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周怀宗）从天水市秦安县高铁站到石节子村，只有9公里，开车十多分钟就到了。但在公路没有修通之前，这9公里要用双腿走两个多小时。30年前，靳勒就是从这里走到县城上学，考上西安美院，成为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后来又成了村里的第一个教授。
2008年，已经在西北师范大学任教多年的靳勒，忽然觉得，山村不应该是艺术的荒漠，它也可以和最先锋的艺术发生关系。
此后十年，他把这个只有13户人家的村子变成了一座美术馆。太多的艺术家、全国各地的美院学生，在这个村子里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留下的，是村庄里随处可见的艺术品。如今，这个山村依然贫困，但生活毕竟不一样了。
写着“石节子美术馆”的黄土崖。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无法拒绝的家乡
进入石节子村之前，远远就能看见黄土崖壁上“石节子美术馆”几个字，这是村民们用铲子挖成的，歪歪斜斜，有的部分已经变得模糊了，但放在这黄土高原的崖壁上，却并不突兀。
石节子是一个只有13户人家的自然村，按照行政规划，是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叶堡乡新联村第九组，13户人家依山而建，像梯田一样，分散成五层，落差近百米，最低的一层在半山腰，下面就是数十米深的山谷，那是千万年中洪水留下的痕迹。
石节子村依山而建。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2008年前，它还是黄土高原上一个普通而穷困的山村，这里没有水，靠天吃饭，年景好的时候，勉强温饱，年景不好，就要挨饿。就在去年，因为霜冻来得早，导致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幸好，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补贴了点收入。
靳勒就在这个村里出生、长大。上中学的时候，要去县里，那时候路还没修，每周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去县城里上学，周末又走回来。
靳勒。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1986年，靳勒考上西安美院雕塑系，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四年后，他毕业分配到西北师范大学任教。那时候，靳勒是山沟里走出的高材生，石节子是靳勒的故乡，仅此而已。
一直到2000年，靳勒进入中央美院读研究生，开始关注当代艺术，尤其在北京这个当代艺术主要的集散地，受到老师与同行们的影响，他对艺术开始有了新的理解。“我是做雕塑的，以前是学院派，觉得艺术就是阳春白雪，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但此后，我开始慢慢反思，我学到的东西，我理解的艺术，能否和村庄发生关系？”
靳勒说，“从本质上说，我无法拒绝村庄，因为我的父母都在乡村，每次回家，看到荒凉凋敝的村庄，都不由自主地想，我能做什么？”
乡村的建设者
从2000年开始，靳勒一直在兰州、北京之间来回，但只要在兰州，每周末都会回家。随着他对艺术和村庄的思考越来越多，村庄对他来说，也变得不一样了。“最开始，我是想吸收村庄的元素，把他融入到我的作品中，但这只是改变了我的作品，并没有改变村庄，所以我开始尝试把艺术搬到山村。”
靳勒在村里的第一个作品，金箔包裹起来的树。胡建强供图
2005年，靳勒在村里创作了第一个作品，一颗金箔包裹起来的树。但村里的乡亲并不明白他在做什么，“那个时候做当代艺术，离开了北京，几乎就没法儿做，没有土壤和环境，也没人理解”。但靳勒还是想尝试，哪怕格格不入。
彼时的石节子，像其他所有贫困的山村一样，沉静、死寂，只有人走，没有人来，村里仅剩的几十位村民，也都各忙各的，多少年都没有任何变化。石节子是贫困村，直到2005年，达到勉强温饱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靳勒说：“我一直在想，把山村里的生活经历、生命经验融入到艺术中，同时把艺术融入到山村里，对我、对这个山村，可能都是一个契机。”
