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的书包减减重，给教师的考核松松绑
丈量教育，标尺如何定(解码·教育体制改革①)
开栏的话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我国持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一年，也是改革在实践中不断成熟的一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扩大教育开放四点要求。
今天起，本版推出“解码·教育体制改革”系列报道，从的要求出发，展示教育体制改革向高质量迈进的实践，探讨其间的瓶颈与不足。2019年，教育界深化改革的故事，将朝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方向继续书写。
“五唯”现象需破除，多元发展是方向
本报记者 赵婀娜 程远州
周五下午，武汉一所省级示范小学。于先生接三年级的儿子放学回家，同时接回了周末任务：“这两张练习题是老师留的，这5张卷子是家长委员会在微信群里发的……”
去年8月底，教育部明确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于先生说，学校布置的作业有所减少，但家长委员会迅速补位，“不按时交的就在微信群中通报，老师也认可这些做法”。
面临着类似“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窘境的孩子还有不少。记者在武汉市武昌区、江岸区7所小学调研发现，去年9月以来，一、二年级学生作业有明显减少的学校只有一所，有些甚至采用了让学生互相布置、批改作业，让家长有选择地认领作业等“创新”之举。一些老师坦言，布置作业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学生的成绩又是考核老师教学质量最为重要的指标。“孩子、家长、老师都累，但如果不布置，马上又会有家长来要作业。”武汉市武昌区一所小学教语文的李老师也很无奈。
这些做法并非孤例。一段时间以来，在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学校的教育质量观和家长的成才观中，唯分数、唯升学的倾向仍比较强烈。有的地方教育部门最关心的是升学率指标能否实现，而因为高考成绩下滑，教育局长和校长被撤职的消息时有出现；有的地方教育部门只用考试分数和升学率来评价学校的好坏优劣；有的学校将一切活动都围着考试分数转；有的家长简单认为，孩子成才的标准就是能够考出高分、升入名校，否则就是家庭教育的失败……
在武汉市硚口区教育局党委书记郭军看来，重建校园绿色生态的关键，在于用多把尺子鼓励多元发展，追求“成长大于成绩”的教育价值观。“客观地讲，家长、学生关注分数，地方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关注升学率，本身似乎合乎情理。但仅仅满足于‘分数’和‘升学’甚至将其当作教育的唯一目标，则明显存在偏颇。”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汪明分析道。
唯分数、唯升学的“紧箍咒”困扰着孩子。而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现象在中小学和高校同样突出。
此前，清华大学叶肖鑫有11篇论文因内容重复等学术不端行为而遭撤稿，南京大学青年长江学者梁莹教授上百篇已发论文被撤，学术不端行为频繁上热搜。无独有偶，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近一半科技工作者认为科技评价导向不合理问题突出，62.1%的大学教师、44.9%的科学研究人员在各种形式的科研成果中最看重论文，科研人员仍然在与论文“搏斗”。
困扰高校教师的还有文凭。近些年来，没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才很难到高校应聘，“土著”教师受到“海归”教师挑战的现象屡见不鲜。尽管采访中，不少高校校长谈及吸纳海外人才以及限制本校学生留校时说，“并不是不信任本校学生的质量，而是考虑到学缘多样；并非不认可自己的教育水平，而是要营造和维护多元、开放、包容的学术生态”，但“土洋之争”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叩问着高校的人事制度和评价体系。
推行“绿色指标”，更新教育质量观
本报记者 姜泓冰
三门中学，是上海的一所普通公办初级中学，地处教育资源丰厚、名校扎堆的杨浦区，不能挑生源、实行就近对口招生，难跻身传统顶尖名校之列，学生也算不上“牛娃”。
校长秦娟说，数年前“我们也是一所只抓学习、除了提高成绩外就没什么可说的学校。”为探寻上海实施教育评价体系变革的案例，记者日前来到三门中学。
在曾英老师的一堂“平行四边形的判定”课上，上台讲解、批改作业以及整堂课的知识点总结都由学生“代劳”。40分钟的一节课，完全由学生“唱主角”。这群初二年级的学生在公开发言中表现出的冷静自信、师生对话中的平等理性、使用数学语言表达干净准确，让难得听课的记者叹为观止。
学校的教学楼一楼全都留给了活动室和实验室，劳技课专业教室足有上百平方米，四壁满满陈列着绳结、自缝拖鞋等学生作品。3D打印、制作漆画、跟着外教排演英语戏剧、跟着沪剧团的校外辅导员学唱沪剧，还有参加周末小组活动“百年大学人文行走”……都是孩子们喜欢的拓展课程和社团活动。
没有了填鸭式密集灌输，考纲上的知识点来不来得及装进学生脑袋？没有了大量重复刷题造就的考试机械反应，会不会导致成绩排名欠佳，引起家长学生不满、社会声誉下降？有17年教龄的曾英老师很肯定地说：不会。
秦娟校长提供的学生评价表上，考试成绩虽在，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表现也有明确的量化指标，经过自评、小组内评价和教师评价形成总评分，最终会成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一部分。代表学生最高荣誉的“阳光少年”，不一定成绩优异，也有可能品德优秀、才艺突出、组织和参加活动表现出色。而在杨浦区教育局用来考量学校及校长办学水平的表格里，记者发现，10类指标中不见升学率、考试排名，仅有初三毕业“合格率”目标，更有学生素养、创新发展、学校自主发展等内容。
2011年，上海市发布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随着改革深入，上海有11个区、44所学校还建起了自己的区本化、校本化的“绿色指标”。教育部门3年一轮公开的抽样测评，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家长、社会对学校“优差”口口相传的主观评价，让全社会逐步树立起新的中小学教育质量观。
