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绿色中国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今年10月11日至24日在我国云南昆明举办。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展现大国担当，切实履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环境相关条约义务，采取有力的政策行动。为减缓气候变化，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应对能源转型等全球性挑战方面，中国将先进的绿色发展技术输出海外，为“修复”地球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与此同时，我国加快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已建成国家公园试点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海洋公园、地质公园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1.18万处，占国土陆域面积的18%，海域面积的4.1%。其中，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自然遗产和双遗产数量均居世界第一。积极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全面理顺体制机制，明确边界区划，不断提升保护管理成效。同时，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湿地保护修复工程等，全面保护修复生态系统，改善扩大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使种群得到休养生息。特别是加快实施湿地网络建设，湿地保护率超过50%，64处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有效保护了生物多样性。
本期刊物，我们特别梳理了生物多样性在未来对人类的诸多贡献，希望帮助大家能更清晰地了解生物多样性。
——编者按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面临的人口猛增、粮食短缺、能源紧张、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恶化，导致“生态危机”逐步加剧，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局部地区社会动荡，这就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并努力寻求长期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发展观和思维方式。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在其《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报告中明确地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危害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它涉及到自然、社会、金融、市场、政策法规、文化、观念等诸多方面。Stephen等将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归纳为三大部分：资源、环境和社会人文，将人类的生存环境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结合起来考虑。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FF）共同完成了《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的框架文件，提出了地球可持续生存的9条原则，其中包括“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和多样性”的原则，即发展必须以保护自然为基础，包括保护生命支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持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等。
兔狲
一个物种、一个品种乃至一个基因能繁荣一个产业，繁荣一个国家。生物多样性的未知潜力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展示了不可估量的美好前景。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的需求也在不断改变，而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也必须不断改变，这些方式常常存在于以前未使用过的动植物遗传资源中。例如，科学家在不断地开发新的抗病和抗虫害品种，抗性基因往往来自农作物的野生近缘种和传统的地方品种。人类在全世界不断寻找能够对抗人类疾病的新药物，而丰富的动植物和其它自然产品是这些新药物的重要来源。在未来，常规能源供给不足，而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生物质能源可以提供低消耗的可循环能源。在今后社会发展、城市化普及的大局面下，以生物多样性为资源的生态旅游活动也会广受青睐等等。
谁拥有世界生物多样性商业开发的权利？这是目前保护生物学家、环境经济学家、政府和公司企业争论不休的问题。未来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就像土地对于当今社会的意义一样，它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权利源泉，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未来乃至当前对于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占有与争夺将是若干利益主体的社会搏弈过程。