石节子村的村口，有个牌子写着“广场”。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在石节子村的村口，悬崖的边上，有一个十多平方米小广场，广场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广场”两个字，那是村民李宝元的妻子写的，是她的作品。李宝元的妻子不识字，别人把字写在纸上，她一笔一笔照着描出来。
当年，村民们将靳勒的雕像《鱼人》竖立到村口的小广场上。胡建强供图
在这个广场上，原本还有一个雕塑“鱼人”，是一条黑色的鱼，那是靳勒在村里做的第一个雕塑，鱼的头部是一张人脸，眼球凸出，鼻孔大张，那是靳勒把自己的脸安到鱼身上了。
后来，这个雕像几乎成了石节子村雕塑的代表作，在村里的路边草丛里，房屋的墙根里，到处都躺着这条鱼的复制品，有大有小，有黄色的、青色的，也有灰色的。
村里都有这条鱼的复制品。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这条鱼，或许可以看作是靳勒正式回归山村的象征，这一次回村和以往不同，他的身份不再只是一个探亲者，而是一个乡村的建设者。
参观德国的四个村民
用艺术建设乡村，这是靳勒的新想法，但乡村建设和艺术创作不同，创作是个人的事情，建设则是群体的改变，至少要让村民参与进来，否则建设不可能开始。
一直到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成为了契机。那一次，有一位艺术家愿意邀请石节子村的村民到德国卡塞尔市参观。
村民靳茂林。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于是，靳勒带着靳女女、靳茂林、李保元、孙保林四位村民去了德国。对于绝大部分从来没有离开过秦安县的人，德国之行或许就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出国，那些远在德国博物馆里的艺术品，他们也没有任何概念。当年一起去德国的李保元说，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有人害怕，有人兴奋。在德国参观的过程，大多没有印象了，李保元只记得参观了当地的墓地，“很干净，和我们这边的不一样”。
在德国参观时，正下着倾盆大雨，欣赏油画作品的靳女女忍不住站在门口看起了大雨，一名德国记者很好奇地问他：“艺术和雨水，哪个重要？”靳女女回答说：“艺术重要，雨水更重要。”
靳勒说，他至今都忘不了那个瞬间，“当生存成为第一位的时候，艺术就是个奢侈品”。实际上，不止是奢侈品，村民们甚至不懂博物馆里的艺术品究竟有什么价值。同去德国的靳茂林告诉记者，“就记得那边很平，没有我们这里这么多的山”。
不过，即便村民们并不理解艺术，但德国之行，也多少改变了他们的观念。回来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艺术品都是村里聊天的主要话题，村民们也愿意参与靳勒的创作了，尽管他们还是不懂。
13户人家与13个美术馆
在石节子村，想知道每户人家的户主姓名太容易了，因为他们的名字都镶在大门外的院墙上，这是靳勒的创意。
德国回来后，不久，靳勒就被村民们选为石节子村的名誉村长。靳勒自己也真正开始了他的艺术乡建之路。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整个石节子村，变成一个美术馆，13户人家，就是13个分馆，户主的名字，就是每一个分馆的名字。李保元的家，就叫“保元馆”，靳女女的家，就叫“女女馆”。靳勒家，则叫“海禄馆”，那是靳勒父亲的名字。每一家的馆名，都用细钢筋编制而成。
孙连成的家，连成馆。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从山下盘旋而上，第一家是连成馆，这是孙连成的家，但这并不是最低的一户，最低的一户要绕路下去，叫尕成馆，是孙尕成的家。
