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问题，表明党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进展，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明确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会议?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明确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会议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问题，表明党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进展。
（一）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和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第一次国共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全国各地积极创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此前，国民党名义上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但其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地区和海外存在，工作也仅在狭小的上层，缺乏下层群众基础。共产党员在军阀统治下的地区，进行了艰苦的宣传组织工作，建立国民党组织。这一时期，许多国民党省市党部的负责人，如北京执行部的李大钊，湖北省党部的董必武，湖南省党部的何叔衡、夏曦等，都是共产党员。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还着手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孙中山虽然懂得武装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但他屡次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手中没有一支自己掌握的军队。国共合作实现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定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创办一所军官学校，他亲自兼任军校总理，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对于创办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全力支持，不但派遣周恩来等一批优秀党员到军校任职，而且还从全国各地选送了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黄埔一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五六十人，占这一届学生的十分之一。
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潮由南而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全国传播。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上海、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地也相继组织了国民会议，各地民众团体纷纷通电拥护。
党的三大之后，一度低落的工人运动也得以复苏和发展。1924年7月，在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广州沙面租界，数千名中国工人举行政治罢工，抗议英法租界当局限制中国工人自由出入沙面租界，连华人警察也参与了罢岗，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成为新一轮工人运动的起点。
农民运动也有了很大发展。1921年党的一大之后，就有党员在浙江萧山的衙前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1922年7月，彭湃也在他的家乡海丰县组织农会，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国共合作实现后，广东各县的农民纷纷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的斗争。经共产党人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1924年7月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员彭湃、阮啸仙、毛泽东主持，为农民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就这样，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新气象。
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国民党右派分子开始了他们的反共分裂活动，反对和破坏刚刚形成的国共合作局面。
国民党一大前的1923年11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就秘密上书孙中山，污蔑鲍罗廷和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只是由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心已定，坚决驳斥其谬论，才使改组工作没有停顿下来。但是，国民党右派并没有就此罢休，1924年6月，他们又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借口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设有“党团”一事大做文章，声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国民党内“绝对不宜党中有党”，也就是要同共产党人分手。这年8月15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广州举行。会上，国民党右派再次“弹劾”共产党、重弹反对国共合作的陈词老调，遭到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有力驳斥。这次会议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言行不得不有所收敛。
尽管如此，随着国共合作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必将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也将更为复杂化。为应付复杂的形势，解决革命中面临的许多新问题，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决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就致函所属组织，要求各地党组织对于党的三大以来的各种政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在小组会议上提出讨论，将结果报告中央。个人有特别意见者，也要求写成意见书，由党的委员会或组长汇寄中央局。同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召开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其中说，党的四大定于11月开会，应出代表之地方及俄、法两特别组应召集同志开大会，推选代表于11月14日前到沪，开会地点在上海。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到12月才能到达，中共中央又决定将大会改在12月20日后进行。
1925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大会的会址选在华界，又靠近租界，华界和租界的警探都不甚注意。这是一栋石库门里弄的小楼，楼下是客堂，二楼的房间布置成教室，有课桌、黑板，大会就在“教室”里举行。楼梯口装有拉铃，如有警探进来，就通知楼上，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而拿起英语课本，借口私人办的英语学校为掩护。三楼的房间作为外地代表的临时宿舍。
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代表们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中国政局的分析，对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基本表示满意，同时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织上的错误，如技术上组织的欠缺及执行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的迟延，提出了批评与建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并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的决议案。
大会集中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组织工作、群众工作上如何准备等问题。会议顺利地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决议案。
大会最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的决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选举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接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5人组成中央局，并确定了中央领导机构的具体分工：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派到各地的有：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李维汉驻长沙，项英驻汉口，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向警予后来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
（三）
党的四大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是直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1922年党的二大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制定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但对中国民主革命中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关系，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到了1923年党的三大，进一步明确了现阶段党的中心工作是联合各革命阶级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制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但在三大上，有不少人认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能站在资产阶级的从属地位。可见，在党的四大以前，党对于怎样去实现民主革命纲领，如何去贯彻这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仍不能给予理论上的正确回答。
促使党的四大明确提出领导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比较正确的指示。1923年5月，也就是党的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强调指出：“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此外，共产国际还要求中国共产党注意农民问题，认为这是“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
那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间还没有电讯联系，中俄相隔遥远，所以大会召开时未能收到这份指示，故党的三大上没有明确提出领导权问题。
对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
党的四大对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的政治态度作了分析，认为买办资产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小商人和手工业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识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民族民主的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占中国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那么，如何才能取得领导权，决议强调：“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四）
党的四大还专门讨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经济落后的中国，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党的四大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多的经验教训，强调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左”的倾向表现为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但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一是以为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共产党的工作；二是共产党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开展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三是以为“应该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
大会强调对于党内出现的“右倾的危险，我们的同志应该时刻警戒在心”。共产党应该做到：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自然，这次大会也有其自身的不足。例如，大会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阶级，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作出正确的认识。这次大会虽然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但领导权如何去取得，又如何处理同国民党右派即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等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政权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也没有引起大会的足够注意。这时，刚刚从苏联回国的彭述之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而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意即革命领导权无须经过斗争就能取得，他的这个观点不能不对大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党的四大之后，以五卅运动为起点，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到来了。广大共产党人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与国民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并迎来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作者单位：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