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眼里,《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清代学者章学诚眼里《史记》是“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然而这些并不足以概括《史记》的真实价值,探寻一本著作的意义,还要从作者出发。实际上作者司马迁很早就已经对我们述说了《史记》的创作初心,在《报任安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段话不但是对《史记》的高度概括,更是对司马迁心血凝结的核心所在。

历史文人对司马迁对史记的评价(司马迁写下史记的三层含义)(1)

《史记》

究天人之际

根据司马迁的自述得知,《史记》分为了三个层次,其中究天人之际便是第一次。字面的理解来看,只是探究天道和人道之间的边际,但司马迁所透露出来的深意远不止此。司马迁属于儒家,在儒家思想中规矩使然,每一个层次之间都有着严格的规定,逾越则是不可饶恕的。比如儒家讲究修养,以仁、恕、诚、孝为主;特别看重一个人的品德行为。然而在历史当中却多是品德不佳夺得天下的案例,又或者是多有好人不长久,坏人万万年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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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撰写史记

其中最典型的就有秦朝的建立,不但是在后世人的评价当中,哪怕是身处于汉朝时期的汉朝人也都认为秦朝成为正统很不可思议。秦原本只是一个边陲小国,而且文化修养方面不如中原地区。就如同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提到的:“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在道德修养方面,数鲁国和卫国最差,但秦还不如这两个国家。在军事力量方面,三晋赵魏韩的兵力也比秦强。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秦能统一,击败一个又一个强敌呢?也正是因为没办法解释,所以才有了后面的一句“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司马迁将这些归为了捉摸不透的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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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

同样的案例还有汉朝的兴起,相比起韩信,刘邦统帅能力不如他;管理才能又不如萧何,运筹帷幄又不如张良。然而得到天下的却是刘邦,一个早年前混迹街头的混混。在道德修养上,刘邦曾做过为了逃难抛弃子女的事情,论品德刘邦曾多次蹭吃蹭喝不事农桑。总体来看刘邦与皇帝的距离都很遥远,但历史偏偏就选择了他。这同样无法解释,司马迁只能形容道:“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一样是归咎为天意。

实际上这是司马迁的故意为之,而不是对无法解释的事情做出强行解释。之所以说故意,是因为司马迁着重强调了偶然和原则的关系。强调天意是为了起到警示作用,天下那么大,王朝兴衰绝不是一个人可以左右的,像秦始皇和汉高祖,都属于偶然。比如很多人在做坏事会心存侥幸,某人做过就没发现,我不明显就不怕发现等等;这也就失去了原则,相信了偶然。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如汉高祖一样幸运,平凡人就应该遵守原则。而偶然和原则之间的界限,就是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第二阶段目标,但在了解之前需要带上一个问题,那就是“历史存在规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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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


答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历史无法复制,虽然王朝的更迭、朝代的兴衰以及战争、灾难;这些看似都有着一样的诱因。比如王朝兴衰多于女人有关,夏朝的妺喜,商纣的妲己,周朝的褒姒;又比如战争的爆发多和地方分裂吞并有关,比如周王朝的诸侯,汉朝的州牧,唐朝的节度使等等。但这些所谓规律只是古今之变,就如同大树生长一般,属于常识不属于规律,司马迁也没有必要去研究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那么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是通的什么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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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规律

透过表象看本质,历史中出现了很多历史人物,每个单独个体都有着不同的个性。但这些性格不同的人会生活在一片天空下,国家发生战争,那么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但有趣的是,面对同样的困境时,每个人的反应也会不同。这就是司马迁所探索的“变”;那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后,采取什么样的做法,事实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改变。这背后的规律,才是影响一段历史的关键。毕竟历史的组成部分中,人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成一家之言

在达到前两个阶段之后,司马迁的最后一个挑战便是“成一家之言”。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一家并非说只此一家,而是指的特殊独立。记录历史的史学家不计其数,单纯去记录文字和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就如同现在我们讲故事,故事本身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无非是人物情节和发展逻辑。那么做出不同区分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灌输在故事中的精神和价值观。而司马迁的价值观就是不断怀疑,作为历史收集者,他写下的就是真实历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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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

出乎意料的是,想要成为一家之言的司马迁没想到《史记》成为了二十四史之首,更是被冠与了太多名号。以至于后世人在探究历史时缺乏了思考,认为既然出自于《史记》,那么可信度不用排查。其实并非如此,《史记》成为一本著作,甚至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原因在于《史记》本身的艺术价值,和纪传体的开创。并非是因为《史记》中记录的都是正确的,这本不是司马迁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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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将自己的精神和价值观灌输在了《史记》当中,他想要的是读者的思考和怀疑。为什么会这么写?作者想要表达什么?这才是司马迁喜闻乐见的事情。这一点也很好印证,在《史记》的体例当中多有冲突,或者是打破常规的做法。比如本纪是记载帝王的章节,然而司马迁却写下了《项羽本纪》,而这就是引发读者思考,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实际上司马迁认为灭秦的并非汉,而是楚。这也就是司马迁的价值观,真实直接不隐瞒,正如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的作者)的评价一样:“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正是司马迁的独特和不迎合(不因为汉朝成为正统,就不推崇项羽。),才成就了《史记》的一家之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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