基因库是培育新品种的源泉
生物多样性基因库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也是农业发展的基石。100年多前我们的地球村只有16亿居民，然而今天地球村里的居民已超过74亿，预计在2050年之前达到90亿。如何养活这么多人而不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和耗尽自然资源，是人类今天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口的增长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增长的粮食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可耕地面积逐渐减少的形势下，提高单产成为提高粮食产量的唯一途径。
提高单产关键在于培育优良品种，而野生植物蕴涵着丰富多样的基因资源，为作物改良提供了源泉。例如，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就是利用在海南三亚发现的貌似杂草的野生稻“野稗”不育株基因开创了三系杂交水稻育种先河，使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为解决我国13亿人口的粮食问题和世界的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中期，一些发达国家和墨西哥、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展利用“矮化基因”，培育和推广矮秆、耐肥、抗倒伏的高产水稻、小麦、玉米等新品种，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称之为“第一次绿色革命”。
新西兰对中国猕猴桃资源进行选育，培育出优质高产的猕猴桃品种，成为新西兰的“国果”和新西兰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畅销全世界，每年为其创汇达3亿美元。近年科学家在墨西哥哈利斯科州发现了一种多年生玉米，是目前栽培玉米的野生近缘种，通过该种能够培育出多年生的高产玉米，不需要每年翻地和重新栽种，节约了生产成本，它对现代农业的潜在价值至少有几十亿美元。在美国，农作物改良使农作物增产的价值每年达80亿～150亿美元。
现在全世界植物新品种不断推新，粮食亩产快速提高，正是得益于生物物种及其遗传多样性的贡献。
金秋 王源清 摄
世界各地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少“种子银行”，旨在挽救农作物日益流失的基因多样性。大部分种子库建成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其时正逢全球农业经历绿色革命，杂交品种的推广应用大幅提高农业产量。然而，随着世界各地的农民耕种杂交新品种，不少传统农作物由于无人种植趋于灭绝，并且这一趋势延续至今。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世界各地农田中农作物的多样性已经锐减75%。就在一个多世纪前，印度还拥有10万多个品种的水稻。如今，那里的水稻品种不过几千种。美国苹果曾经有5000多个品种，如今也只有几百种。上述数据只代表人类已知不复存在的农作物品种。如果考虑每个品种所蕴含的丰富基因选择，全球农作物多样性遭受的损失更为惨重。这样的损失难以量化衡量，但其带来的风险却无比巨大。
挪威在2008年2月启动了斯瓦尔巴特群岛全球种子库项目，媒体又将其戏称为“世界末日种子库”，其目的在于想把它建成世界上最重要自然品种资源的最后安全网。该种子库被建在一座山腰的深处，永久冻土和厚厚的岩石将确保即使在没有电的情况下，这个种子库也能够保护好被冷藏的种子样品。该种子库最多可以存储22.5亿颗种子，目前已经对75万种不同的农作物种子进行了备份。即使面对核战争或者小行星撞击地球等毁灭性灾害，人类依旧可以凭借该种子库中的储备重建家园。退一步讲，即使没有到那么糟糕的情况，这个种子库也能为不同地区的农民们提供相应的作物种子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
生物多样性是开发新药的宝库
生物多样性及其产物不仅是药物的重要直接来源，而且也给全球药物开发带来了重要启示。据统计，1981年1月至2006年6月全球批准的所有化学实体药物与小分子化学实体药物中，分别有52%和63%可追溯到天然生物资源，特别是野生动植物、微生物及其产物在某些疾病治疗药物中的占有率非常高，如78%的抗感染药物和65%的抗肿瘤药物来自于这些天然生物资源。再如，过去20年全球约40%的新药源于天然产物；60%的抗癌药和75%抗感染药源于天然产物；2002～2003年之间，全球约80%的新化学类药物可以追溯到天然产品。
在美国，使用最多的20种药物都是以自然产物中分离出来的化合物为基础生产的，超过25%的处方药含有直接从植物获得的活性成分。2007年全球处方药销售为7129亿美元，其中约30%是基于生物多样性基础上的天然药物，而这一比例在非处方药物中则更大。这些数字和案例表明了动植物对于药物开发的重要意义，丰富的药物资源依赖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中国古代的“神农尝百草”、《本草纲目》都证明了“药材取自自然”的道理。
雪豹
因此，生物多样性仍然是创新药物的主渠道。上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组合化学，一次能够合成成千上万个化合物，与高通量筛选相结合，人们当时乐观预计组合化学结合分子设计将加快药物的开发，降低新药研发成本，摆脱传统的药物开发方式，迅速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药物。然而十多年过去了，通过组合化学开发的新药只有一个在进行临床研究，其它都以失败告终，令人们重新关注从天然产物中发现新药。
