自己的战争罪行。
或许，在一战之中损失了整整一代年轻人的法国的确在仇恨的驱使下有着集体情绪化的倾向。不过随着德法友好愈发深入人心，以及越来越多德国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认识，简单地用仇恨去解释《凡尔赛条约》后德法关系、乃至将纳粹上台归罪于此越来越显得有偷懒之嫌。
事实上，德国人、尤其是当时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宽大合理和平条约”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之后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可能才是导致仇恨泛滥的根源。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8年10月的一封信件中曾经提到，美国只会与民选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对于帝制国家只有投降两字可言。威尔逊的表态无疑是推翻德皇、建立魏玛共和国的重要助力剂。
就在1918年10月30日，之后成功预言了只有二十年和平的法军元帅福熙还主张不宜对德国施加过于苛刻的条款。尽管败局已定，但是当时德军的前线仍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而德军于1917年已经取得东线战场的全面胜利。在战场还有些许筹码的德国人，从政府到庶民，都相信所谓条约仅仅是割让些波兰领土。
但是仅仅九天之后的11月8日，当革命者在慕尼黑宣布夺权建立共和国时，福熙显然不再顾忌那些群龙无首的德军前线部队，其态度也变成了“你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和我们谈的了”。
1919年5月，当《凡尔赛条约》草案在德国被公之于众时，从上至下的惊愕与愤怒使得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领导的本就脆弱不堪的共和国政府迅速垮台。仓促新成立且更弱势的古斯塔夫·鲍尔（Gustav Bauer）政府更加没有与协约国讨价还价的余地。
除了“宽大处理”幻想的破灭之外，更令全体德国人激愤的则是《凡尔赛条约》第231条。
第231条并没有涉及割让领土或者巨额战争赔款，而是迫使德国承认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尽管一战的确由德国最先挑起，但是德军参谋总部的官方说法始终是“自卫战争”。对于远离残酷前线的德国民众而言，捷报不断的正义战争突然变成了反人类罪行；而对于协约国而言，坐实了德国的战争罪行才能为赔款和割地奠定法理基础。正如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所言，德国只是个披着个文明国家外皮的国家。
从心理落差到集体创伤
纵然《凡尔赛条约》与预想有着太大的出入，没有任何筹码、且面临被协约国封锁而国内物资开始匮乏的社民党政府最终不得不同意签字。
不出意外，卖国贼和“条约执行政客”（Erfüllungspolitiker）成为了贯穿魏玛共和国政府的标签。
不解、愤怒、压抑占据了《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第一个十年的德国社会。
1919年初起，数百万在前线鏖战四年的德军士兵开始陆续归国。尽管其中大部分士兵乐意回归正常生活，但据德国历史学家克鲁迈希（GerdKrumeich）统计，当时仍有大约四十万士兵不愿意放下武器。对于这些荣誉感强烈的老兵而言，归国后等待他们既不是理解更不是凯旋门，仅仅是漠视。没有给予牺牲士兵的追念，也没有针对伤残士兵的特殊补贴，所有伤残士兵待遇均和残疾人相同。
刻意回避纪念文化（Gedenkkultur）和忽视一战战败结果一时间成为了德国社会的政治正确。即便是最后负责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的德国代表团成员们也在其回忆录中对这一过程语焉不详。例如，条约签字现场的五位伤残法军士兵这一史实巧合地没有出现在六名德国代表中任何一人的书信或回忆录中。最终这一几乎被人忽略的细节直到本世纪初，才被法国历史学家在一张旧明信片上发现。
集体性心理创伤——是克鲁迈希对一战老兵以及同时期在压抑环境下成长的一战儿童世代（Kriegkinder-Generation，泛指一战时的青少年）群体心理的总结。事实上，这两大群体也正是纳粹党以及党卫军的首批拥趸和成员。
而《凡尔赛条约》意想不到的巨大缺陷很快便将集体性心理创伤放大了。
正如魏玛议会党团主席之一的阿道夫·格鲁伯（Adolf Gröber）所预言的一样，《凡尔赛条约》中隐藏着德国的机会。随着对奥地利帝国的《圣日耳曼条约》、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以及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色佛尔条约》分别签订完毕，顶在德国东方的奥地利、土耳其、俄罗斯三大帝国全部解体崩溃。东方竞争对手的消失、东方巨大的空白市场和政治真空使得德国获得了比一战爆发前更好的地缘和经济环境。
在挺过了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德国迎来了著名的黄金二十年代（Goldene Zwanziger）。从包豪斯为代表的魏玛文化大爆发，到爱因斯坦为代表的德国科学界垄断诺贝尔奖，再次抬起头的德国人终于开始正式一战为何会失败这一严肃问题了。
1928年，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在德国受到热捧，对战争的追思似乎本来能以反战思潮画下完美的句号。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粗暴地打断了这一进程。犹太人和共产党在背后捅刀子（Dolchstoßlegende）的阴谋论适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并构成了纳粹党的核心宣传噱头之一。
至此，历史的惯性已经无法阻挡。1932年，纳粹党通过合法选举顺利成为国会第一大党；1934年，希特勒通过全民公投确立了元首头衔；1935年到1936年，英德两国媾和并恢复德国海军舰队，德国亦在在法国默认下开进莱茵兰，《凡尔赛条约》正式成为废纸；1938年，德军在夹道欢迎下吞并奥地利；1939年，德军闪击波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正式爆发。
就像“《凡尔赛条约》是仇恨的产物”这一结论稍显片面一样，“魏玛共和国在《凡尔赛条约》的阴影下必然走入死胡同、纳粹必然掌权”的宿命论也遭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
普法战争之后的法国也同样面临着《法兰克福条约》中50亿法郎和割让阿尔萨斯-洛林的苛刻条款，交恶德法两国却难得保持了五十年的和平，而不是一战后的仅二十年的休战。或许普鲁士人“宽容”地帮助镇压巴黎公社、为时仅三个月的战争历程不足以留下的群体性心理创伤，加上战后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共同造就了这段难得的和平。
对于如今的德法两国而言，相信曾经标志着仇恨的《凡尔赛条约》更大程度上只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处于不同立场而做出的不可避免的决策，这或许才是两国永修和平的最好注解。
（文中所述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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