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晚，朋友圈一片红色，崔健《继续撒点野》首场线上演唱会开播，三个小时的时长吸引超过4400万人的观看，创造视频号音乐会的新纪录。
1986年，年轻的崔健以一首《一无所有》拉开中国摇滚黄金时代的帷幕。
此后数年，这种源于1950年代欧美的音乐形式，在中国大地掀起一片热浪，造就一支支神话般的乐队，成为一代人最浓烈的集体记忆。
唐朝，这支以唐命名的乐队，是其中最具辨识度的一支。
他们的音乐融合大量中国民乐元素，词作诗化，将鲜明的传统文化与国际音乐潮流相结合，呈现出华丽、辉煌与雍容的东方气度，成为当时殿堂级的乐队，至今鲜有超越。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唐朝乐队所向往的一千多年前的开元盛世，同样成就中国古代音乐的一个黄金时代。
美人之美——八方音韵
中国古代自周制定国家基本礼乐制度，逐渐形成堂上登歌、堂下乐悬和文武佾舞的雅乐范式，自此有了音乐的雅、俗之分。
雅俗区别在音（诗、歌）、乐（器）、舞三个方面，雅乐强调正统，着重礼仪功能，俗乐相对灵活，富艺术性和娱乐性。
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经》中的“雅”、“颂”均属雅，民谣“风”与《楚辞》则是俗，一些中国本土的传统乐器，如钟、磬、琴、瑟、埙也归于雅乐。秦汉时传入中国的琵琶、箜篌、横笛是俗乐器。
初唐，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在隋的基础上修定雅乐“十二和之乐”舞和十部乐（伎）的基本礼乐制度，建立了完整的宫廷音乐体系。
“十二和”是十二首乐章，用于国家和朝堂之上的祭祀仪式。在国家最高级别的大典时，台上四十八人登歌，伴奏七十七人；堂下四面乐悬，一百七十人演奏，再加上伴舞（八佾、文武二舞）各六十四人，艺人总数多达四百二十三人，钟、鼓齐鸣，琴瑟合奏，场面煞是壮观。
我们现今大型交响乐队的演出阵容通常也才100多人，与之相比，也是相形见绌。
十部伎是十支宫廷乐队，专门提供宴会时的文艺演出，原则上也是礼仪性音乐，但在音（歌）、乐、舞的内容上更加丰富多彩，音乐风格囊括汉以来宫廷宴会享受的燕乐、俗乐及胡乐。
十支乐队分别为：燕乐伎（太宗640年由雅乐、胡乐和俗乐融合而成的一种音乐）、清乐伎（汉代以来的传统俗乐）、西凉伎（龟兹伎和清乐融合而成的音乐）、天竺伎（印度音乐）、龟兹伎（库车音乐）、疏勒伎（喀什噶尔音乐）、高昌伎（吐鲁番音乐）、康国伎（撒马尔罕音乐）、安国伎（布哈拉音）和高丽伎（高句丽音乐）。
只是看名字也知道，唐宫廷宴会的仪礼音乐实际上是东流至唐朝的古代丝绸之路音乐的大组合。
在新年、夏至、皇帝接受朝贺的日子、盛大节日以及接受外国使臣觐见，他们都有演奏任务。每支乐队的乐器、舞曲、服饰、乐曲均有规定，各具地方特色，比如康国伎就以胡旋舞闻名。即使以现代眼光看，唐代宫廷的演出也是妥妥的“国际范”呀。
顺便说一下，传入日本的“雅乐”实际是中国的胡俗乐。唐代合奏乐器的种类远比今天日本雅乐的管弦（八种）要丰富。而且，除了‘笙’之外，当时还有演奏和声的乐器存在。
日本雅乐实为唐代宫廷俗乐
“十部乐”所使用的乐器不仅包括了管乐器、弦乐器、打击乐器等全部种类，而且各类乐器的多样性也令人吃惊。可以说，演奏和声的大管弦乐是唐代音乐的主体。
倘若我们进一步联想，在同一时代（7—9世纪）的欧洲还是单旋律的教会音乐占主流，可以想象唐代音乐是多么先进。
在唐代，人们演奏着当时世界最高水准的音乐，乐器的数量和种类即使与现代的交响乐团相比也毫不逊色。