人类在全世界生物群落中不断寻找能够对抗人类疾病或具有其它经济价值的新植物、动物、真菌及其他微生物，这项活动称为“生物勘探”。生物勘探通常由官方研究机构、制药公司和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例如，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从几万种野生生物中筛选能够治疗癌症和艾滋病的药物。为了促进新药研究并利用新产品获利，哥斯达黎加政府成立了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收集生物产品，为医药公司和医学研究机构提供生物样品。默克公司是德国一家跨国制药公司，它与INBio签定协议，每年支付100万美元给INBio以资助其生物勘探的活动，并将购买INBio任何有商业价值的产品的专利权。INBio已经签署了40份类似的协议，使INBio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生物勘探活动和员工培训。葛兰素史克公司1999年与巴西政府签订300万美元的协议，用以在大约4万种植物、真菌和细菌中取样、筛选和调查研究，其中部分资金用以资助科学研究和当地生物群落保护和项目开发。以上这类资助项目为许多国家保护生物资源和认识当地生物多样性提供了经济驱动力。生物勘探的成果之一是在短叶红豆衫中发现有效的抗癌物质。短叶红豆衫原产于北美的原始森林，从中提取出的紫杉醇能大幅度降低卵巢癌的死亡率。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银杏。银杏原产于中国极少数地区，它的果可以食用，叶是传统的中药药材，树型美观，作为行道树在世界各地广泛栽种。在过去的30年，银杏种植产业的价值每年达5亿美元。以银杏叶为原料生产的药品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和改善脑的功能，在欧洲、亚洲和北美广泛使用。
朱鹮 赵纳勋 摄
目前，一些科学家还在不断探索野生动植物的药用价值，例如在癌症的治疗上，由于部分蜗牛和美洲野牛是罕见的几种不患癌症的动物，研究它们抗癌的物质基础和机理，对于发现新的药源具有难以估量的潜在价值。例如人们在三尖杉属植物中提取的粗榧碱能抗肿瘤和治疗白血病。有些传统药物又发现了新用途，如新近发现银杏叶中含有白果素能降低血清中的胆固醇含量，可以用来治疗心绞痛。
生物多样性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基础
能源是所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急剧增加了对能源的需求。目前人类的绝大部分能源来源于化石燃料，全世界75%的能源是由其提供的。化石燃料正以比其形成快10万倍的速度消耗着。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长3倍甚至4倍,石油在全球能源构成中仍将是使用最多的燃料，而天然气消费的增长速度将更快。按照目前的消耗率，石油、天然气、煤都将在不远的将来消耗完。
在替代能源还难成气候的情况下，石油天然气开发活动将会大幅增加，带来持续的损害生物多样性的风险。甚至，在今天的能源版图上可以看到，许多拥有巨大资源财富的地区仍然处于十分落后与贫穷的状态，在未来的岁月里，对社会的挑战将是在帮助数以亿计的贫困人群在获得发展的同时，尽量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红豆杉
各国政府都在积极探索开发可再生能源，以缓解能源供需矛盾，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生物质能源以其可持续性、优化能源结构、安全、环保、清洁、减排、增收等优势，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认可和采纳。
生物质能是太阳能贮存在生物载体——即动物、植物、微生物体内的化学能，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它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是世界第四大能源，也是人类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之一。我们熟悉的太阳能、风能、水能、核能等可适用于发电和供热，而生物质能除供热、发电外，还可以大规模进行生产替代石油、煤炭和天然气成为燃料，直接增加能源供给，从根本上解决未来人类对能源的大量需求。根据生物学家估算，地球陆地每年生产1000～1250亿t生物质；海洋年生产500亿t生物质。生物质能源的年生产量远远超过全世界总能源需求量，并且相当于目前世界总能耗的10倍。
生物质能主要来源于林业资源、农业资源以及生活污水和工业有机废水、城市固体废物和畜禽粪便等。目前也有一些能源作物及能源植物品种被人类发现和利用，如单产量高、淀粉含量高、原料成本较低的作物：木薯、甘薯、甜高粱、菊芋等，以及高含油率、高产的油脂植物，包括黄连木、麻疯树、油桐、文冠果、光皮树、乌桕等。
当前生物质能利用的主要形式有生物质发电、沼气、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
生物柴油是植物油、动物油、废弃油脂或微生物油脂经转化而形成的脂肪酸甲酯或乙酯，作为柴油的替代品。生物柴油是典型的绿色能源,具有环保性能好、发动机启动性能好、燃料性能好、原料来源广泛、具有可再生性等特性。在当前的各种生物质燃料中，植物能源的比重、开发强度与发展势头都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很多省、自治区和市级地方政府，如云南、陕西、黑龙江、大庆、郑州等都编制了生物能源发展规划，政府和企业同时注入大量资金用于生物质能源植物的种植开发。2006年以来，生物燃料巨大的市场空间也让企业趋之若鹜，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粮集团、国际组织，以及一些民企和外企等都相继宣布进军生物柴油领域。目前，我国已经在四川、云南、贵州、海南等地开发麻疯树、红薯和棕榈树资源，并建立原料基地，初步形成了以民营、外资以及国有企业共同参与的生物柴油产业格局。
生物质能源的优势在于原料广泛、生产能力高并且能做到低污染、可循环。首先，可以利用作物秸秆、林业加工剩余物、畜禽粪便、有机废水废渣作为原材料，采集范围广泛，消耗较低，而且还可利用闲置的低质量土地种植一些能源植物以供使用；其次，像石油和煤炭生产塑料、纤维等一样，生物质能源可以形成庞大的生物化工生产体系，来生产各种材料及产品，这也是其他可再生能源不能做到的。此外，生物能源采取有机废物生产出来的产品，均能进入地球的生物学循环，可以做到零排放。
