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剩下不多的君主立宪制国家里，英国绝对是这项制度最古老以及最有威望的国家了，英国民众对于王室的支持与拥戴十分狂热，虽然中间有过几次危机，但大部分时候都忠于女王。
在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欧洲的王室纷纷遭遇了血腥的革命。而英国的君主却安然度过这段艰难时光，在后人大多观点看来，英国的君主其实就是傀儡。尽管他们拥有诸多显赫的头衔——如武装力量的总指挥、英格兰国教会的最高统治者、印度及大英帝国所辖其他国家的君主，等等。然而，他们实际上在所有这些职位上都没有任何真正的力量来有所作为或是自主决策。他们已经被剥夺了王室的特权，这些特权现在全部由议会来行使，国王连自身的开支都需要依赖议会来支付。在政治上，英国国王的风头已被首相及其内阁抢走；与此同时，议会能够行使自己的意志，按照法律，议会可以推翻国王的意见。
不过，上述观点充满偏见，是那些被迫放弃享受绝对权力、神授君权和近乎崇拜的尊崇等特权之后的君王们的看法。但君主立宪制确实对国王施加了不少限制。1901年登基的英王爱德华七世很快就受到了严厉教训。爱德华急于做一位有所作为的君王，他热衷于政府事务和议会运作。但议会决不给他任何机会，礼貌而斩钉截铁地告知国王，不要插手自己权限之外的事务。从政治角度来看，国王参与政治的图会被看做是对不列颠真正的统治者——议会成员及其选民——之权利的不适当干预。
当地时间9月11日，民众送别已故英女王，图片来源《每日邮报》
皇帝、国王甚至大公，这些依据君权神授观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王国的统治者们，对英格兰的统治方式深感震惊：英格兰国王可以被其臣民教导何事能做而何事不能做。对他们来说，英国君主立宪制乃是一种儿戏。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看似打了折扣的君主制非但没有贬低，实际上还保护了君王的地位：它使君王置身于令人窘迫的争端之外，远离最易产生摩擦的诸多事端——如政敌、派系斗争、征税、战争以及由战争引起的苦难与匮乏，等等。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先驱者
先来说说看，英国君主立宪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同时，英国也是这个制度的先驱者。
1688年，为了进一步控制国内的宗教，詹姆斯二世再次发布“信仰自由宣言”，并命令所有教堂人员必须在此后的两个星期内进行宣读。这位国王原本希望能通过这个宣言彻底将新教孤立起来，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有90%的新教徒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以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洛夫特为首的七位主教更是写信给詹姆斯二世，指出他的这一命令是违法的。
与国王对立的七位主教和遭到国王长期打压迫害的辉格党人开始和当时在荷兰摄政的奥兰治的威廉进行联系，希望他能率军进入英格兰，取代詹姆斯二世的王位，这些人则表示会作为在英格兰的内应从旁协助。
威廉于1688年11月率领一支1.5万人的军队横渡英吉利海峡，并在英格兰登陆。由于大部分民玛丽二世众和士兵对英格兰国王十分不满，威廉的军队沿途兵不血刃一路通行。绝望的詹姆斯二世只得逃离伦敦，准备逃往法国，结果在海边被渔民抓获，后来被威廉下令释放，詹姆斯二世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涯。
威廉入主英国后，立即就妻子玛丽女王的地位提出了要求。英国贵族虽然很不满，但还是同意了威廉的要求。他们在拥立威廉为英国国王的同时，将玛丽拥立为英国女王，称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在双方达成协议后，英国召开了议会全体会议。大会宣布詹姆斯二世自动逊位，由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共同入主英国。
