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三线国防厂的伙食

作者:黄肇炎

我是重庆大学机械系1967届毕业生,由于文革的原因,到1969年1月才分配到云南燃料一厂工作。这是一家隶属于云南省国防工办的,生产雷管、底火和手榴弹拉火管的三线国防厂。按照“靠山近水扎大营”的指示,和“靠山,分散,进洞”的要求,工厂建在陆良县的深山沟里,不单远离城市,连和附近的农村都隔着好几公里。厂里除了有一间简陋的小卖铺卖品种少得可怜的生活必需品外,没有任何社会服务。什么餐馆、小吃店等都是没有的,公家不办,当时也不准私人开。

我那时还是单身职工,只能在食堂里吃饭。大食堂是一座砖柱土基(坯)墙瓦顶的建筑,有30多米长10来米宽,兼用作开大会的会场。北头隔出一大间作厨房,隔墙上开了3个一米见方的窗口作打饭用。食堂另一头垫高约一米作开会的主席台,两侧有几步台阶供人上下。食堂里没有桌凳,空荡荡的。人们打好饭都是一边吃一边走着离开。

工厂那时还在基建阶段,粮食定量比较高,叫做“吃基建定量”。除了锻工、铸工、锅炉工每月是45斤外,其余不分干部工人,不分男女都是42斤。大多数人都吃不完,就连我这样饭量较大的人都可以有结余。吃饱是没问题,问题在于吃不好。

知青伙食团所有的 三线国防厂的伙食(1)

掩映在群山里的生产车间

早餐基本上天天卖稀饭,下饭菜是豆腐乳,云南叫做“卤腐”。还有白糖,云南产糖,白糖比较多。都是要收饭菜票的。

厂里有许多人不吃早餐,食堂卖稀饭打饭的人不多。我问过厂里的青工为什么?他们说:“那个稀饭,不吃不饿,吃了倒饿!”我一想,也有点道理。经过一夜的消化,胃已完全空了,即使不吃早餐,感觉有些麻木,好像不太饿。而稀饭比较清薄,到10点11点钟已经消化完了,饿的感觉确实更明显。但我是要吃早餐的。除了偶然起床晚了,来不及打饭以外。早餐偶然地卖馒头,这时职工们就来劲了。只见他们用尼龙网兜,一买就是一兜,有几公斤吧?山沟里没有什么糕点,用冷馒头蘸白糖吃,有一点像糕点的味道,这是他们喜欢馒头的原因。

食堂早餐大约一个月卖一次米线,这时就热闹了。人们头天就会互相转告:“明天早上卖米线!”连那些平时不来打饭的家属也都来了,拿着铝锅饭盆,排上数十人的队。米线有剁肉加酸腌菜炒的“帽子”,味道不错。对于当年山沟里的人来说,这已是一种难得的美味,所以有那么多的人来吃。如果起床晚了,那就买不上了。所以遇到卖米线,我这样的人可能连稀饭都吃不上。

中、晚餐是大米饭。陆良县坝子大,水田多,不吃杂粮,都是吃大米饭。打饭很简便:排队,把饭票交给炊事员,说要几两饭。炊事员手拿两个镀锌铁皮做的上大下小圆台形的饭瓢,大的堆尖是5两,刮平是4两。小的堆尖是3两,刮平是2两。那时1两饭是2分钱。陆良大米带点枣红的颜色,品种不是太好。饭里碎石较多,经常会被细小的石子儿磕着牙,要吐半天。

菜肴是素菜,每餐只有一种菜。山沟里的蔬菜品种极少,食堂里基本上只有白菜、苦菜、萝卜,一年到头就是这三种。我在食堂吃了近十年饭,可以说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吃的这三样菜。偶然地卖炒莴笋,炒洋芋,那就是难得的细菜了。什么是苦菜呢?就是不长菜头只长茎叶的青菜,带点苦味,在云南就叫做苦菜。一份菜收5分菜票,遇有莴笋、洋花菜等要收1角钱。

我的饭量大,中晚餐要吃5~6两饭。即使这么能吃,每月也只能用上十几元的饭菜票。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月才用了13元伙食费,也即是13元的饭菜票。你想要多用也是用不掉的,因为没有什么贵的菜。由此可以想见我们的伙食多么糟糕。