除解决人类能源需求与降低污染排放外，生物能源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有重要意义。生物能源的采用能使得农村的土地得到充分的利用，提高农民收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还能在促进制造业、建筑业、汽车等行业发展上起到推动作用。当然，通过自主生产燃料，可减少进口石油花费，也抑制进口石油价格的飞速上涨。此外，生物能源的发展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巴西的经验表明，在石化行业1个就业岗位，可以在乙醇行业创造152个就业岗位；石化行业产生1个就业岗位的投资是22万美元，燃料行业仅为1.1万美元。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发布的“绿色职业”报告中指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产业将创造204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生物燃料1200万个”。
虽然目前的主要能源还是化石能源，生物能源在整个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小，开发利用仅处于起步阶段，但不难看出，生物能源是未来人类新能源开发使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人类未来的进步与发展过程中，开发利用生物能源将是人类与自然界和平共处的必由之路，而生物多样性也是支持未来人类生活的丰厚财富。
生物多样性具有游憩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化进程的提速，人们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人类栖居的环境也充斥着空气、水、噪声等各种不可避免的污染，每日穿梭于高楼大厦、生活于水泥格子中的人们对自然界的向往与日剧增，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回归大自然、探访异域文化，所以旅游必将是未来人类热衷的活动之一。
以观赏自然风景为主题的旅游活动满足了人类认识自然、享受自然的强烈需求。而生物多样性，涵盖了多样的野生动植物、各类生态系统及优美的景观，就成为了人类旅游活动的基础。而在各类旅游活动中，以保护自然环境为目标的旅游活动更加符合当今社会和谐发展的大前提，成为旅游中的时尚，这就衍生出了“生态旅游”这一名词。
目前，生态旅游已经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认可。这项旅游活动不仅开发利用自然环境中的生态资源，同时能促进人与生态的和谐发展，也因此受到了各界的好评并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如今生态旅游是增长最快的旅游业。
森林和草原
生态旅游过程中，人们满足自己回归自然的需求，欣赏到自然界绮丽的风光，体验野外休闲的乐趣，同时也对自然界的野生动植物有了一定的认知，进而提高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通过开展生态旅游，还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玻利维亚，保护区旅游提供超过20,000个就业，间接支持超过100,000人。
生态旅游在许多国家已相当成熟，肯尼亚和哥斯达黎加较早开展了生态旅游，欧美国家及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生态旅游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是开展生态旅游最成功的案例，当地严格遵守生态旅游的基本内涵：即生态环境的维护，并将其作为一切活动开展的前提条件，并开发了独具特色的旅游项目，包括初级守护者、野生动物教育-探险、寄宿和学习、现场研讨会、徒步探险等，成功地做到了以生物资源吸引游客，以旅游促进保护的目的。
生态旅游在一些国家是极其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也是许多农业地区的潜在收入来源。在我国，生态旅游活动的开展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为旅游相关的产业带来了发展的机会，提高了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十三五”时期，森林旅游游客总量达到75亿人次，创造社会综合产值6.8万亿元。2016-2019年，森林旅游游客量年增长率达到14.5%，占国内旅游人数的比例从27%上升到30%。从2017年开始，森林旅游创造社会综合产值超过万亿元，成为林草业三大支柱产业之一。2019年的森林旅游游客量达到18亿人次，创造社会综合产值1.75万亿元。
2018中国森林旅游节
生态旅游活动源于生物多样性并作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旅游通过所筹资金加快了基础设施和保护设施建设，改善了对当地野生物种保护管理的条件，也意味着保护了当地的生态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旅游爱好者。虽然生态旅游这一概念是在不破坏的基础上利用生物多样性并实施保护，但这一良性循环有严格的条件，即一切要以保护为目标。若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在旅游区过度开发、超承载量接待等，则违背了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的初衷，也会威胁到当地的旅游资源，即破坏了生物多样性，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生态旅游仍将是人们热衷的活动项目，并且会发展得更加成熟。而在生态旅游活动中，生物多样性仍然是吸引人们的旅游资源，也将会受到更好的开发与保护，不仅因为它能通过生态旅游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人类所依赖的精神财富。
生物多样性具有文化价值
