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董元奔
（魏源塑像）
“师夷长技”是晚清学者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给羸弱的晚清所开的“处方”，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夷，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中本来是指国内少数民族，魏源借来指西方国家。当然，魏源所说的“制夷”并非目的，大清帝国不会侵略别的国家，但只有“师夷长技”才能使中国免受列强欺凌。魏源建议，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科技，建立造船厂、兵工厂、缫丝厂等，在科举考试中增加水师科目。后来，洋务运动因此而兴起。魏源的“师夷长技”观是对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观念的深化和在行动上的落实，所以我们至今都把林则徐和魏源认定为晚清最清醒的知识分子。
其实，“师夷长技”的观念并非魏源首创，“师夷长技”说到底属于文明互鉴范畴，是中原文明或中国文明吸收和借鉴其他文明，而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思想。中华文明就是在不断吸收境内少数民族文明和外国文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数千年中，这种状况从未离开过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实践。
（秦始皇铜像）
一、中原文明在不断吸收少数民族文明的过程中向前发展
早在阶级社会酝酿时期，作为华夏文明的主体，黄河文明就在不断吸收周边部落文化。首先，黄河文明吸收了东北方海河流域的有易部落文化、黄河口的有鬲部落文化及有穷部落文化、胶州半岛的莱夷部落文化等，这为这些部落文明后来成为商朝的一部分和西周时期的齐国和燕国奠定了基础。其次，黄河文明吸收了淮河流域以涂山部落文化为主的九夷文明，长江中游的三苗文化，太湖流域的防风部落文化，这些部落文明后来都成为商朝文明的组成部分并进一步成为西周的诸侯国。
夏商周时期，华夏文明逐渐由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这一漫长的过程始终伴随着黄河中游文明在吸收周边文明的过程中引领周边文明与自己融为一体。这一过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楚国的发展和秦国的诞生，以及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制度。楚国作为诸侯国，它在西周初期的范围仅限于丹江流域的丹水和浙水交汇的浙川一带，后来它以自己相对先进的西周主体文明影响江南的少数民族文明，并不断吸收那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从而使自己的领土到春秋后期时囊括今湖北、湖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西、江苏、贵州、广东大部或一部，成为最大的诸侯国。正因为楚国文明大量借鉴了南方少数民族文明，楚国人才被北方诸侯国称为蛮人。秦国并不是西周初期分封的诸侯国，它是春秋初期分封的一个带有浓厚的西戎色彩的诸侯国，秦国文化后来逐渐融入中原文化，以至于最终成为统一六国后的中国主体文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国策，通过借鉴胡人的饮食、服饰、骑射等文化，使自己的文化具有多元性，赵国迅速崛起为强国，固然不久它又因国内动荡而再度衰落。
秦始皇统一天下，不仅为各诸侯国的文明融合提供了机遇，也为周边的匈奴文化、西域文化、南越文化、夜郎文化等最终融入中原文化提供了可能性。此后，接过秦帝国衣钵的汉朝通过战争、和亲、和平演变等不同措施，完成了秦朝没有完成的事业，中国正式成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生共存的国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漫长战争大大促进了汉族文明对少数民族文明的借鉴和融合，看似残酷的“五胡乱华”其实正是汉族文化吸收少数民族文化的明证。统一南北朝的隋朝、唐朝不仅皇帝本身具有少数民族血统，而且各民族文明的交流互鉴始终在庞大的帝国内开展，中原文明越来越丰富多彩。辽、宋、金三个政权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明共存并交融的政权，三个政权之间的斗争，使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到少数民族朝廷做官，辽金最高统治集团也主动把自己的文明融入汉族文明，这都加快了民族融合进程，为后来蒙古人统一天下并建立起比唐朝更为庞大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封建王朝。虽然元朝统治集团最初采取了蒙古文明与中原文明互不交流的政策，但是随着中原文明吸附功能的显现，元英宗时期遂实行蒙古及各少数民族文明融入中原文明的国策，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颁布多达2539条的帝国法典《大元通制》，从法律上保证中原文明对少数民族文明的吸收和融合。法典规定，元朝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实行唐宋时期的官制，扩大汉族知识分子做官的比例；清理元朝前期在黄河以南硬性植入的草原文化，全面恢复农业文化；推行儒家文化治国方略，参照两宋体制完善科举制度；推动程朱理学与全真教、禅宗、藏传佛教等各类宗教的交流，以丰富儒家文化的内涵；等等。元朝的制度化的汉化措施比唐朝的自发性民族文化交流更加有力的促进了中原文明对少数民族文明的借鉴和吸收，更加有力的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进程。