在靳勒看来，“石节子美术馆和世界上任何美术馆都不一样”，在石节子美术馆，生活本身就是艺术，生活中最常见的东西，包括房屋、家具、农具、废弃物，都是艺术品，甚至泥土也是艺术品。“当代艺术有特别的想象力和创作空间，所有你能想象到的，都可以变成艺术。更重要的是，当代艺术关注当下，我们把村庄变成美术馆，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人们，在这里，还有这样一群人，用这样的方式生存。”
挂在空中的自行车。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石节子村的人们，就在这些美术馆里生活。13个美术馆，大部分都是土坯房，有的新房仅收拾过，有的还是几十年前的。不同的是，他们的屋子里、院子里，留着许多真正的作品，那是十年中来到村里的艺术家们，和村民们合作完成的创作品。
每个角落都有艺术的痕迹
2008年1月28日，应靳勒之邀，熊猫艺术家赵半狄带着他的团队来到石节子村，在这里为村民们办了一场春节晚会。保元馆的馆长李保元说，“那是村里人第一次在现实中看文艺演出，尽管没有人参与，但已经是新奇的体验了”。
此后，靳勒开始邀请更多的艺术家，到石节子村进行艺术实践，村民们也开始逐渐参与到艺术创作中。当年10月，靳勒和靳女女、孙尕成等村民共同完成的作品《主人》，就被邀请到北京798展览。此后十年中，数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美院学生应邀或主动来到这里，留下了无数的作品，散落在这个小山村的每一个角落里。
石节子村一角。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从村口的“石节子美术馆”馆名下走过去，紧接着就是一个在悬崖上掏成的旋涡，作品的名字就叫“山旋”。那是2015年在石节子举办“乡村密码——中国石节子村公共艺术创作营”时，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岳琦创作的。
旋涡和创作者岳琦。胡建强供图
岳琦解释这幅作品时表示，“这里缺水，夏天干旱而燥热，所以我在山壁上做了一个水里才会出现的旋涡，想给这个村子带来一点儿清凉的感觉。”
在岳琦看来，乡村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和这个旋涡一样，“一直在旋转，不知道转向何方，我用一种完全对立的材质，展现一种不可能的想象，寄托我对这个山村的希望”。
靳勒头像。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这样的作品，在村里到处都是，几块碎瓦片，在路边的草丛里随意地垒起来；一个新塑的佛头，放在黄土墙上挖出了的一个小洞里，还没干透，额头已经裂开了一道大缝，那是敦煌学院的学生们，在记者采访前一天刚刚做好的习作；李保元的家门口，有一座李保元自己的泥塑头像，村里总共有四座这样的头像，都是以前美院学生创作的；随便走走，两个裸女的雕像忽然出现在眼前，在这个黄土高坡上的村庄里，似乎也没人感到难为情；抬头看，一个泥塑的将军像，矗立在高处，似乎在眺望着整个山村和山谷；村子的最西头，有一座汉白玉的女性雕像，这是村里造价最高的作品，名字叫“村庄母亲”，既寓意着村庄本身，也寓意着所有村庄里养育儿女的母亲……
村西头有一座汉白玉女性雕像，叫“村庄母亲”。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艺术家和村民的合作
十年中，石节子村举办了许多艺术活动，有电影节，摄影展、建筑研讨会，也有曼彻斯特艺术展。如今，那个名为“曼彻斯特到石节子并不远”的海报，还留在村里的一处土墙上。
耗时最长的一次活动，是2015年5月开始的“一起飞——石节子村艺术实践计划”，这个计划持续了一年，由25组艺术家，和25位村民，结成对子，每一对至少要完成一个作品，不论是雕塑、摄影、绘画、还是行为艺术……
在石节子13户村民家，每一家都有一个保险箱，并不是他们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放在里面，这些保险箱是“一起飞”活动中，画家毛同强和村民何蠢蠢合作的作品，叫做“寓言”。保险箱是毛同强买的，免费给每家送了一个，13户人家也同意了“交换”的条件，一年后要当众打开保险箱，看看里面放了什么。
来自北京的艺术家李颂华，则和村民靳世林合作了一个名叫“一人半身高的夜晚”的作品。在2015年8月22日夜里，李颂华脱下衣服，扛着近七十公斤的靳世林，从靳家出发，在黑夜中步行走出石节子村，沿着山路直至日出。