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近年来国内外的热点问题之一，保护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已是各国人民和政府的共识。1987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生物多样性的加速损失不仅意味着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损失，而且还破坏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的结构。这种文化多样性依赖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持续性而存在，并且与它们协同进化。这是有关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协同进化关系的最早论点。事实上，当原住民和当地人社区及它们的语言、文化和实践一旦消亡，社会就会永久失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巨大知识宝库，例如美洲印第安人的印加文化、玛雅文化和我国的楼兰文化等。
人类文化是在认识和利用物质世界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两者相互依存，文化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物多样性。人类文化与植物的关系最能说明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演化关系。人类文化与植物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七个主要方面：语言文化、信仰文化、景观文化、医药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以及社会伦理规范等。世界上物种密集度最高的、自然地理条件最复杂的热带地区，往往也是人类文化、民族和语言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生物类群的分化加上地理隔离为不同人类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这时，人们在特定的环境条件和资源基础上，为了生存，便会形成与之相协同适应的生存方式和利用手段，进而形成差异化的文化。例如，我国独特的生物多样性造就了我国特有的中医文化、绘画艺术和风格各异的诗歌散文；蒙古大草原形成了世代相传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草原牧羊文化”；云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各民族利用环境中的植物发展了各自独特的传统文化，体现在语言、农耕、饮食、医药、宗教、艺术、建筑、文字、音乐和民风民俗等各个文化层面，这些文化的发展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
华盖木 曾庆文摄
民族文化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当地的民族文化约束相比法律法规更能发挥效果。传统文化中的原始宗教信仰、图腾、禁忌、戒律中充满了敬畏自然、热爱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些民族传统文化虽然带有明显的非科学因素，但其中所包含的情感和观念，抛弃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观念，抑制和修正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吸取民族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积极因素，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念，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
民族文化中保护生态的各种意识、行为、习俗和措施，是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是理性思想的产物。它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现代社会。国内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也越来越重视当地社区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民族传统文化指由特定民族的自然崇拜、传统信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构成的具有独立特征的结构和功能的文化体系，是代代沿袭、传承下来的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以致于能够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经验等。
各少数民族在繁衍生息中由于居住地域的辽阔性、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在从原始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以及创造农业文明的过程中，几乎每个民族都形成了一些与现代生态保护理念一脉相承的宗教信仰。在这些宗教信仰中尽管他们的出发点、目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把自然界作为诉求的对象和表达的内容，把自然尊为神，对其顶礼膜拜，形成了各民族特有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朴素的生态观。不少民族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习惯。许多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习俗中，养成了植树护林、保护生态环境的优良传统，形成自己的生态保护体系。这些民族传统文化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尊重。