大锅菜炒得很马虎,调料只有盐和煳辣椒。在锅里闷着,白菜苦菜就没有了青绿的颜色,变成类似四川煮猪潲的暗黄绿色,也带点猪潲的溲味。

如果运输任务紧张,派不出汽车拉菜,或者没有联系到货源,食堂里就没有菜吃,那么只有用卤腐下饭。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最长的一次,曾经连着3天吃卤腐拌饭。云南的许多县都会做卤腐,食堂里也经常都存储着好多罐。价钱便宜,5分钱一块的卤腐可以下两三餐饭。

那时每月供应半公斤(云南除粮食外,其他物品都用公斤作计量单位)猪肉,分成两次吃。食堂里是把肉切成大拇指见方的块,煮在萝卜汤里,萝卜和肉都是白色。炊事员从部队转业,烹调水平差,弄不出什么花样。

作为我这样的四川人,哪怕想吃一碗在重庆最平常的酸辣小面,那都是办不到的。因为没有面条,更没有佐料,如酱油、醋、油辣椒等。

山沟里买不到酱油、醋,买不到辣椒面。每逢到外地出差或探亲都要买上几块固体酱油,巴掌大方方的块状物,就是盐加点酱色和鲜味剂,包装盒上印着广东庵埠某酱菜厂出品。味道比真正的酱油差得很远,只比没有好一点。后来市面上又有了瓶装的水解酱油,据说是用人头发用盐酸水解的产物。这种酱油特别鲜,但鲜的味道感觉不正常,多吃了使人反胃。后来这种酱油就不再看见了。

有一次,我出差时买到了一瓶镇江香醋,带回山沟,那就是很难得的宝贵调味品了。我请陆良人的青工从城里代买一点辣椒面,结果是假货,里面掺了不少米糠。把我气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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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集体宿舍

长年累月吃这种饭菜,需要佐餐,只有买点卤腐。5角钱可以买到一口杯,吃上一段时间。吃饭时候,有熟识的人端着碗从门前路过,也会进来用筷子叼一块去。

我就想起了四川的泡菜,于是去8公里外的板桥公社所在地(现在叫镇)赶街,买来泡菜坛,买来萝卜等蔬菜。我的粮食关系在食堂,买不到定量供应的食盐。板桥杂货店里有海盐,不用凭供应证。海盐的样子像蚕豆豌豆黄豆大小的不规则颗粒,带着不少泥沙,呈棕黄的颜色。这种盐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买来后用开水溶解,静置一段时间,滗出上边的溶液装在瓶子里,下边的泥沙不要。我就用这种海盐饱和溶液加水和酒来做泡菜,做得很成功。

但很快就发生了问题。一是蔬菜来源,要到临近的芳华公社或板桥公社去买。光为了吃泡菜,经常跑几公里、十几公里去买菜,那样毕竟划不来。二是泡菜的清洁问题,四川人都知道,做泡菜需要特别注意,不能沾生水,不能沾油等。在集体宿舍里,有人就传开了:“小黄那里有四川泡菜,味道好得很……”于是张三打开坛子来一下,李四来一下,刚吃饭的筷子也不管,很快地泡菜就生花了。生花少还可以加点酒处理一下,严重时就没有办法,只好倒掉重来。

我还做过糟辣子——剁红辣椒腌生姜片。酸酸的,辣辣的,也很好吃。但同样很快就生花变味。几次以后,就没有心思再做了。坛子也被同宿舍的老转(转业军人的俗称)拿去做活酸菜(类似北方人的酸白菜)了。

遇到“五一”、国庆、元旦、除夕等节日,食堂会餐,有较多的肉菜。一般收一两元的菜票加几两饭票,换餐券。自由组合,8张票打七八个菜、一盆饭和一碗酒。因为没有桌子,就放在食堂的地上,8个人坐在自带的小凳上,围着吃起来。聚餐一般还包括在家吃饭的职工,这时食堂里就很热闹,可以看到几十伙人在喝酒、吃饭。也有时是各自打一份有几种菜肴的饭,各自吃自己的,这要看食堂临时怎么规定。我大多的春节期间都要回重庆探亲,这是为了多3天的假期,所以除夕的聚餐很少参加。

下面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当年山沟里关于吃的情况。

有一次我和技术科技术员史鉴修去云南模具二厂(是我们同系统的生产7.62毫米枪弹的三线厂,我厂的底火为其配套)处理技术问题,事办完后已是中午,肯定要在这里吃饭了。模二厂也在山沟里,技术科的人去厂办公室领了来宾接待饭票,带我们到食堂,向炊事员交代了就走了。炊事员让我们在厨房的一间空房里等着,端来一碗菜——炒白菜,两碗饭,说一声:“你们慢慢吃吧!别客气!”