虽然后来明朝和清朝在大部分时期内实行了锁国政策，但是元朝的汉化成果不仅没有被明清两朝破坏掉，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明朝境内居住着鞑靼人、瓦剌人、亦力把里人、藏人、通古斯人、苦兀人、南诏人、朝鲜人等等。明朝政府对这些少数民族采取了两种管理措施，条件允许的就让少数民族跟汉族杂居，让汉族文明吸收少数民族文明，从而加强民族融合程度，这种措施主要在北方实行；对于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条件不具备的云南、老挝、泰国北部、缅甸北部等地区，明朝则采取了土司制度，在民族自治的过程中推动汉族文明对这些少数民族文明的吸附和融合，这在客观上加快了云南各少数民族文明完全融入汉族文明的进程。清代，满族统治集团始终致力于把包括满族文化在内的各少数民族文化全面融入汉族文明，自立国后不久就推行五族和睦政策，晚清时期更是上升为五族共和，清朝的民族政策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进程，是中华民族最终形成的有力保证。
（元世祖铜像）
二、中国文明在不断吸收其他国家文明的过程中向前发展
中国文明不仅是中原文明在吸收境内少数民族文明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她还进一步兼容并蓄，不断吸收外国文化，从而使自身越来越具有世界意义。
元朝统一天下之后，朝廷除了实行国内各民族文化一视同仁的政策，还通过四大汗国的过渡，加强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阿拉伯文明、犹太文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互鉴。成群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经商、传教甚至定居，带来了各种文明食粮，中国文明以自己固有的包容性逐渐吸收这些外来文化，丰富自己的文明。
其实，在元朝之前和元朝之后，中国文明一直在借鉴和吸收外国文明中的先进成果。
中国文明吸收佛教文化。佛教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之前的印度大陆，佛教诞生之初，释迦牟尼就反对佛教徒统一使用梵文传教的做法，他要求使用各地不同的方言。释迦牟尼制定的这个制度有助于佛教的传播和在各地生根，而中国文明对外部文明的强大的吸附能力又因为佛教传教的这种用语制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佛教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其传入进程一直持续到公元七世纪即唐初。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有两条：一是从印度到帕米尔高原，再到河西走廊，向东传入关中乃至中原，向南传入青藏高原，这是北传佛教，又称大乘佛教，其中传入中原的后被称为汉传佛教，传入青藏高原的后被称为藏传佛教；二是从印度到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再传入中国云南，这是南传佛教，又称小乘佛教。在中国，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其教义都因为带有中国特色而有别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的“专业性”较强，认为人生有八苦，只有通过八种相应的修行方式才可以走出苦海，修行需要十二因缘在流转中通过因果报应的方式实施。藏传佛教虽然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基本教义，但是它具有青藏高原特有的世俗性，即政教合一，这是藏族地区在没有被中原王朝纳入统治范围之前的客观需要。汉传佛教作为北传佛教虽然也基本上继承了印度佛教的教义，但是它从一开始就被儒家文化感染，成为封建王朝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统治工具，爱国爱教，积极进取，教徒以译经、习经、解经等学术研究为主要事业，这明显是儒家化的佛教。云南的南传佛教在教义上不同于印度佛教，南传佛教反对教徒通过静坐修行走出苦海，它要求教徒积极介入社会生活，通过布施、积极行善、造福人类社会的方式洗清自己的现世“罪恶”，以完成修行，这显然也是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社会所需要的。
中国文明吸收伊斯兰教文化。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产生于阿拉伯半岛，不久传入中国，唐宋元时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黄金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教是一神教，它只信仰真主默罕默德。它一方面要求教徒忍耐、顺从真主和真主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又要求信徒为真主而战，驱逐任何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哪怕牺牲生命也要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但是，中国的伊斯兰教并不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它受到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影响，成为儒家文化的外延，中国伊斯兰教主张信徒在保持一神教信仰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的政治生活。特别是伊斯兰教并不反对教徒跟汉族人杂居甚至通婚，宋朝以来，虽然大部分伊斯兰教徒居住在今宁夏全境和甘肃、新疆部分地区，但是有许多回回人散居在中国各地特别是长江以北各地区。明清时期乃至近现代，伊斯兰教徒始终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回民武装与汉族武装一起抵抗外敌入侵的故事历来不绝。除了中国本土的伊斯兰教之外，也有伊斯兰教发源地的教徒来到中国。元朝初期，蒙古贵族把早先征伐西亚的过程中俘虏的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散居在中国各地，这些人大多伊斯兰教徒，他们的信仰随着他们融入汉族人的生活而逐渐融入儒家文化，成为儒家文化丰富自身内涵的元素。