在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十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了解生态系统平衡对人类生存的意义，生态保护意识十分强烈，每一个民族均有其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生态文化。因此，要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态文化，并使之转换成现代文明，提升为现代的生态伦理观，为21世纪的中国环境和生态保护提供新的力量。
未来生物多样性资源贸易的新挑战
人类与自然环境长期共处，形成了各种避免自然资源过度利用的公约规范，如不允许砍伐某些种类的野生果树，不允许在动物的交配季节捕猎。这类公约规范存在于村庄或部落，通过强大的社会压力而执行。在云南纳西族的传统社会，村民盖房子砍树要事先提出申请，由村寨首领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共同商议，决定应该砍多少棵树，砍多粗的树，甚至可能在山上把树选出来。如果多砍、错砍，或者砍的时候伤及别的树，都要受到惩罚。但是，随着人口增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府的建立，许多传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范已经失去了约束力，自上而下和集中化的政府决策取而代之，控制着森林、渔业和野生生物等自然资源。
因此，当前急需制定适用于国际大环境的生物多样性贸易法则。首先，生物多样性贸易（如野生动植物贸易）应遵循WTO基本原则。WTO中涉及绿色问题的条款包括：20(b)：规定了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20（g）规定了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的有关的措施。这些条款仅具有指导性意义，具体操作性文件还需要进一步明确。许多国家已经对非法采集本国生物多样性资源采取了防范措施，通过立法来控制出于研究和商业目的的生物采集活动，违反法律将会被逮捕，受到罚款甚至刑事处罚。
初秋祁连山
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确保独特性资源的交易安全。首先应对重要的惟一独特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及其生境进行编目及样本DNA或生物标记采集。正在进行的动植物DNA条形码技术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应用案例。这种技术试图利用一个或少数几个DNA片段对地球上现在的物种进行识别和鉴定。近年来，这一学科分支成为进展最迅速的前沿科学。它的意义不仅在于鉴定物种，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确认物种的归属国别。这样才可能在未来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诉讼中提供充分的物主证据。
目前，对于生物多样性未来价值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但却是未来涉及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概念。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基本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理论需要融入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中。生物多样性是不断演化着的动态系统，应将生物多样性概念融入可持续发展观念之中，也就是说生物多样性包括着人与自然的平衡，也包括着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既包括代内公平，也包括代际公平；既包括人类之间，也包括人与其他生命物种之间的共生。因此，可以说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型的、公平的、科学的发展。有些动物或植物在生物演化过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有很多生物目前人类对其价值及功能并不十分了解，开发利用及其未来价值更无从估计。它们的价值是潜在的，也许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发现并利用其价值。因此，多保存一个物种，就会为我们的后代留下多一份宝贵的财富。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赖以生存和演化的自然环境，保护那些濒危的物种，对于人类后代，对于科学事业都具有重大的现实和战略意义。生物多样性未来价值管理是一门科学，应加大生物多样性价值方面的宣传，支持其技术与管理课题的研究，为应对未来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市场化提供科学决策依据。生物多样性未来经济价值是全球环境、绿色及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全球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加强国际合作，共同行动，并在行动中互相学习，借鉴各方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为推动生物多样性未来价值的发展做好储备研究。（文/绿 疏 部分图片由祁连山国家公园提供 《绿色中国》202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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