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成纪
隶书是汉代最通用的标准文字，但我们未必能够据此得出结论，说这种字体也是汉代书法艺术的主体。早期封建王朝的“书同文”以及由此形成的书写制度，往往与书法艺术史具有一体的意义。
但是，将以上观点套用于对汉代书法史、尤其是对隶书艺术的理解，却面临着独特的复杂状况。从中国书法史看，汉代是中国书法从日常书写向艺术递变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诞生了一大批青史留名的书家，但当时被时人视为艺术的书体却主要是草书，而不是主流性的隶书。西汉至东汉中前期，唯一见于史载的隶书大家似乎是陈遵。如唐张怀瓘《书断·隶书》所记：“汉陈遵字孟公，京兆杜陵人，哀帝之世，为河南太守，善隶书，与人尺牍，主皆藏之以为荣，此其创开隶书之善也。尔后钟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极焉。”但是，在可查的汉代文献中，却只可见到陈遵善书的记载，并不涉及具体书体。如《汉书·陈遵传》：“（遵）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这意味着张怀瓘关于陈遵“善隶书”并“创开隶书之善”的说法，纯属主观臆断。而张怀瓘所讲“尔后钟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极焉”，则正说明直至魏晋时期，隶书书写才真正成为成熟的艺术。
《鲜于璜碑》拓片 此碑刻于东汉延熹八年，现藏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隶书虽然自西汉至东汉中期没有真正被时人视为艺术，但到东汉末却逐渐发生改变。如卫恒《四体书势》记隶书云：“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当时计有师宜官、梁鹄、邯郸淳等以隶书名世，蔡邕则是篆隶兼擅。曹操则极为欣赏梁鹄的书法，曾“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但值得注意的是，从灵帝到曹操时代，已是中国历史从两汉向魏晋的过渡时代，这一时期开始重视隶书的审美和艺术价值，并不能作为这种书体的审美价值在两汉400年均被肯定的证明。比如到东汉末，蔡邕仍在其《隶势》中为隶书不受世人重视打抱不平：“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这显然说明在草、篆、隶三者之间，隶书进入汉代艺术史的时间是大大滞后的，甚至到汉末仍没有完成。隶书虽然是汉代最具日常性和实用性的书体，但也正是日常性和实用性妨碍了它向美和艺术的成长。相反，草书和篆书书写则正因为它的非日常性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技能，并因其非实用而超越于现实之外，更易被时人当做艺术来看待。
从书法史看，隶书的美化始于王次仲，按张怀瓘《书断》转引南朝萧子良的讲法，王次仲于灵帝时期“饰隶为八分”，所谓“饰”即指装饰、美化。同书转引南朝齐王愔的讲法更详细，如其所言：“（王次仲）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这是说王氏为隶书重建了体势，增加了一波三折的运动感，使其审美品质大大提升。王愔和萧子良一个说王次仲生活于灵帝时期，另一个说生活于章帝（建初）时代，时间有较大错位，但一个事实仍难以改变，即直至东汉末，人们才开始注意隶书的审美和艺术价值。这证明今人一谈汉代书法艺术就必谈隶书，并不能代表汉代人的主流性观点，而更多是缘于后世艺术史家由“以今观古”导致的对汉代艺术史的重新发现。
《封龙山颂》拓片 此碑刻于东汉延熹七年，现位于河北元氏西北四十五里王村山下
但是在东汉末，隶书又毕竟实现了向艺术的擢升。从艺术史看，这一变化有两点意义：首先，它解决了汉代书写体系实用与审美的分离问题。隶书在汉末的美化明显提示了一种实用与审美兼备的新路向，预示着生活与艺术交互为用时代的来临。其次，从历史看，这种新艺术形式的诞生固然少不了“隶变”的内部因素，但更根本的原因还是现实权力和王朝政治的促动。如卫恒《四体书势》所记：“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以此为背景，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这位“艺术家皇帝”在太学之外另立鸿都门学，“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其中的“尺牍”指写于木简的公文或信札，在汉代，这种书写方式以隶书为主；“工书鸟篆”中的“鸟”指汉六体中的鸟虫书，“篆”指篆书或缪篆，而“书”则大体指作为汉代常用字体的隶书。据此可见，东汉末，隶书作为一门艺术已进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士人可以凭借相关书写才能“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换言之，东汉末年书法走向大盛，尤其是隶书被纳入艺术范围，实因当时的国家教育及选官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向。
（本文选摘自《汉代文字书写制度与隶书的艺术定位》，内容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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