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蜀志》有言：“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巴蜀为九州之一。《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对此加以确证。“武王伐纣，蜀与焉”，这表明蜀人很早就参与了天下秩序的构建。这些稀有的汉文记载使得先秦的蜀地与蜀人有了神秘的色彩。在司马迁的笔下，先秦蜀人为“戎翟之长”，蜀地有“蛮夷风”；到了班固那里，汉代的蜀地享有“文章冠天下”的美誉。在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蜀志》中，蜀地“多斑采文章”。“蛮夷风”与“多斑采文章”，是对蜀人不同的评价，这里的评价标准是在“化夷为夏”的语境中建立起来的。这里的“夷”和“夏”并没有族群褒贬的语言色彩，而是不同政治制度对比的结果。《孟子·滕文公》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焦循注曰：“当以诸夏之礼义化变夷蛮之人”。《论语·八佾》也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化夷为夏”的根本即是三代以来的“礼”。蜀人化“夷”为“夏”的过程，从《史记》相关记载到《华阳国志·蜀志》，可看出明显的变化。循此思路，笔者尝试以先秦到魏晋时期关于蜀地历史的著述为考察对象，梳理蜀人由夷至夏的过程，同时提取这一过程的演进逻辑。
一、先秦典籍中的蜀地与蜀人
在先秦典籍中，蜀地为九州之一，蜀人很早就参与了天下秩序的建构。如果把儒家意义上的“礼”理解为，人们在“天命观”下对“尊卑”的自上而下的实践，那么，《史记》中的“戎翟之长”早在三代已经在践履“礼”了。《尚书》中的“禹置梁州”和“从周伐殷”即为明证。
夏时，蜀地称作梁州，属于九州之一。商朝以后，梁州并于雍州。按照《尚书·禹贡》的记述，夏时的“梁州”即后来的蜀地。《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这里梁州版图大致为，向北延伸至嘉陵江西源，东到魏晋时期的宕渠县，西至大渡河流域，包括岷山、嶓冢山、沱江以及今雅安名山县。对于梁州的地界，郑康成注解说：“梁州界自华山之南至于黑水”。《水经》记载，“黑水”可能是“沔水东过南郑县南”的地区。岷山和嶓冢山没有了水患，拥有大量可耕种的土地。郑康成引《汉书·地理志》云：“岷山在（汉时）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汉阳西”。沱江和潜江的水也得到了有效的治理。《水经》曰：“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县西南”，“潜水出巴郡宕渠县”。蔡蒙山通往四方的道路得到开辟。清人考证，“蔡蒙”为“四川雅州府名山县”。汉代人认为，“和”即“桓水”。《汉书·地理志》曰：“《禹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和夷底绩”的意思是，桓水一带的民众前来汇报治理江河成功的消息。梁州在夏时设立，商、周时期辖于雍州。“禹置九州”为蜀人与中原王朝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从周师伐殷”的“西土方国”
《尚书·牧誓》的记载表明，商末的蜀人参与了天下秩序的建构。《尚书》中的“蜀”最先出现于《牧誓》，这里的“蜀”是追随周人讨伐商纣王的“西土方国”。《尚书·牧誓》记载了武王在商郊牧野誓师的场景，“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逖”有“远”的意思。在这场誓师活动中，武王似乎在强调，兴起于西部的周部落与周边诸部落具有某种亲和力。“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我友邦冢君”意为：“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逸周书·武寤解》记载，追随周邦讨伐商人的部落是“不期而会”，由于受到商王长期的压迫，众邦国一致起来反抗商王。“王赫奋烈，八方咸发”。“八方”即“四正四隅”，“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是八方咸发也”。《竹书纪年》记载：“冬十有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从周师伐殷。”这些内容表明，商末，居于西南的蜀国与中原有一定的往来。商周时期，蜀人“从周师”讨伐“独夫”的活动，可看作是对诸夏“礼”的一种服膺。
（三）“成周之会”中的蜀人
周王朝建立以后，蜀作为西来的朝贡国，参与了周王组织的诸侯会盟活动。《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成周之会”，蜀作为方国供奉锦鸡作为贺礼。“成周之会，……巴人以比翼鸟。方扬以皇鸟。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学者考证，这里的“文翰”应该是“锦鸡”。郝懿行说：“今所谓天鸡出蜀中者，背文扬赤，应文五彩，灿如舒锦，一名锦鸡”。《竹书纪年·周纪》载：“（周）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珪。”这里的“献”指的是，诸侯或属国贡献地方物产。
二、汉代学人笔下的蜀人与蜀地
