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我在温州任市委书记，已年满61岁了，按照干部任职年限，我向市委和省委提出了办理离休手续的申请。因我家在宁波，省委同意我在宁波办理离休手续。这年的3月26日至4月6日，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正式确定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次会议和这个纪要，将我国的对外开放推向了新的高潮。4月29、30日两天，正好是我在温州市委书记任上的最后几天，国务院主管对外开放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同志来温州检查国务院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精神的贯彻情况，之前几天，他在宁波实地考察了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预选的小港、北仑港和宁波老港，到温州后，由我负责接待他。在陪同他的过程中，我对国务院座谈会的主要精神和宁波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84年4月，谷牧视察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预选地址小港。
5月3日，我正式从温州市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回到宁波准备办理离休手续。当时宁波市领导希望我帮助他们搞对外开放工作。4月中旬，宁波市委已建立了宁波市对外开放领导小组，由市长耿典华同志任组长，副组长有分管副市长陈哲良等同志。市委决定我到宁波对外开放领导小组当副组长。我在市对外开放领导小组大概半年多一点时间，从5月到年底。10月18日，中央批准宁波在小港地区兴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3.9平方公里。10月22日，市委研究决定要派一些人去负责建设和引进工作，正式成立开发区管委会筹备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之前，市委书记葛洪升同志找到我，说：宁波要筹建开发区，你暂时还不能离休，那里急需要人，你虽然年纪大了一点，但还是想请你去，而且要住在那里，希望尽快把开发区搞起来。我说：“我是废物回收利用。只要组织上需要，我就干。”就这样，我带着铺盖行李去了开发区。
从各部门抽调去开发区的共有30多人，那时人已到开发区了，工作也已展开，但组织机构还没有规范地建立起来，开发区主要工作由我与陈哲良负责，我们的分工是：项目引进、重大决策、对外工作等由陈哲良负责，他是实际上的管委会主任。开发区现场的事、内部管理上的事则由我负责，我是实际上的党委书记，大家也按过去的习惯就叫我“张书记”。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要到1985年的9月23日才正式发文成立，开发区党委的建立也是在同期。但我们对这些名义上的事情都不计较，只是一门心思想把开发区的工作做好。
当时的条件确实艰苦。划为开发区的地方基本上是一片荒野滩涂加几个渔村农庄，以盐碱地为主，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先说“行”：小港位于宁波甬江出海口的南侧，离宁波市区虽只有18公里，但没有直通公路，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宁波到镇海再摆渡，到对岸再步行5里；另一条是从宁波到大碶，再沿泥石小路走过小山道，翻越山岭曲折到达小港，往返一趟一般需要三四个小时。有的市区去的同志早出晚归，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后回家早己是“万家灯火”了。再说说“住”：在那儿工作，想要经常回家是不可能的，我们干脆长期住在工地里。刚去时我们住在蛟山脚下一幢租用的民用平房里，民房拆掉后我和一起去的同志住在一个工棚里，再后来搬到一个风力发电站的房子里，4个人或6个人同住一间，基本上是工程建设到哪里，我们就住在哪里。不久又搬到新盖的两排简易活动房里，1986年8月底的一次强台风，活动房顶的石棉瓦都被大风刮走了，会议室几乎被吹走，没办法，我只好带着大家打桩，拉绳子加固，麻袋里装上泥土压在石棉瓦上，连续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再来说“吃”：搭了个大棚就是食堂，那可是一百来人一灶真正的“大锅饭”啊，上自管委会领导，下至普通职工都在一个锅里吃，每人一菜一汤，大热天食堂就像个“蒸笼”，实在受不了，有的同志就捧个饭碗在食堂外的车棚里吃。有一次我也在车棚里边吃边等一位同志，我的身旁停着一辆面包车，突然一声巨响，一块20多斤重的大石块穿过车棚直砸到面包车上，将面包车从顶到底砸通了，原来是旁边在开山炸石。要不是有面包车挡着，这石头砸在地上碎石乱飞，也许我就“光荣”了。从这件事中我也意识到开山炸石弄不好会出事故，所以以后我反复强调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宁波开发区启爆建设
搞开发区，第一难是没有经验，我们谁都没搞过这块工作啊！就是在全国，这也是一件新鲜事，唯一可供参考学习的就是深圳特区，于是我们一群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那儿学习取经，但各地情况不一样，真自己干起来还是很难，于是我们决定千头万绪还是从基础建设开始吧。
因此，开发区的建设是从修路拉开帷幕的。1984年12月，随着沙蟹岭上的一声炮响，通往市区的江南公路动工了，直到1987年9月，这条全长23公里的二级公路才全部竣工，此路一通，车辆通过能力大大提高，拉近了市区和小港之间的距离。