其实，村民们至今也不太理解这些艺术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因为害羞与费解，不少村民甚至都不太愿意谈当初“结对创作”的故事。李保元说他并没有作品，靳茂林也是同样的回答，但实际上，在石节子村保存的资料里，李保元和雕塑家琴嘎合作了多个作品，在李保元家里的墙上，还挂着他和琴嘎的合影，而且，靳茂林也参与了一个行为艺术项目。
村民李保元的家。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从2008年到2015年，举办了多个大型艺术实践活动，让石节子村名扬海内外，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游客、机构慕名而来，创作、参观、参与到石节子村的艺术乡建中。在村子最西面的另外一个小广场上，临着悬崖，有一座木头和玻璃建造的透明旱厕，那是德国使馆捐建的环保旱厕，以村里的厕所为原型，加以改造之后，既是公共厕所，也是一个景观，人坐在厕所里，就可以看到山下峡谷和峡谷对面的风景。
环保旱厕。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不过，这个旱厕很少使用，门口结满了蜘蛛网。村民们自家都有厕所，不需要去公共厕所，游客们又不好意思，尽管坐在里面，外面的人其实看不到啥。
更关心雨水的靳女女走了
今年4月，北京世纪坛和798连续举办了两场“艺术乡建”的展览，展览了四个乡村“艺术乡建”的成果，石节子村就是其中一个。
在石节子村展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女女馆”，靳勒把靳女女家主屋内的所有东西，都搬到了北京，原样复原，实现了他“艺术即生活，要告诉人们这里有这样的一群人，以这样的方式生存”的艺术初衷。
靳勒在女女馆前。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靳女女没有看到这一幕，他在2017年已经去世了。他去世之后，靳勒在西安美术学院第一次把“女女馆”搬到展厅，连家门口的“女女馆”三个字，也带去了。
靳女女年轻时一直在打工，去过天水，去过兰州，盖过高楼，也盖过飞机场。去了德国以后，因为和德国记者的那一番对话，成了德国之行中最有名的村民。
但这并没有给靳女女的生活带来多少变化，就如他所说，在这个贫困的山村里，雨水可能比艺术更重要。从德国回来之后，他依然是这个观点，生存才是这个山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艺术要靠后。
靳女女的家里，如今只剩年老的妻子和小儿子，大儿子已经分家单过。靳女女的妻子叫刘西花，因为年轻时重活干太多，落下了一身病，胃炎、食道炎、胆囊炎……现在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情，连饭都做不了，每天都要吃药，“一天三顿饭可以不吃，三顿药不吃不行”，只是在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拄着拐杖在门口转转。小儿子在县城打工，晚上回家，可以给母亲做饭，白天的时候，刘西花就自己随便凑合点儿。
爱画画的靳红强
在北京的展览中，几十幅如同幼儿涂鸦的画作，装裱在木框中展出，这些作品的作者，叫靳红强，是石节子村里一位先天残疾的年轻人。
靳红强和他最喜欢的马头雕塑。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靳红强生下来就有病，检查过几次，也没查出个所以然，因为没钱，也就不再寻求治疗了。如今，21岁的靳红强，身高只有一米多点儿，和七八岁的孩子差不多，腿也不方便，要拄着拐杖走路，说话声音虽然很洪亮，但多数都难以听清。
靳红强没上过学，一年级断断续续上了几次，就不愿意去了，因为疾病，他成了村里少有的留守青年，整天在村里闲逛。2008年，艺术家们来到石节子村后，靳红强几乎参加了每一次活动，从不缺席，不论是谁，都能迅速和人家打成一片，哪怕是外国人，也是如此。
在所有的艺术中，靳红强最喜欢画画，也学人家画，拿支笔，就能画半天。几年前，靳勒发现了靳红强的爱好，带着笔和纸，在靳红强的家里，陪着他画了一下午，此后，画画就成了他最重要的爱好。靳勒还专门帮他设计了签名，他的每幅画上，都有这个签名，有时候，签名比画还大。如今，靳红强的画已经很受欢迎，装裱后能买到600元，不少人喜欢。
