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大理，你最开始想到的是什么？春风中，灼灼盛开的茶花？苍山的雪，还是洱海的一弯新月？
记得高中时读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读到天龙寺一战，吐蕃护国法王鸠摩智初见到寺中辈分最高的枯荣大师，一句“有常无常，双树枯荣，南北西东，非假非空！”的偈语，简直不明觉厉，高深中有着一种思辨的趣味，于是，便早早对这天龙寺有了无限的向往之意。
天龙寺也就是崇圣寺。出大理古城，沿滇藏公路北行，很快就能看见逶迤起伏的苍山应乐峰下，崇圣寺那一大片红墙金顶。作为其标志的崇圣寺三塔，高大挺拔，气势雄伟，正对着洱海的万顷碧波。
崇圣寺三塔是大理城的标志和象征、它也是中国南方最古老，最雄伟的建筑之一。购票进入景区，首先来到三塔广场，崇圣寺三塔由一大二小组成。主塔在前，两小塔在后，成“品”字形分布，布局统一、造型和谐、浑然一体。
三塔的修建时间有早有晚，前面的主塔全称“法界通灵明道乘塔”，又叫千寻塔。建于唐代南诏国时期(公元836年)，高69.13米，为16层方形密檐式空心砖塔，造型与西安小雁塔相似，属典型的唐代建筑风格。南、北两座小塔均距主塔70米，与主塔成等腰三角形。建造于大理国段正严、段正兴时期（公元1108——1172年）。两小塔皆高42.19米，是一对10级八角形密檐式砖塔，外观轮廓线为锥形，是典型的宋代建筑风格。
与中原佛塔多为奇数层颇为不同，三塔层数均为偶数，据说这缘于当时大理地区的观音崇拜，偶数层象征了观音菩萨的阴性特征。从形制来看，中原塔由基座向上直线收缩，下大上小，呈矩梯形，而崇圣寺三塔上下较小，中部较大，外部轮廓呈曲线变化，具有流畅的曲线之美，显得更为挺拔俊秀。
崇圣寺三塔修建至今，经历了上千年风雨剥蚀， 数十次强地震的考验，现都已偏离垂直线，呈现倾斜状态达400多年。明朝正德年（公元1506年）大理大地震，史载“城廓人庐尽圮，中塔(千寻塔)折裂如破竹，旬日复合，安然无莹”。这对于没有石基而直接在土基上修建的三塔来说无疑是一个奇迹。
千寻塔塔顶四角，原有金鹏鸟，相传大理地区多水患，要治水必先治龙，“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旧为龙泽，故以此镇之”。目前塔东照壁上有大明朝黔国公沐英之孙沐世阶所书“永镇山川”石刻，既有祈愿镇伏恶龙，消除水患之意，也表示出坚守这块国家千年领土的的决心。
崇圣寺三塔原是崇圣寺的一部分，走过三塔，沿着中轴线往里走，来到钟楼，楼高三层，内置16吨的南诏建极大钟，明代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写到：“三塔鼎立... ...诺四旁皆高松参天。其西由山门而入，有钟楼与三塔相对，势极雄壮”。
钟楼以第三层观景最好，南可远眺洱海，看三塔全貌，北可望雨铜观音殿。
从钟楼后面沿着宽阔的中轴通道，登上数十级台阶，就可进入雄伟的雨铜观音殿。雨铜观音铸于南诏中兴二年（公元899年），据传当时崇圣寺有一位高僧发愿募铸观音铜像一樽以祈佑国泰民安，“铸像分三节为范，肩以下先铸就而铜已完，忽天雨铜如珠，众共掬而熔之，恰成其首，故有此名”。此观音像高三丈，庄严静美，细腰跣足，造型精美，为南诏遗物。
崇圣寺所崇之“圣”为观音菩萨，当时，大理地区对观音崇拜极为盛行，自两汉时期佛教传人中国后，原为大乘佛教的观音菩萨在中国获得空前的崇拜。在随后一千多年的历史更迭中，观音信奉对中国的本土宗教和民间信仰都发生巨大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
穿过雨铜观音殿，便来到了辉煌大气的崇圣寺，它为原南诏、大理国皇家寺院。