1985年1月底，我和其他7位同志一起前往上海与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洽谈开发区基础设施工程承建事宜，我的身份由党务、行政领导转向了与人谈合作、谈“生意”的企业管理者。农历大年初一“十三冶”的千人施工队伍从上海赶赴宁波，前往开发区参加建设，当60多辆翻斗车、铲车、起吊机、装卸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过市中心的灵桥时，正在欢度春节的人们夹道观看。我们就这样硬是靠机器装、人工拉，先后将92台大型施工设备顺利运抵工地，在小港摆开了一个千人大军会战“七通一平”（道路通、给水通、电通、排水通、热力通、电信通、燃气通及土地平整等的基础建设）的战场。
横水山，是开发区内一座有75万立方米土石的小山，占地6公顷，也是开发区内的一只“拦路虎”，如果搬掉这座山，就可以开发出2.2平方公里的开阔地。1985年3月25日，震天动地的爆破声响起，从移平横水山开始的开发区“七通一平”工作全面展开。总包起步区1.3平方公里内“七通一平”基础设施工程的“十三冶”一边炸山，一边回填。上千人的建设大军苦干了28个月，终于完成“七通一平〞任务，为开发区建设立下了头功。
开发初期的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与此同时，开发区其他建设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为了赶时间，争速度，我们常常晴天一身灰和汗，雨天一身泥和土，日程表都安排得满满的，根本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1986年的春节，我没有回家，是在工地上与建设者们一起过的年。3月19日，兼任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组长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再次视察开发区，与他初来选址时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他被几千人挑灯夜战、热火朝天的壮观场面所感动，他坚持不肯住市区宾馆，非要在开发区搭建的小平房里住两夜，食堂的伙食比较差我们很过意不去，但他坚决不同意我们加菜，与我们围在一起吃饭，边吃边聊，十分开心。
搞开发区，第二难是缺少资金。刚开始真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对付资金缺口，第一办法是“贷”：按照当时国家的规定，开发区起步区1.3平方公里就向国家贷了1.3亿元，包括征地拆迁、“七通一平”在内，但贷来的钱是要付利息的，不能乱花，只好精打细算，最后我们只花了7000万元，剩下5000万元造了厂房，还造了给外宾和重要客商居住的两栋别墅和一个宾馆。第二个办法是“省”：就是要节约，比如当时有一项围堤工程预算要97万元，我们就了解一方石头要多少钱，总共需要多少方，调查清楚后就要求不要到外地买，因为附近就是山，可以就地取土石，结果这项工程只用了26万元。又比如跑到上海购买人家用过的暂住房材料来搭建开发区的临时用房，为了省点钱还跟人家讨价还价。条件实在太艰苦，市里对到开发区工作的人给予一个月20元钱的补贴，这也是低得不能再低的了，因为实在是没有钱啊，不过我们都没有任何怨言，因为艰苦奋斗早已成为习惯了。
搞开发区，第三难是企业和项目的引进。我们认为先引进的项目或企业起点一定要高，因此我们对各方面都很挑剔，要求够先进，技术含量够高，是国家需要的并能够消化的等等。当时我们了解到中科院有国家钕铁硼生产的试验点，是很先进的产品，就专门跑到北京请中科院电子研究所所长、解放前浙东临委书记、解放初宁波市军管会副主任、地委书记的顾德欢同志穿针引线，由我们出厂房、出资金，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中科院出技术、派专家，双方合作，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这个项目最后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在很短时间内，开发区内路、电、冷水、热水、电信、污水处理、供热，以及标准厂房和住宅等基础设施完成得非常到位，同时还有经济上、服务上的优惠政策，地域上的便捷等，开发区完成了“筑巢引凤”的各项工作。
1985年8月，总投资81万美元的外商独资企业宁波佳音音像有限公司正式落户，拉开了开发区吸引外资的序幕。随后，前来洽谈的主要先是华人，继后有了日本人、印尼人，再后来欧洲、非洲的客人也络绎不绝。
2004年底，时值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20周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北京举行了纪念大会，我应邀参加，会上发给我们每人一只铜质拓荒牛纪念品。对开发区发展来说，我们也许只是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但以最大的努力实践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北有大连，南有宁波，要赛一赛”的要求。回首当年，诚如谷牧同志在拓荒牛纪念品底部的题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本文选自《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宁波卷），2014年7月出版。文章有删减，图片为编者所加。作者张永祥，曾任温州市委书记、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书记、宁波大学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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