爱画画的靳红强。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靳红强的母亲和爷爷已经去世，在母亲和爷爷的葬礼上，他倔强地不肯下跪，也不肯流泪，只是呆呆地在墓前站了许久，靳勒说，“这个孩子的悲伤，在心里”。靳红强的哥哥大学毕业，在兰州工作，父亲则在附近村里打零工，家里只有他和行动不便的奶奶。
采访靳红强的时候，奶奶正在门口的地里种菜，她腿不方便，半跪半趴在地里，费劲地将土卷起来，铺上地膜，接着铲土压住，不到十平方米的一小块地，半天还没干完。
靳红强干不了活儿，一个人在村里转悠，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他的声音，问他喊的什么，他说是动画片里的台词。他喜欢动画片，喜欢画画，最想要的是一盒新的彩笔。村里所有的艺术品中，他最喜欢的是一个马头的雕塑，就在他家墙外，问他为什么喜欢，他说“大”。
两个外村人一群艺术家
在石节子村，除了留守的村民之外，还有两个长期参与艺术乡建的外村人，一个叫胡建强，一个叫冯志祥。胡建强是学美术出身的，毕业后回乡建起了乡村幼儿园，教孩子们美术。
他所在的村子，离石节子只有五里路，石节子美术馆刚刚建馆时，他就参与了，是整个石节子美术馆的副馆长，十年中，义务帮助石节子做策划、宣传、招待等工作。对他来说，石节子村是特别的，“不仅有我喜欢的艺术，还是我十多年的工作”。
冯志祥也是秦安人，是靳勒的中学同学，毕业于西安公路学院汽车运用工程专业，长期从事汽车鉴定、检测工作。办美术馆时，靳勒邀请他帮忙出出主意，并且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他说，“我喜欢艺术，具体讲是喜欢画画，所以也乐于参与”。
冯志祥去石节子比较少，一般都是需要技术支持时才会去，石节子村装太阳能路灯、修理水井泵、网络调配等，都有他参与。在“一起飞”项目中，艺术家张兆宏和靳海禄合作的“家庭旅馆计划”也请他做施工技术总监，并负责水电、智能信息系统的规则安装。只是目前这一计划还在进行之中，家庭旅馆也才刚刚打好地基，远没有完成。
刚刚打好地基的家庭旅馆计划。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这些年来，在石节子来来往往的艺术家、美院学生、游客已经很多，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每一个人来到石节子，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石节子村的每一个角落都逛一遍，发现那些隐藏在墙后、草丛里、悬崖上、窑洞里的艺术品，不翻个底朝天，不算结束。“好像石节子有一种魔性，来到这里，突然就会爱上艺术”，一位来石节子进行艺术实践的学生说。
到过石节子的艺术家，都会对石节子赞赏有加，他们惊叹于石节子的艺术氛围，也怜惜村民们的穷苦和艰辛。
在李保元家门前的土崖上，有一颗巨大的“眼睛”，黄土上勾勒出眼睛的轮廓，一面反光镜和几十个酒瓶子，构成了瞳孔。
李保元家门前有一颗巨大的“眼睛”。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这个作品名为“天之眼”，是郑州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学生齐浩冲的作品，胡建强说寓意是“你在看它，它也在看你”。齐浩冲则表示，“作品的灵感来自于村民们一双双饱含深情的眼眸”，所以他做了这么一只大眼，“眺望万物的生长与衰败，石节子的一切都在它的关注之下”。
艺术能否带不来收入
和艺术家们感动于石节子的艺术氛围不同，住在村里的村民们，对艺术则没有那么热衷，他们会支持靳勒的想法，参加村里的活动，也热情地招待来村里的人们，但另外一面，他们更多地考虑面前的生存问题。
将军头像雕塑。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靳茂林是去过德国的四个人之一，但他对石节子的艺术建设，并没有太大的期望。靳茂林早年一直在外打工，如今老了，干不动了，就在家种地，一儿一女仍在打工，他说，艺术家带来实惠，自然高兴，但这种实惠并不多，石节子仍旧很穷，“关键是没水，还要靠天吃饭，日子过得很难”。山下的峡谷里，有水流冲刷的痕迹，但那些水无助于缓解石节子的干旱， “平常没水，有就是洪水，过了就没了，留不住”。