有一批被戏称为“菜场小学”的薄弱学校，用“绿色指标”测评却表现出色。更值得关注的是，“绿色指标”显示的公办民办学校学生学业成绩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且公办学校学生学业负担和压力相对较轻，学生对学校认同度较高。
对于一线教师和校长们，乐于实施课堂教学改革和绿色指标的深层动因，还在于新高考方案撬动了高中教育的根本变革。根据2018年春天上海公布的中考改革方案，今后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50%至65%的招生计划将采用名额分配的方式下达到有关区和初中学校。到2022年，将初步形成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为依据，结合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初中毕业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制度。
取消论文“硬杠杠”，人才评价分层次
本报记者 程远州 姚雪青
去年8月，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长岭教学点，在三尺讲台站了37年的教师宋豫竹临退休前终于有了中级职称。
17岁高中毕业便“承父业”在农村教学点任教的她，从民办教师“熬”到正式教师，虽教学成绩不输他人，却每每因为没有大专学历而被挡在中级职称评审的大门之外。自十堰职改办在竹溪试点以来，专项开展从教30年及以上中小学教师中级职称专项评审工作，包括宋豫竹在内的23名平均年龄55岁、平均教龄36年的乡村中小学教师获得中级职称，人均月工资增加了近千元。
长期以来，职称评审对学历、论文、科研不区分层级，统一要求的评审方式一直被诟病，多数基层一线的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有贡献，但没有“拿得出手的成果”，如何给他们一个相对公允的评价，事关教师的积极性。
“我近3年没什么过硬的论文却评上了副教授，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以后我就能发挥所长、安心搞好教学了。”南京理工大学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41岁的老讲师蔡小玲，每周有10个学时的课，还要准备教材改版、教学课题、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等。她直言，“每天围着学生们转，总有忙不完的事，没有时间静下心来考虑论文。”因为教学和课程建设等方面的表现优良，她一次通过副高评审。
得到好消息的还有该校从事国防项目试验研究的化工学院教师堵平。49岁的他有着丰富的科研经历，其所在的团队也先后获得三项国家科技一等奖。但是由于此前职称评定的硬性指标，他在副研究员的职称上一待就是8年。凭借在2016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中总排名第五、校内排名第四的成绩，堵平得到团队成果第一完成人王泽山院士的推荐后，直接晋升为研究员。
“我从事火炸药专业的研究，涉及武器工程应用项目比较多，一些高质量、高层次的论文因为涉密的缘故无法发表。”堵平介绍，在这所国防特色理工类院校中，这一情况并不特殊。好消息的背后是积极改革。南京理工大学人事处处长孔捷介绍说，南京理工大学启动职称评审改革，实行科研、教学、科研成果转化、实验等不同岗位的差异评审，重大项目、国家专项负责人直接自主选聘团队成员晋升教授职务。与此同时，更多的高校和地区都在探索推行将教师分为教学、科研、管理三个不同序列分类评价。
此前，中办、国办曾专门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岗位教师的职责特点，分类分层次分学科设置评价内容和评价方式。针对中小学教师，要求“建立充分体现中小学教师岗位特点的评价标准，重点评价其教育教学方法、教书育人工作业绩和一线实践经历。”针对职业院校教师，要求按照兼备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实践能力的要求，吸纳行业、企业作为评价参与主体，重点评价生产一线实践经验。
教育改革是门系统科学
江 晏
破解教育焦虑，不可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再用若干年，我们终将会构建一个更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中国教育体制
教育，是今天人人都有感知的民生热点，越来越成为全社会议论的焦点。然而，教育也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个牵涉复杂、体系庞大的系统科学。
改革开放40年间，教育体制改革一直未停步。比如，为了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引发的青少年学习负担过重等现象，10多年来，教育部门几乎每年都颁发文件，禁止学校组织有偿补课或提前教学、禁止招生看各种奥赛证书、禁止成绩排名、限制择校、限制作业时间……这些举措，收到了一定效果。
回头来看，感悟之一，是教育改革必须尊重当代中国的现实土壤；之二，是教育改革必须抓住根本——只有改变教育评价的“指挥棒”导向，才能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否则，不论是减负、素质教育还是创新人才选拔与培养，每一种教育领域的改革举措，最后都难以百分百落到实处。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是关键。近几年，在一些城市试行的“绿色指标”，吸收国际经验，结合本地实际，逐渐变成一整套可以替代单一分数排名、升学率的新体系。这些有益尝试为中、高考改革的制度设计提供了落脚点。
攻克教育顽疾、破解教育焦虑，不可能有切骨换身式的爽利，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修正评价导向，或是换上一根好用的新“指挥棒”，既要深入调研、科学筹谋，做好顶层制度设计，也要尊重实际、分步落子、精准施策。
行者不远，我们已经在路上，再用若干年的努力，一个更适应新世纪、新发展需要的中国教育体制，终将抵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