不过，议会随后通过了“权利宣言”，宣言中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威廉三世为妻子争取女王地位的行为是一种越权行为。为了限制新任国王和女王的权利，“权利宣言”还规定：以后如果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无权废止任何法律；国王的一切征税行为同样需要得到议会的授权。
威廉三世由于是外来户，而且还是在英国贵族的配合下取得王位，感觉捡了大便宜的威廉三世很爽快地接受了宣言中列出的条款。于是，“权利宣言”在通过议会的表决之后正式成为一项法案，即著名的《权利法案》o《权利法案》的通过进一步限制了国王的权利，国王实际上统而不制，议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权力机关。《权利法案》的颁布也标志着君主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在当时，这种政治体制绝对是民主和自由的标杆，很多国家纷纷仿效。
1689年2月，议会授予威廉夫妇王位，并在他们登基前宣读了《权利宣言》
虽然《权利法案》是对王权进行了一系列限制，但君主并未因此成为“统而不治”的“虚君”。这是因为一方面，“接受哪怕是被阉割的《权利法案》并不是威廉三世和玛丽接受王位的先决条件，尽管在接受王冠之前，《权利法案》确实向他们正式宣读过，但无论是威廉还是玛丽，都没有明确表态将受这些条款的约束”。另一方面，《权利法案》只是对王权加以限制，并没有剥夺王权，国王的权力依然很大。例如，定期召开议会非常含糊，多久召开议会并没有明确，国王仍然拥有随意召开和解散议会的权力；国王还拥有制定内外政策的权力，拥有任免各部大臣及官史的权力，后者很大程度上使国王能实现对议会的控制。
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权利博弈游戏
《权利法案》充其量只是确立了国王与议会共享政治权力的机制，而哪一方在权力的行使方面处于主导地位，取决于二者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从“光荣革命”后二十多年间的情况来看，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国王力图维护并行使传统的特权，而议会则通过财政权和立法权来逐步来削弱王权，并确立自己的主权地位。
自中世纪议会诞生以来，英国就形成了“国王征税必须经议会同意”的传统，这表明议会已初步掌握财政大权。《权利法案》中的相关条款对议会的征税权进一步加以确认，此后议会通过种种手段，进一步强化手中的财政大权。1689年3月，议会通过一项拨款法案，授予国王每年120万榜的税款，其中60万榜用于宫廷和非军事开支，其余用作海陆军开支。
1693年，议会还成立专门的财政委员会来编制财政预算，预算案实行专款专用，即便国王也不得挪用。为保证预算案的严格执行，“杜绝17世纪公共行政中的浪费、低效及腐败行为”，议会还专门设立财政审查委员会，对财政收支状况进行检查，这样，“国王的政府被迫处于相继数个议会委员会监督之下。
不仅如此，议会还极力限制国王的军事权力。1689年，议会通过《兵变法案》）。法案名义上是为“惩罚那些发动兵变或不愿服从国王管束的军官或士兵”，实际上却是议会为国王行使军事大权设置门槛。法案规定，“除非经过议会认可，否则，在国家处于和平时期，（国王）召集和维持常备军的行为将被视为非法”。不过，“当国家面临危险而君主和议会都觉得有必要召集军队来维护国家安全时”，经过议会授权，国王可以召集军队，但这支军队只能维持一年；如确系需要继续维持军队，则需经议会每年重审该法案。由此一来，国王要想征召并维系军队“就需要每年都要召开议会”，议会由此成为国王行使军事权力的监督者。
从1689年起，议会就不断提出并通过《三年法案》，要求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威廉三世担心频繁召开的议会对于王权构成威胁，因此多次动用否决权。1694年，议会以拒绝通过战争拨款法案来对抗，最终迫使国王签署该法案。法案宣称：“从今以后，议会至少每三年召开一次…每届议会维持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年。”法案的通过，意味着议会作为一个常设性机构建立起来。议会地位的稳固，不仅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王权，而且为内阁制及政党政治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宫廷官史、政府官员的任免一直是国王的特权，接受任命的官员一般由王室提供薪奉或年金，因而大多听命于国王。“光荣革命”后，国王及其宠幸不仅试图控制政府，而且试图控制议会两院，这对议会的独立性及其权威构成了挑战。为抵制及消除王权在议会下院的扩张，从1692年起，下院多次提出《任职法案》，力图将那些由国王任命并接受奉禄的官员排挤出下院，但结果几乎都是被听命于国王的上院所否决。