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我们把菜放在地上,端着饭蹲着吃了起来。因为我们是客人,炊事员也觉得不好意思,便拿了几个红辣椒,烧了烧,放在一碟盐上送来。还说着:“没有菜,这个给你们下饭。”从食堂的饭菜看出,各家工厂的生活都差不多。这就是那时到兄弟厂出差,人家接待我们吃的“客饭”。

1969年秋天,我在401(冲压)车间劳动锻炼,被抽出来参加蒸汽管道保温工程,就是干活。这是在厂区的野外,把安装在山野里的十几公里长的大小蒸汽管道用石棉瓦包裹起来,外面裹上保温混凝土,再刷上绿色油漆。那时正是火把果成熟的时候,豌豆大小的果实挂满了枝头,火一样的颜色,一片片地在漫山遍野里红得诱人。火把果,学名大棘,又叫火棘,蔷薇科常绿灌木。它还有一个俗称叫“救军粮”,可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充饥救急。但这东西籽多肉少,一股酸涩的味道,不那么好吃。

到工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见一起劳动的女青工小马去采摘火把果,用手巾包回来,不停地往嘴里塞。我感到奇怪,心想再饿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因为我厂职工的粮食定量不算低。有人悄悄告诉我,小马怀孕了,住在集体宿舍,爱人在外地。因为反应强烈,想吃点酸东西……女人怀孕了,竟连这么一点极普通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只好吃火把果。说起来真心酸。

我厂有一块天然大草坪,我们这些足球爱好者划了一块标准足球场,用钢管焊制了两个球门架,安装了起来。自发地成立了一支业余足球队,水平还可以。在1973~1976年的一段时间,驻陆良的解放军空军星期天很喜欢来厂和我们踢足球,一来就是开一辆卡车,拉着20来名军人。当兵的都是年轻人,精力旺盛,在部队生活也很枯燥,所以就经常来找我们比赛。

那个时候,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很高。踢完球后,厂里总要招待吃饭吧。所谓的招待,就是和我们一起在食堂里,蹲在地上,吃大锅炒白菜和大米饭。有一次,炊事员抓了一把豆腐皮掺在白菜里,我们就感觉比平常的菜好吃多了。

我们这边是秋风扫落叶,很快就吃完了,但见军人那边好像吃得非常勉强,随便扒拉几口就不吃了。次数多了,才听说他们飞行员一个月的伙食费标准是90元,地勤人员标准是25元,难怪要嫌我们的饭菜太差了。当时我们这里二级工的工资加粮贴才42元,就要养家活口了。

长时间没有肉吃,有一天欧阳华(重庆791厂调来的技术员)来约我,找龙潭村的羊老倌(云南人对放羊人的称呼。其他有马老倌等)买羊。这放羊的老倌放有30来只羊,每天早晚都要从车间路过。欧阳出面讲好,买了一只老羊,价钱为5元。因为羊是生产队的,只有要淘汰的,老得不得了的羊,老倌才敢卖。

羊是我杀的。用一只脚跪在老羊背上,把羊压倒在地,左手抓住角,把羊头仰起来,右手拿菜刀,对准脖子用力一刀,血流了出来,羊挣扎了几下就死了。然后剥皮,切肉,煮了一大锅。可惜的是羊太老,味道不好,嚼起来像草一样。但毕竟是荤菜,多少有些肉味。

1971年秋天,我厂的老技术员高守山和李承民到外地出差,回来时经过南宁。办完事后,在街上找了一家饭馆吃饭。一看是饺子,而且是肉馅,高兴得很。便要了1斤。吃完后觉得还馋,又买了6两,仍然吃完了。再要4两,也吃得精光。那位女服务员很奇怪,怎么这两个小老头这么能吃?便问:“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呀?怎么肚子饿成这样?”他们说:“我们那保密厂在云南山沟里面,难得吃到饺子。”