古崇圣寺建于唐代南诏国丰祐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公元834至840年）时期。《蒙段诸异僧》记载：“原崇圣寺初建于诏初，为诏王阁罗风与吐蕃国师赞错证盟处，为吐蕃使臣驻地。”大理国内史《大理国僧分五类》载：“蒙氏崇道敬佛，而于城西建八大寺、四道观。其中最壮观为崇圣寺，国师居寺中”。另据《南诏野史》、《白古通记》等史籍记载，当时的崇圣寺“基方七里，周三百余亩，为屋八百九十间，佛一万一千四百尊，用铜四万五百五十斛”，有“三阁、七楼、九殿、百厦”之规模。
唐贞元十八年），骠国（今缅甸）国王雍羌和王子舒难陀，在南诏王异牟寻的陪同下到崇圣寺祈拜敬香，因而崇圣寺成为东南亚、南亚崇尚的“佛都”。
可惜的是，千余年来，历经战乱和自然灾害，特别是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战争，崇圣寺被毁于一旦，只有三塔完好地保留下来。现在的崇圣寺三塔文化景区，多为当代新建而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三塔保护为核心，被毁的崇圣寺逐步得到恢复和重建。建筑群落按主次三轴线、八台九进十一层布局，主要建筑有金翅鸟广场、山门、护法殿、弥勒殿、大雄宝殿、阿嵯耶观音阁、望海楼、罗汉堂、千佛廊等。各殿堂佛像以《张胜温画卷》（又称《大理国梵像卷》）及明代梨广修所塑的筇竹寺“五百罗汉像”和三塔中发现的文物为蓝本，按大理多元文化、佛教禅宗密宗兼容并蓄的特色浇铸布局。
今天，崇圣寺最具传奇色彩的，就是高僧殿里铸就的9位舍弃江山。不恋俗尘，到此出家为僧大理国国王的故事。
大理国22代国王中，从第二代段思英，即位一年就进人崇圣寺出家开始，分别有大理第八代国王段素隆，第九代段素贞，第十一代段思廉，第十三代段寿辉，第十四代段正明，第十五代国王，也是天龙八部》中段誉之父；段正淳，大理第十六代国王，也是《天龙八部》中段誉：段正严，大理第十七代段正兴等九位国王出家为僧。
在我国古代历史中，帝王出家为僧的事并不多见。为何独有大理国诸王甘愿放弃人间至尊的帝位，选择出家为僧呢？
首先，自大理国创始，政权的特殊性就埋下了政治隐患。公元937年，南诏国大将、后晋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当地贵族高方、董伽罗，消灭大义宁国，定都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国号"大理"。段思平称帝。参照南诏国、中原政权的特点，结合云南地区的民族传统，段思平对高方、董伽罗等众多开国功臣按功行赏，分封诸侯。世袭罔替并领有封地。
在大理国前期，这种“分封制”稳固了统治基础。但是时间一久，这种体制就暴露出了弊端，王权，诸侯，贵族，权臣自成体系，形成势力集团，多方力量错综交织，轮番上场，争权夺利，使得政治生态复杂，政局不稳，王位动荡，国势衰退。
大理国传至第二代，就出现了混乱。《滇史》记载，段思平的儿子，王位继承人段思英性情残暴，荒淫无度。段思平对他很失望，在临终前就将国政托付给弟弟段思良。段思英继位才不到两年，段思良就联合国相董迦罗发动政变，段思英被迫退位，选择了避祸为僧，开辟了大理国国君出家崇圣寺之先河。
在各种政治集团的政治野心和铁血手腕下，各代国王有的在争权中失败，被废为僧，如段思良。有的因政权不稳而为之，如段正严。有的因权臣篡权窃国被迫下台。如段寿辉，段正明，还有因新王即位，原国王退位让贤，出家为僧，以安定人心。
《天龙八部》中大理世子段誉的原型，宪宗段正严（1083——1176），又名段和誉，在位期间对内勤于政事，爱民用贤，对外遣使来朝，臣服于北宋，受拜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滇云历年传》云：“励精图治且四十年之久，究亦不能挽回万一，盖势之所趋如水之就下，回狂障决不可得矣”。段正严虽然为政清明，但他在位期间权臣高氏爆发激烈的内讧引起政局动荡，诸部不时反叛，天灾频繁，心力交瘁，加之诸子内争外叛，只能禅位于段正兴，出家为僧。