中国文明吸收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于唐朝初期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唐太宗接见了大秦国基督教传教士大德阿罗本。唐朝历代皇帝从封建大一统观念出发，只允许基督教传教士与社会上层也就是儒家名人交往，交往的目的是学术交流，而不允许基督教在民间广泛传播，这样，儒家文化中就逐渐吸收了基督教文化元素，比如其原罪观、正义观、孝道、男女平等意识等。虽然元明清时期允许基督教在民间传播，那也是唐宋时期基督教已经中国化了的缘故，即便如此，明清时期统治者也坚持把基督教的伦理规范与儒家礼仪文化相结合，特别是鼓励秀才等基层儒士参与基督教传播，进一步使基督教染上儒学色彩。
中国文明吸收犹太教文化。犹太人自唐朝时开始来到中国，到北宋时期其数量已经可观，汴京（开封）有犹太人集中居住区域，区域内建有犹太教堂。到明朝时期，开封的犹太人聚居区已经非常大了，并且他们还组织了犹太民族社团和犹太教宗教社团，此外，杭州也出现了犹太人聚居区。尴尬的是，明朝的犹太人虽然标榜自己是犹太人，且信仰犹太教，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唐宋时期的犹太人跟汉族人通婚的后代，他们已经不会说犹太语言了，其犹太教教义中的自我约束思想、孝敬父母思想、夫妇相敬思想、尊重别人的私有财产思想等被儒家文化熔铸，大批犹太人把自己的犹太教信仰融入儒家经典，并参加明朝的科举考试。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05），西方基督教徒利玛窦来到北京，曾亲自调查开封犹太人的犹太教信仰，令他啼笑皆非的是，他所调查到的开封犹太人，不是举人就是秀才。
中国文明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化。西医于明末清初随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在民国之前，西医理论体系所赖以存在的解剖生理学、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始终与中医的穴位学、五脏六腑学、精气学、经络学、炼丹与中草药学等不相容。尽管如此，西医的诊治手段如听诊、视诊、触诊、嗅诊等丰富了中医的望、闻、问、切理论，并最终形成了“西医治标，中医治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措施，大大提高了传统中医的医疗效果，这是中国医学文明吸收外国医学文明的成功之处。大量的外国农作物品种传入中国，也是中国文明吸收外国文明的证据。汉朝时期，随着张骞开通丝绸之路，西域中的中亚国家的石榴传入中原，所以石榴叫做安石榴，即它原是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果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亚、西亚的茉莉、核桃、芝麻、胡椒、胡萝卜、胡蒜等先后传入中国，这些水果、蔬菜和调料丰富了中国人的饮食光谱。北宋时期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引进了产量高于本土的越南占城稻，促进了南方农业文明的发展，为南宋时期南方整体文化开始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明朝中期到清初，美洲的玉米、马铃薯、番茄、南瓜、花生等相继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农作物产量的大幅增加，为清初人口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口粮保证。
（中国常见的基督教堂）
中原文明对国内少数民族文明的吸收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对外国文明的吸收也是源远流长的。不仅如此，其过程从未中断，其吸收的成果也远比我在本文中所说的要多得多。因此，魏源的“师夷长技”虽然是针对鸦片战争之后的西方而言的，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却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当前，我国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这不仅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文明对世界优秀文明的吸收，也是为了让中国的灿烂文明影响世界其他文明，为了让世界各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 并找到符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胸怀和大国担当，这是对魏源“师夷长技”思想的伟大发展。
【作者简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苏宿迁，传统文化学者，网络知名作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江苏省知名辅导工作者，学业主攻唐宋文学，兼涉文史哲诸领域。
【说明】正文插图来自头条免费图库。
（编辑：董尧、霜婵、丰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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