安妮女王继位后，议会与国王之间就《任职法案》条款的推行又进行了多次交锋，最终双方实现了妥协。1707年，议会通过《任职法案》，规定“凡从王室新近获得官职或领取薪奉者，均不得当选下院议员”；凡已当选的下院议员在任职期间接受国王官职或奉禄的，也将被取消议员资格，若其在随后的补选中继续当选，则可不受法案的限制。可见，法案为政府官员进入下院设置了新门槛，因此可被视为“一个相当成功的宪政设计，它限制了王室影响力在议会下院的增长”。
在限制王权的诸多法案中，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尤为重要。虽说这是一部规定王位继承顺序的法律，但其中很多条款涉及限制王权问题。根据法案，法官保有职务的前提是良好的品行，而不再是国王的喜好，而国王任免法官要“经过议会两院的认可”。“有关王国治理的任何事务，均须依据王国法律和习惯在枢密院中讨论并做出决定”，而国王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必须由讨论并同意该决定且身为枢密院成员的政府大臣签署”“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离开英伦三岛”；“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为保护其私人领地或属地而将整个王国拖人战争之中”
这些条款大大限制了国王在司法、行政、外交等方面的权力。安妮女王当政后，也曾将否决权作为手中的法宝来对抗议会。但自1707年否决苏格兰议会通过的民兵法案后，她再也没有行使过这一权力，安妮女王因此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位行使否决权的君主。自1707年起至今·英国国王的否决权实际上已丧失了。否决权事实上的丧失意味着立法权事实上控制在议会手中。对于国王来说，只要法案在议会上下两院获得通过，签署法案这一环节就变成象征性举动，而不再意味着权力的行使了。
罗素勋爵在英国下议院介绍法律改革
议会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财政权和立法权，一次次地冲击王权，造成了王权的衰落及议会主权的上升。到18世纪初，国王手中的特权越来越少，议会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并逐渐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
随着专制王权的被克服以及议会地位的提升，一个相对民主、自由的社会在英国建立起来。正是在这样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内阁制在英国开始兴起。
根据《权利法案》，如果威廉和玛丽去世后未留下子女，那么王位继承者将是玛丽的妹妹安妮及其子嗣。法案还规定，天主教徒或与天主教徒通婚者，均不得继承英国王位，这就从法律上排除了詹姆士二世及其后代复辟的可能性。虽说如此，英国的天主教徒以及部分托利党贵族，依旧同情与支持流亡在外的詹姆士二世及其复辟势力，这“成为斯图亚特王朝末期英国政治生活中一种持续的不安定因素”。
1700年，安妮11岁的独子天折，这使继承问题更趋复杂：因为玛丽在1694年去世时并未留下子嗣，而威廉一旦去世王位虽将由安妮继承，但安妮现在也没有子嗣了，因此王位将复归流亡在外的詹姆士二世及其后代，若出现这种情况，“光荣革命”的成果当然就付诸东流。受此鼓舞，国内外的詹姆士党人套龚欲动，准备在法国支持下实行复辟。
为解决这个问题，议会在1701年通过《王位继承法》，规定安妮女王去世后，王位将传给詹姆士一世的外孙女、信奉新教的汉诺威王室的索菲亚公主及其后斋；该法案重申，英国王位不能传给天主教徒，从此以后的英国国王都必须是英国国教徒。①这样，议会以立法方式确保王位掌握在新教徒手中，从法律上根除了詹姆士二世及其后代复辟的可能。
《王位继承法》又一次体现了君主立宪制的本质，即国家主权已经掌握在议会手中，议会用立法形式确定王位的继承方式，反映出议会已凌驾于王权之上。