在汉代史家那里，从春秋时期到秦朝建立，蜀王与其他诸侯具有类似的政治心理，在“礼崩乐坏”之际“一跃为王”。秦朝郡县制在蜀地的设立将蜀人纳入中央朝廷直接管辖的范围。这为汉初蜀地的“倡教兴学”提供了便利条件。汉代，以文翁、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蜀地学人群体的出现，使得巴蜀成为名副其实的文雅之地。这也促使蜀人开始重新认识并传述自己的历史。
（一）蜀人与《史记》中的“黄帝之胄”
按照《史记》的记载，“蜀王”为黄帝之胄，与中原王朝一直保持着朝贡关系。《史记·六国年表》：“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非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邪？”秦国国君称王以后，蜀国曾“贡献”于秦国。《史记·秦本纪》：“惠文君元年（公元前325年），楚、韩、赵、蜀人来朝。”此时的蜀国在“西僻之国”中属于实力最强的邦国。《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当秦惠文王权衡“先伐蜀还是先伐韩”的问题时，张仪和司马错一致提到，“蜀”为“戎翟之长”。在司马错看来，蜀地富庶，秦国“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史记·张仪列传》：“（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壮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秦并蜀国以后，在蜀地设郡以前，蜀国国内处于混乱局势。《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秦惠文王十一年，“公子通封于蜀。”秦惠文王十四年，“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秦武王元年，“诛蜀相壮”。秦昭襄王六年，“蜀侯反，司马错定蜀”。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按照《华阳国志》注解，这里的“若”是“张若”，“为蜀中郡守”。秦朝郡县制将蜀地彻底纳入了中央朝廷直接管辖的范围，此时，相较于之前作为地方诸侯的蜀国，在华夏化方面更近一步。
在秦人的意识中，蜀地是“边远”且“道险”之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长信侯嫪毐作乱，秦王发觉，对嫪毐等人施加刑罚后，“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可见，蜀地成为当时朝廷罪犯的流放地之一。在秦末政治家看来，蜀地“道险”，不利于政治家施展才华。《史记·项羽本纪》云：“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虽然说，郡县制在蜀地的设立使得蜀人在后来礼制活动中的角色有了转变，从夏时的蜀国转变为秦帝国的蜀郡，但是，蜀地的华夏化在汉初才开始全面实现。
（二）汉代蜀地的“倡教兴学”
汉代，文翁在蜀地实施了一系列“倡教兴学”的措施，开“巴蜀好文雅”的风气之先。《汉书·循吏传》记载，汉景帝末，文翁为蜀地郡守，时“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欲诱进之”，选派蜀地聪敏之士到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文翁在蜀地兴办了教育机构，招收“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传授儒家义理。文翁采取的一系列“倡教兴学”措施使得蜀地“大化”，蜀人“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按照《汉书·地理志》记载，“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与文翁同一时期的司马相如以辞赋华丽且直陈时弊显于汉世。
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代蜀地辞赋家群体融绚丽言辞与道德品质于一体，继承并发扬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司马迁曾评价司马相如：“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后儒扬雄也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成为后起辞赋家模仿的典则”。汉宣帝时期，蜀地的王褒开创了“咏物作乐”的文艺先声。王褒的《洞箫》“先描写作为箫干之竹不凡的生长环境，再写制箫、试音，再写音声之美妙，最后以乱辞赞颂箫声纷繁之声合道德、中节操”。
西汉后期，蜀地的扬雄以弘扬孔子之道为己任，作《法言》和《太玄》，成一家之言。扬雄认为，儒家传世的“五经”涵括生活中的根本道理。《法言·寡见》：“或问：‘五经有辩乎？’曰：‘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扬雄主张，人们的言行应该以圣人之道为标准。《法言·吾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往圣已逝，后人只能从“圣人之书”中寻找答案。“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桓谭认为：“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如果说，文翁是蜀地“倡教兴学”的先驱，那么，扬雄对于儒家文化的认知与传承则代表着蜀地华夏化的纯熟。但是，以扬雄为代表的蜀地名人在当时所产生文化效应可能使得蜀人对于先秦蜀地历史进行重构。