终其大理一朝，这种政治体制的先天不足，以及在位者的无力改变，使得他们对王位的眷恋度很低，不乐为帝，主动禅位成为政治常态。同时，觊觎皇位者也不多，期望值也不高。即使如杨义贞、高升泰先后夺位称帝，也只是短暂执政。因而段氏王权得以维系22代、317年。
另一方面，佛教道义与儒家文化思想与融合，成为大理统治阶级的执政思想。大理临近佛教发源地天竺（即印度），南诏时期，印度密教、汉地的禅宗、藏传佛教等宗教文化在大理的交汇融合。特别是南诏之后的大理国，有“佛国”“妙香国”之称，"伽蓝殿阁三千堂，般若宫室八百处"，就是当地佛教兴盛的写照。
作为统治者的段氏先祖，原为河西走廊武威郡望族，武威是古代佛教圣地，中国最伟大的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曾在武威译经十七年。大理国立国之君段思平就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佛教徒，段素英在位时，笃信佛教，刺文著述《传灯录》，他还行开科取士，以僧人读儒书者应考，这些人称"释儒"。官吏多从"释儒"中选任，这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事。
段智廉在位时，派人到宋朝求得《大藏经》1465部，放置在大理都城内五华楼。公元1056年，缅甸国王曾两次来崇圣寺迎佛牙，段思廉在寺中以玉佛相赠 。退位出家后，他在浪穹观音山建大兰若寺，以禅修身，收弟子百人。又建禅台于恭罗崖、建水目山八寺等，号本源大法师。81岁时无疾而终，建舍利塔于玉案山。
段正严退位后，度过了39年的寺僧余生，享年94岁，也是大理国高寿的国王，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
在这样佛教思想浓郁的国度，大理国政权斗争血腥味甚少，战争与杀戮不是最主要的选项，废掉国君的方式就是逼其退位，帝位几乎都能比较和平地转移、交接。对国王来说，若王权受到挑战、生命受到威胁时，很少有调兵伐罪、拼死一搏的打算，往往把国家的灾祥祸福归之于“天命”，因而顺从地选择退位，以求得上天原谅，保江山社稷长存。
段寿辉在位时，"日月交晦，星辰昼见"，在位仅一年，就退位避祸。段正严在位时，地震、彗星、火灾等天灾多次发生，象征国运不祥，这也是促使他后来退位为僧的原因之一。
在大理国，只要王出家为僧、抄经颂佛，修行佛法，不但可以保住性命，甚至还能在庙堂内外保持体面人望。他们虽然不再是国君，但待遇却远超一般僧人。大理国民谣曰：“帝王出家，随臣一邦，嫔妃一串，素裹红妆。出家犹在家，举国敬菩萨，早晚拜大士，禅室如世家”。
佛系的国度，佛系的国民，造就了佛系的政治，佛系的国王。
从崇圣寺溯回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书中说：“天龙八部”的名词出于佛经。八部包括：一天众、二龙众、三夜叉、四乾达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睺罗伽。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天龙八部、人与非人，皆遥见彼龙女成佛”。
“非人”是形貌似人而实际不是人的众生。因此。无论为首的“天众”，”龙众“，还是其他的神道，虽是人间之外的众生，各具神通，却也无法远离无常，摆脱轮回之苦，它们都有着尘世的欢喜和悲苦。就像这崇圣寺古佛青灯下曾经的大理帝王，在尝尽人间的悲欢离合后，能听从内心的召唤，安静地选择了出家为僧，作为人生的最后归宿，何为家仇国恨、何为复国归政，都是梦幻泡影，过往云烟。
来时无迹去无踪，去与来时事一同。何须更问浮生事，只因浮生是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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