美美与共——音乐大同
唐代宫廷乐的高潮是由一位皇帝——唐玄宗推动。这位唐代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不仅创造奢华浪漫的开元盛世，还是一位重度文艺爱好者，才华横溢，音乐造诣极高。
玄宗继位后设立新的二部伎和太常四部乐制度。二部伎并不是简单的将乐团分成坐、立两部，而是以胡俗乐为内容，按照雅乐堂上登歌、台下悬乐形式对其改造，形成融合雅胡俗的新型仪礼乐，代替古老雅乐，并以礼仪乐的形式大为传播。在当时是对雅乐的革命性创新。
玄宗好胡乐、胡舞，还酷爱法曲，专门设置两个音乐讲习机构推广艺术教育。其一是宫内女子音乐学院——内教（女教）坊，专门教习女子宫廷雅乐、胡俗两乐，用于娱乐。
后来又扩张宫外左右教坊（外教坊），培养出许多优质的女子偶像，“十家三国争光辉”便是指当时在宫圈最红的天宝“卡戴珊家族”——杨氏三姐妹。
在这位大皇帝的助推下，宫廷娱乐活动风生水起，来自西域的胡旋舞风行长安。皇宫大宴时，几百名宫女一起旋转，震撼程度丝毫不亚于现代爱尔兰的“大河之舞”。
我们都知道杨贵妃就是籍此脱颖而出，却不知人见人厌的高力士也是胡旋舞高手。在现今唐代遗留的壁画中，可看到许多描绘胡旋舞的场面，可见其在当时的流行程度。
明皇帝创办的另一所皇家艺术学院——梨园，专门教授法曲。法曲是当时的俗乐，音乐风格柔和、细腻，充满艺术感。
梨园设本部和四个分院（太常、常春、宜春和小儿坊），是以弦乐为主的坐部伎优秀成员为主体的混合团体，由皇帝亲自在本部教授，作曲，很快就成为当时的俗乐中心。
在一次杨贵妃生日宴时，梨园的少年天团（十五岁以下独立组成的小部）曾以一首《荔枝香》红遍京都，收获万千点赞。
这些举措最终促成（河西）胡部新声与道调法曲的合作，形成新的俗乐。天宝十三年成为宫廷音乐达到顶点的标志，并开启胡曲中国化的新时代。
“西凉创作、明皇润色”的《霓裳羽衣曲》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新俗乐也成为大众流行音乐，在民间广泛传播，极大促进唐代诗歌的繁荣与流传。
兼容开放——文化新生
古代音乐的三个中心是西亚、印度和中国。在唐之前的百年时间，西亚、尤其是波斯（伊朗）音乐、印度的佛教音，以及新的乐器不断传入中国，但都保持各自独立的状态。唐以更开放的姿态，包容各种音乐风格，并大胆创新，最终将外来音乐融入本土文化，促成中国音乐史上最发达的时代。
与前期相比，唐的乐器更加丰富，据说多达三百多种。但是，没有外来音乐，就没有唐代音乐及音乐诗歌的繁荣，没有吸收融合，也没有本土文化的活力再生。
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美好，而且，属于一个特定时代的美好事物不可能被原样移植到别的时代，但我们只有了解过去曾有过的，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培养美好的东西。
唐朝乐队因为仰慕唐而得名，九色因为热爱唐而得名，时代不同，领域各异，却殊途同归，都希望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之道。
唐朝乐队在三十多年前的尝试，让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新生命，不妄自菲薄，不狭隘自大，以开放、兼容的心态，发现文化表达的更多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