当这些王室权利枷锁一层层加入后，君主的权利减少的同时，背负的责任就越少，也就是说出了任何问题，民众会将责任归咎在执政的议会大臣身上，而不是国王。
欧洲各国君主众生相
与英格兰的国王不同，对其他国家的独裁者们来说，其个体己与王国之命运紧密相连，因而要直接面对上述诸多事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三位绝对君主也因此受到了惨痛的教训：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卡尔一世以及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都被民众起义所推翻。他们个人被视为臣民所受苦难之罪魁祸首：德皇被指控采取军国主义政策，俄皇则由于其军事指挥权而获咎，事实上后者既无专业素养又无天资。连同这场世界大战的第四位失败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内，威廉皇帝和奥地利皇帝都失去了王位并遭受放逐，尼古拉沙皇被谋杀。结果，德国、奥地利、俄罗斯和土耳其都变成了共和国。
上述这些变故无一不在冲击着英国君主们的神经。1922年，国王乔治五世的私人秘书、斯坦福特汉姆勋爵亚瑟·毕格写信给首相安德鲁·伯纳·劳说：
国王陛下对今年冬天即将出现的失业问题日益忧心……人们越来越不满，煽动分子也趁机闹事；游行也越来越多，只要警察一干预，立刻就会激发民众反抗。现在连军队都出动了，暴动继续下去将会引发反叛，甚至可能出现革命！
但无论是斯坦福特汉姆勋爵还是乔治国王都没有意识到的是，君主已经不用再为政权之衰落担负个人责任了：国王已经赢得了个人的声望，通过内战将自身与王室家族与不列颠融为一体，他赢得了苦难。
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家人合影，1905年
臣民的热爱。同时，国王在自己的王室家庭中实行节俭的生活制度，王宫里羊羔肉或肉质鲜嫩的童子鸡之类的奢侈美食已经被禁止食用，取而代之的是普通的家禽肉或羊肉，桌上的餐巾必须重复使用而不再是每餐一换；皇家宴会现在也非常简单。一位皇家图书管理员的妻子约翰·福特斯鸠太太曾记录下这样一份菜谱：“咖喱肉汤”，她写道，“比目鱼、虾酱、炸蔬菜、青豆、新鲜土豆、芦笋、瓷碗盛的冻乳蛋糕……”尽管皇室成员并没有挨饿，但与内战前他们曾经享受过的那种富足与奢侈的生活相比，现在可是简朴多了。
乔治国王自己在整个战争期间穿上军装，不知疲倦地在医院、军需工厂和码头等地巡视：他视察军队四百五十次，还强忍着晕船的痛苦尽责地检阅数十艘驶向港口的皇家海军军舰。乔治五世的皇后玛丽非常关心士兵的福利；他的女儿，皇家公主，当了护士。他的继承人，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王子，即后来的爱德华八世国王，曾不顾官方的反对，冒险到法国视察战壕战：那是在1915年的贝顿市，亲王当时与敌军阵地相隔仅几百码远，并遭到炮火射击，附近还埋伏着狙击手。乔治国王的次子艾伯特，即后来的乔治六世，在1916年的日德兰半岛海战中服役，后来因患胃溃疡而退役。
说起乔治六世，也就是已故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真的是个很不容易的君主。他在战争时期，因为自己哥哥的恋情不得不临时接受国王的职责，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件措手不及的变故。
乔治六世登位之初，因为语言障碍，做事情畏畏缩缩，对主政缺乏足够的信心，无形中，在人们心里形成了一个“平庸国王”的形象。为了挽回危机，他在与语言障碍作顽强斗争的同时，对王室的公务勤勤恳恳。
二次大战爆发后，英国的一些名流贵族纷纷忙于安排自己的后路。他们或全家老小出走海外，或把家中财产、妻儿送往中立国家。当时，乔治六世的两位心爱的女儿分别才13岁和11岁，她们是王位的第一和第二继承人。面对这种情况，乔治六世拒绝了将公主送出国暂时躲避的提议，国王一家坚守白金汉宫，承受了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间德国对伦敦的狂轰滥炸。炸弹曾七次命中白金汉宫，王室却一直坚守。当时，年幼的伊丽莎白与妹妹常常在睡梦中被一阵急促的警报惊醒。她们最早从王室得到的不是华贵与享受，反而要承受更多的灾难和恐惧，她们也因此而更加勇敢，而这也是王室成员必须具备的品格。