回厂后,把这事讲给我们听,讲得津津有味。他们说,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这么能吃?老高50多岁,西安人,个子黑、瘦、高。老李河南人,40多岁,中等身材。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确实吃不了这么多。他们都是北方人,在山沟里长期缺乏油水,也很少有喜欢的面食。一下子看见了肉馅饺子,那个馋劲,2斤肉馅饺子,轻轻松松地就吃下去了。那时在昆明市还不容易吃到肉饺子。这就让我有了一个印象:广西的生活比云南好。

我也是很能吃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拿着大号铝饭盒去打饭,这天晚餐的菜是炒莴笋。青青的笋片,算是难得的细菜了。我就打了6两饭和一份炒莴笋,一边走回宿舍一边吃,吃完觉得没有饱。于是又回到食堂,再打6两饭和炒莴笋。回到宿舍,把饭菜全部吃光,这才感觉差不多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一餐吃下1斤2两饭(上一次是在农村“四清”工作队的时候),所以留下的印象比较深,现在都还记得。

有一次出差,是在冬天里。到了曲靖,要等下午去昆明的火车。中午时分,肚子饿了,吃什么呢?我走到城中心的人民饭店,这是当时曲靖最大的一家饭店,有两层楼,店堂很宽敞,桌子很多。进去一看,哟!厨房里有砂锅白菜,一大排小砂锅,座在相配的灶孔上,冒着热气。顿时我就觉得寒气减退了不少,身上也就热乎了起来。就决定:吃砂锅白菜!于是,五两饭,一个小砂锅端上桌来。菜里有几片火腿、几片瘦肉,几个肉丸子,几块豆腐,煮得很软的白菜,还有很鲜很烫的汤,真是一餐非常满意的中餐!价钱也不很贵,砂锅白菜6角,饭1角,总共7角钱。这餐饭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以后我凡是到曲靖,一般都会来这里吃它的砂锅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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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0月与周孜仁合影

有一年的秋天,我的老朋友、老同学周孜仁从昆明来山沟看我。山沟里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就陪他到七公里外的莲花田水库去玩。水库在群山丛林的环抱中,我们饱览了秀美的湖光山色。云南还在雨季,刚下了雨,空气特别潮湿,也很清新。

回家的时候,我们走在山林中的小路上,我就在犯愁——老朋友、老同学大老远来,不要说招待,现在问题是家里连下饭的菜都不够……路过一片山岩,忽然间,看见岩石的低凹处长着一片黑糊糊、湿漉漉的东西。哦!有了,那是地木耳。我紧脚快步地走到岩石边,轻轻地把地木耳剥下来。不一会,就剥了一大捧,用报纸包好。

地木耳,又叫地皮菜、地衣、地皮菌,是真菌和藻类的结合体,可以食用。回家后,拣去其中的杂草、树叶,洗去泥沙。然后从坛子里抓了一把腌咸菜,和地木耳炒在一起。晚饭时,老周吃着地木耳炒咸菜下饭,说:“我以前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好吃,味道还不错。”

几十年后,我们在一起闲聊,老周还深情地说起当年在山沟里吃地木耳,给他留下的难忘的印象。

厂办有托儿所,设大、中、小班,接收职工的小孩。那时的产假是56天(包括节假日、星期日),只要产假结束,家里没有老人带小孩的就要往托儿所送,一直到上小学。外界的托儿所一般每天给大中班的小孩发糖果糕点,一是适当补充一点营养,另外也为小孩解解馋。山沟里的托儿所没有这个条件,阿姨们只有两样东西给孩子吃,一样叫做“黑咸菜”,另外一样就是卤腐(豆腐乳)。黑咸菜就是云南的玫瑰大头菜,是用酱腌制的,黑颜色,特别咸。切成指头大小,每个小孩发一条。如果遇到吃卤腐,就每个小孩发一小片纸,给刮上指头大小的一丁点卤腐。左手巴掌上托着,右手用一根小竹棍(那时市面上还少有牙签卖)挑着吃。这就是每天托儿所的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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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儿所的儿童节

直到1980年后几年,我的女孩上托儿所,都还是这样的情况。回家后问她今天吃的什么?她就说:“吃的黑咸菜。”或者说:“卤腐。”这样的食品哪里谈得上营养,只能是哄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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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作者:黄肇炎,1943年生,籍贯上海,出生地四川合川(今重庆市合川区)。1962年考入重庆大学机械系(五年制),1967年毕业。后长期在云南三线国防企业工作,曾任总工程师。1987年进入昆明市自来水总公司,退休前任昆明市给水工程设计院书记、副院长、高级工程师。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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