其实，十多年中，靳勒的努力、艺术家们的支援以及国家扶贫工作的推进，确实给石节子带来了不少变化，路面硬化已经完成，路灯装上了，自来水也通了，靳勒还筹资把山下的一眼温泉引到山上，导入了每一家，这意味着，石节子的每家人，都有两个水源，一个自来水，一个温泉水。
但这种改变仍旧显得太过微小，这里的民居，大部分还是原来的土坯房，村里甚至没有一间民宿，来村里的艺术家和学生们，大多借宿在村民家里，每天住宿和吃饭80块钱，给村民们的增收非常有限。
“靳老师是艺术家，又是村里出去的大学生，大家都很支持他，村里来的人多，大家也高兴”，李保元说，“但确实还很困难，日常生活、孩子上学……花费很大，收入却很少，艺术家来了是好事，但目前增加的收入不多，以后人多了，会好一点儿吧”。
石节子村一角。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据李保元介绍，县里准备把石节子打造成一个旅游点，民居改造也提上日程了，已经请设计师设计了，当这些计划完成，或许村民的收入会更高。
“我跟靳勒说，未来石节子每家每年的收入要达到10万，但现在距离这个目标还很远”，冯志祥说，“石节子确实很穷，很落后，地方落后、人的思想也落后。老靳一直讲，就要靠我们这些人来改变现实，不光是石节子，还有秦安县，周边，落后的地方都有待改变。但总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只是搞技术的，老靳也只是个艺术家，我们确实很微小，也很无力”。
记者手记
艺术和村庄，谁的梦想？
在北京见到靳勒时，他刚来布展，带着几个石节子村的村民，但村民们不太懂如何布置一个展览，一切细节，都是靳勒亲力亲为。
十多天后，展览结束，在石节子村再见靳勒，约好的时间到了，却一直没有音讯。直到在村口遇到刚从医院回来的靳勒，才知道他在北京的十多天，几乎不眠不休，布展、维护、解说、撤展，全都一力担当，回来后就病倒了。
30多年前，靳勒走出石节子的大山时，这个村里只有靳、孙、李三姓人家，一共只有4、5户。30多年后，原本的4、5户人逐渐分家，成了现在的13户，期间有过一家外来的人家，但住了不久又走了。
在中国变化最快、最剧烈的30多年中，石节子没有什么变化，除了多了一些艺术品，多了一些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面孔。
是好是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艺术家们为山村的原生态而欣喜，也为山村的艺术氛围而感动。但对于村民来说，改变生存的处境，才是第一要考虑的，他们更看重的，是艺术能否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艺术本身，反倒是次要的。
靳勒介于两者之间，他是村里走出去的艺术家，想要改变山村的生存环境，但他的思维，却还是艺术家的思维方式，不太擅长去考虑更多和利益相关的内容。
所以，十多年来以艺术建设乡村，石节子变了，也没变。变的是它让人惊叹的艺术氛围，人们想象中高大上的艺术品，在这里随处都是。没变的是村民们的生活，打工的还在外打工，生病的仍被疾病折磨，贫穷的也依旧贫穷……
还有一个变化，在石节子村脚下的山口，建了一个新的牌坊，上面写的不是石节子村的名字，也不是石节子美术馆，而是“神仙塔道观”五个字。这个神仙塔道观就在石节子村后面的山上，站在村里，就能看见那辉煌的建筑。据村民介绍，是上面为了发展旅游而建的，之所以建在石节子村后面，就是因为石节子这些年名声远扬，吸引了许多艺术家和游客。
石节子村脚下的山口，建了一个新的牌坊，上面写着“神仙塔道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有人觉得两者格格不入，但村民们其实无所谓，如果游客能因此多一点儿，或者政府为了旅游大力改造石节子村，也未必不好。
石节子村在北京的两场展览中，中华世纪坛的展览主题叫“石节子美术馆”，798艺术区的展览主题叫“谁的梦——石节子十年文献展”。这或许是个隐喻，十年之间，艺术介入乡村，艺术改变乡村，艺术家和村民们，他们的梦想，究竟是怎样的？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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