这一幕在丘吉尔的悼词中也有提及：“我想在战争期间，再没有哪位大臣能像我这样多地接触过国王隆下了。我确信他了解一切秘密事宜。他处理每日像潮水一样涌来的国事呈文时所表现出的细致和周到，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请让我再向你们诉说一件事情。在白金汉宫遭到轰炸的日子里，某一天，国王隆下刚刚从温莎返回，庭院的一侧被击中，而国王和王后正在其对面凭窗而立。如果那扇窗户不是因为上帝的卷顾而恰好散开着，那么他们两位就将被玻璃的碎片刺害眼睛，而不仅仅只是受到气浪的冲击。”
在伦敦遭受轰炸最猛烈的日子里，为了体恤民情，鼓舞士气，国王携同王后到首都各区和全国察慰问军民；他甚至来到脏乱不堪的贫民区伦敦东区百姓，在工厂，商店的废墟中巡视。虽然他没有替人们解实际困难，但国王体恤民情的作法，确实感人肺腑。因此，治六世来到一个地方时，成千上万的人便拥上前去，含泪“感谢上帝赐给了我们一位好国王！”
战争期间，乔治六世的足迹不仅遍布英伦三岛，而且几乎布满整个欧洲战场。他曾五次到国外巡视各地战场，到过法国的马其他、意大利、比利时和雅典。乔治六世冒着生命危险的这些行动，对鼓舞士气、加强盟军的共同作战，从而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也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民心，因而很快扭转了“王室信任危机”。
加冕典礼上的乔治六世一家
当然，这样的品质也传给了他的女儿，也就是伊丽莎白二世。
1940年10月，伊丽莎白公主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通过这位少女的讲话，英国人表达了自己同法西斯战斗到底的决心。两年以后，16岁的伊丽莎白公主又被封为近卫步兵第一团荣誉团长。 1942年，不满16岁的伊丽莎白公主，和同年龄的女孩子在一个劳工介绍所作了登记，想参加一个妇女服务机构，为战争做出点儿贡献。乔治六世不同意女儿的选择，但是，两年以后，这位公主终于迫使父王做出让步。
1945年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伊丽莎白公主向父王提出了从军的要求。国王对大女儿的要求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但他也考虑到了公主作为未来的王位继承人，亲身接触社会、社会实践的有必要性。这次他无论如何也得做出让步，同意女儿的要求。而伊丽莎白公主说服父王的主要理由是：她希望能够像和她年龄相同的姑娘们那样，担任一份工作。伊丽莎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45年春天，她成为地方勤务部队的一位副官。伊丽莎白公主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皇宫，投身人社会实践。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待工作的认真负责的优点，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她每天上午去上汽车维修课，认真听讲，认真实践，很快便成为一名出色的汽车司机和汽车维修技师。
1952年2月，乔治六世故去时，伊丽莎白公主就已经成为了伊丽莎白女王。但她的正式加冕礼却是在1953年6月2日才举行。而她的加冕礼在英国王室的历史上不能说是绝后的，肯定是空前的。
加冕礼这一天成了节日，举国上下充满了喜庆的气氛。为了亲眼目睹女王的芳容，在伦敦的林荫区，头一天晚上就站满了人。那时的伦敦下了整整一夜的雨。但是这场雨并没有浇灭人们的热情，有3万多人带着凳子、酒精炉、收音机、毛毯、各种雨具睡在了马路上。第二天早上，雨还是没有停，蒙蒙细雨下了大半天，人们的热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英国人对王室的关注，由此可见一斑。在绝大多数英国人的心目中，对于王室，对于君主仍然抱有最初的忠诚与爱戴。
之所以英国王室可以在欧洲诸国声势浩大的废黜中保存至今，与其制度的本质是分不开的，君主被剥夺了大部分的权利，民众更多是在职责直接决定国家命运的议会。而历代君主对于责任的履行，尤其是经历过二战这样的黑暗时期，更加深了民众对君主的信任感。
参考资料：《英国通史》钱乘旦；《君主制的历史 第2版》（英）布伦达·拉尔夫·刘易斯；《永不放弃 》（英）温斯顿·丘吉尔；《英国王室》 张明林；《君主论》（意）马基雅维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