（三）《蜀王本纪》与蜀人的华夏情结
《蜀王本纪》中关于蜀地历史的记述存在诸多抵牾之处，这可能反映出蜀人对于华夏化的向往。《蜀王本纪》以“本纪”名篇，追述蜀地天子事迹。其中提到，历史上称“王”的蜀君包括“蚕丛、柏濩、鱼凫、开明”。在蜀王统治时期，蜀人蒙昧，“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在这里，先秦蜀地的“尊王”事迹与“未有礼乐”等事实相互矛盾。很难想象，对于“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古代蜀人来说，蜀君是如何称“王”的。
《蜀王本纪》中的一些记述与《尚书》中记载类似，这些内容可能是蜀人按照《尚书》而对自己历史重构的结果。其中提到“望帝委国于鳖灵”，犹如“尧之禅舜”。这与《尚书·尧典》的内容类似。“鳖灵治水”显然是“大禹治水”的翻版。鳖灵即位以后，蜀地“帝”位继承遵循“世袭制”，均号“开明”，到“开明尚”这一代，去“帝”号，复称“王”。此时大致为东周之际，众多诸侯纷纷称“王”。对于周王室和儒家看来，诸侯称“王”是对于礼制的逾越；但是对于当时的蜀人来讲，蜀君称“王”可能意味着向华夏化迈进了一大步，也为蜀地历史的传述提供了一种方法。其实，蜀地历史的华夏化传述在汉代以后正式开启，常璩的《华阳国志》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华阳国志》与蜀地华夏故事的经典化叙述
如果说，秦朝的郡县制为蜀地故事的华夏化叙述提供了契机，那么，汉代以文翁为代表的蜀地文人群体就是蜀地文雅故事的主人公。魏晋时期，以《华阳国志》为代表的著作对蜀地故事进行了儒家经典化的传述。
（一）《华阳国志》与先秦蜀地故事的合理铺陈
常璩的《华阳国志》将蜀人的祖先追溯到人皇。帝喾封其支庶于蜀地，“世为侯伯”。蜀地“多斑采文章”，是“文王之化”的区域。周失纲纪以前，由于复杂的政治局势和艰险的地理环境，蜀国虽然与周朝维持着朝贡关系，但是很少与其他诸侯来往，制度人文具有独特性。从《华阳国志》记载的蜀王世系来看，蚕丛、柏濩、鱼凫出现于“周失纲纪”以后，这在一定程度上订正了《蜀王本纪》中的相关论述。在《蜀王本纪》中，“从天堕”的“杜宇”充满神话色彩。可是，《华阳国志》却把杜宇描绘成一位“教民务农”“治除水患”的实干家。同时，对“望帝去时子规鸣”有了合理的解释。望帝“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常璩这里避开了汉代史家“蜀为戎翟之长”的说法，对于蜀王的事迹有了较为合理的叙述。
（二）《华阳国志》与蜀地方志体例的架构
在《华阳国志》中，常璩在儒家文化视野下开创了地方叙事体例。首先，常璩把蜀人祖先追溯到“人皇”，表明了“大一统”的叙事视角。在地理方位的描述方面，蜀地范围大致上与《尚书·禹贡》中“梁州”的版图相吻合。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蜀地的物产和人文。“其卦值坤，故多斑采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其次，蜀地的纪事以中原正统王朝纪年为时间参照，对于历代蜀王或蜀守的事迹进行叙述。例如，从“周失纲纪”到“秦并蜀国”，以周王的年号为纪年，蜀王或蜀守、地方贤良成为蜀地历史的主角。诸如“（周）赧王十四年，蜀侯恽（《史记》中为‘煇’）祭山川”；“（周）赧王三十年，疑蜀侯绾反，（秦）王复诛杀之”；“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最后，对于郡以及下设的县级机构的设置、分布及内部组成进行介绍。例如，“广汉郡，（汉）高帝六年置。县属八。汉户十七万，晋四万”。在大一统的叙事视角下，最高的政治权威主导着地方诸侯或地方官员的言行，其也是自上而下政治制度的设计者。常璩采取的这种儒家叙事方法有一种道德教化的指向。
（三）《华阳国志》与蜀地道德风韵的言说
《华阳国志》除了对历代蜀王和蜀郡的功绩进行记述以外，所载“风雅英杰之士”的事迹亦是垂劝来代、实现教化的重要资源。例如，“蜀自汉兴，至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王稚子震名华夏，常茂尼流芳京尹。”任乃强对此注曰：“封建道德，广泛灌注人心，忠孝节义士女，所在多有。上下称扬，蔚为风气”。从写作手法上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并非刻意表彰蜀地的道德模范。他实际是融道德评判与历史叙事于一体，试图为后人描述蜀地社会发展的真实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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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映晖, 博士，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文//来自于《文史杂志》202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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